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兄弟阋于牆，外禦其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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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群，故最恨之。
是夜，因謀報複，突襲機場，毫無抵抗，毀去所停之機。
張急匿避，始得幸免。
騎兵得手後，轉馳往蘭封猛攻車站。
時，站上防守虛空，總司令部隻得衛兵百人而已。
蔣總司令駐列車上，勢極危險，仍鎮靜處之。
平常軍隊，凡遇夜襲者，多不還火，免露虛實，但是時侍于總部内之高級參謀陳調元，卻主張還火，以免坐以待斃。
此兵法虛虛實實之妙算也。
乃下令全部衛兵分布車站，密密射擊。
攻軍皆騎兵，果以為車站有大部軍力，防備周密，否則不至還火；又在夜間不便大舉進攻，即行退卻。
總部遂獲安全。
（此事，于多年後餘由雙方友人之躬預其役者口述中得之，兩相符合，可信為真實。
） 然而此次“中原大戰”之勝負，不決于疆場，卻決于政壇上外交手腕之間。
方豫省大戰時，中央代表吳鐵城等在沈陽與張學良磋商合作事。
吳挈其擅長交際、善于辭令之愛妾及大量金錢與俱。
二人施用闊綽的、機巧的外交手段，周旋于奉軍“少帥”張學良夫婦與高級文武幹部間，大奏奇效。
聞有一次，張在一個公開的場合私對其妾作戲言：“您倆膽敢來這裡作說客；假使我将吳鐵城槍斃了，又怎麼樣？”她因面不改容、從容鎮靜地含笑答道：“少帥，别跟我開玩笑！像少帥這樣英雄人物，哪會幹出這卑鄙狠毒的事呢！”張聽了，哈哈大笑答：“果然說得妙！來！幹一杯！”另一日，吳大擺山珍海錯最貴最盛的筵席，遍請張總司令高級人員與軍官赴宴。
其妾周旋其間，恭敬招待。
堂前設了十幾桌麻将，請各人就席娛樂一下。
每人面前抽屜内各置鈔票大洋二萬元，輸赢不計，勝者盡入私囊，負者也無所損失。
于是人人樂不可支，與他都成為朋友了。
（以上故事系後來從吳之随員著者同鄉處聽到的。
） 同時對方閻、馮二人亦派代表薛笃弼與賈景德兩個“老實頭”到沈極力運動。
無如囊悭術鈍，與吳比較，在在相形見绌，居于下風（即送禮三千元也要去電請示彙款方濟）。
雙方均予張學良以特高位置、優異條件，拉其加入陣線。
一向，張學良站在中立立場，無露骨表示左袒哪方，然以其時形勢論，奉軍勢力充實，地利得宜，在北方實居舉足輕重之地位，吳氏來後，不久即獲得好感。
其間尤有決定性作用者，則張對中央雖仍有不惬意之處，然對馮氏卻有不共戴天之世仇，而絕對不能與其攜手合作者。
況堂堂國民政府，名正言順，所給條件與地位價值比較上當然引人入勝。
其決定歸順中央實自然之理。
其實，早于十八年五月間，張已與奉軍将領有公開反對馮氏政策之表示。
至是年，更于九月十八日發出通電，主張國家問題，當由中央政府依合法程序解決之。
是無異正式加入中央陣線以反對閻、馮之表示也。
發電未幾，随即派大軍入關。
晉軍無能抵抗，遂由其連占天津、北平以及河北全省。
