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最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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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歲至六七歲，一九三〇&mdash一九四八）
一再晉京
回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夏，國民黨一部分執監委員，因胡漢民在南京被軟禁于湯山事，提出抗議。
與中央分流，召集黨代表于廣州開“非常會議”，另組織“國民政府”。
汪兆銘亦率其“改組派”參加活動。
馮氏遠居北方，未加入是役。
（他們有意要我代表他并列馮名，以壯聲勢，但我為着個人道德人格之完整，受着良心理性之驅策，堅辭說：“我前蒙中央派去當&lsquo政治工作委員&rsquo，任務早已完結，與馮氏政治關系久已絕緣，此時未奉馮将軍明文，哪敢&lsquo冒充&rsquo他的代表以自贻伊戚呢？”乃作罷論。
）後來，馮氏派唐悅良來粵，隻是觀察與接洽，仍未代表其正式加入此運動。
未幾，局面變化，唐亦北返。
不過甯粵雙方隻拍發電文，未至有軍事行動。
胡氏旋被釋歸粵。
南方同志之目的似已達到了。
會九月十八日，日軍侵占東三省，全黨同志乃覺悟國難當前，非實行團結、共禦外侮不可。
于是，粵方派孫科、汪兆銘二委員為代表，赴滬與甯方代表會議。
決議甯、粵黨政改組，複合為一。
全局即急轉直下，蔣公下野離京。
國民政府改組，一緻推年高德劭的元老林森先生任主席，孫科任行政院院長。
其間，陳銘樞斡旋甚力，其所統之十九路軍分駐南京至上海一帶，是為新政府獨一可靠之軍隊。
廿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一日，孫科在京就任行政院院長，囑餘緻親筆函于蟄居泰山之馮氏（由李炘親送），請其命駕前來共謀國是。
越二日，馮率屬員數人抵京。
孫院長命我饋贈大洋三萬元，以供其費用。
馮氏十分興奮，感謝之餘，他還以幽默口吻說：“看啊！馮玉祥受賄了！不過，這是中山先生哲嗣哲生院長所賜，卻不敢辭。
”立刻将全數分給各随員及衛士。
自己分文不取。
于是，林、孫、馮、陳、汪、李（烈鈞）等組成最高特别委員會，主持全國軍政。
其間，馮氏曾到上海一次，備受各界歡迎。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二次到此華洋雜處的繁華商埠。
他對于租界的恥辱、生活之奢華等“少見多怪”的現象，深表不滿，盤桓不上幾天，不歡而去，仍返南京。
這一回，馮氏再到南京，與新舊朋友聚首一堂，志同道合，衷誠合作，盡其所能，共謀國是，歡洽無間，人人都非常敬重他。
因氣氛、環境及人事，與前大不相同，彼此公平誠信相處，所以他也一反從前與人落落難合、格格不入、事事批評、人人譏刺的故态。
可見他不是絕對不能與人和好合作的。
他的希望無窮，他的心情愉快，大概過着自“首都革命”以來最開心的日子。
不圖未幾天，政局又突起變化。
緣新政府成立未久，以不得上海财團的合作，财政困難（宋子文不肯合作）。
孔祥熙初欲任财長，事前由其夫人緻英文函與孫科表示，即蒙答應。
但就職之日清晨孔夫人又來英文專函，聲言孔不幹，此餘在孫公館所親見者。
孫氏急切難以物色适當人物，乃臨時以鐵道部次長黃漢梁署理。
