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及其《秦漢史》
關燈
小
中
大
對于以《秦漢史》為代表的呂思勉的斷代史研究，嚴耕望曾經著文《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予以評價。
他寫道：“有一位朋友批評誠之先生的著作隻是抄書，其實有幾個人能像他那樣抄書，何況他實有許多創見，隻是熔鑄在大部頭書中，反不顯豁耳。
”對于《秦漢史》等論著的撰寫方式，嚴耕望也有自己的批評意見：“不過誠之先生幾部斷代史的行文體裁誠有可商處。
就其規制言，應屬撰史，不是考史。
撰史者溶化材料，以自己的話寫出來：要明出處，宜用小注。
而他直以劄記體裁出之，每節就如一篇劄記，是考史體裁，非撰史體裁。
”又據錢穆的說法，就《秦漢史》這幾部斷代史的寫作初衷有所說明：“不過照賓四師說，誠之先生這幾部斷代史，本來拟議是‘國史長編’。
”嚴耕望說，“作為長編，其引書固當直錄原文。
況且就實用言，直錄原文也好，最便教學參考之用。
十幾年來，諸生到大專中學教曆史，常問我應參考何書，我必首舉誠之先生書，蓋其書既周贍，又踏實，且出處分明，易可檢核。
這位朋友極推重趙翼《廿二史劄記》。
其實即把誠之先生四部斷代史全作有系統的劄記看亦無不可，内容博贍豐實，豈不過于趙書邪？隻是厚古薄今耳！”（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大陸雜志》第68卷第1期）關于“撰史體裁”和“考史體裁”的區分，本來隻是個别學者的意見。
借用這一說法，應當說傳統史學以“考史”居多。
不過，在西方史學傳入之後，“撰史體裁”壓倒了“考史體裁”。
其實，史學論著的體裁和形式本來應該允許多樣化。
蘇轼詩句“短長肥瘦各有态，玉環飛燕誰敢憎”（《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東坡詩集注》卷二八），指出了自然之美“各有态”的合理性。
清人陳維崧筆下所謂“燕瘦環肥，要緣風土；越禽代馬，互有便安”（《毛大可新納姬人序》，《陳檢讨四六》卷一二），也強調了多樣性的自然。
此所謂“風土”，本義是空間概念，或許也可以移用以為時間概念，則古人“王楊盧駱當時體”（杜甫：《戲為六絕句》）詩意，似乎也隐含其中。
時下最被看重的史學成果的載體，是所謂學術論文。
現今一些學術機構的價值評定系統，對于論文的品評，又有若幹附加的條件，例如刊物的等級，摘引的頻度，篇幅的長短等。
實際上，論文這種形式的通行，其實對于具有悠久傳統的中國史學而言，是相當晚近的事。
長期以來，中國傳統史學所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論著，并非是以今天人們眼界中的“論文”的形式發表流傳的。
我們看到，即使在20世紀論文形式開始興起之後，一些史學大師的研究成果，其實也并不是以這種整齊劃一的定式生産出來的。
有的學者認為有必要為高校曆史學科的學生選編史學論文的範本，如果嚴格按照現今的論文格式規範要求，說不定王國維、陳寅恪等學者的許多傑作也難以編列其中。
清乾隆《禦選唐宋詩醇·凡例》寫道：“李杜名盛而傳久，是以評賞家特多。
韓白同出唐時，而名不逮。
韓之見重，尤後于白。
則品論之詞，故應遞減。
蘇陸在宋，年代既殊，名望亦複不敵。
晚出者評語更寥寥矣。
多者擇而取之，少者不容傅會。
折衷一定，聲價自齊。
燕瘦環肥，初不以妝飾之濃澹為妍媸也。
”關于詩人“名望”所以差異，論說未必中肯，然而最後一句，卻指明了内容和形式之關系的真理：“燕瘦環肥，初不以妝飾之濃澹為妍媸也。
”學術的“品論”和“評賞”，應當首先重視内容，形式方面的“妝飾之濃澹”，不是判定“妍媸”的主要标準。
所謂“劄記”，其實就曾經是傳統史學的“當時體”。
許多中國史學名著當時都是以“劄記”的形式面世，而後亦産生了長久的曆史影響的。
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顧炎武的《日知錄》、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和《陔餘叢考》等，雖著者或謙稱“睹記淺狹，不足滿有識者之一笑”（趙翼《陔餘叢考小引》），而内心實有“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顧炎武《與友人論門人書》）和“自信其書之必傳”（顧炎武《與楊雪臣書》）的自負。
這些論著在後來學人心目中的等級和價值，在史學學術史上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些論著均以劄記形式存世。
近世史學學者仍多有沿用劄記形式發表學術創見者。
如顧颉剛《浪口村随筆》（上海合衆圖書館1949年油印），後經增訂，輯為《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版）。
10卷本《顧颉剛讀書筆記》（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版）經顧颉剛先生親訂，并由後人整理，學術價值尤為珍貴。