閻見大勢已去，于奉軍開到之前，通電辭職，複由北平退回太原。
九月廿二日，北平晉軍撤退。
前二年，晉軍以“國民政府”名義克複舊都，今則奉軍亦以“國民政府”名義入據焉。
“擴大會議”及其所組織之“國民政府”自然瓦解。
各員與中央協議，汪出國，閻赴大連，而馮氏則居山西。
大戰結束 至于豫方軍事之結束，亦不決于疆場上之戰争，而決于馮氏麾下另一部之叛變。
一日，馮氏在總部忽接在前線作戰之軍長吉鴻昌電話，說：“總司令，對不住，我走了。
”緣中央知馮舊部李鳴鐘與吉感情素洽，乃着其往豫運動吉來歸，果然馬到成功。
其時，李對馮氏懷有怨望，已脫離其軍。
（張之江雖亦離軍，但未緻叛馮氏。
）而吉之叛變則因全軍為金錢所收買。
（此後來吉到張家口再為馮氏效力時跪地痛哭而自承者，見金典戎：《基督将軍馮玉祥外傳》。
此與餘後來所訪聞相參證，亦符合可信。
）吉本馮部後起之骁将，戰功卓著，惟性情暴戾難馴，因前在西安偶犯軍規為馮氏革職嚴懲，後極力多方表現悔過，始得複任軍職（此餘在西安所親見者），惟懷恨于心，而今複為巧言厚利所煽動，乃背馮氏而去，而且梁冠英、張印湘等部亦随焉。
前線全軍盡喪。
當下，馮氏怒擲電話聽筒，氣憤之極，恍如昔年韓複榘、石友三等叛變劇之重演，全線崩潰在即，大勢已去，束手無策以挽回大局矣。
于是，懸崖勒馬，即由鄭州渡河，挈少數衛隊，由新鄉經焦作西行複入山西。
鄭州遂為陳銘樞攻下。
馮氏餘軍則盡退陝西、山西。
戰事遂告結束，而馮氏全軍整個崩潰了。
此次“中原大戰”，實為曆來内戰之最劇烈者，猶甚于前年豫東與奉魯軍作戰之役。
中央軍之最精銳部隊，如馮轶裴軍，及十九路軍陳銘樞等部，皆參與。
閻、馮兩方亦盡以所餘留之精兵出戰。
雙方紀律均優，鬥志均旺，屢作殊死戰，以故傷亡皆極慘重。
（确數未詳，聞共達四十餘萬人，一說且雲七十萬，疑過誇張。
）誠為民國以來最大最惡之内戰，由絕大悲劇演成絕大慘劇。
語其後果，兩敗俱傷，不特四個集團軍一一瓦解，而中央實力亦減縮，肢體既殘廢，心髒亦受傷，全體&mdash&mdash“黨國”&mdash&mdash當蒙禍害，抵抗外侮之力大為削弱，馴至日軍侵略南北，緻全國同胞有“其亡其亡”之痛焉。
自民國成立以來，至悲至慘之大禍，孰有逾此？ 方馮氏入晉時，有駐豫北之孫連仲、張維玺等部猶欲追随。
馮卻之，轉令其投歸中央，卻囑其以後務須服從蔣總司令的命令，為國效勞。
孫等唯唯諾諾，遵令而退。
其後，果然向中央報告：“奉馮總司令命前來投順。
”蔣公素知其忠勇可靠，即收編之。
以後孫則矢忠中央，服從命令，始終不渝，方可紀也。
（張部後事未詳。
）倘在曩日北伐成功後“編遣會議”前，馮氏對部下能下此“釋兵權”之命令，則天下早無事矣。
（後來孫在江西，不料其參謀長趙博生及旅長季振同乘孫連仲離軍赴京期間，率部參加紅軍，使孫部實力大損；但至抗戰時期，該部死守台兒莊，造成空前大捷，厥功尤偉。
）其他諸部亦有受中央改編者，不過戰餘幾部不到十萬人而已，精銳盡失矣。
在入晉深山野嶺之途間，忽有強徒攔路剪徑。
正遇馮氏在極端失意、十分沮喪之時，這些小賊未免有“打落水狗”之嫌。
當下，馮大喝一聲，随從衛士齊放手提機槍，小賊當場倒斃。
馮氏乃繼續行程。
既抵太原，閻如前優待之。