黃辭，自知不勝任，甚至痛哭陳辭。
迨迫于無奈勉強就職。
後隻籌得少數現金，杯水車薪，不能維持下去。
此為孫閣不能支持之主因。
未幾日，駐江浙一帶之各軍将領，紛紛索饷，難以應付。
繼而各軍公開表示反對，擁蔣公複職。
新政府乃遇到絕大危機，搖搖欲墜。
當是時，陳銘樞（在行政院自兼四個部長）忽然軟化了，冷冷地輕輕地聲言“究竟有兵力較多較強的，講話較有力些”。
如上文分析，陳銘樞的軍隊是新政府的“擎天一柱”。
馮氏未嘗不欲召集舊部一緻擁護，奈各軍分駐北方，鞭長莫及，集中不易，而況此時聽命調動與否，是大問題。
且時間短促，何能有濟？是則大廈之支，全靠一木。
如今即此一木已經動搖了，大廈不傾，其可得耶？當時，孫院長與其他一二人驟聞陳之聲言，無異釜底抽薪，自行拆台，如冷水澆背，無能為力，新政府遂即解體，正所謂“一言喪邦”！孫氏于一月廿五日，離京赴滬（餘随行），旋即辭職。
抵滬後命餘回京向馮氏解釋一切，請其自決。
馮氏初時似在悶葫蘆中，莫名其妙，頗怪孫氏之突然不辭而去。
及洞明真相，乃釋然于心。
既知狂瀾莫挽，亦采取一緻行動，渡江北上，回泰山去。
他宛似做了春夢一場，又感失望。
每念前路茫茫，罔知行止，益感凄涼苦悶了。
（此時餘随孫辦事，以上經過，知之甚詳。
我即日乘夜車回滬。
） 廿八日夜間上海日軍襲擊車站，十九路軍奮起作英勇的抗戰。
滬戰停後，國民政府又改組，主席林森先生留住，蔣先生複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而汪兆銘轉與新政府聯絡，得繼任行政院院長，馮氏則被任内政部部長。
馮再應召入京，一住兩月，複不能合，不就職，乃挈眷徑赴山東，仍隐居泰山。
時，韓複榘已調任魯主席。
馮氏曾到濟南，韓招待之于省政府。
款待極懇摯，極優渥，每晨至親為其盛水盥漱，悉如舊時在其麾下敬侍長官之崇禮焉。
馮氏亦不念舊惡，勉其努力愛國為民，大概已了解其當年叛變之環境與苦衷也。
在山中，馮益奮發，拚命求學，日夜讀書。
敦聘北京之大學教授數人前來教授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科（适似曩在晉祠時餘所獻議者）。
（以上資料得自馮氏幹部） “抗日同盟軍” 是年十月，馮氏忽從泰山命駕北上，駐張家口，蓋其靜極思動，念念不忘興兵抗日，再舉行震驚全國之軍事活動。
一抵張垣，即發通電，對于中央之不抵抗多所指摘。
未幾，日軍由東三省進逼熱河。
廿二年（一九三三）三月，陷熱河全區。
張學良之奉軍引退。
時，中央直接主持北方軍政，但未能挽救頹局于一旦。
馮氏向以激烈主張抗日著于全國，故聲譽日隆，有不少人熱望其再起東山，領導抗戰救國，且有去電請求複出者。
中央當時另有對付日本的計劃，邀其入京共商國是，不應。
五月初，日軍由熱河進占察哈爾之多倫，更深入沽源、寶昌、康保諸地。
全國人民抗日熱情愈為激烈。
未幾，中央與日方訂立《塘沽協議》，使華北部分區域非軍事化，凡此皆令人民愛國精神與民族主義萬分憤激者，亦所以令馮氏有卷土重來、再握兵權之機會者。
然而其時中央當局則以頻年内戰，國力削弱，際茲準備未周，不能輕舉妄動而與敵國作全面戰，以贻覆巢大禍，故甯忍辱負重，假樽俎折沖之外交手段，與日本周旋，拖延時間，以期有成。
此其苦心亦有不得國人之諒解者。
馮氏正是個中之突出的抗議人物，兼是自行采取抗日行動者。
五月廿六日，馮氏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自任總司令。
