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去國與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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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施行其“辦法”。
此時，他已真實的徹底的革命化，得有國民黨之主義及計劃，加以在俄所得之共産黨革命理論與方法，故自信有辦法。
彼之最高的革命理想乃在世界被壓迫民族之解放，而其先着則努力于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鐵蹄下得解放。
此即救國的革命理想也。
其次，則為大多數被壓迫的民衆從帝國主義、萬惡軍閥與種種社會上不良制度壓迫下謀解放。
此即救民的革命思想也。
既其有此解放者的覺心，其所運用的方法，對内則首先注重軍隊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有新團體，所謂“同志的軍隊”，以嚴密組織與紀律促成之；其次，則為軍政人員全體之政治化，務使全軍軍官佐深深認識三民主義而擔負革命的使命。
至對外，則一方面與南方革命軍聯絡共進，在他方面則注重對民衆的政治工作&mdash&mdash宣傳，務使民衆與軍隊聯合在革命戰線上共同奮鬥。
至于政治計劃則悉遵孫中山先生所定之《建國大綱》而實行之。
馮氏遊俄之所得，即此革命策略也。
此次與其俱來者，有俄國軍事顧問烏斯曼諾夫（原名Sangurskii，見薛著頁二〇一）等數人，并有共産黨之劉伯堅（鄂人，原留學法國，後轉入蘇俄“東方大學”）等幫忙政治工作。
于軍事、政治進行，頗得諸人之臂助焉。
馮氏受諸軍将領一緻推舉為“國民軍聯軍總司令”，即于翌日&mdash&mdash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九月十七日&mdash&mdash在一小阜台上宣誓就職。
由中央委員于右任為國民黨代表授旗。
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第一次高懸于“國民軍”中。
而前經放棄之“國民軍”名号又複現了。
馮于數萬衆歡聲雷動、希望勃發之武裝同志中，莊嚴宣誓，誓詞曰： 本國民軍之目的，以國民黨之主義，喚起民衆，鏟除賣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求中國之自由獨立，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特宣誓生死與共，不達目的不止。
此誓。
馮并發出宣言，通電全國。
此外又頒布治軍新誡條，名為“九一七新生命”，所以保存本軍之精神而訓練革命者之人格。
文曰： 煙酒必戒。
嫖賭必戒。
除去驕惰。
除去奢侈。
實行勤儉。
國民革命。
方能成功。
此誡條頒行全軍及所領導之各行政機關，為軍政人員之座右銘，影響于道德人格方面至大。
以後，“九一七”遂成為“國民軍”永久的大紀念日。
先于六月間，粵方譚延闿、蔣中正諸公，去電邀馮氏赴粵參加革命。
他即派李鳴鐘、劉骥為全權代表，後由俄回國接洽，并電譚、蔣等，促其進攻武漢。
國民黨中央黨部乃任馮為“西北軍”之國民黨黨代表、國民政府委員及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
是故五原誓師之後，全軍名義雖未改，實際已成為國民革命軍矣。
自是之後，“國民軍”自身得生存與發展，而且得有時代的新使命與政治的新生命。
而馮氏本人一生之革命史，又進入一個完全新的階段了。
“國民軍”新生命 是時，“國民軍”各軍流亡散失于塞外綏遠、察哈爾各地者數萬人。
其殘破集合于五原一帶者亦數萬人。
馮氏就職後，第一要着即是重結團體。
先将退駐包頭以西一帶之隊伍重新編制。
其次，則招集流亡。
全軍各處兵将一聞馮氏回來的消息，無不額手稱慶，精神頓振，都說：“老總回來，不怕了，定有辦法了！”馮氏乃冒險親至包頭（已落晉軍手）。
