五八 農民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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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武帝時代，豪強之徒兼并土地，武斷鄉曲的情形已經十分嚴重。
官僚地主瘋狂追逐财富，聚斂金錢，霸占田宅、畜産、奴婢，往往采用非常殘暴的手段，使農民陷于極端困苦之中，貧苦民衆賣妻鬻子的現象屢見不鮮。
西漢王朝外事四夷，内興功利，耗盡了文景時代府庫的積蓄，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使社會矛盾益為激化。
針對這種情形，董仲舒曾經建議限制土地兼并，廢止奴婢制度，政府則薄賦斂，省徭役，以調整階級關系，維護社會的安定。
不過，這樣的建議在當時并不能夠真正實行。
漢武帝時代，已經多有民衆起兵反抗暴政。
脫離政府控制的流民的數量，也往往使最高統治者震驚。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流民多至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每逢災年，經常發生饑民人吃人的悲慘情形。
“巫蠱之禍”發生之後，漢武帝沉痛追悔往事，決心與民休息，否定禁止以往苛暴之政，以發展農耕經濟作為執政的基本原則。
昭宣時代，社會相對穩定。
然而統治集團的腐敗黑暗，積弊已深，豪強的暴發和農民的流亡，已經難以遏止。
膠東（首府在今山東平度東）、勃海（郡治在今河北滄州東南）等郡國農民發起的暴動，規模已經相當驚人，甚至發展到攻占官府、解救囚徒、搜奪市朝、劫掠列侯的程度。
元成哀平時代，貴族、官僚、豪強競相侵霸土地，導緻農耕生産秩序的嚴重破壞。
豪富權貴霸占良田，役使貧民，成為極其普遍的情形。
漢成帝時，外戚王氏當政，紅陽侯王立在南陽占墾草田達幾百頃之多，連貧民所假少府陂澤而開辟的熟田也在占奪之列。
他又把霸占的土地賣給國家，所得報償超過時價一萬萬錢。
又如丞相張禹占有泾渭之間可以灌溉的最肥沃的良田多達四百頃。
這樣的肥美田地，在漢武帝時代已經被稱為“土膏”，号稱其價格至于每畝一金。
漢哀帝時，寵臣董賢得賜田千餘頃。
董賢死後家财被斥賣，所得竟然多至四十三萬萬錢。
殘酷的土地兼并，使得無數小農破産。
而他們肩上的沉重壓力，還包括賦役的繁雜、刑罰的嚴苛等等。
漢哀帝時，鮑宣曾經論說，當時民衆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就反映了當時的情形。
頻繁而嚴重的自然災害，以及政府因本身腐敗和社會結構嚴重失序在應對變亂時所表現的無能，也是社會危機日益深刻的原因之一。
漢元帝剛即位時，關東地區因為連年遭受災害，流民進入關中。
所謂“谷貴民流”，成為當時政治危局的主要表象。
漢元帝永光年間（公元前43年至公元前39年），最高統治集團仍然為“民衆久困，連年流離”的現象而深深憂慮。
漢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關東大水，流民流移入關。
鴻嘉四年（公元前17年），又出現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多，青州、幽州、冀州等部形勢尤為嚴重。
在漢成帝在位後期，仍然災害頻繁。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幾種天災相互交并，蠶桑和農田作物都受到破壞，又有影響地域相當廣闊的嚴重洪災，史稱“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
因為農耕生産連年遭受慘重破壞，以緻百姓失業流散。
漢哀帝時，因自然災荒所導緻的流民問題依然是政局穩定的嚴重威脅，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因為連年歉收，天下空虛，百姓饑馑，父子分散，流離道路，流民人口竟數以十萬計。
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又曾經發生大旱和蝗災，青州地方尤其嚴重，民衆大批流亡。
如果不能得到及時的救助與妥善的安置，流民出于對社會的徹底絕望，很自然地會成為與現行政治體制直接對抗的社會力量，其破壞力之強，往往可以超過其他一切社會階層。
盡管西漢末年政府正式文書在說到政局的混亂的時候，多強調天災的嚴重影響，而當時惡劣的自然條件确實使得惡劣的社會條件的危害顯得更為顯著，然而，流民等社會問題發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自然災害。
漢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因為社會危機異常嚴重，曾經頒布诏書沉痛自責，其中說到“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并興”。
而漢成帝鴻嘉四年（公元前17年）春正月诏，也說到當時社會危機最主要的征象之一，依然是“農民失業”，“流冗者衆”。