廿八日，通電全國，振振有詞，指摘中央政府不以真誠抗拒日本侵略，又不以軍力及補給增援抗日軍隊。
隸馮氏麾下者，号稱三十萬衆，實則十二萬人，有槍支者不過八萬，其成員來源頗為複雜，有留察留晉之少數嫡系老“國民軍”，有熱河駐軍之被日軍擊退者，有奉軍殘餘部隊流落察區者，有察哈爾之零星部隊系統不明者。
其中最完整之一部而具有正規軍之規模者約二萬人，系方振武所統率從前退入山西之軍而今來投者（統第一方面軍）。
此外，亦有臨時就地招募者。
全軍人多槍少，其有充分配備者不及三分之一，或僅四分之一而已。
至重要将領則多為戰後失意之舊部自來投效者，孫良誠、席液池及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是其著焉者也（參考薛著頁二七一及其他）。
又有鄧文（統第十軍）及軍事家金典戎亦應馮氏約前來投效（統第一軍）。
王瑚老先生亦在焉。
此外，尚有韓複榘、宋哲元與李宗仁等之代表北來聯絡，計劃與兩粵及北方取一緻行動（上見金典戎著：《基督将軍馮玉祥外傳》，載香港《觀察》月刊二十期）。
其贊助最力者，為前廣東省長朱慶瀾（子橋）慨捐軍費大洋十萬元，軍部賴以成立。
至于全國同胞，聞此救國義舉，人心振奮，幾于全國一緻擁護。
獨有汪兆銘别有會心，在南京發表談話，公開罵雲：“察哈爾的共産黨，又在多倫鬧出事來了。
”妄指馮氏甚明顯。
此時，章炳麟（太炎）先生在蘇州卻發出與汪相反的說話：“隻要能收複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們願意赤化；我們民衆願意擁護老馮赤化。
”九十四高齡的馬相伯先生在上海歡迎馬占山大會中說：“我這第一杯酒是恭祝馮玉祥将軍收複察東四縣，并盼望他收複更多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歡迎抗日英雄馬占山将軍。
”這兩人的話，可代表全國愛國同胞的心理。
（上見金著同上第廿二期） 其時，宋哲元為中央倚重，已調其駐晉之廿九路軍移防華北，坐鎮北平，秉承中央所授機宜，一面與日周旋，一面積極準備抗戰。
“忍辱負重”為中央緩沖，是其使命，實是代中央挨受愛國人士之唾罵也。
當馮氏在張家口高樹抗日大纛時，宋已被中央任為察哈爾主席。
如其肯複隸馮氏麾下，則“抗日同盟軍”之力量當大有可觀。
（宋之廿九軍除原有馮治安、張自忠兩師外，奉令另編一師，劉汝明任師長，全軍當有五萬人強。
）無如，宋老早便去電中央，聲言決不參加馮氏之運動了。
但反過來，因已往多年與馮氏之密切關系，又不肯出兵向其進攻，也不前去就主席新職。
至全國中亦不無響應馮氏者，如粵中之“西南政務委員會”（為昔年“非常會議”之餘緒，以陳濟棠之全軍為主力，中央監委蕭佛成、鄧澤如等附之），雖表同意，惟天南地北，相距遼遠，除了空言響應之外，無能以實力為助，其何有濟？（或有些少經濟援助未定。
）金典戎言李宗仁彙款十萬元小洋與馮氏（見上引文廿二期）。
然北方中央直轄各軍，多馮氏之舊部，無肯開動往攻者。
獨有龐炳勳（原屬國民三軍，非馮嫡系），欲乘時立功，自願前往進攻張家口。
讵料開至南口時，馮親往應付，以抗日救國大義作宣傳戰，振臂一呼，即有三團自動脫離龐軍，投奔馮氏麾下，可見其威望未堕，懾力仍存。
龐無奈，急罷兵，蓋恐時間延長，其全軍難堪馮氏吸力，愈去愈多，将有“群馬遂空”之歎也。
（按：龐軍進攻及三團投馮事，是後來馮氏親對著者所說。
但據金典戎上引文第廿、廿二期則謂當時在張垣馮氏部下有龐及其四十軍，兩相矛盾。
不過馮氏舉事後，北平軍分會方與龐接洽令其往攻，可見初時龐不在張垣。
