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去國與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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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而毒辣。
“國民軍”東、西諸方面以至後路同時受攻，必無幸存之理，而結果竟不特能保全實力，而且終獲勝利者，則不能不贊許“國民軍”訓練之有素，而且馮氏歸國主持之為适合時機矣。
甘肅敵軍先經劉郁芬全數撲滅，心腹之患既除，又得俘獲之戰利品及孔、張軍所儲藏之糧食與現金不少，盡資軍用。
而内部肅清，後顧無憂，東進之大路既通了，援陝大軍因得急進焉。
時，劉鎮華全軍包圍西安數重，已逾八月，但因守将楊虎臣、李虎臣二人（均國民二軍舊部）堅守不降，屢攻不克，故得保存。
楊氏尤其倔強，嘗于最危急之際對李雲：“我們決不投降。
如城破之日，你在那邊鐘樓，我在這邊鼓樓，各拿一條繩子雙雙吊死。
”以故軍官與士兵萬衆一心，決死守城。
糧盡則以豆渣、豆餅充饑，彈少則以石頭應敵，強頑耐戰，是全軍特性，孰敢謂“秦無人”耶？西安為通甘肅大路，城不破，故“國民軍”根據地終得保存以為卷土重來之出發地，則西安之役，在革命史中亦殊為重要也。
孫良誠既奉令急行援陝，自平涼出發，率前方各軍由邠州大道向西安前進。
馮氏以駐天水之張維玺師進取隴縣、汧陽，以掩護大軍之右翼。
十月初旬，五原之方振武部及甯夏之孫連仲師與固原之馬鴻逵部，皆分途出發。
孫良誠為馮軍後起之虎将，與士兵徒步同行，晝夜不停。
士兵疲倦至極，足底且起水泡，孫足底亦有水泡，則脫鞋拔刺刀，一一刺破，揚臂先行。
全體振奮興起，亦随行。
真急先鋒也！及抵鹹陽，全軍兵将不特疲乏莫能動，而且衣履盡破，刺刀遺失不少，全部僅得萬二千人，驟遇十倍之敵。
但孫部為“國民軍”精銳之師，其本人亦為智勇俱全之将，方乘在甘戰勝孔、張之餘威，複迫于救援友軍與參加革命之大義，前途生死困難，在所不顧，惟有向前拼命硬幹，以故卒成莫大之功。
十一月廿三日，孫抵鹹陽，敵軍望風撤退，立克其城。
孫乃以方振武及陝軍一部為左路，甘軍馬鴻逵部為右路，而自居中路，直攻西安。
惟方不肯作戰，而馬亦不願行，隻肯借給子彈十七萬粒而已。
孫固不怿，但亦莫之能強。
敵軍集中兵力猛攻中路，戰況極烈。
适孫連仲、劉汝明兩師趕至，即分途加入左右兩翼作迂回猛攻。
廿六日，全線開始總攻擊，兩翼軍抄襲敵軍後路成功，劉鎮華不得不狼狽東退。
時，西安守将楊、李二虎，困守孤城八閱月，糧彈俱盡，希望斷絕，已束手待斃，準備與城俱亡。
再過三天便不能守了。
忽然救兵從天外飛來，及時先得暗約，則亦開城夾擊。
圍師大敗，紛紛潰逃，向南遁入嵩山。
大勢已去而劉鎮華仍欲死戰，卒由其弟茂恩力勸其罷手，乃從焉（勸兄事見劉著頁七九）。
十一月廿七日，西安解圍。
劉汝明師最先入城，軍民歡忭莫名，視為“再造三秦”之救星。
孫部乘勝追擊，俘獲無數，軍至河南西部阌鄉而止。
所獲槍械，盡為補充後方徒手兵之用。