其陝、豫餘郡宋哲元、劉汝明、過之綱等約四萬人相率入晉，均由商震奉閻令善為安置，擔負一切給養。
閻能善待戰友于患難之時，亦算忠厚難得，庶可稍贖前愆了。
其後，中央改編駐晉馮部為廿九軍，分兩個師，以宋哲元、劉汝明為正副軍長，馮治安、張自忠（由河南入晉）分任師長，由中央發饷。
後來增編一師，以劉汝明任師長。
此軍在運城、陽原等處一住三年，乃奉令往北平應付日軍之侵略，成為國家之幹城焉。
馮氏複在山西寄居于汾陽（在太原西南），得中央寬厚待遇。
當是體念其完成革命之前功也。
他韬光養晦，生活安靜。
時或緻力于本地教育工作之促進，及他項為社會、為民衆之服務。
其大部分的清閑時間則消磨于讀書、寫字、著作、繪畫，尤喜歡作白話詩，自稱“丘八詩”，吟詠内容類皆描寫平民疾苦，痛貶惡風敗俗，暴露貪官污吏，提倡儉樸生活，反對虛僞言行等等，是皆其一生之徹底主張也。
共赴國難 自“擴大會議”之役結束後，至二十年（一九三一）夏，黨内又起糾紛，演成甯粵分裂之政潮（詳下章）。
九月十八日，日軍侵占沈陽，人心憤激，團結抗日之口号，普遍全國，“黨國”領袖亦一緻聯合共赴國難。
是時，馮仍居山西，韬光養晦（廿一、廿二年粵之運動不參加，亦未派代表前往）。
一日，忽接孔祥熙自京來電雲：“國難嚴重，如何辦法？請指教。
”越二日，接蔣公電稱“一切請以國事為重。
請大家到南京趕緊商議救國大計。
倘與國事有補，我準備随時下野”。
馮氏深覺滿意，即乘車經天津直下浦口。
（其時，閻錫山已回太原，但未同行。
）他即對各來迎的老同志言：“我們一定要抗日，以往的事，可以不究。
” 到南京後，蔣、馮重會，前嫌渙然冰釋。
馮氏出席中央黨部講話時聲言他來開會，是為共赴國難而來。
若不如是，則抗日戰争，何能聯合南北諸軍，全國人民，一心一德，衛護國家，抗戰到底，至八年之久終獲得最後的大勝利乎？ 馮氏每出席中央會議，一貫主張“我們要抗日，要收複失地。
誰要阻止抗日，誰就是賣國賊”。
有人警告他：“你這樣說話，恐有生命危險。
”則答道：“我來即不怕，怕即不來。
”其間，曾到上海小住，屢向各社團及民衆講演，極力鼓舞全國同胞抗日救國，激勵人心，振發民氣，至為有力。
未幾，國府決定遷都洛陽。
蔣、馮、汪等要員皆到那裡去開會議、組織軍事委員會，公推蔣公任委員長。
未幾，衆皆回京，獨有馮氏由徐州北去到泰山住下。
（以上蔣馮通電及入京資料采自金典戎《基督将軍馮玉祥外傳》。
） 自二十年（一九三一）始，馮的生命又進入另一階段&mdash&mdash最末期。
他直接統率一支龐大的軍隊，這一時期已告完畢了。
經他一手訓練，多年指揮的各部尚留有少數（最少十萬，迄無确數），分駐各省，皆直接歸中央改編、裝補和指揮。
“第十六混成旅”也、“第十一師”也、“國民軍”也、“西北軍”也、“第二集團軍”也，一律成為曆史的名号。
馮氏一生的事業，告一段落，然而仍未結束。
在以後最末的十八年間，他的生命時靜時動，其與中央的關系也是時合時分，都随時局之變化與個人的反應而定，将于下章續述。
這一章的叙述，最令我頭痛而且心痛，幾乎難于下筆，所幸“黨國”内雖屢起糾紛，時分時合，而仍可以對得住幾千年國族的祖宗與稍慰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者，則一遇國步艱難，外患緊急，則全國精誠團結，同仇敵忾，合力應付。