時留在晉北之韓複榘、石友三、張自忠等五師之衆，一聞其至，全體翩然來歸，複隸麾下。
（按：韓、石等投晉，當時各将領頗不諒解，已見前文。
）馮不究既往，親接其重投本軍懷抱，力量頓增，以後作戰殊為得力。
尤足稱為奇迹者，則是沿途散失流亡之五六萬人，雖無将官統率，乃自馮氏歸來之消息輾轉傳播，三五成群，亦陸續攜槍歸隊。
全軍經馮氏講話鼓舞，多方撫慰，大為振奮，已死的希望及已失的信仰，頓然複蘇。
統計是時全軍，連前時原駐甘肅之完整的一軍，共有廿五六（？）萬人，比原有兵額損失尚不到萬人。
不過，物資損失，軍紀松弛，是自然的果子了。
但經馮氏加緊整頓後，昨日仍為殘破之軍，如今又生氣勃勃，在新編制下，迅又成為勁旅，預備再行奮鬥了。
馮氏之歸來，恰似磁石之高舉，群針被吸，奔赴團聚，再成一體，其人望攝力之強大可想。
而十餘年來苦心孤詣訓練之功，于此完全呈現，效果亦最稱意了。
在五原時間雖不久，而全軍因環境惡劣，物質上困苦特甚。
馮氏亦于此時最能表現其與士兵同甘苦之精神。
茲述其生活中之鱗爪數片以為征。
該地近沙漠，水為奇罕難得之物。
每晨起床，馮持半碗冷水，高呼“同志們洗面了”。
于是在其左右者，有如石敬亭（總參謀長）、何其鞏（秘書長）、鹿鐘麟等五六人，及其他最高幹部，則與其環立一圓圈。
他以碗吸水半口，遞碗于旁一人，自己以口噴水于兩掌，即以之擦濕全臉，後以巾擦幹，而所謂洗漱之事便算完了。
别人輪流效之。
及至人人洗臉既畢，那碗水還未用完，否則便有“浪費”之感覺雲。
其用飯時，馮與最高幹部親自共同造飯。
造飯之法：總參謀長去撥馬糞，秘書長發火燒糞，而聯軍總司令則雙手挑起一洋油桶于馬糞火上，桶内有小米湯。
湯熟則造極粗的黑糧為飯，間或有些少羊肉，則放火上燒吃。
這就名為“革命飯”&mdash&mdash内容粗粝的大鍋菜，放在當中，各自取吃以送粗饅頭下咽。
（以後在革命戰鬥期間，“革命飯”仍是全軍的長期糧食，此著者所常嘗而不堪嘗者。
） 至于全軍服裝，更破爛不堪，皮棉衣服亦不齊全，人人凍冷難堪，馮氏盡力設法為之補充。
邊僻荒漠之地覓布不易，則無論什麼雜色布一概用上，故軍中每有穿紅着綠、款式奇怪之服者。
馮氏于多年後回思前情，猶不禁軒然大笑也。
未幾，寒衣問題幸得解決。
當地有一已故的墾殖英雄王同春，自開運河，辟地牧羊無數。
其子王英感于馮軍之愛國熱忱，慷慨報效數萬頭，全軍于是有羊肉吃，又有羊皮制造軍衣了。
“九一七”為“國民軍”新生命誕生之日。
所謂“新生命”者，不特是全軍團體複行結集、精神再作振奮之大意義，而且自此之後，“國民軍”即興起兩大變化：一、軍事上之新戰略，二、政治上之新訓練，是即軍事上與政治上之新生命。
五千裡長征 馮氏回國後，部署隊伍稍複秩序，休養補充亦得稍為充分，于是即切實施行其素所主張之軍事新戰略，即是&mdash&mdash由反攻張垣、南口而克北京之企圖，一變而為全軍經甘肅，入陝西，出潼關而與南方革命軍會師中原後，再行掃穴犁庭之遠大計劃。
簡言之，即是“固甘援陝，聯晉圖豫”。
蓋以奉軍新勝之後，氣焰方張，而是時由粵北伐之國民革命軍，尚與敵相持于鄂、贛。
假令“國民軍”以全力出包頭，取張垣、北京，則敵強我弱，孤軍作戰，未能與南方革命軍形勢相接而彼此聯絡應援。
但若放棄東路，不憚作大迂回，而改道由隴入陝，則既可急救在陝被困之“國民軍”二軍，又可徑出潼關而與南軍會師中原，共同北伐。
當時，國民黨之北京政治委員會（地下組織），如李大钊（時尚未被捕殺）、李煜瀛（石曾）等，主張此計劃最力，密派人北上綏遠獻計，并将偵探所得奉魯軍勢力之内容，及駐兵地點等确實軍事情報與重要政治消息彙報，尤足為進兵之大助力。
馮氏于是毅然決定施行此新戰略。
首先于九月下旬，編定“援陝軍”共七路，出發援陝：第一路方振武（五軍），第二路弓富魁（原屬二軍，因與他将領不合，新編為第六軍），第三路孫良誠，第四路馬鴻逵（本甯夏軍），第五路石友三，第六路韓複榘，第七路陳希聖、劉汝明、韓占元、韓德元各師及鄭大章、張萬慶等旅。
孫良誠兼任援陝總指揮，方振武副之。
各路陸續出發，而富有革命意義及甘肅曆史性之五千裡長征于焉開始矣。
方吳佩孚與“國民軍”為敵時，令劉鎮華率“鎮嵩軍”八萬人攻陝，又令甘肅之孔繁錦、張兆鉀兩鎮守使興兵攻留駐甘省之“國民軍”（約十萬人，仍歸劉郁芬指揮，蔣鴻遇為佐。