此外，陳登原《國史舊聞》（三聯書店1958年版）、錢锺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
他寫道：“有一位朋友批評誠之先生的著作隻是抄書，其實有幾個人能像他那樣抄書，何況他實有許多創見，隻是熔鑄在大部頭書中，反不顯豁耳。
”對于《秦漢史》等論著的撰寫方式，嚴耕望也有自己的批評意見：“不過誠之先生幾部斷代史的行文體裁誠有可商處。
就其規制言，應屬撰史，不是考史。
撰史者溶化材料，以自己的話寫出來：要明出處，宜用小注。
而他直以劄記體裁出之，每節就如一篇劄記，是考史體裁，非撰史體裁。
”又據錢穆的說法，就《秦漢史》這幾部斷代史的寫作初衷有所說明：“不過照賓四師說，誠之先生這幾部斷代史，本來拟議是‘國史長編’。
”嚴耕望說，“作為長編，其引書固當直錄原文。
況且就實用言，直錄原文也好，最便教學參考之用。
十幾年來，諸生到大專中學教曆史，常問我應參考何書，我必首舉誠之先生書，蓋其書既周贍，又踏實，且出處分明，易可檢核。
這位朋友極推重趙翼《廿二史劄記》。
其實即把誠之先生四部斷代史全作有系統的劄記看亦無不可，内容博贍豐實，豈不過于趙書邪？隻是厚古薄今耳！”（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大陸雜志》第68卷第1期）關于“撰史體裁”和“考史體裁”的區分，本來隻是個别學者的意見。
借用這一說法，應當說傳統史學以“考史”居多。
不過，在西方史學傳入之後，“撰史體裁”壓倒了“考史體裁”。
其實，史學論著的體裁和形式本來應該允許多樣化。
蘇轼詩句“短長肥瘦各有态，玉環飛燕誰敢憎”（《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東坡詩集注》卷二八），指出了自然之美“各有态”的合理性。
清人陳維崧筆下所謂“燕瘦環肥，要緣風土；越禽代馬，互有便安”（《毛大可新納姬人序》，《陳檢讨四六》卷一二），也強調了多樣性的自然。
此所謂“風土”，本義是空間概念，或許也可以移用以為時間概念，則古人“王楊盧駱當時體”（杜甫：《戲為六絕句》）詩意，似乎也隐含其中。
時下最被看重的史學成果的載體，是所謂學術論文。
現今一些學術機構的價值評定系統，對于論文的品評，又有若幹附加的條件，例如刊物的等級，摘引的頻度，篇幅的長短等。
實際上，論文這種形式的通行，其實對于具有悠久傳統的中國史學而言，是相當晚近的事。
長期以來，中國傳統史學所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論著，并非是以今天人們眼界中的“論文”的形式發表流傳的。
我們看到，即使在20世紀論文形式開始興起之後，一些史學大師的研究成果，其實也并不是以這種整齊劃一的定式生産出來的。
有的學者認為有必要為高校曆史學科的學生選編史學論文的範本，如果嚴格按照現今的論文格式規範要求，說不定王國維、陳寅恪等學者的許多傑作也難以編列其中。
清乾隆《禦選唐宋詩醇·凡例》寫道：“李杜名盛而傳久，是以評賞家特多。
韓白同出唐時，而名不逮。
韓之見重，尤後于白。
則品論之詞，故應遞減。
蘇陸在宋，年代既殊，名望亦複不敵。
晚出者評語更寥寥矣。
多者擇而取之，少者不容傅會。
折衷一定，聲價自齊。
燕瘦環肥，初不以妝飾之濃澹為妍媸也。
”關于詩人“名望”所以差異，論說未必中肯，然而最後一句，卻指明了内容和形式之關系的真理：“燕瘦環肥，初不以妝飾之濃澹為妍媸也。
”學術的“品論”和“評賞”，應當首先重視内容，形式方面的“妝飾之濃澹”，不是判定“妍媸”的主要标準。
所謂“劄記”，其實就曾經是傳統史學的“當時體”。
許多中國史學名著當時都是以“劄記”的形式面世，而後亦産生了長久的曆史影響的。
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顧炎武的《日知錄》、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和《陔餘叢考》等，雖著者或謙稱“睹記淺狹，不足滿有識者之一笑”（趙翼《陔餘叢考小引》），而内心實有“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顧炎武《與友人論門人書》）和“自信其書之必傳”（顧炎武《與楊雪臣書》）的自負。
這些論著在後來學人心目中的等級和價值，在史學學術史上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些論著均以劄記形式存世。
近世史學學者仍多有沿用劄記形式發表學術創見者。
如顧颉剛《浪口村随筆》（上海合衆圖書館1949年油印），後經增訂，輯為《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版）。
10卷本《顧颉剛讀書筆記》（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版）經顧颉剛先生親訂，并由後人整理，學術價值尤為珍貴。
此外，陳登原《國史舊聞》（三聯書店1958年版）、錢锺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