所以本章命題曰：“兄弟阋于牆，外禦其侮。
”
是夜，因謀報複，突襲機場，毫無抵抗，毀去所停之機。
張急匿避，始得幸免。
騎兵得手後，轉馳往蘭封猛攻車站。
時，站上防守虛空，總司令部隻得衛兵百人而已。
蔣總司令駐列車上，勢極危險，仍鎮靜處之。
平常軍隊，凡遇夜襲者，多不還火，免露虛實，但是時侍于總部内之高級參謀陳調元，卻主張還火，以免坐以待斃。
此兵法虛虛實實之妙算也。
乃下令全部衛兵分布車站，密密射擊。
攻軍皆騎兵，果以為車站有大部軍力，防備周密，否則不至還火；又在夜間不便大舉進攻，即行退卻。
總部遂獲安全。
（此事，于多年後餘由雙方友人之躬預其役者口述中得之，兩相符合，可信為真實。
） 然而此次“中原大戰”之勝負，不決于疆場，卻決于政壇上外交手腕之間。
方豫省大戰時，中央代表吳鐵城等在沈陽與張學良磋商合作事。
吳挈其擅長交際、善于辭令之愛妾及大量金錢與俱。
二人施用闊綽的、機巧的外交手段，周旋于奉軍“少帥”張學良夫婦與高級文武幹部間，大奏奇效。
聞有一次，張在一個公開的場合私對其妾作戲言：“您倆膽敢來這裡作說客；假使我将吳鐵城槍斃了，又怎麼樣？”她因面不改容、從容鎮靜地含笑答道：“少帥，别跟我開玩笑！像少帥這樣英雄人物，哪會幹出這卑鄙狠毒的事呢！”張聽了，哈哈大笑答：“果然說得妙！來！幹一杯！”另一日，吳大擺山珍海錯最貴最盛的筵席，遍請張總司令高級人員與軍官赴宴。
其妾周旋其間，恭敬招待。
堂前設了十幾桌麻将，請各人就席娛樂一下。
每人面前抽屜内各置鈔票大洋二萬元，輸赢不計，勝者盡入私囊，負者也無所損失。
于是人人樂不可支，與他都成為朋友了。
（以上故事系後來從吳之随員著者同鄉處聽到的。
） 同時對方閻、馮二人亦派代表薛笃弼與賈景德兩個“老實頭”到沈極力運動。
無如囊悭術鈍，與吳比較，在在相形見绌，居于下風（即送禮三千元也要去電請示彙款方濟）。
雙方均予張學良以特高位置、優異條件，拉其加入陣線。
一向，張學良站在中立立場，無露骨表示左袒哪方，然以其時形勢論，奉軍勢力充實，地利得宜，在北方實居舉足輕重之地位，吳氏來後，不久即獲得好感。
其間尤有決定性作用者，則張對中央雖仍有不惬意之處，然對馮氏卻有不共戴天之世仇，而絕對不能與其攜手合作者。
況堂堂國民政府，名正言順，所給條件與地位價值比較上當然引人入勝。
其決定歸順中央實自然之理。
其實，早于十八年五月間，張已與奉軍将領有公開反對馮氏政策之表示。
至是年，更于九月十八日發出通電，主張國家問題，當由中央政府依合法程序解決之。
是無異正式加入中央陣線以反對閻、馮之表示也。
發電未幾，随即派大軍入關。
晉軍無能抵抗，遂由其連占天津、北平以及河北全省。
閻見大勢已去，于奉軍開到之前，通電辭職，複由北平退回太原。
九月廿二日，北平晉軍撤退。
前二年，晉軍以“國民政府”名義克複舊都，今則奉軍亦以“國民政府”名義入據焉。
“擴大會議”及其所組織之“國民政府”自然瓦解。
各員與中央協議，汪出國，閻赴大連，而馮氏則居山西。
