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〇 洛陽才子賈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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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平息民衆的怨憤，反而會激起更強烈的反抗。
賈誼指出，“攻”與“守”，“兼并”與“安定”，“取”天下與“守”天下，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戰争時期謀求并兼與和平時期謀求安定，政治方針，政治策略，政治風格，也就是所謂“術”、“道”、“政”等，應當是有所不同的。
然而秦實現統一之後，卻仍然不能改變戰時的政治形式，所以“取之”的政策與所以“守之”的政策竟然沒有區别。
秦王朝最高統治者仍然以取天下的政治方針面對守天下的政治現實。
秦始皇的統治思想沒有能夠完成應有的時代性轉變，以這種思想為基礎制訂的關東政策自然表現為恐怖的虐殺和苛重的賦役。
其結果終于導緻秦王朝的迅速敗亡。
賈誼根據秦王朝滅亡的曆史教訓總結的所謂“攻守之勢異也”，所謂“取與守不同術也”的觀點，提出了治國思想的重要原理。
賈誼的這一認識，是《過秦論》的思想精髓。
賈誼先後多次上疏陳治安之道，這些奏疏被後世史家稱為《治安策》，又題《陳政事疏》。
《治安策》比較集中地反映了賈誼的主要社會思想和基本政治主張。
《治安策》作為賈誼有代表性的主要論著，也是體現對後世政論有重要影響的賈誼政論文風格的典型。
賈誼在《治安策》中對漢初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弊病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對策。
漢初以來，中央政權與諸侯勢力的矛盾，長期成為危害政治安定的嚴重隐患。
因為中央政府政策的寬容，一些諸侯王确有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傾向。
面對當時的這一形勢，賈誼建議及早采取有力措施抑制與朝廷離心的勢力。
他提出“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辦法，也就是多立諸侯而分别削弱其實力。
後來吳楚七國之亂的發生，證實了賈誼的政治預見。
而漢武帝時代“削藩”事業的成功，實際上也采用了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
賈誼還認為禮儀與法令，教化與刑罰不可偏廢，特别強調倡導禮樂，實行以儒學為主體的道德教化，以移風易俗。
漢武帝時代，确定了儒學在百家之學中的主導地位，實現了《漢書·武帝紀》所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曆史性轉變。
儒學地位的這種上升，當然已經超過了《治安策》中的設計，但是賈誼重視文化建設作用的治國主張，因為順應了曆史演進的方向，其曆史預見性得到了證實。
治國務在“安民”的主張，是儒學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
賈誼《新書·大政上》寫道，對于行政，“民無不為本也。
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
他又指出，民為邦本，民衆雖然至賤至愚，卻不可以簡慢，不可以欺壓。
“故自古至于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在任何時代，敢于與民衆為敵者，或早或晚，最終将為民衆所戰勝。
而以民為本的治國思想，應當落實于使民衆得到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的有效政策上。
對于這樣的主張，賈誼是這樣表述的：“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
”也就是說，執政者成功的政績，首先應當表現為使民衆“富樂”。
賈誼的政治思想，為“文景之治”的成功，描繪出了一幅藍圖。
賈誼提出的所謂“為富安天下”的主張，在實現“文景之治”的時代，已經成為漢王朝的基本國策。
賈誼指出，“攻”與“守”，“兼并”與“安定”，“取”天下與“守”天下，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戰争時期謀求并兼與和平時期謀求安定，政治方針，政治策略，政治風格，也就是所謂“術”、“道”、“政”等，應當是有所不同的。
然而秦實現統一之後，卻仍然不能改變戰時的政治形式，所以“取之”的政策與所以“守之”的政策竟然沒有區别。
秦王朝最高統治者仍然以取天下的政治方針面對守天下的政治現實。
秦始皇的統治思想沒有能夠完成應有的時代性轉變，以這種思想為基礎制訂的關東政策自然表現為恐怖的虐殺和苛重的賦役。
其結果終于導緻秦王朝的迅速敗亡。
賈誼根據秦王朝滅亡的曆史教訓總結的所謂“攻守之勢異也”，所謂“取與守不同術也”的觀點，提出了治國思想的重要原理。
賈誼的這一認識，是《過秦論》的思想精髓。
賈誼先後多次上疏陳治安之道，這些奏疏被後世史家稱為《治安策》，又題《陳政事疏》。
《治安策》比較集中地反映了賈誼的主要社會思想和基本政治主張。
《治安策》作為賈誼有代表性的主要論著，也是體現對後世政論有重要影響的賈誼政論文風格的典型。
賈誼在《治安策》中對漢初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弊病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對策。
漢初以來，中央政權與諸侯勢力的矛盾，長期成為危害政治安定的嚴重隐患。
因為中央政府政策的寬容，一些諸侯王确有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傾向。
面對當時的這一形勢，賈誼建議及早采取有力措施抑制與朝廷離心的勢力。
他提出“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辦法，也就是多立諸侯而分别削弱其實力。
後來吳楚七國之亂的發生，證實了賈誼的政治預見。
而漢武帝時代“削藩”事業的成功，實際上也采用了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
賈誼還認為禮儀與法令，教化與刑罰不可偏廢，特别強調倡導禮樂，實行以儒學為主體的道德教化，以移風易俗。
漢武帝時代，确定了儒學在百家之學中的主導地位，實現了《漢書·武帝紀》所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曆史性轉變。
儒學地位的這種上升，當然已經超過了《治安策》中的設計，但是賈誼重視文化建設作用的治國主張，因為順應了曆史演進的方向，其曆史預見性得到了證實。
治國務在“安民”的主張，是儒學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
賈誼《新書·大政上》寫道，對于行政，“民無不為本也。
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
他又指出，民為邦本，民衆雖然至賤至愚，卻不可以簡慢，不可以欺壓。
“故自古至于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在任何時代，敢于與民衆為敵者，或早或晚，最終将為民衆所戰勝。
而以民為本的治國思想，應當落實于使民衆得到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的有效政策上。
對于這樣的主張，賈誼是這樣表述的：“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
”也就是說，執政者成功的政績，首先應當表現為使民衆“富樂”。
賈誼的政治思想，為“文景之治”的成功，描繪出了一幅藍圖。
賈誼提出的所謂“為富安天下”的主張，在實現“文景之治”的時代，已經成為漢王朝的基本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