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義之事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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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提起來與君相并,于是臣民與子女與妻都落在奴隸的地位,不隻是事實上如此,尤其是道德思想上确定了根基,二千年也翻不過身來,就是在現今民國三十四年實在還是那麼樣。

    不過究竟是民國了,民間也常有要求民主化的呼聲,從五四以來已有多年,可是結果不大有什麼,因為從外國來的影響根源不深,嚷過一場之後,不能生出上文所雲革命的思想,反而不久禮教的潛勢力活動起來,以前反對封建思想的勇士也變了相,逐漸現出太史公和都老爺的态度來,假借清議,利用名教,以立門戶,争意氣,與明季清末的文人沒有多大不同。

    這種情形是要不得的。

    現在須得有一種真正的思想革命,從中國本身出發,清算封建思想,同時與世界趨勢相應,建起民主思想來的那麼一種運動。

    上邊所說的道義之事功化本是小問題,但根抵還是在那裡,必須把中國思想重新估價,首先勾消君臣主奴的倫理觀念,改立民立的國家人民的關系,再将禮教名分等舊意義加以修正,這才可以通行,我說傅洪二君的意見是革命的即是如此,他說沒中用人死亦不濟事,話似平常,卻很含有危險,有如拔刀刺敵,若不成功,便将被隻有一死報君恩者所殺矣。

    中國這派革命思想勢力不旺盛,但來源也頗遠,孟子不必說了,王充在東漢虛妄迷信盛行的時代,以懷疑的精神作《論衡》,雖然對于倫理道德不曾說及,而那種偶像破壞的精神與力量卻是極大,給思想界開了一個透氣的孔,這可以算是第一個思想革命家。

    中間隔了千餘年,到明末出了一位李蟄通稱李卓吾,寫了一部《藏》,以平等自由的眼光,評論古來史上的人物,對于君臣夫婦兩綱加以小打擊,如說武則天卓文君馮道都很不錯,可說是近代很難得的明達見解,可是他被禦史參奏惑亂人心,嚴拿治罪,死在監獄内,王仲任也被後世守正之士斥不孝,卻是這已在千百年之後了占第三個是清代的俞正曼,他有好些文章都是替女人說話,幸而沒有遇到什麼災難。

    上下千八百年,總算出了三位大人物,我們中國亦足以自豪了。

    因此我們不自量也想繼續的做下去,近若幹年來有些人在微弱的呼叫便是為此,在民國而且正在要求民主化的現在,這些言論主張大概是沒甚妨礙的了,隻是空言無補,所以我們希望不但心口相應,更要言行一緻,說得具體一點,便是他的思想言論須得兌現,即應當在行事上表現出來,士庶人如有仁心,這必須見于宗族鄉黨才行,否則何與于人,何益于國家,仍不免将為傅青主所诃也。

     “一九一八年二月九日。

    在我的一本著書裡我曾記載一件事,據說意大利有一個女人,當房屋失火的時候,情願死在火裡,不肯裸體跑出來,丢了她的羞恥。

    在我力量所及之内,我常設法想埋炸彈于這女人所住的世界下面,使得他們一起毀掉。

    今天我從報上見到記事,有一隻運兵船在地中海中了魚雷,雖然離岸不遠卻立刻沉沒了。

    一個看護婦還在甲闆上。

    她動手脫去衣服,對旁邊的人們說道,大哥們不要見怪,我須得去救小子們的命。

    她在水裡遊來遊去,救起了好些的人。

    這個女人是屬于我們的世界的。

    我有時遇到同樣的女性的,優美而大膽的女人,他們做過同樣勇敢的事,或者更為勇敢因為更複雜地困難,我常覺得我的心在她們前面像一隻香爐似的擺動着,發出愛和崇拜之永久的香煙。

     “《甲申殉難錄》某公詩曰,愧無半策匡時難,隻有一死報君恩。

    天醉曰,沒中用人死亦不濟事。

    然則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

    ”這裡說的直捷痛快,意思已是十分明白了。

    我所說的道義之事功化,大抵也就是這個意思,要以道義為宗旨,去求到功利上的實現,以名譽生命為資材,去博得國家人民的福利,此為知識階級最高之任務。

    此外如閉目靜坐,高談性理,或揚眉吐氣,空說道德者,固全不足取,即握管著述,思以文字留贈後人,作啟蒙發饋之用,其用心雖佳,抑亦不急之務,與傅君所謂驢鳴狗吠相去一間耳。

     “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園遺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大有情。

    ”有友人見而和之,下聯雲:“斜陽流水幹卿事,信是人間太有情。

    ”哀憐勸戒之意如見,我也很知感謝,但是沒有辦法。

    要看得深一點,那地中海沉船上的看護婦何嘗不是癡。

    假如依照中國守正的規則,她既能夠遊水,隻須靜靜的偷偷的溜下水去,渡到岸上去就得了,還管那小子們則甚,淹死還不是潔該麼。

    這在生物之生活原則上并沒有錯,但隻能算是禽獸之道罷了,禽獸隻有本能,沒有情或癡。

    人知道己之外有人,而已亦在人中,乃有種種煩惱,有情有癡,不管是好是壞,總之是人所以異于禽獸者,我輩不能不感到珍重。

    佛教河斥貪瞑癡,其實他自己何曾能獨免,衆生無邊誓願度的大願正是極大的癡情,我們如能學得千百分之一正是光榮,雖然同時也是煩惱。

    這樣想來也就覺得心平氣和,不必徒然嗅怒,反正幹事實無補,擱筆卷紙,收束此文,但第三次引起傅青主的話來,則又未免覺得怅然耳。

     民國乙酉,十一月七日,北平。

     (1945年11月作,選自《知堂乙酉文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