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 昭宣時代的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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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社會情狀和基層行政特點以及若幹政治關系的深層奧秘，都有一定的感性認識，所以在他主持政務期間，能夠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政治風格表現出注重實效的傾向，于是一時官吏能夠大體稱職，百姓能夠安居樂業。
這樣的比較清明安定的政治局面的形成，絕不是偶然的。
漢宣帝十八歲即位，起初委政于霍光。
霍光死後，開始親理政事。
他努力整頓吏治，強化皇帝的威權。
為了打破霍氏集團左右朝政的局面，命令群臣奏封事，以疏通下情。
由于霍光專權多年，霍氏一門尊盛日久，橫霸朝野，奢侈無度。
漢宣帝借處理霍光子大司馬霍禹謀反一案的時機，廢皇後霍氏，又在朝廷一步步徹底清除了霍氏集團的勢力。
漢宣帝因統治的成功，被傳統史家稱為“中興之主”。
劉向曾經贊揚漢宣帝執政時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認為漢宣帝所創造的治世，甚至超過了漢文帝時代。
漢宣帝太子，也就是後來的漢元帝，幼年時也生活在民間。
這一經曆，也使得他對社會關系和政治過程，有不同于隻經曆富貴生涯的帝王們的認識。
而具備這樣的政治資質，是十分有利于把握高層政治管理的權力的。
漢昭帝時代注重經濟的恢複，終于使漢武帝奢侈無度、連年征戰所導緻的“海内虛耗，戶口減半”的形勢得以顯著扭轉。
漢宣帝繼續堅持“農者興德之本”的執政原則，推行積極招撫流亡人口，鼓勵發展農耕生産的政策，流民能夠還歸鄉裡的，政府給予公田種植，并且借貸種子和口糧，由政府提供基本生産資料，并且免除算賦及徭役負擔。
政府還重視積極組織災區的生産恢複，适時減免田賦，降低鹽價，以調動農民的生産積極性。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著名将領趙充國率軍平定羌人暴動。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因匈奴内亂，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臣。
邊塞無兵革之事，農人的賦役負擔得以減輕，這一形勢也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元康年間（公元前65年&mdash公元前62年），由于連年豐收，谷價降低到每石不過五錢，西北僻遠如金城（郡治在今甘肅永靖西北）、湟中地區（今青海西甯附近），每石也僅僅八錢。
這是西漢以來最低的谷價記錄。
漢昭帝還聽從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的建議，籴三輔、弘農（郡治在今河南靈寶北）、河東（郡治在今山西夏縣西北）、上黨（郡治在今山西長子西）、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等郡谷物，供應京師消費，減少了原先每年調運四百萬斛關東谷，用卒六萬人的運輸費用。
這一漕運方向的變更，顯然是以當時上述諸郡糧産的逐漸豐足為條件的。
耿壽昌還建議在邊郡築倉，在谷價低賤時增高其價而籴，在谷價高昂時減抑其價而粜，命名為“常平倉”。
這一建議的實施，取得了利農便民的效果，政府用于國防的軍糧儲備也得到了保障。
漢宣帝大力尊崇儒學。
他曾經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诏令諸儒集會，講論《五經》異同，并且親自稱制臨決。
同時增列《易》《尚書》及《春秋》博士。
太學的規模，在昭宣時期，有了成倍的增長。
西漢前期的丞相，多是功臣或功臣子，而西漢後期諸朝丞相，已經以掾史文吏和經學之士為主。
正是從昭宣時代起，政府高級官員的成分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掾史文吏和經學之士在上層決策機構人員構成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反映了當時政治文化形勢的重要演變。
自昭宣時期到西漢末年，丞相計二十一人二十二任，考察他們的出身地域，可以發現，其中齊魯人合計七人，八人次，人數占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三三。
以人次計，則占總人次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三六。
齊魯是儒學發生和發展的基地，是當時的文化重心地區。
齊魯人出任丞相者為多，說明儒學的政治影響力顯著增強。
這一文化現象，顯然是和昭宣以來推崇儒學的努力分不開的。
東方儒者在高級文官集團中終于成為多數，說明儒學對政治生活影響的愈益深刻。
漢宣帝雖然以尊崇的态度對待儒學，但是在行政實際運作方面，卻仍然比較注重任用有實際管理能力，熟悉法令政策的所謂“文法吏”，并且以刑名為基準考核臣下。
曾經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僚因罪處死。