是故有好幾部隻有官兵而無槍械的隊伍，迅又複成為正式軍隊了。
軍事乃告一段落。
是役也，孫良誠以孤軍沿途苦戰一月，乃奏膚功，所以許為北伐功首（《我的生活》頁六四八）。
孫身為前敵主将，當然受之無愧。
西安城内，人民極苦，糧食早盡，至析骸易子，以樹皮、皮鞋、豆渣等果腹，餓殍載道，生存者多皮黃骨瘦，身患大病，面現菜色。
城圍既解，乃慶來蘇。
“國民軍”入城，于整頓軍事外，即行救濟民生。
馮氏在五原，既已整饬隊伍，分遣出發，先于十月初極力注意整頓軍紀，曾下嚴令告誡全軍守紀律。
全軍既整饬完竣，乃于十一月初旬，親赴包頭一帶慰勞将士，然後預備入甘趨陝。
當時奉方聞馮回國，整軍經武，大有死灰複燃、軍威複振之勢，為之大懼，急派大軍西進脅迫。
馮氏乃命鄭金聲為東路總指揮，督率石友三、陳希聖及騎兵三師各部在包頭、五原一帶，步步防禦，漸次西退。
至下旬，馮氏歸五原，布置既畢，命鹿鐘麟、鄧哲熙率官佐廿人赴俄參觀，以增見識。
同日，馮氏亦乘車出發西進，督饬各部節節入陝。
十八日，軍次磴口，而孫良誠解西安圍之捷電至。
馮氏即赴甯夏、平原，卒于十六年（一九二七）一月廿六日抵西安。
後方隊伍亦陸續開至。
馮氏到西安後，即加緊籌備第二步計劃&mdash&mdash會師中原。
“國民軍”此次全師西進，由綏遠包頭而經甘肅以至西安，其後再出潼關而入豫，曆程共約五千裡。
十餘廿萬貔貅之士，生活于無衣無食之荒漠，跋涉了冰天雪地之長途，有時軍行十餘日不見人煙。
軍官佐與士兵，在中途冒寒，或凍僵手足，終身殘廢者，或頭面耳鼻，凍瘡潰爛，沿途呻吟者，甚或因饑寒喪命者，不可勝數。
（後來餘至西安猶可眼見殘廢或患病未愈者，慘不忍睹。
直迄多年以後，每與老軍官們談及當年慘苦情狀，猶如談虎色變。
）至軍實之運輸，則借用民間駱駝八千騎；到陝時亦生存無幾。
馮氏後來均備價償還焉。
長征途中，全軍革命熱誠激昂，精神健旺，又服從紀律，人無怨言。
于九死一生中方打出這一條生路，誠奇觀也，亦偉迹也。
“國民軍”之政治化 馮氏遊俄三月，對于軍事最大而最重要的心得，乃在軍隊之政治，以主義為治軍的手段，以主義為用兵的目标。
此皆“國民軍”前所未有，亦為其曆來失敗之由。
蓋“國民軍”戰鬥力雖強，官兵精神紀律雖因基督教精神與嚴格的訓練及馮氏個人之感化而達至優美程度，但不知主義為何物。
馮氏自謂一向“行革命之實，而不居革命之名”。
然無名之師，即無目的之暴力而已。
他未嘗不知揭橥救國救民之口号，然如何救法，救之至如何标準，均無具體化的手段和目的。
職是之故，他率全軍向着這個救國救民空泛無定的目的而孤苦奮鬥，周旋作戰，實是混戰。
雖每戰必勝，但不旋踵又陷于失敗之地位，馴至愈走愈迷途，竟找不到出路。
乃自正式加入國民黨，接受其整個的主義與政綱，恍似在迷惘中找得一條光明大路，而且認識一個前進的目标，又加以在俄學得種種革命理論與方法，于是覺得去國時“沒辦法而去，今則有辦法而回”。
自“九一七”誓師于五原而後，“國民軍”确有政治的新生命了。
五原就職而後，馮氏即注重軍隊政治訓練工作。
但欲圖全軍之革命化，非先組成革命之大本營不可。
于是聯軍最高特别黨部得于最短期間，由全軍代表大會産生。
成立之後，九月三十日，五原舉行第二大典禮&mdash&mdash授旗禮。
