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及其《秦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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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敬顔《民族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吳承仕《檢齋讀書提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羅繼祖《楓窗三錄》（大連出版社2000年版）等，也都是治史者不能忽視的名著。
有的學者将論文、劄記、報告以及演講稿的合集題為“劄記”，如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劄記》（遼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也說明對“劄記”這種學術形式的看重。
呂思勉《秦漢史》等書有“劄記”的痕迹，絲毫不減損其學術價值，反而使史學收獲的樣式更為豐富多彩。
對于其價值甚至“過于趙書”即超過趙翼《廿二史劄記》的意見，我們雖未必百分之百贊同，但也願意在進行學術史評判時以為參考。
而《呂思勉讀史劄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一書的問世，當時也是史學界的一大盛事。
至今我們依然可以時常在其中得到學術營養。
其中甲帙“先秦”184條，乙帙“秦漢”120條，丙帙“魏晉南北朝”101條，丁帙“隋唐以下”56條，戊帙“通代”65條。
我們看到，秦漢史料所占的比重也是相當可觀的。
對于呂著《秦漢史》選取資料主要注重正史的情形，嚴耕望有這樣的解釋：“至于材料取給，隻重正史，其他史料甚少參用，須知人的精力究有限度，他的幾部斷代史拆拼正史資料，建立新史規模，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正是一項難能的基本功夫，後人盡可在此基礎上，詳搜其他史料，為之擴充，發揮與深入、彌縫，但不害誠之先生四部書之有基本價值也。
” 呂思勉《秦漢史》等史學論著在引錄史料的時候也難免千慮一失。
嚴耕望說：“引書間或有誤引處，但以這樣一部大著作，内容所涉又極廣泛，小有錯誤，任何人都在所難免，不足為病。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大陸雜志》第68卷第1期）這樣的意見，我們也是贊同的。
此外，呂思勉治史存在的另一問題，也已經有學者指出：“呂先生雖然認識到地下古物‘足以補記載之缺而正其僞’，‘而在先史及古史茫昧之時，尤為重要’（《先秦史》第5頁），他卻過于懷疑當時‘僞器雜出’，沒有能利用甲骨、金石，補古代文獻之不足，使他在古文字學方面的高深造詣，不能更好地為考訂古史、古書工作服務。
這不能不給他的古史研究帶來損失，是不應‘為賢者諱’的。
”（鄒兆琦：《呂思勉先生與古代史料辨僞》，《蒿廬問學記》，第78頁）這一問題，在《秦漢史》中的表現，讀者朋友應當也會注意到。
對考古文物資料的不熟悉，也容易導緻對文獻資料理解的誤見。
例如“交通”一節關于交通道路建設，呂思勉言“邊方又有深開小道者”。
所據史料為：“《漢書·匈奴傳》：侯應議罷邊備塞吏卒曰：‘建塞徼，起亭隧。
’師古日：‘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
’，（《秦漢史》，”本書第630頁）如果有關于西北漢簡中烽燧資料的知識，則可知顔師古注的錯誤。
“亭隧”的“隧”，是不可以解作道路的。
好在後輩學者學習先賢重在繼承其學術精神。
面對今天豐富的出土資料，新一代秦漢史研究者自會有自己的學術方法和學術路徑的選擇的。
中青年治秦漢史者可能更要努力學習的是呂思勉等老一代史學家刻苦研讀文獻的“硬功夫”（黃永年說），“踏實而深厚的基本功”（楊寬說）。
前引楊寬說呂思勉“先後把《二十四史》反複閱讀了三遍”，嚴耕望說，“世傳他把二十四史從頭到尾的讀過三遍，是可以相信的。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大陸雜志》第68卷第1期）又黃永年回憶呂思勉時寫道：“呂先生究竟對《二十四史》通讀過幾遍，有人說三遍，我又聽人說是七遍，當年不便當面問呂先生……。
但我曾試算過一筆賬，寫斷代史時看一遍，之前朱筆校讀算一遍，而能如此作校讀事先隻看一遍恐怕還不可能，則至少應有四遍或四遍以上。
這種硬功夫即使畢生緻力讀古籍的乾嘉學者中恐怕也是少見的。
”（黃永年：《回憶我的老師呂誠之先生》，《學林漫錄》四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二十四史》通讀七遍、四遍或者三遍，今天的學者似乎已經難以做到或者說也确實沒有大家都這樣做的必要了。
但是支撐這種“硬功夫”、這種“踏實而深厚的基本功”的内心的學術理想和科學精神，确是我們必須繼承的。
