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去國與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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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歲至四六歲，一九二六&mdash一九二七）
下野原因
李景林既敗，大局形勢為之轉變。
吳佩孚見天津已為馮軍所占據，即宣布取消自己的總司令部。
張作霖亦乘機主張和平。
在馮氏則另有新覺悟，深感自來戰争之後，勝者多招嫉忌而敗者尤思報複，而是時，吳、張二人已有化敵為友、聯合攻馮氏之勢。
三角關系二對一之陣線又如此調換，極不利于馮方。
蓋南方之國民革命軍尚未出師北伐，“國民軍”二、三軍戰鬥力弱，殊不足以抵抗吳、張之聯合。
馮軍陷于孤立之勢，生存可慮。
馮氏于是即以臨崖勒馬手段，于十五年（一九二六）元旦宣布下野，旋于十四日由包頭西去至平地泉小地方。
在其意中，以為自己一旦引退，将可以移開奉張之目标而内戰不至再起矣。
按：據菊叟《吳佩孚聯粵不成的内幕》謂吳初有意聯國民黨合力攻奉，于北上前曾派潘贊化代表赴粵聯絡。
國民黨方面亦贊成此舉，但亟亟要保全馮軍，要求隻攻奉不攻馮為條件。
吳不納，故不成議雲。
此誠有可能，因吳前曾接受國民黨重金方離湘北上，故彼此大有淵源。
不過此次之詳情如何仍待考。
（上見香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星島日報》，承黃旭初先生寄示，謹謝。
） 殊不知後事之發展大出其意表者。
緣吳對馮之舊恨未息，張對馮之新仇難忘，且直之李景林與魯之張宗昌，尤蓄意報複。
平、津、豫、粵而外，遍地皆馮氏死敵。
吳、張等于讨奉一役結束後，即信使往還，締結合作之盟，以“讨赤”為号召，共向馮軍進攻。
處此險惡形勢之下，馮氏立刻撤退全軍至平地泉以西。
如此，既與中原無争而一任吳、張從事角逐。
這本來是上好戰略，可惜部下遲疑，未及實行而吳已揮軍北上攻豫，且奉、直、魯又聯合攻直隸之“國民軍”。
戰事一啟，退兵為難。
最先，孫嶽不敵，鹿鐘麟派兵赴援。
斯時，“國民軍”戰略：天津方面取守勢，南方取攻勢。
其初，節節勝利，連克馬廠、青縣，進圍滄州。
方長驅入魯，讵料晉之閻錫山誤聽挑撥之言，忽加入奉直聯軍陣線，突出兵大同、石家莊兩路，威脅“國民軍”後方，而豫方之“國民軍”二軍，又因内部離叛，不敵吳軍，棄豫入陝；嶽維峻且被晉方俘去，幾于全軍盡墨。
同時，外人敵視者又深恐“國民軍”得勝将不利于己國，乃援《辛醜條約》，有威迫大沽之舉。
馮軍于是時，後顧有憂，藩籬盡撤，戰鬥力雖強，何克以孤軍當此？會王士珍等出面通電主和，鹿鐘麟遂于三月廿四日一夜盡撤天津大軍至北京附近。
方期進行與各方議和，無奈奉、直聯合之“讨赤軍”仍進逼不已，鹿乃揮兵在京東、京南一帶竭力抵抗。
在這期間，北京有一可悲可痛之事件發生。
先于民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北京學界全體，憤恨外人在大沽口壓迫吾國，聯合遊行示威，整隊至執政府請願抗議。