全部完整如故）。
苟陝甘不守，則“國民軍”最後之根據地盡失，非至全軍消滅不可矣。
在戰略上言，吳之計劃不可謂不周密<
此時，他已真實的徹底的革命化，得有國民黨之主義及計劃，加以在俄所得之共産黨革命理論與方法，故自信有辦法。
彼之最高的革命理想乃在世界被壓迫民族之解放，而其先着則努力于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鐵蹄下得解放。
此即救國的革命理想也。
其次，則為大多數被壓迫的民衆從帝國主義、萬惡軍閥與種種社會上不良制度壓迫下謀解放。
此即救民的革命思想也。
既其有此解放者的覺心，其所運用的方法，對内則首先注重軍隊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有新團體，所謂“同志的軍隊”，以嚴密組織與紀律促成之；其次，則為軍政人員全體之政治化，務使全軍軍官佐深深認識三民主義而擔負革命的使命。
至對外，則一方面與南方革命軍聯絡共進，在他方面則注重對民衆的政治工作&mdash&mdash宣傳，務使民衆與軍隊聯合在革命戰線上共同奮鬥。
至于政治計劃則悉遵孫中山先生所定之《建國大綱》而實行之。
馮氏遊俄之所得，即此革命策略也。
此次與其俱來者，有俄國軍事顧問烏斯曼諾夫（原名Sangurskii，見薛著頁二〇一）等數人，并有共産黨之劉伯堅（鄂人，原留學法國，後轉入蘇俄“東方大學”）等幫忙政治工作。
于軍事、政治進行，頗得諸人之臂助焉。
馮氏受諸軍将領一緻推舉為“國民軍聯軍總司令”，即于翌日&mdash&mdash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九月十七日&mdash&mdash在一小阜台上宣誓就職。
由中央委員于右任為國民黨代表授旗。
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第一次高懸于“國民軍”中。
而前經放棄之“國民軍”名号又複現了。
馮于數萬衆歡聲雷動、希望勃發之武裝同志中，莊嚴宣誓，誓詞曰： 本國民軍之目的，以國民黨之主義，喚起民衆，鏟除賣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求中國之自由獨立，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特宣誓生死與共，不達目的不止。
此誓。
馮并發出宣言，通電全國。
此外又頒布治軍新誡條，名為“九一七新生命”，所以保存本軍之精神而訓練革命者之人格。
文曰： 煙酒必戒。
嫖賭必戒。
除去驕惰。
除去奢侈。
實行勤儉。
國民革命。
方能成功。
此誡條頒行全軍及所領導之各行政機關，為軍政人員之座右銘，影響于道德人格方面至大。
以後，“九一七”遂成為“國民軍”永久的大紀念日。
先于六月間，粵方譚延闿、蔣中正諸公，去電邀馮氏赴粵參加革命。
他即派李鳴鐘、劉骥為全權代表，後由俄回國接洽，并電譚、蔣等，促其進攻武漢。
國民黨中央黨部乃任馮為“西北軍”之國民黨黨代表、國民政府委員及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
是故五原誓師之後，全軍名義雖未改，實際已成為國民革命軍矣。
自是之後，“國民軍”自身得生存與發展，而且得有時代的新使命與政治的新生命。
而馮氏本人一生之革命史，又進入一個完全新的階段了。
“國民軍”新生命 是時，“國民軍”各軍流亡散失于塞外綏遠、察哈爾各地者數萬人。
其殘破集合于五原一帶者亦數萬人。
馮氏就職後，第一要着即是重結團體。
先将退駐包頭以西一帶之隊伍重新編制。
其次，則招集流亡。
全軍各處兵将一聞馮氏回來的消息，無不額手稱慶，精神頓振，都說：“老總回來，不怕了，定有辦法了！”馮氏乃冒險親至包頭（已落晉軍手）。
時留在晉北之韓複榘、石友三、張自忠等五師之衆，一聞其至，全體翩然來歸，複隸麾下。
（按：韓、石等投晉，當時各将領頗不諒解，已見前文。
）馮不究既往，親接其重投本軍懷抱，力量頓增，以後作戰殊為得力。