斯時，馮氏以國民黨西北政治代表及國民聯軍總司令資格，接受國民黨國民聯軍最高特别黨部發給之黨旗，并宣發“本中山主義以完成國民革命”之誓詞。
詞畢，馮氏在壇上舉手高聲大喊：“同志們，你們辛苦了！”壇下數萬武裝同志同聲應曰：“我們是為革命服務。
”大有氣壯山河之慨！ 政治工作之第一困難即是人才。
“國民軍”武将有餘，文人不足，人所共知，而熟識黨務、政治工作者尤不多觏。
馮氏回國時帶有共産黨劉伯堅等數人回來，乃委薛笃弼為政治部長，而以劉為副部長代理一切進行。
另從軍事政治學生之優秀分子挑出若幹，臨時加以訓練，勉強工作，北京國民黨方面亦派有人員前往。
馮氏又屢電粵中央黨部多派政治工作人員，中央當即選派郭春濤、鄧飛黃、于樹德（共産黨跨黨分子）及餘四人為政治工作委員，另十四人為政治工作員，分道前往，并攜帶大批宣傳品北上。
有從北京假道晉省，有從武漢假道河南前往者。
至宣傳品兩箱則特派趙文炳等二人由海參崴經西伯利亞鐵路至庫倫，轉乘汽車經戈壁沙漠前去。
二人曆盡辛苦，費時六月，耗款數千元始到達。
餘帶去之文件運到之日，全軍奉為至寶，蓋“國民軍”之宣傳及政治工作資料正缺乏也。
先是，我于十五年（一九二六）暮冬經滬先到漢口，與孫科、徐謙等中央委員在一起，等候鐵路交通便利然後北上。
中間，我曾協助孫科、宋子文、陳友仁諸先生辦理接收漢口英租界事宜及其他事務。
我又得諸委員多方訓示到“西北軍”工作之方針，再與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聯系，取得其全部标語、印刷品及中央重要文件多種。
此外，另從軍事機關及北方中委王法勤處取得他種函件，以為通過豫省各軍防地之助。
十
“國民軍”東、西諸方面以至後路同時受攻，必無幸存之理，而結果竟不特能保全實力，而且終獲勝利者，則不能不贊許“國民軍”訓練之有素，而且馮氏歸國主持之為适合時機矣。
甘肅敵軍先經劉郁芬全數撲滅，心腹之患既除，又得俘獲之戰利品及孔、張軍所儲藏之糧食與現金不少，盡資軍用。
而内部肅清，後顧無憂，東進之大路既通了，援陝大軍因得急進焉。
時，劉鎮華全軍包圍西安數重，已逾八月，但因守将楊虎臣、李虎臣二人（均國民二軍舊部）堅守不降，屢攻不克，故得保存。
楊氏尤其倔強，嘗于最危急之際對李雲：“我們決不投降。
如城破之日，你在那邊鐘樓，我在這邊鼓樓，各拿一條繩子雙雙吊死。
”以故軍官與士兵萬衆一心，決死守城。
糧盡則以豆渣、豆餅充饑，彈少則以石頭應敵，強頑耐戰，是全軍特性，孰敢謂“秦無人”耶？西安為通甘肅大路，城不破，故“國民軍”根據地終得保存以為卷土重來之出發地，則西安之役，在革命史中亦殊為重要也。
孫良誠既奉令急行援陝，自平涼出發，率前方各軍由邠州大道向西安前進。
馮氏以駐天水之張維玺師進取隴縣、汧陽，以掩護大軍之右翼。
十月初旬，五原之方振武部及甯夏之孫連仲師與固原之馬鴻逵部，皆分途出發。
孫良誠為馮軍後起之虎将，與士兵徒步同行，晝夜不停。
士兵疲倦至極，足底且起水泡，孫足底亦有水泡，則脫鞋拔刺刀，一一刺破，揚臂先行。
全體振奮興起，亦随行。
真急先鋒也！及抵鹹陽，全軍兵将不特疲乏莫能動，而且衣履盡破，刺刀遺失不少，全部僅得萬二千人，驟遇十倍之敵。