不意段祺瑞之衛隊竟開槍屠殺，當場死者廿五六人，傷者四十餘人，死于醫院者又廿餘人（見李著頁二八二），釀成“三一八慘案”。
（我“今是學校”也有一名學生殉難，餘親自前往收屍及領回校旗，俱被兇兵申斥。
）時，“國民軍”全部仍在前線作戰，而執政府自有衛隊不少。
“國民軍”将領隐忍不欲與其為敵，以免後防發生危險。
後因鹿鐘麟偵知段與奉張陰謀裡應外合，要把北京的“國民軍”全部消滅，所以“先下手為強”，于回師時，首先解散其衛隊，稍為愛國青年雪冤，且于四月九日舉兵圍執政府，欲執段問罪以謝國人。
但段于三十分鐘前聞風先逃，倉惶走匿東交民巷。
執政府乃瓦解。
鹿即與各方作和談。
吳佩孚最反對和議，必要鹿交出隊伍，歸晉閻改編，複電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寝汝之皮”等語，同時，奉張亦反對和議，非根本消滅馮軍不可。
由是奉直聯軍繼續猛烈進攻。
鹿乃于四月十五日實行總退卻。
退兵時秩序井然，匕鬯不驚，絕非兵敗潰退之現象。
“國民軍”退至南口。
其地早已造成極堅固之防禦工事，即由鹿與劉汝明指揮全軍據守。
後方仍由張之江任總司令，坐鎮張垣。
是時，奉、魯、直軍占據北京，矛盾立現。
段祺瑞三方不讨好，勢難再立足，即本身之安全亦在堪虞。
奉方暗中釋放之，乃得潛赴天津，吳為之不怿。
旋而奉、魯、直三方各提出所要通緝殺害之名單。
結果：三方折衷，合成一新名單，共二十四人&mdash&mdash邵飄萍（《民報》總編輯）居首，蔣夢麟（北大校長）次之，林白水（主筆）又次之，餘名列十八。
蓋餘已與馮氏交往頗頻，兼主辦“今是學校”，故被視為馮派中人物也。
邵、林二人被執死之，其餘得免。
遊曆蘇俄 方奉直聯合共對“國民軍”宣戰之際，馮氏已知“西北軍”地位非常危險。
其始，先欲自行下野以求和平，而敵方進攻如故。
以一敵二形勢尤為嚴重。
乃決意去國，于退讓之中謀一線生路。
此一線生路者，即圖與南方之國民黨切實聯合，以期南北革命勢力夾攻軍閥是也。
戰事既啟，即由包頭移居綏遠小鎮平地泉以作去俄之預備。
留張、李、鹿、劉、宋等将領&mdash&mdash所謂“五虎将”，分任軍事，而以張代理主帥。
張等懇切挽留，甚至伏地痛哭，而馮氏意志不移。
卒于三月中先送家眷北上，自己于三月廿日由平地泉動身乘汽車赴庫倫。
同行者，除将領數人及衛士等外，并與徐謙、劉骥等偕行。
閱三日，車抵庫倫，備受外蒙國民黨領袖丹巴等之歡迎。
他于此盤桓數日，除參觀、考察外，有一最重要事件發生，即是：中國國民黨要員顧孟餘、于右任等偕俄顧問鮑羅廷，于其抵庫後十日亦到此相會。
諸人連日與其密商救國救民事業之進行，及國民黨之主義與政策。
馮氏大受感動，而至決心以全軍加入國民黨。
據其自述經過如下：有一天晚上，鮑用堅決兇猛之語直問：“公擁有中國至為強勇的軍隊，素抱救國救民的宗旨，但究竟有何具體的整個計劃和政見，以實行救國救民的宗旨？如有，而又勝于國民黨所主張的，我們将必離開國民黨而共來輔助你。
如其沒有，則請你立刻加入國民黨，接受其主義與政策，聯合一緻，共謀國是。
”這寥寥幾句話，簡直是對馮氏挑戰！他自謂當時受此質問，面紅耳熱，無言可答，因知自己究是一個軍人，素乏政治見識，隻會練兵打仗，隻有革命救國之心，卻無計劃與政見。