大戰結束 至于豫方軍事之結束，亦不決于疆場上之戰争，而決于馮氏麾下另一部之叛變。
一日，馮氏在總部忽接在前線作戰之軍長吉鴻昌電話，說：“總司令，對不住，我走了。
”緣中央知馮舊部李鳴鐘與吉感情素洽，乃着其往豫運動吉來歸，果然馬到成功。
其時，李對馮氏懷有怨望，已脫離其軍。
（張之江雖亦離軍，但未緻叛馮氏。
）而吉之叛變則因全軍為金錢所收買。
（此後來吉到張家口再為馮氏效力時跪地痛哭而自承者，見金典戎：《基督将軍馮玉祥外傳》。
此與餘後來所訪聞相參證，亦符合可信。
）吉本馮部後起之骁将，戰功卓著，惟性情暴戾難馴，因前在西安偶犯軍規為馮氏革職嚴懲，後極力多方表現悔過，始得複任軍職（此餘在西安所親見者），惟懷恨于心，而今複為巧言厚利所煽動，乃背馮氏而去，而且梁冠英、張印湘等部亦随焉。
前線全軍盡喪。
當下，馮氏怒擲電話聽筒，氣憤之極，恍如昔年韓複榘、石友三等叛變劇之重演，全線崩潰在即，大勢已去，束手無策以挽回大局矣。
于是，懸崖勒馬，即由鄭州渡河，挈少數衛隊，由新鄉經焦作西行複入山西。
鄭州遂為陳銘樞攻下。
馮氏餘軍則盡退陝西、山西。
戰事遂告結束，而馮氏全軍整個崩潰了。
此次“中原大戰”，實為曆來内戰之最劇烈者，猶甚于前年豫東與奉魯軍作戰之役。
中央軍之最精銳部隊，如馮轶裴軍，及十九路軍陳銘樞等部，皆參與。
閻、馮兩方亦盡以所餘留之精兵出戰。
雙方紀律均優，鬥志均旺，屢作殊死戰，以故傷亡皆極慘重。
（确數未詳，聞共達四十餘萬人，一說且雲七十萬，疑過誇張。
）誠為民國以來最大最惡之内戰，由絕大悲劇演成絕大慘劇。
語其後果，兩敗俱傷，不特四個集團軍一一瓦解，而中央實力亦減縮，肢體既殘廢，心髒亦受傷，全體&mdash&mdash“黨國”&mdash&mdash當蒙禍害，抵抗外侮之力大為削弱，馴至日軍侵略南北，緻全國同胞有“其亡其亡”之痛焉。
自民國成立以來，至悲至慘之大禍，孰有逾此？ 方馮氏入晉時，有駐豫北之孫連仲、張維玺等部猶欲追随。
馮卻之，轉令其投歸中央，卻囑其以後務須服從蔣總司令的命令，為國效勞。
孫等唯唯諾諾，遵令而退。
其後，果然向中央報告：“奉馮總司令命前來投順。
”蔣公素知其忠勇可靠，即收編之。
以後孫則矢忠中央，服從命令，始終不渝，方可紀也。
（張部後事未詳。
）倘在曩日北伐成功後“編遣會議”前，馮氏對部下能下此“釋兵權”之命令，則天下早無事矣。
（後來孫在江西，不料其參謀長趙博生及旅長季振同乘孫連仲離軍赴京期間，率部參加紅軍，使孫部實力大損；但至抗戰時期，該部死守台兒莊，造成空前大捷，厥功尤偉。
）其他諸部亦有受中央改編者，不過戰餘幾部不到十萬人而已，精銳盡失矣。
在入晉深山野嶺之途間，忽有強徒攔路剪徑。
正遇馮氏在極端失意、十分沮喪之時，這些小賊未免有“打落水狗”之嫌。
當下，馮大喝一聲，随從衛士齊放手提機槍，小賊當場倒斃。
馮氏乃繼續行程。
既抵太原，閻如前優待之。
其陝、豫餘郡宋哲元、劉汝明、過之綱等約四萬人相率入晉，均由商震奉閻令善為安置，擔負一切給養。
閻能善待戰友于患難之時，亦算忠厚難得，庶可稍贖前愆了。
其後，中央改編駐晉馮部為廿九軍，分兩個師，以宋哲元、劉汝明為正副軍長，馮治安、張自忠（由河南入晉）分任師長，由中央發饷。