但孫部為“國民軍”精銳之師，其本人亦為智勇俱全之将，方乘在甘戰勝孔、張之餘威，複迫于救援友軍與參加革命之大義，前途生死困難，在所不顧，惟有向前拼命硬幹，以故卒成莫大之功。
十一月廿三日，孫抵鹹陽，敵軍望風撤退，立克其城。
孫乃以方振武及陝軍一部為左路，甘軍馬鴻逵部為右路，而自居中路，直攻西安。
惟方不肯作戰，而馬亦不願行，隻肯借給子彈十七萬粒而已。
孫固不怿，但亦莫之能強。
敵軍集中兵力猛攻中路，戰況極烈。
适孫連仲、劉汝明兩師趕至，即分途加入左右兩翼作迂回猛攻。
廿六日，全線開始總攻擊，兩翼軍抄襲敵軍後路成功，劉鎮華不得不狼狽東退。
時，西安守将楊、李二虎，困守孤城八閱月，糧彈俱盡，希望斷絕，已束手待斃，準備與城俱亡。
再過三天便不能守了。
忽然救兵從天外飛來，及時先得暗約，則亦開城夾擊。
圍師大敗，紛紛潰逃，向南遁入嵩山。
大勢已去而劉鎮華仍欲死戰，卒由其弟茂恩力勸其罷手，乃從焉（勸兄事見劉著頁七九）。
十一月廿七日，西安解圍。
劉汝明師最先入城，軍民歡忭莫名，視為“再造三秦”之救星。
孫部乘勝追擊，俘獲無數，軍至河南西部阌鄉而止。
所獲槍械，盡為補充後方徒手兵之用。
是故有好幾部隻有官兵而無槍械的隊伍，迅又複成為正式軍隊了。
軍事乃告一段落。
是役也，孫良誠以孤軍沿途苦戰一月，乃奏膚功，所以許為北伐功首（《我的生活》頁六四八）。
孫身為前敵主将，當然受之無愧。
西安城内，人民極苦，糧食早盡，至析骸易子，以樹皮、皮鞋、豆渣等果腹，餓殍載道，生存者多皮黃骨瘦，身患大病，面現菜色。
城圍既解，乃慶來蘇。
“國民軍”入城，于整頓軍事外，即行救濟民生。
馮氏在五原，既已整饬隊伍，分遣出發，先于十月初極力注意整頓軍紀，曾下嚴令告誡全軍守紀律。
全軍既整饬完竣，乃于十一月初旬，親赴包頭一帶慰勞将士，然後預備入甘趨陝。
當時奉方聞馮回國，整軍經武，大有死灰複燃、軍威複振之勢，為之大懼，急派大軍西進脅迫。
馮氏乃命鄭金聲為東路總指揮，督率石友三、陳希聖及騎兵三師各部在包頭、五原一帶，步步防禦，漸次西退。
至下旬，馮氏歸五原，布置既畢，命鹿鐘麟、鄧哲熙率官佐廿人赴俄參觀，以增見識。
同日，馮氏亦乘車出發西進，督饬各部節節入陝。
十八日，軍次磴口，而孫良誠解西安圍之捷電至。
馮氏即赴甯夏、平原，卒于十六年（一九二七）一月廿六日抵西安。
後方隊伍亦陸續開至。
馮氏到西安後，即加緊籌備第二步計劃&mdash&mdash會師中原。
“國民軍”此次全師西進，由綏遠包頭而經甘肅以至西安，其後再出潼關而入豫，曆程共約五千裡。
十餘廿萬貔貅之士，生活于無衣無食之荒漠，跋涉了冰天雪地之長途，有時軍行十餘日不見人煙。
軍官佐與士兵，在中途冒寒，或凍僵手足，終身殘廢者，或頭面耳鼻，凍瘡潰爛，沿途呻吟者，甚或因饑寒喪命者，不可勝數。
（後來餘至西安猶可眼見殘廢或患病未愈者，慘不忍睹。
直迄多年以後，每與老軍官們談及當年慘苦情狀，猶如談虎色變。
）至軍實之運輸，則借用民間駱駝八千騎；到陝時亦生存無幾。
馮氏後來均備價償還焉。
長征途中，全軍革命熱誠激昂，精神健旺，又服從紀律，人無怨言。
于九死一生中方打出這一條生路，誠奇觀也，亦偉迹也。