當時，眉頭皺了一夜，不曾合眼。
由是立下決心加入國民黨。
及抵俄京之次日，即正式入黨，決與全體黨同志，共同努力于國民革命的戰線。
時為五月十日，即“國民軍”新生命初成胚胎之日也。
（按：徐謙先生前奉孫中山先生命與馮氏聯絡，不憚奔走南北，苦口婆心，熱誠恒忍，為黨為國兼為馮氏矢忠效勞，多年無改。
如今前願能償，終不負孫先生重托。
日後革命勝利，多賴于此。
其功績在曆史上不可埋沒也。
） 先是，顧、鮑等先行離庫赴俄。
馮氏亦于四月廿八日出發，而暫留眷屬于庫倫。
五月九日，車抵俄京莫斯科，備受蘇俄政府、軍隊及中山、東方兩大學之歡迎。
未幾，其家眷亦随來，共作寓公。
馮氏在俄生活，最重要的一點乃在研究與考察。
對于蘇聯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教育的、物質的、軍事的、社會的種種新建設均十分注意。
每有所觀感則恒以本國狀況作比較研究，而默思将來如何改造之辦法，見解多有獨到處，對于其個人增加見識不少。
馮氏有充分的機會，得與蘇俄領袖人物、軍事家、教育家、政治家、新聞記者、平民及世界革命領袖常常晤談。
個人胸襟抱負自然開展不小。
一日，彼晤見俄領袖老練革命者加裡甯，饫聞其革命理論：“①革命家須仰仗本國，不可仰賴外國；②革命軍須與農民合作；③軍事外須側重政治；④人民全體須依賴革命軍隊。
”又往晤紅軍領袖托洛斯基，所受印象尤深。
托氏告之曰：“①治國非一黨不可；②治軍在主義不在武器；③作戰以騎兵為要，尤重在宣傳。
”此種理論皆馮氏前所未聞未知者，不啻為其開了新眼光。
其在俄所得，可見斑斑。
其在俄所感受的印象之最深刻者，則為共産黨之嚴密組織、有效工作、宣傳方法、嚴厲紀律、刻苦生活、緊張活動及“世界革命”“民族解放
吳佩孚見天津已為馮軍所占據，即宣布取消自己的總司令部。
張作霖亦乘機主張和平。
在馮氏則另有新覺悟，深感自來戰争之後，勝者多招嫉忌而敗者尤思報複，而是時，吳、張二人已有化敵為友、聯合攻馮氏之勢。
三角關系二對一之陣線又如此調換，極不利于馮方。
蓋南方之國民革命軍尚未出師北伐，“國民軍”二、三軍戰鬥力弱，殊不足以抵抗吳、張之聯合。
馮軍陷于孤立之勢，生存可慮。
馮氏于是即以臨崖勒馬手段，于十五年（一九二六）元旦宣布下野，旋于十四日由包頭西去至平地泉小地方。
在其意中，以為自己一旦引退，将可以移開奉張之目标而内戰不至再起矣。
按：據菊叟《吳佩孚聯粵不成的内幕》謂吳初有意聯國民黨合力攻奉，于北上前曾派潘贊化代表赴粵聯絡。
國民黨方面亦贊成此舉，但亟亟要保全馮軍，要求隻攻奉不攻馮為條件。
吳不納，故不成議雲。
此誠有可能，因吳前曾接受國民黨重金方離湘北上，故彼此大有淵源。
不過此次之詳情如何仍待考。
（上見香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星島日報》，承黃旭初先生寄示，謹謝。
） 殊不知後事之發展大出其意表者。
緣吳對馮之舊恨未息，張對馮之新仇難忘，且直之李景林與魯之張宗昌，尤蓄意報複。
平、津、豫、粵而外，遍地皆馮氏死敵。
吳、張等于讨奉一役結束後，即信使往還，締結合作之盟，以“讨赤”為号召，共向馮軍進攻。