尤足稱為奇迹者，則是沿途散失流亡之五六萬人，雖無将官統率，乃自馮氏歸來之消息輾轉傳播，三五成群，亦陸續攜槍歸隊。
全軍經馮氏講話鼓舞，多方撫慰，大為振奮，已死的希望及已失的信仰，頓然複蘇。
統計是時全軍，連前時原駐甘肅之完整的一軍，共有廿五六（？）萬人，比原有兵額損失尚不到萬人。
不過，物資損失，軍紀松弛，是自然的果子了。
但經馮氏加緊整頓後，昨日仍為殘破之軍，如今又生氣勃勃，在新編制下，迅又成為勁旅，預備再行奮鬥了。
馮氏之歸來，恰似磁石之高舉，群針被吸，奔赴團聚，再成一體，其人望攝力之強大可想。
而十餘年來苦心孤詣訓練之功，于此完全呈現，效果亦最稱意了。
在五原時間雖不久，而全軍因環境惡劣，物質上困苦特甚。
馮氏亦于此時最能表現其與士兵同甘苦之精神。
茲述其生活中之鱗爪數片以為征。
該地近沙漠，水為奇罕難得之物。
每晨起床，馮持半碗冷水，高呼“同志們洗面了”。
于是在其左右者，有如石敬亭（總參謀長）、何其鞏（秘書長）、鹿鐘麟等五六人，及其他最高幹部，則與其環立一圓圈。
他以碗吸水半口，遞碗于旁一人，自己以口噴水于兩掌，即以之擦濕全臉，後以巾擦幹，而所謂洗漱之事便算完了。
别人輪流效之。
及至人人洗臉既畢，那碗水還未用完，否則便有“浪費”之感覺雲。
其用飯時，馮與最高幹部親自共同造飯。
造飯之法：總參謀長去撥馬糞，秘書長發火燒糞，而聯軍總司令則雙手挑起一洋油桶于馬糞火上，桶内有小米湯。
湯熟則造極粗的黑糧為飯，間或有些少羊肉，則放火上燒吃。
這就名為“革命飯”&mdash&mdash内容粗粝的大鍋菜，放在當中，各自取吃以送粗饅頭下咽。
（以後在革命戰鬥期間，“革命飯”仍是全軍的長期糧食，此著者所常嘗而不堪嘗者。
） 至于全軍服裝，更破爛不堪，皮棉衣服亦不齊全，人人凍冷難堪，馮氏盡力設法為之補充。
邊僻荒漠之地覓布不易，則無論什麼雜色布一概用上，故軍中每有穿紅着綠、款式奇怪之服者。
馮氏于多年後回思前情，猶不禁軒然大笑也。
未幾，寒衣問題幸得解決。
當地有一已故的墾殖英雄王同春，自開運河，辟地牧羊無數。
其子王英感于馮軍之愛國熱忱，慷慨報效數萬頭，全軍于是有羊肉吃，又有羊皮制造軍衣了。
“九一七”為“國民軍”新生命誕生之日。
所謂“新生命”者，不特是全軍團體複行結集、精神再作振奮之大意義，而且自此之後，“國民軍”即興起兩大變化：一、軍事上之新戰略，二、政治上之新訓練，是即軍事上與政治上之新生命。
五千裡長征 馮氏回國後，部署隊伍稍複秩序，休養補充亦得稍為充分，于是即切實施行其素所主張之軍事新戰略，即是&mdash&mdash由反攻張垣、南口而克北京之企圖，一變而為全軍經甘肅，入陝西，出潼關而與南方革命軍會師中原後，再行掃穴犁庭之遠大計劃。
簡言之，即是“固甘援陝，聯晉圖豫”。
蓋以奉軍新勝之後，氣焰方張，而是時由粵北伐之國民革命軍，尚與敵相持于鄂、贛。
假令“國民軍”以全力出包頭，取張垣、北京，則敵強我弱，孤軍作戰，未能與南方革命軍形勢相接而彼此聯絡應援。
但若放棄東路，不憚作大迂回，而改道由隴入陝，則既可急救在陝被困之“國民軍”二軍，又可徑出潼關而與南軍會師中原，共同北伐。
當時，國民黨之北京政治委員會（地下組織），如李大钊（時尚未被捕殺）、李煜瀛（石曾）等，主張此計劃最力，密派人北上綏遠獻計，并将偵探所得奉魯軍勢力之内容，及駐兵地點等确實軍事情報與重要政治消息彙報，尤足為進兵之大助力。
馮氏于是毅然決定施行此新戰略。
首先于九月下旬，編定“援陝軍”共七路，出發援陝：第一路方振武（五軍），第二路弓富魁（原屬二軍，因與他将領不合，新編為第六軍），第三路孫良誠，第四路馬鴻逵（本甯夏軍），第五路石友三，第六路韓複榘，第七路陳希聖、劉汝明、韓占元、韓德元各師及鄭大章、張萬慶等旅。
孫良誠兼任援陝總指揮，方振武副之。
各路陸續出發，而富有革命意義及甘肅曆史性之五千裡長征于焉開始矣。
方吳佩孚與“國民軍”為敵時，令劉鎮華率“鎮嵩軍”八萬人攻陝，又令甘肅之孔繁錦、張兆鉀兩鎮守使興兵攻留駐甘省之“國民軍”（約十萬人，仍歸劉郁芬指揮，蔣鴻遇為佐。
全部完整如故）。
苟陝甘不守，則“國民軍”最後之根據地盡失，非至全軍消滅不可矣。
在戰略上言，吳之計劃不可謂不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