“國民軍”之政治化 馮氏遊俄三月，對于軍事最大而最重要的心得，乃在軍隊之政治，以主義為治軍的手段，以主義為用兵的目标。
此皆“國民軍”前所未有，亦為其曆來失敗之由。
蓋“國民軍”戰鬥力雖強，官兵精神紀律雖因基督教精神與嚴格的訓練及馮氏個人之感化而達至優美程度，但不知主義為何物。
馮氏自謂一向“行革命之實，而不居革命之名”。
然無名之師，即無目的之暴力而已。
他未嘗不知揭橥救國救民之口号，然如何救法，救之至如何标準，均無具體化的手段和目的。
職是之故，他率全軍向着這個救國救民空泛無定的目的而孤苦奮鬥，周旋作戰，實是混戰。
雖每戰必勝，但不旋踵又陷于失敗之地位，馴至愈走愈迷途，竟找不到出路。
乃自正式加入國民黨，接受其整個的主義與政綱，恍似在迷惘中找得一條光明大路，而且認識一個前進的目标，又加以在俄學得種種革命理論與方法，于是覺得去國時“沒辦法而去，今則有辦法而回”。
自“九一七”誓師于五原而後，“國民軍”确有政治的新生命了。
五原就職而後，馮氏即注重軍隊政治訓練工作。
但欲圖全軍之革命化，非先組成革命之大本營不可。
于是聯軍最高特别黨部得于最短期間，由全軍代表大會産生。
成立之後，九月三十日，五原舉行第二大典禮&mdash&mdash授旗禮。
斯時，馮氏以國民黨西北政治代表及國民聯軍總司令資格，接受國民黨國民聯軍最高特别黨部發給之黨旗，并宣發“本中山主義以完成國民革命”之誓詞。
詞畢，馮氏在壇上舉手高聲大喊：“同志們，你們辛苦了！”壇下數萬武裝同志同聲應曰：“我們是為革命服務。
”大有氣壯山河之慨！ 政治工作之第一困難即是人才。
“國民軍”武将有餘，文人不足，人所共知，而熟識黨務、政治工作者尤不多觏。
馮氏回國時帶有共産黨劉伯堅等數人回來，乃委薛笃弼為政治部長，而以劉為副部長代理一切進行。
另從軍事政治學生之優秀分子挑出若幹，臨時加以訓練，勉強工作，北京國民黨方面亦派有人員前往。
馮氏又屢電粵中央黨部多派政治工作人員，中央當即選派郭春濤、鄧飛黃、于樹德（共産黨跨黨分子）及餘四人為政治工作委員，另十四人為政治工作員，分道前往，并攜帶大批宣傳品北上。
有從北京假道晉省，有從武漢假道河南前往者。
至宣傳品兩箱則特派趙文炳等二人由海參崴經西伯利亞鐵路至庫倫，轉乘汽車經戈壁沙漠前去。
二人曆盡辛苦，費時六月，耗款數千元始到達。
餘帶去之文件運到之日，全軍奉為至寶，蓋“國民軍”之宣傳及政治工作資料正缺乏也。
先是，我于十五年（一九二六）暮冬經滬先到漢口，與孫科、徐謙等中央委員在一起，等候鐵路交通便利然後北上。
中間，我曾協助孫科、宋子文、陳友仁諸先生辦理接收漢口英租界事宜及其他事務。
我又得諸委員多方訓示到“西北軍”工作之方針，再與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聯系，取得其全部标語、印刷品及中央重要文件多種。
此外，另從軍事機關及北方中委王法勤處取得他種函件，以為通過豫省各軍防地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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