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 漢末民間秘密宗教
關燈
小
中
大
民間信仰對于社會生活的影響，往往可以比正統文化更為廣泛深刻。
在社會醞釀和發生動亂的時期，這種文化形式常常可以有力地引發民衆心理的沖動，激蕩起狂熱的社會風潮。
西漢末年，曾經以民間西王母崇拜為背景，衍生出一次聲勢浩大的流民運動。
漢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天下大旱。關東民衆哄言轉送“西王母籌”，民衆驚走，手持一支草莖禾稈，相互傳遞。行途中相遇，人群聚集，有的群體人數甚至上千。他們有的披發赤腳，有的夜間闖關，有的越牆進入，有的乘車騎奔馳，有的利用驿傳系統急行，經曆二十六郡國，闖關向京師行進。到京師之後，又在裡巷阡陌歌舞狂歡，集會舉行禮祠西王母的儀式，有人夜間持火上屋，擊鼓号呼，相互驚吓。
漢哀帝時代以西王母迷信為意識基礎，以禮祠西王母為鼓動口号，以“傳行&lsquo西王母&rsquo籌”為組織形式而發生的表現為千萬民衆會聚、驚動、奔走的大規模騷亂，從關東直至京師，從正月直至秋季，政府實際上已經失控。其狂熱程度之驚人，說明了當時民間西王母崇拜的深刻影響，已經足以策動變亂，掀起社會政治波瀾。
漢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十一月，又曾經發生性質很可能與漢哀帝時流民行西王母诏籌而驚走的事件相類似所謂“民訛言相驚”，以緻司隸、并州、冀州民人流移的事件。
東漢末年的類似情形，則可以表明民間秘密宗教和農民戰争的密切關系。
東漢末年的流民暴動往往被稱為“妖賊”。
如《後漢書·順帝紀》記載，陽嘉元年（公元132年）三月，揚州六郡“妖賊”掌河等侵擾四十九縣，殺傷地方官吏。
《後漢書·桓帝紀》記載，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二月，扶風“妖賊”裴優自稱“皇帝”。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十月，勃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
《後漢書·臧洪傳》記載，漢靈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将軍”，立其父許生為“越王”。
對于後來爆發的黃巾起義，也有“僞托大道，妖惑小民”的說法。當時的統治者，或稱之為“妖民”、“妖賊”，又稱之為“妖寇”。
這裡所謂“妖”，是對非正統的民間秘密宗教信仰的誣蔑性稱謂。黃巾起義領袖張角曾經利用過的《太平清領書》，也被指斥為“妖妄不經”。
以黃巾起義為代表的東漢末年的農民戰争，表現出組織嚴密、發動迅速、影響闊遠、鬥志堅強等特點，民間秘密宗教信仰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所謂張角“僞托大道，妖惑小民”，這裡所說的“大道”，取義于《老子》十八章、二十四章、五十三章中所使用的語彙，然而所尊奉的，已經是神化的老子。
後來的原始道教及其所發動的起義，仍然使用“大道”一稱。所謂“大道”，不但是黃巾起義所奉事的原始道教宗教實體的名稱，而且從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曾經普遍使用。“大道”之外，黃巾起義所奉事的宗教實體還有其他流行的名稱，比如“天師道”和“太平道”。
黃巾起義的主要領袖張角宣傳鼓動和組織聯絡部衆的形式，據說包括使用符水咒說治療疾病，病者多得痊愈，因而得到百姓的信從。張角于是分遣弟子使于四方，以秘密宗教為形式，地下聯絡，擴大宣傳，十餘年間，徒衆多達數十萬。
關于張角等人團結和組織民衆的策略，也有“執左道”，“托有神靈”等說法。顯然，借用巫術的神秘主義功用，确實是黃巾起義發動民衆的方式之一。
在社會醞釀和發生動亂的時期，這種文化形式常常可以有力地引發民衆心理的沖動，激蕩起狂熱的社會風潮。
西漢末年，曾經以民間西王母崇拜為背景，衍生出一次聲勢浩大的流民運動。
漢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天下大旱。關東民衆哄言轉送“西王母籌”，民衆驚走，手持一支草莖禾稈，相互傳遞。行途中相遇，人群聚集，有的群體人數甚至上千。他們有的披發赤腳，有的夜間闖關，有的越牆進入，有的乘車騎奔馳，有的利用驿傳系統急行，經曆二十六郡國，闖關向京師行進。到京師之後，又在裡巷阡陌歌舞狂歡，集會舉行禮祠西王母的儀式，有人夜間持火上屋，擊鼓号呼，相互驚吓。
漢哀帝時代以西王母迷信為意識基礎，以禮祠西王母為鼓動口号，以“傳行&lsquo西王母&rsquo籌”為組織形式而發生的表現為千萬民衆會聚、驚動、奔走的大規模騷亂，從關東直至京師，從正月直至秋季，政府實際上已經失控。其狂熱程度之驚人，說明了當時民間西王母崇拜的深刻影響，已經足以策動變亂，掀起社會政治波瀾。
漢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十一月，又曾經發生性質很可能與漢哀帝時流民行西王母诏籌而驚走的事件相類似所謂“民訛言相驚”，以緻司隸、并州、冀州民人流移的事件。
東漢末年的類似情形，則可以表明民間秘密宗教和農民戰争的密切關系。
東漢末年的流民暴動往往被稱為“妖賊”。
如《後漢書·順帝紀》記載，陽嘉元年（公元132年）三月，揚州六郡“妖賊”掌河等侵擾四十九縣，殺傷地方官吏。
《後漢書·桓帝紀》記載，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二月，扶風“妖賊”裴優自稱“皇帝”。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十月，勃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
《後漢書·臧洪傳》記載，漢靈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将軍”，立其父許生為“越王”。
對于後來爆發的黃巾起義，也有“僞托大道，妖惑小民”的說法。當時的統治者，或稱之為“妖民”、“妖賊”，又稱之為“妖寇”。
這裡所謂“妖”，是對非正統的民間秘密宗教信仰的誣蔑性稱謂。黃巾起義領袖張角曾經利用過的《太平清領書》，也被指斥為“妖妄不經”。
以黃巾起義為代表的東漢末年的農民戰争，表現出組織嚴密、發動迅速、影響闊遠、鬥志堅強等特點，民間秘密宗教信仰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所謂張角“僞托大道，妖惑小民”，這裡所說的“大道”，取義于《老子》十八章、二十四章、五十三章中所使用的語彙，然而所尊奉的，已經是神化的老子。
後來的原始道教及其所發動的起義，仍然使用“大道”一稱。所謂“大道”，不但是黃巾起義所奉事的原始道教宗教實體的名稱，而且從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曾經普遍使用。“大道”之外，黃巾起義所奉事的宗教實體還有其他流行的名稱，比如“天師道”和“太平道”。
黃巾起義的主要領袖張角宣傳鼓動和組織聯絡部衆的形式，據說包括使用符水咒說治療疾病，病者多得痊愈，因而得到百姓的信從。張角于是分遣弟子使于四方，以秘密宗教為形式，地下聯絡，擴大宣傳，十餘年間，徒衆多達數十萬。
關于張角等人團結和組織民衆的策略，也有“執左道”，“托有神靈”等說法。顯然，借用巫術的神秘主義功用，确實是黃巾起義發動民衆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