金文所言未明來曆。
另據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三，載《傳記文學》一二四期，詳記是役經過，并引用馮氏後來所著之《察哈爾抗日紀實》，亦未提及龐投馮事。
） 六月下旬，日軍
與中央分流，召集黨代表于廣州開“非常會議”，另組織“國民政府”。
汪兆銘亦率其“改組派”參加活動。
馮氏遠居北方，未加入是役。
（他們有意要我代表他并列馮名，以壯聲勢，但我為着個人道德人格之完整，受着良心理性之驅策，堅辭說：“我前蒙中央派去當&lsquo政治工作委員&rsquo，任務早已完結，與馮氏政治關系久已絕緣，此時未奉馮将軍明文，哪敢&lsquo冒充&rsquo他的代表以自贻伊戚呢？”乃作罷論。
）後來，馮氏派唐悅良來粵，隻是觀察與接洽，仍未代表其正式加入此運動。
未幾，局面變化，唐亦北返。
不過甯粵雙方隻拍發電文，未至有軍事行動。
胡氏旋被釋歸粵。
南方同志之目的似已達到了。
會九月十八日，日軍侵占東三省，全黨同志乃覺悟國難當前，非實行團結、共禦外侮不可。
于是，粵方派孫科、汪兆銘二委員為代表，赴滬與甯方代表會議。
決議甯、粵黨政改組，複合為一。
全局即急轉直下，蔣公下野離京。
國民政府改組，一緻推年高德劭的元老林森先生任主席，孫科任行政院院長。
其間，陳銘樞斡旋甚力，其所統之十九路軍分駐南京至上海一帶，是為新政府獨一可靠之軍隊。
廿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一日，孫科在京就任行政院院長，囑餘緻親筆函于蟄居泰山之馮氏（由李炘親送），請其命駕前來共謀國是。
越二日，馮率屬員數人抵京。
孫院長命我饋贈大洋三萬元，以供其費用。
馮氏十分興奮，感謝之餘，他還以幽默口吻說：“看啊！馮玉祥受賄了！不過，這是中山先生哲嗣哲生院長所賜，卻不敢辭。
”立刻将全數分給各随員及衛士。
自己分文不取。
于是，林、孫、馮、陳、汪、李（烈鈞）等組成最高特别委員會，主持全國軍政。
其間，馮氏曾到上海一次，備受各界歡迎。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二次到此華洋雜處的繁華商埠。
他對于租界的恥辱、生活之奢華等“少見多怪”的現象，深表不滿，盤桓不上幾天，不歡而去，仍返南京。
這一回，馮氏再到南京，與新舊朋友聚首一堂，志同道合，衷誠合作，盡其所能，共謀國是，歡洽無間，人人都非常敬重他。
因氣氛、環境及人事，與前大不相同，彼此公平誠信相處，所以他也一反從前與人落落難合、格格不入、事事批評、人人譏刺的故态。
可見他不是絕對不能與人和好合作的。
他的希望無窮，他的心情愉快，大概過着自“首都革命”以來最開心的日子。
不圖未幾天，政局又突起變化。
緣新政府成立未久，以不得上海财團的合作，财政困難（宋子文不肯合作）。
孔祥熙初欲任财長，事前由其夫人緻英文函與孫科表示，即蒙答應。
但就職之日清晨孔夫人又來英文專函，聲言孔不幹，此餘在孫公館所親見者。
孫氏急切難以物色适當人物，乃臨時以鐵道部次長黃漢梁署理。
黃辭，自知不勝任，甚至痛哭陳辭。
迨迫于無奈勉強就職。
後隻籌得少數現金，杯水車薪，不能維持下去。
此為孫閣不能支持之主因。
未幾日，駐江浙一帶之各軍将領，紛紛索饷，難以應付。
繼而各軍公開表示反對，擁蔣公複職。
新政府乃遇到絕大危機，搖搖欲墜。
當是時，陳銘樞（在行政院自兼四個部長）忽然軟化了，冷冷地輕輕地聲言“究竟有兵力較多較強的，講話較有力些”。