西漢末年社會動蕩時期，流民多數集聚為對原有政治秩序在觀念上予以懷疑和否定，在行為上同時予以沖擊和破壞的社會群體，
官僚地主瘋狂追逐财富，聚斂金錢，霸占田宅、畜産、奴婢，往往采用非常殘暴的手段，使農民陷于極端困苦之中，貧苦民衆賣妻鬻子的現象屢見不鮮。
西漢王朝外事四夷，内興功利，耗盡了文景時代府庫的積蓄，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使社會矛盾益為激化。
針對這種情形，董仲舒曾經建議限制土地兼并，廢止奴婢制度，政府則薄賦斂，省徭役，以調整階級關系，維護社會的安定。
不過，這樣的建議在當時并不能夠真正實行。
漢武帝時代，已經多有民衆起兵反抗暴政。
脫離政府控制的流民的數量，也往往使最高統治者震驚。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流民多至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每逢災年，經常發生饑民人吃人的悲慘情形。
“巫蠱之禍”發生之後，漢武帝沉痛追悔往事，決心與民休息，否定禁止以往苛暴之政，以發展農耕經濟作為執政的基本原則。
昭宣時代，社會相對穩定。
然而統治集團的腐敗黑暗，積弊已深，豪強的暴發和農民的流亡，已經難以遏止。
膠東（首府在今山東平度東）、勃海（郡治在今河北滄州東南）等郡國農民發起的暴動，規模已經相當驚人，甚至發展到攻占官府、解救囚徒、搜奪市朝、劫掠列侯的程度。
元成哀平時代，貴族、官僚、豪強競相侵霸土地，導緻農耕生産秩序的嚴重破壞。
豪富權貴霸占良田，役使貧民，成為極其普遍的情形。
漢成帝時，外戚王氏當政，紅陽侯王立在南陽占墾草田達幾百頃之多，連貧民所假少府陂澤而開辟的熟田也在占奪之列。
他又把霸占的土地賣給國家，所得報償超過時價一萬萬錢。
又如丞相張禹占有泾渭之間可以灌溉的最肥沃的良田多達四百頃。
這樣的肥美田地，在漢武帝時代已經被稱為“土膏”，号稱其價格至于每畝一金。
漢哀帝時，寵臣董賢得賜田千餘頃。
董賢死後家财被斥賣，所得竟然多至四十三萬萬錢。
殘酷的土地兼并，使得無數小農破産。
而他們肩上的沉重壓力，還包括賦役的繁雜、刑罰的嚴苛等等。
漢哀帝時，鮑宣曾經論說，當時民衆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就反映了當時的情形。
頻繁而嚴重的自然災害，以及政府因本身腐敗和社會結構嚴重失序在應對變亂時所表現的無能，也是社會危機日益深刻的原因之一。
漢元帝剛即位時，關東地區因為連年遭受災害，流民進入關中。
所謂“谷貴民流”，成為當時政治危局的主要表象。
漢元帝永光年間（公元前43年至公元前39年），最高統治集團仍然為“民衆久困，連年流離”的現象而深深憂慮。
漢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關東大水，流民流移入關。
鴻嘉四年（公元前17年），又出現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多，青州、幽州、冀州等部形勢尤為嚴重。
在漢成帝在位後期，仍然災害頻繁。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幾種天災相互交并，蠶桑和農田作物都受到破壞，又有影響地域相當廣闊的嚴重洪災，史稱“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
因為農耕生産連年遭受慘重破壞，以緻百姓失業流散。
漢哀帝時，因自然災荒所導緻的流民問題依然是政局穩定的嚴重威脅，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因為連年歉收，天下空虛，百姓饑馑，父子分散，流離道路，流民人口竟數以十萬計。
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又曾經發生大旱和蝗災，青州地方尤其嚴重，民衆大批流亡。
如果不能得到及時的救助與妥善的安置，流民出于對社會的徹底絕望，很自然地會成為與現行政治體制直接對抗的社會力量，其破壞力之強，往往可以超過其他一切社會階層。
盡管西漢末年政府正式文書在說到政局的混亂的時候，多強調天災的嚴重影響，而當時惡劣的自然條件确實使得惡劣的社會條件的危害顯得更為顯著，然而，流民等社會問題發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自然災害。
漢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因為社會危機異常嚴重，曾經頒布诏書沉痛自責，其中說到“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并興”。
而漢成帝鴻嘉四年（公元前17年）春正月诏，也說到當時社會危機最主要的征象之一，依然是“農民失業”，“流冗者衆”。
西漢末年社會動蕩時期，流民多數集聚為對原有政治秩序在觀念上予以懷疑和否定，在行為上同時予以沖擊和破壞的社會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