後來增編一師，以劉汝明任師長。
此軍在運城、陽原等處一住三年，乃奉令往北平應付日軍之侵略，成為國家之幹城焉。
馮氏複在山西寄居于汾陽（在太原西南），得中央寬厚待遇。
當是體念其完成革命之前功也。
他韬光養晦，生活安靜。
時或緻力于本地教育工作之促進，及他項為社會、為民衆之服務。
其大部分的清閑時間則消磨于讀書、寫字、著作、繪畫，尤喜歡作白話詩，自稱“丘八詩”，吟詠内容類皆描寫平民疾苦，痛貶惡風敗俗，暴露貪官污吏，提倡儉樸生活，反對虛僞言行等等，是皆其一生之徹底主張也。
共赴國難 自“擴大會議”之役結束後，至二十年（一九三一）夏，黨内又起糾紛，演成甯粵分裂之政潮（詳下章）。
九月十八日，日軍侵占沈陽，人心憤激，團結抗日之口号，普遍全國，“黨國”領袖亦一緻聯合共赴國難。
是時，馮仍居山西，韬光養晦（廿一、廿二年粵之運動不參加，亦未派代表前往）。
一日，忽接孔祥熙自京來電雲：“國難嚴重，如何辦法？請指教。
”越二日，接蔣公電稱“一切請以國事為重。
請大家到南京趕緊商議救國大計。
倘與國事有補，我準備随時下野”。
馮氏深覺滿意，即乘車經天津直下浦口。
（其時，閻錫山已回太原，但未同行。
）他即對各來迎的老同志言：“我們一定要抗日，以往的事，可以不究。
” 到南京後，蔣、馮重會，前嫌渙然冰釋。
馮氏出席中央黨部講話時聲言他來開會，是為共赴國難而來。
若不如是，則抗日戰争，何能聯合南北諸軍，全國人民，一心一德，衛護國家，抗戰到底，至八年之久終獲得最後的大勝利乎？ 馮氏每出席中央會議，一貫主張“我們要抗日，要收複失地。
誰要阻止抗日，誰就是賣國賊”。
有人警告他：“你這樣說話，恐有生命危險。
”則答道：“我來即不怕，怕即不來。
”其間，曾到上海小住，屢向各社團及民衆講演，極力鼓舞全國同胞抗日救國，激勵人心，振發民氣，至為有力。
未幾，國府決定遷都洛陽。
蔣、馮、汪等要員皆到那裡去開會議、組織軍事委員會，公推蔣公任委員長。
未幾，衆皆回京，獨有馮氏由徐州北去到泰山住下。
（以上蔣馮通電及入京資料采自金典戎《基督将軍馮玉祥外傳》。
） 自二十年（一九三一）始，馮的生命又進入另一階段&mdash&mdash最末期。
他直接統率一支龐大的軍隊，這一時期已告完畢了。
經他一手訓練，多年指揮的各部尚留有少數（最少十萬，迄無确數），分駐各省，皆直接歸中央改編、裝補和指揮。
“第十六混成旅”也、“第十一師”也、“國民軍”也、“西北軍”也、“第二集團軍”也，一律成為曆史的名号。
馮氏一生的事業，告一段落，然而仍未結束。
在以後最末的十八年間，他的生命時靜時動，其與中央的關系也是時合時分，都随時局之變化與個人的反應而定，将于下章續述。
這一章的叙述，最令我頭痛而且心痛，幾乎難于下筆，所幸“黨國”内雖屢起糾紛，時分時合，而仍可以對得住幾千年國族的祖宗與稍慰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者，則一遇國步艱難，外患緊急，則全國精誠團結，同仇敵忾，合力應付。
所以本章命題曰：“兄弟阋于牆，外禦其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