如上文分析，陳銘樞的軍隊是新政府的“擎天一柱”。
馮氏未嘗不欲召集舊部一緻擁護，奈各軍分駐北方，鞭長莫及，集中不易，而況此時聽命調動與否，是大問題。
且時間短促，何能有濟？是則大廈之支，全靠一木。
如今即此一木已經動搖了，大廈不傾，其可得耶？當時，孫院長與其他一二人驟聞陳之聲言，無異釜底抽薪，自行拆台，如冷水澆背，無能為力，新政府遂即解體，正所謂“一言喪邦”！孫氏于一月廿五日，離京赴滬（餘随行），旋即辭職。
抵滬後命餘回京向馮氏解釋一切，請其自決。
馮氏初時似在悶葫蘆中，莫名其妙，頗怪孫氏之突然不辭而去。
及洞明真相，乃釋然于心。
既知狂瀾莫挽，亦采取一緻行動，渡江北上，回泰山去。
他宛似做了春夢一場，又感失望。
每念前路茫茫，罔知行止，益感凄涼苦悶了。
（此時餘随孫辦事，以上經過，知之甚詳。
我即日乘夜車回滬。
） 廿八日夜間上海日軍襲擊車站，十九路軍奮起作英勇的抗戰。
滬戰停後，國民政府又改組，主席林森先生留住，蔣先生複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而汪兆銘轉與新政府聯絡，得繼任行政院院長，馮氏則被任内政部部長。
馮再應召入京，一住兩月，複不能合，不就職，乃挈眷徑赴山東，仍隐居泰山。
時，韓複榘已調任魯主席。
馮氏曾到濟南，韓招待之于省政府。
款待極懇摯，極優渥，每晨至親為其盛水盥漱，悉如舊時在其麾下敬侍長官之崇禮焉。
馮氏亦不念舊惡，勉其努力愛國為民，大概已了解其當年叛變之環境與苦衷也。
在山中，馮益奮發，拚命求學，日夜讀書。
敦聘北京之大學教授數人前來教授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科（适似曩在晉祠時餘所獻議者）。
（以上資料得自馮氏幹部） “抗日同盟軍” 是年十月，馮氏忽從泰山命駕北上，駐張家口，蓋其靜極思動，念念不忘興兵抗日，再舉行震驚全國之軍事活動。
一抵張垣，即發通電，對于中央之不抵抗多所指摘。
未幾，日軍由東三省進逼熱河。
廿二年（一九三三）三月，陷熱河全區。
張學良之奉軍引退。
時，中央直接主持北方軍政，但未能挽救頹局于一旦。
馮氏向以激烈主張抗日著于全國，故聲譽日隆，有不少人熱望其再起東山，領導抗戰救國，且有去電請求複出者。
中央當時另有對付日本的計劃，邀其入京共商國是，不應。
五月初，日軍由熱河進占察哈爾之多倫，更深入沽源、寶昌、康保諸地。
全國人民抗日熱情愈為激烈。
未幾，中央與日方訂立《塘沽協議》，使華北部分區域非軍事化，凡此皆令人民愛國精神與民族主義萬分憤激者，亦所以令馮氏有卷土重來、再握兵權之機會者。
然而其時中央當局則以頻年内戰，國力削弱，際茲準備未周，不能輕舉妄動而與敵國作全面戰，以贻覆巢大禍，故甯忍辱負重，假樽俎折沖之外交手段，與日本周旋，拖延時間，以期有成。
此其苦心亦有不得國人之諒解者。
馮氏正是個中之突出的抗議人物，兼是自行采取抗日行動者。
五月廿六日，馮氏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自任總司令。
廿八日，通電全國，振振有詞，指摘中央政府不以真誠抗拒日本侵略，又不以軍力及補給增援抗日軍隊。
隸馮氏麾下者，号稱三十萬衆，實則十二萬人，有槍支者不過八萬，其成員來源頗為複雜，有留察留晉之少數嫡系老“國民軍”，有熱河駐軍之被日軍擊退者，有奉軍殘餘部隊流落察區者，有察哈爾之零星部隊系統不明者。
其中最完整之一部而具有正規軍之規模者約二萬人，系方振武所統率從前退入山西之軍而今來投者（統第一方面軍）。