處此險惡形勢之下，馮氏立刻撤退全軍至平地泉以西。
如此，既與中原無争而一任吳、張從事角逐。
這本來是上好戰略，可惜部下遲疑，未及實行而吳已揮軍北上攻豫，且奉、直、魯又聯合攻直隸之“國民軍”。
戰事一啟，退兵為難。
最先，孫嶽不敵，鹿鐘麟派兵赴援。
斯時，“國民軍”戰略：天津方面取守勢，南方取攻勢。
其初，節節勝利，連克馬廠、青縣，進圍滄州。
方長驅入魯，讵料晉之閻錫山誤聽挑撥之言，忽加入奉直聯軍陣線，突出兵大同、石家莊兩路，威脅“國民軍”後方，而豫方之“國民軍”二軍，又因内部離叛，不敵吳軍，棄豫入陝；嶽維峻且被晉方俘去，幾于全軍盡墨。
同時，外人敵視者又深恐“國民軍”得勝将不利于己國，乃援《辛醜條約》，有威迫大沽之舉。
馮軍于是時，後顧有憂，藩籬盡撤，戰鬥力雖強，何克以孤軍當此？會王士珍等出面通電主和，鹿鐘麟遂于三月廿四日一夜盡撤天津大軍至北京附近。
方期進行與各方議和，無奈奉、直聯合之“讨赤軍”仍進逼不已，鹿乃揮兵在京東、京南一帶竭力抵抗。
在這期間，北京有一可悲可痛之事件發生。
先于民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北京學界全體，憤恨外人在大沽口壓迫吾國，聯合遊行示威，整隊至執政府請願抗議。
不意段祺瑞之衛隊竟開槍屠殺，當場死者廿五六人，傷者四十餘人，死于醫院者又廿餘人（見李著頁二八二），釀成“三一八慘案”。
（我“今是學校”也有一名學生殉難，餘親自前往收屍及領回校旗，俱被兇兵申斥。
）時，“國民軍”全部仍在前線作戰，而執政府自有衛隊不少。
“國民軍”将領隐忍不欲與其為敵，以免後防發生危險。
後因鹿鐘麟偵知段與奉張陰謀裡應外合，要把北京的“國民軍”全部消滅，所以“先下手為強”，于回師時，首先解散其衛隊，稍為愛國青年雪冤，且于四月九日舉兵圍執政府，欲執段問罪以謝國人。
但段于三十分鐘前聞風先逃，倉惶走匿東交民巷。
執政府乃瓦解。
鹿即與各方作和談。
吳佩孚最反對和議，必要鹿交出隊伍，歸晉閻改編，複電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寝汝之皮”等語，同時，奉張亦反對和議，非根本消滅馮軍不可。
由是奉直聯軍繼續猛烈進攻。
鹿乃于四月十五日實行總退卻。
退兵時秩序井然，匕鬯不驚，絕非兵敗潰退之現象。
“國民軍”退至南口。
其地早已造成極堅固之防禦工事，即由鹿與劉汝明指揮全軍據守。
後方仍由張之江任總司令，坐鎮張垣。
是時，奉、魯、直軍占據北京，矛盾立現。
段祺瑞三方不讨好，勢難再立足，即本身之安全亦在堪虞。
奉方暗中釋放之，乃得潛赴天津，吳為之不怿。
旋而奉、魯、直三方各提出所要通緝殺害之名單。
結果：三方折衷，合成一新名單，共二十四人&mdash&mdash邵飄萍（《民報》總編輯）居首，蔣夢麟（北大校長）次之，林白水（主筆）又次之，餘名列十八。
蓋餘已與馮氏交往頗頻，兼主辦“今是學校”，故被視為馮派中人物也。
邵、林二人被執死之，其餘得免。
遊曆蘇俄 方奉直聯合共對“國民軍”宣戰之際，馮氏已知“西北軍”地位非常危險。
其始，先欲自行下野以求和平，而敵方進攻如故。
以一敵二形勢尤為嚴重。
乃決意去國，于退讓之中謀一線生路。
