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用文化眼光看商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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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法家行政的代表人物。
商鞅的新法，也是法家以嚴酷的政治原則行政的标本。
明代學者張燧《千百年眼》曾經誇獎他：“（商）鞅一切不顧，真是有豪傑胸膽！”然而，商鞅對于文化的冷漠，也長期受到了曆代文化人的批判。
而儒家學者對他的批判，是不可以看作門戶之見而予以輕視的。
東漢史學家班固曾經說，商鞅是用“三術”說服了秦孝公，才取得成功的。
又說，商鞅是周王朝末年的一大“兇人”。
“兇人”的說法，是有情感色彩的，是有道德傾向的。
“三術”的說法，大概比較客觀。
那麼，什麼是“三術”呢？按照東漢學者應劭的解釋，是“王”、“霸”和“富國強兵”之術。
這樣看來，如果說商鞅有“理論”的話，他的“理論”，應當是以這種“術”作為結構主體的。
而這種“術”，其實隻是以“富國強兵”為目标的追求短期實效的一些具體政策而已。
唐代人顔師古解釋《漢書·武帝紀》的内容的時候，曾經引用了李奇的說法。
說商鞅為法，能夠獎賞地位低下的有功的人，懲罰地位高貴的有罪的人，但是缺點是偏于嚴厲苛刻，不注意以寬厚之心讓老百姓得到實際的利益。
後來有人還說，秦國在道德方面名聲不好，受到東方人的歧視，甚至有稱秦國為“虎狼之國”的說法，商鞅都是要承擔責任的。
朱熹也曾經批評說，商鞅隻是一心要急切地達到使秦國富強的目标，但是并不在教育和文化上下功夫，是應當受到譴責的。
也就是說，商鞅的政策，隻是片面追求國力的強盛，而放棄了執政者首先應當緻力于文化建設的基本責任。
商鞅之政的這個特點，其實，司馬遷在最早為他作傳時已經有“刻薄”、“少恩”的評價了。
太史公雖然筆法簡略，可是實際上已經為我們勾勒出了商鞅文化肖像的大緻的輪廓。
應當注意到，司馬遷在這兒可不隻是對商鞅個人進行什麼道德品性和文化資質的分析，他實際上是表露了對商鞅改革的社會曆史效應的一種文化感覺。
賈誼有一篇挺著名的政論文字&mdash&mdash《陳政事疏》。
這篇文章裡面說商鞅丢掉了禮義的傳統，廢止了仁德的政策，放棄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樹，而專力于軍事政治的進取，竟然導緻秦國社會風習頹壞，世情澆薄。
家族間的親情紐帶也已經被實際的利益追求一刀斬斷了。
當時秦國民間風習，據說将耱鋤一類的普通農具借給父親，也會以為施以恩惠而得意洋洋，在母親取用簸箕掃帚一類用物時，竟然可以惡言咒罵。
秦人自商鞅之後，興起了功利第一的時代精神。
這雖然确實能夠使得民衆振奮起來，同心協力，緻使秦國強盛，又運用兼并之法，完成進取之業，終于滅掉了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個國家，占有了整個天下，可是在軍事成功的另一面，我們卻看到秦人已經一步步走向了文化上的天下大敗。
秦國風俗的敗壞，用當時東方人重視傳統道德的眼光來看，據說已經和禽獸沒有什麼差别。
《韓非子·和氏》甚至說，早在秦始皇焚書之前，商鞅已經有燒毀詩書的惡劣行為了。
也就是說，秦始皇時代千古聞名的、極其嚴酷的、遭到
商鞅的新法，也是法家以嚴酷的政治原則行政的标本。
明代學者張燧《千百年眼》曾經誇獎他：“（商）鞅一切不顧，真是有豪傑胸膽！”然而，商鞅對于文化的冷漠，也長期受到了曆代文化人的批判。
而儒家學者對他的批判，是不可以看作門戶之見而予以輕視的。
東漢史學家班固曾經說，商鞅是用“三術”說服了秦孝公，才取得成功的。
又說，商鞅是周王朝末年的一大“兇人”。
“兇人”的說法，是有情感色彩的，是有道德傾向的。
“三術”的說法，大概比較客觀。
那麼，什麼是“三術”呢？按照東漢學者應劭的解釋，是“王”、“霸”和“富國強兵”之術。
這樣看來，如果說商鞅有“理論”的話，他的“理論”，應當是以這種“術”作為結構主體的。
而這種“術”，其實隻是以“富國強兵”為目标的追求短期實效的一些具體政策而已。
唐代人顔師古解釋《漢書·武帝紀》的内容的時候，曾經引用了李奇的說法。
說商鞅為法，能夠獎賞地位低下的有功的人，懲罰地位高貴的有罪的人，但是缺點是偏于嚴厲苛刻，不注意以寬厚之心讓老百姓得到實際的利益。
後來有人還說，秦國在道德方面名聲不好，受到東方人的歧視，甚至有稱秦國為“虎狼之國”的說法，商鞅都是要承擔責任的。
朱熹也曾經批評說，商鞅隻是一心要急切地達到使秦國富強的目标，但是并不在教育和文化上下功夫，是應當受到譴責的。
也就是說，商鞅的政策，隻是片面追求國力的強盛，而放棄了執政者首先應當緻力于文化建設的基本責任。
商鞅之政的這個特點，其實，司馬遷在最早為他作傳時已經有“刻薄”、“少恩”的評價了。
太史公雖然筆法簡略，可是實際上已經為我們勾勒出了商鞅文化肖像的大緻的輪廓。
應當注意到，司馬遷在這兒可不隻是對商鞅個人進行什麼道德品性和文化資質的分析，他實際上是表露了對商鞅改革的社會曆史效應的一種文化感覺。
賈誼有一篇挺著名的政論文字&mdash&mdash《陳政事疏》。
這篇文章裡面說商鞅丢掉了禮義的傳統，廢止了仁德的政策，放棄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樹，而專力于軍事政治的進取，竟然導緻秦國社會風習頹壞，世情澆薄。
家族間的親情紐帶也已經被實際的利益追求一刀斬斷了。
當時秦國民間風習，據說将耱鋤一類的普通農具借給父親，也會以為施以恩惠而得意洋洋，在母親取用簸箕掃帚一類用物時，竟然可以惡言咒罵。
秦人自商鞅之後，興起了功利第一的時代精神。
這雖然确實能夠使得民衆振奮起來，同心協力，緻使秦國強盛，又運用兼并之法，完成進取之業，終于滅掉了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個國家，占有了整個天下，可是在軍事成功的另一面，我們卻看到秦人已經一步步走向了文化上的天下大敗。
秦國風俗的敗壞，用當時東方人重視傳統道德的眼光來看，據說已經和禽獸沒有什麼差别。
《韓非子·和氏》甚至說，早在秦始皇焚書之前，商鞅已經有燒毀詩書的惡劣行為了。
也就是說，秦始皇時代千古聞名的、極其嚴酷的、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