此外，亦有臨時就地招募者。
全軍人多槍少，其有充分配備者不及三分之一，或僅四分之一而已。
至重要将領則多為戰後失意之舊部自來投效者，孫良誠、席液池及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是其著焉者也（參考薛著頁二七一及其他）。
又有鄧文（統第十軍）及軍事家金典戎亦應馮氏約前來投效（統第一軍）。
王瑚老先生亦在焉。
此外，尚有韓複榘、宋哲元與李宗仁等之代表北來聯絡，計劃與兩粵及北方取一緻行動（上見金典戎著：《基督将軍馮玉祥外傳》，載香港《觀察》月刊二十期）。
其贊助最力者，為前廣東省長朱慶瀾（子橋）慨捐軍費大洋十萬元，軍部賴以成立。
至于全國同胞，聞此救國義舉，人心振奮，幾于全國一緻擁護。
獨有汪兆銘别有會心，在南京發表談話，公開罵雲：“察哈爾的共産黨，又在多倫鬧出事來了。
”妄指馮氏甚明顯。
此時，章炳麟（太炎）先生在蘇州卻發出與汪相反的說話：“隻要能收複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們願意赤化；我們民衆願意擁護老馮赤化。
”九十四高齡的馬相伯先生在上海歡迎馬占山大會中說：“我這第一杯酒是恭祝馮玉祥将軍收複察東四縣，并盼望他收複更多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歡迎抗日英雄馬占山将軍。
”這兩人的話，可代表全國愛國同胞的心理。
（上見金著同上第廿二期） 其時，宋哲元為中央倚重，已調其駐晉之廿九路軍移防華北，坐鎮北平，秉承中央所授機宜，一面與日周旋，一面積極準備抗戰。
“忍辱負重”為中央緩沖，是其使命，實是代中央挨受愛國人士之唾罵也。
當馮氏在張家口高樹抗日大纛時，宋已被中央任為察哈爾主席。
如其肯複隸馮氏麾下，則“抗日同盟軍”之力量當大有可觀。
（宋之廿九軍除原有馮治安、張自忠兩師外，奉令另編一師，劉汝明任師長，全軍當有五萬人強。
）無如，宋老早便去電中央，聲言決不參加馮氏之運動了。
但反過來，因已往多年與馮氏之密切關系，又不肯出兵向其進攻，也不前去就主席新職。
至全國中亦不無響應馮氏者，如粵中之“西南政務委員會”（為昔年“非常會議”之餘緒，以陳濟棠之全軍為主力，中央監委蕭佛成、鄧澤如等附之），雖表同意，惟天南地北，相距遼遠，除了空言響應之外，無能以實力為助，其何有濟？（或有些少經濟援助未定。
）金典戎言李宗仁彙款十萬元小洋與馮氏（見上引文廿二期）。
然北方中央直轄各軍，多馮氏之舊部，無肯開動往攻者。
獨有龐炳勳（原屬國民三軍，非馮嫡系），欲乘時立功，自願前往進攻張家口。
讵料開至南口時，馮親往應付，以抗日救國大義作宣傳戰，振臂一呼，即有三團自動脫離龐軍，投奔馮氏麾下，可見其威望未堕，懾力仍存。
龐無奈，急罷兵，蓋恐時間延長，其全軍難堪馮氏吸力，愈去愈多，将有“群馬遂空”之歎也。
（按：龐軍進攻及三團投馮事，是後來馮氏親對著者所說。
但據金典戎上引文第廿、廿二期則謂當時在張垣馮氏部下有龐及其四十軍，兩相矛盾。
不過馮氏舉事後，北平軍分會方與龐接洽令其往攻，可見初時龐不在張垣。
金文所言未明來曆。
另據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三，載《傳記文學》一二四期，詳記是役經過，并引用馮氏後來所著之《察哈爾抗日紀實》，亦未提及龐投馮事。
） 六月下旬，日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