而就研究秦漢史而言，無論有怎樣先進的電子圖書檢索手段可以利用，認真地通讀“前四史”，仍然是無論如何必須具備的“基本功”。
要取得秦漢史研究的新收獲，要推出“有系統、有分量、有見解的”秦漢史學術論著，應當說“首先得力于”這一條件。
這是我要對願意學習秦漢史的青年朋友們說的一句誠心的話。
有的學者将論文、劄記、報告以及演講稿的合集題為“劄記”，如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劄記》（遼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也說明對“劄記”這種學術形式的看重。
呂思勉《秦漢史》等書有“劄記”的痕迹，絲毫不減損其學術價值，反而使史學收獲的樣式更為豐富多彩。
對于其價值甚至“過于趙書”即超過趙翼《廿二史劄記》的意見，我們雖未必百分之百贊同，但也願意在進行學術史評判時以為參考。
而《呂思勉讀史劄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一書的問世，當時也是史學界的一大盛事。
至今我們依然可以時常在其中得到學術營養。
其中甲帙“先秦”184條，乙帙“秦漢”120條，丙帙“魏晉南北朝”101條，丁帙“隋唐以下”56條，戊帙“通代”65條。
我們看到，秦漢史料所占的比重也是相當可觀的。
對于呂著《秦漢史》選取資料主要注重正史的情形，嚴耕望有這樣的解釋：“至于材料取給，隻重正史，其他史料甚少參用，須知人的精力究有限度，他的幾部斷代史拆拼正史資料，建立新史規模，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正是一項難能的基本功夫，後人盡可在此基礎上，詳搜其他史料，為之擴充，發揮與深入、彌縫，但不害誠之先生四部書之有基本價值也。
” 呂思勉《秦漢史》等史學論著在引錄史料的時候也難免千慮一失。
嚴耕望說：“引書間或有誤引處，但以這樣一部大著作，内容所涉又極廣泛，小有錯誤，任何人都在所難免，不足為病。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大陸雜志》第68卷第1期）這樣的意見，我們也是贊同的。
此外，呂思勉治史存在的另一問題，也已經有學者指出：“呂先生雖然認識到地下古物‘足以補記載之缺而正其僞’，‘而在先史及古史茫昧之時，尤為重要’（《先秦史》第5頁），他卻過于懷疑當時‘僞器雜出’，沒有能利用甲骨、金石，補古代文獻之不足，使他在古文字學方面的高深造詣，不能更好地為考訂古史、古書工作服務。
這不能不給他的古史研究帶來損失，是不應‘為賢者諱’的。
”（鄒兆琦：《呂思勉先生與古代史料辨僞》，《蒿廬問學記》，第78頁）這一問題，在《秦漢史》中的表現，讀者朋友應當也會注意到。
對考古文物資料的不熟悉，也容易導緻對文獻資料理解的誤見。
例如“交通”一節關于交通道路建設，呂思勉言“邊方又有深開小道者”。
所據史料為：“《漢書·匈奴傳》：侯應議罷邊備塞吏卒曰：‘建塞徼，起亭隧。
’師古日：‘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
’，（《秦漢史》，”本書第630頁）如果有關于西北漢簡中烽燧資料的知識，則可知顔師古注的錯誤。
“亭隧”的“隧”，是不可以解作道路的。
好在後輩學者學習先賢重在繼承其學術精神。
面對今天豐富的出土資料，新一代秦漢史研究者自會有自己的學術方法和學術路徑的選擇的。
中青年治秦漢史者可能更要努力學習的是呂思勉等老一代史學家刻苦研讀文獻的“硬功夫”（黃永年說），“踏實而深厚的基本功”（楊寬說）。
前引楊寬說呂思勉“先後把《二十四史》反複閱讀了三遍”，嚴耕望說，“世傳他把二十四史從頭到尾的讀過三遍，是可以相信的。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大陸雜志》第68卷第1期）又黃永年回憶呂思勉時寫道：“呂先生究竟對《二十四史》通讀過幾遍，有人說三遍，我又聽人說是七遍，當年不便當面問呂先生……。
但我曾試算過一筆賬，寫斷代史時看一遍，之前朱筆校讀算一遍，而能如此作校讀事先隻看一遍恐怕還不可能，則至少應有四遍或四遍以上。
這種硬功夫即使畢生緻力讀古籍的乾嘉學者中恐怕也是少見的。
”（黃永年：《回憶我的老師呂誠之先生》，《學林漫錄》四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二十四史》通讀七遍、四遍或者三遍，今天的學者似乎已經難以做到或者說也确實沒有大家都這樣做的必要了。
但是支撐這種“硬功夫”、這種“踏實而深厚的基本功”的内心的學術理想和科學精神，确是我們必須繼承的。
而就研究秦漢史而言，無論有怎樣先進的電子圖書檢索手段可以利用，認真地通讀“前四史”，仍然是無論如何必須具備的“基本功”。
要取得秦漢史研究的新收獲，要推出“有系統、有分量、有見解的”秦漢史學術論著，應當說“首先得力于”這一條件。
這是我要對願意學習秦漢史的青年朋友們說的一句誠心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