此一線生路者，即圖與南方之國民黨切實聯合，以期南北革命勢力夾攻軍閥是也。
戰事既啟，即由包頭移居綏遠小鎮平地泉以作去俄之預備。
留張、李、鹿、劉、宋等将領&mdash&mdash所謂“五虎将”，分任軍事，而以張代理主帥。
張等懇切挽留，甚至伏地痛哭，而馮氏意志不移。
卒于三月中先送家眷北上，自己于三月廿日由平地泉動身乘汽車赴庫倫。
同行者，除将領數人及衛士等外，并與徐謙、劉骥等偕行。
閱三日，車抵庫倫，備受外蒙國民黨領袖丹巴等之歡迎。
他于此盤桓數日，除參觀、考察外，有一最重要事件發生，即是：中國國民黨要員顧孟餘、于右任等偕俄顧問鮑羅廷，于其抵庫後十日亦到此相會。
諸人連日與其密商救國救民事業之進行，及國民黨之主義與政策。
馮氏大受感動，而至決心以全軍加入國民黨。
據其自述經過如下：有一天晚上，鮑用堅決兇猛之語直問：“公擁有中國至為強勇的軍隊，素抱救國救民的宗旨，但究竟有何具體的整個計劃和政見，以實行救國救民的宗旨？如有，而又勝于國民黨所主張的，我們将必離開國民黨而共來輔助你。
如其沒有，則請你立刻加入國民黨，接受其主義與政策，聯合一緻，共謀國是。
”這寥寥幾句話，簡直是對馮氏挑戰！他自謂當時受此質問，面紅耳熱，無言可答，因知自己究是一個軍人，素乏政治見識，隻會練兵打仗，隻有革命救國之心，卻無計劃與政見。
當時，眉頭皺了一夜，不曾合眼。
由是立下決心加入國民黨。
及抵俄京之次日，即正式入黨，決與全體黨同志，共同努力于國民革命的戰線。
時為五月十日，即“國民軍”新生命初成胚胎之日也。
（按：徐謙先生前奉孫中山先生命與馮氏聯絡，不憚奔走南北，苦口婆心，熱誠恒忍，為黨為國兼為馮氏矢忠效勞，多年無改。
如今前願能償，終不負孫先生重托。
日後革命勝利，多賴于此。
其功績在曆史上不可埋沒也。
） 先是，顧、鮑等先行離庫赴俄。
馮氏亦于四月廿八日出發，而暫留眷屬于庫倫。
五月九日，車抵俄京莫斯科，備受蘇俄政府、軍隊及中山、東方兩大學之歡迎。
未幾，其家眷亦随來，共作寓公。
馮氏在俄生活，最重要的一點乃在研究與考察。
對于蘇聯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教育的、物質的、軍事的、社會的種種新建設均十分注意。
每有所觀感則恒以本國狀況作比較研究，而默思将來如何改造之辦法，見解多有獨到處，對于其個人增加見識不少。
馮氏有充分的機會，得與蘇俄領袖人物、軍事家、教育家、政治家、新聞記者、平民及世界革命領袖常常晤談。
個人胸襟抱負自然開展不小。
一日，彼晤見俄領袖老練革命者加裡甯，饫聞其革命理論：“①革命家須仰仗本國，不可仰賴外國；②革命軍須與農民合作；③軍事外須側重政治；④人民全體須依賴革命軍隊。
”又往晤紅軍領袖托洛斯基，所受印象尤深。
托氏告之曰：“①治國非一黨不可；②治軍在主義不在武器；③作戰以騎兵為要，尤重在宣傳。
”此種理論皆馮氏前所未聞未知者，不啻為其開了新眼光。
其在俄所得，可見斑斑。
其在俄所感受的印象之最深刻者，則為共産黨之嚴密組織、有效工作、宣傳方法、嚴厲紀律、刻苦生活、緊張活動及“世界革命”“民族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