太子劉奭（就是後來的漢元帝）以為當時持刑過于嚴酷，建議重用儒生主持政法。
漢宣帝則嚴厲訓斥道：我漢家自有制度，本來就是以霸道和王道雜和相用，怎麼可以單用德教，回複儒學倡導的周政呢！況且俗儒不了解時宜，喜好是古非今，使人陷入無謂的空論，以緻不知所守，這樣的人怎麼靠得住呢！
這樣的比較清明安定的政治局面的形成，絕不是偶然的。
漢宣帝十八歲即位，起初委政于霍光。
霍光死後，開始親理政事。
他努力整頓吏治，強化皇帝的威權。
為了打破霍氏集團左右朝政的局面，命令群臣奏封事，以疏通下情。
由于霍光專權多年，霍氏一門尊盛日久，橫霸朝野，奢侈無度。
漢宣帝借處理霍光子大司馬霍禹謀反一案的時機，廢皇後霍氏，又在朝廷一步步徹底清除了霍氏集團的勢力。
漢宣帝因統治的成功，被傳統史家稱為“中興之主”。
劉向曾經贊揚漢宣帝執政時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認為漢宣帝所創造的治世，甚至超過了漢文帝時代。
漢宣帝太子，也就是後來的漢元帝，幼年時也生活在民間。
這一經曆，也使得他對社會關系和政治過程，有不同于隻經曆富貴生涯的帝王們的認識。
而具備這樣的政治資質，是十分有利于把握高層政治管理的權力的。
漢昭帝時代注重經濟的恢複，終于使漢武帝奢侈無度、連年征戰所導緻的“海内虛耗，戶口減半”的形勢得以顯著扭轉。
漢宣帝繼續堅持“農者興德之本”的執政原則，推行積極招撫流亡人口，鼓勵發展農耕生産的政策，流民能夠還歸鄉裡的，政府給予公田種植，并且借貸種子和口糧，由政府提供基本生産資料，并且免除算賦及徭役負擔。
政府還重視積極組織災區的生産恢複，适時減免田賦，降低鹽價，以調動農民的生産積極性。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著名将領趙充國率軍平定羌人暴動。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因匈奴内亂，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臣。
邊塞無兵革之事，農人的賦役負擔得以減輕，這一形勢也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元康年間（公元前65年&mdash公元前62年），由于連年豐收，谷價降低到每石不過五錢，西北僻遠如金城（郡治在今甘肅永靖西北）、湟中地區（今青海西甯附近），每石也僅僅八錢。
這是西漢以來最低的谷價記錄。
漢昭帝還聽從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的建議，籴三輔、弘農（郡治在今河南靈寶北）、河東（郡治在今山西夏縣西北）、上黨（郡治在今山西長子西）、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等郡谷物，供應京師消費，減少了原先每年調運四百萬斛關東谷，用卒六萬人的運輸費用。
這一漕運方向的變更，顯然是以當時上述諸郡糧産的逐漸豐足為條件的。
耿壽昌還建議在邊郡築倉，在谷價低賤時增高其價而籴，在谷價高昂時減抑其價而粜，命名為“常平倉”。
這一建議的實施，取得了利農便民的效果，政府用于國防的軍糧儲備也得到了保障。
漢宣帝大力尊崇儒學。
他曾經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诏令諸儒集會，講論《五經》異同，并且親自稱制臨決。
同時增列《易》《尚書》及《春秋》博士。
太學的規模，在昭宣時期，有了成倍的增長。
西漢前期的丞相，多是功臣或功臣子，而西漢後期諸朝丞相，已經以掾史文吏和經學之士為主。
正是從昭宣時代起，政府高級官員的成分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掾史文吏和經學之士在上層決策機構人員構成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反映了當時政治文化形勢的重要演變。
自昭宣時期到西漢末年，丞相計二十一人二十二任，考察他們的出身地域，可以發現，其中齊魯人合計七人，八人次，人數占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三三。
以人次計，則占總人次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三六。
齊魯是儒學發生和發展的基地，是當時的文化重心地區。
齊魯人出任丞相者為多，說明儒學的政治影響力顯著增強。
這一文化現象，顯然是和昭宣以來推崇儒學的努力分不開的。
東方儒者在高級文官集團中終于成為多數，說明儒學對政治生活影響的愈益深刻。
漢宣帝雖然以尊崇的态度對待儒學，但是在行政實際運作方面，卻仍然比較注重任用有實際管理能力，熟悉法令政策的所謂“文法吏”，并且以刑名為基準考核臣下。
曾經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僚因罪處死。
太子劉奭（就是後來的漢元帝）以為當時持刑過于嚴酷，建議重用儒生主持政法。
漢宣帝則嚴厲訓斥道：我漢家自有制度，本來就是以霸道和王道雜和相用，怎麼可以單用德教，回複儒學倡導的周政呢！況且俗儒不了解時宜，喜好是古非今，使人陷入無謂的空論，以緻不知所守，這樣的人怎麼靠得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