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首都革命』——成功欤？失敗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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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等接近（黃郛不是黨員）。
于是與胡景翼、孫嶽（均同盟會人物）通電請孫先生北上主持大計，解決全國政治糾紛，而予以徹底的革命。
十一月七日，馮氏又派馬伯援持親筆函赴粵迎駕。
（馬君為熱誠基督徒，任日本東京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屢回國谒馮氏，極得其敬重。
） 孫先生既得馮等歡迎函電，認為是建樹北方革命局面之絕好機會，即欣然命駕，取道上海、日本，抵天津。
馮氏複派參謀長熊斌，持親筆函前往歡迎入都。
迨段聞孫先生北上，知不利于己之政治生命，亟思抵制，急急先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入京就職，及聞孫先生主張開“國民會議”，則召開“善後會議”以資抵消，種種主張，均與孫先生大相徑庭，且自違歡迎孫先生北來之初衷。
孫先生憤甚。
抵津未幾，肝癌疾作。
十二月卅一日，扶病入京。
至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于北京行館下世。
時，馮氏已宣布下野，避居西山，因政治關系，環境惡逆，仍遣其妻李德全代表前往慰問，終未與孫先生謀一面，方可謂緣悭也已。
馮氏等迎孫先生北上後，北方國民黨聲勢大振，宣傳及活動竟公開進行。
民衆運動尤勃然興起。
久處于帝制及軍閥之下的北方，頓易其空氣。
國民黨雖未獲得政權而革命種子遍布，發芽滋長，未久即開花結果。
追溯其源，不可謂非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廿三日“首都革命”一役之成功的副産品。
語其對于“國民革命”之作用與重要，則尤有大于曩年辛亥革命前灤州舉義之震懾清廷、促其退位，造成中華民國者。
故其後，馮等卒得精神的安慰，以為非徒勞無功焉。
所不明者，直到如今，國人尚有以馮氏“首都革命”為“倒戈”而诟病之者。
姑無論馮氏一向并未曾為曹锟與吳佩孚之下屬，也未曾身列直系之中，其全軍純系國家的、超然的軍隊，乃奉曹锟總統命而出發者。
至于“首都革命”理由之充分合情、合理、合法，已具載上文。
然則一般诟之病之者，是否欲見窮兵黩武之吳佩孚，于擊敗奉軍、掃蕩馮軍之後，轉而消滅南方之“國民革命軍”而實現其武力統一中國政策，乃一任彼賄選總統與狐群狗黨長據中樞，禍國殃民，而且使宣統廢帝常住故宮于中華民國之内為清朝皇帝耶？敢問！ 尚有一點為研究中國史所當注意者，馮氏等之政治失敗，即又引起華北空前大戰。
蓋“國民軍”全部十餘萬人撤退西北，但以精銳守南口，堅築防線，使奉直大軍五十餘萬人圍攻，至力竭始再退西北。
語其影響，則李泰棻謂南口之役“血肉相搏者凡四閱月，為曆史上有名大戰。
因此牽制吳佩孚，不能南下援湘，使廣州北伐軍（“國民革命軍”）長驅直入，席卷長江，進據武漢，于革命進展，所全實多”（李著頁二九九）。
以後馮軍繞道出關與南軍會師河南，克複北京。
凡此可以明見之功績，實肇端于十月廿三日之“首都革命”，則其貢獻于國民革命運動統一中國之功誠不可沒。
此又是馮氏等成功之另一副産品而饒有意義，大有價值者也。
綜合以上兩章所記“首都革命”全役經過，論其成功與失敗問題，我敢判斷其所成的大功有下列五端： （一）打倒賄選總統及其腐敗政府，肅清民國史中最污穢的一頁，而使“攝政内閣”露出政治史上一回革新的曙光。
（二）擊破直系軍閥整個系統，而打消其武力統一全國之企圖及計劃。
（三）驅逐廢帝出宮，取消從前優待條件，而完成民族革命之目的，使專制帝皇政體永不能複現。
（四）歡迎孫先生入京，散播三民主義及革命種子于奴氣深厚的北方社會及民衆，而樹立民國基礎于北方。
（五）南口之役，牽制北洋軍閥全部力量數月，使南方的國民革命軍得乘其不及救援之機，長驅直進，克複長江上下遊以至華北，根本消滅直奉軍閥與政客，後且和平接收東三省而統一全國，實現孫先生生前未竟之志。
然則政治與軍事之一時失敗，非完成大功之大代價與踏足石乎？ 附錄 “首都革命”與日本關系之謎 薛立敦著《馮傳》（第六章）有幾頁特殊的、令人駭異的報道；即是馮将軍等“首都革命”之役，自始至終與日本大有關系之種種“傳聞”，一一寫将出來。
茲将原文及原注擇要譯出，并加以研究，借此解決這個“謎”。
薛立敦之言 十月廿三日之前一日（廿二）奉天的日文報已發表馮氏班師之舉，〔原注八〇〕同日（廿二）北京日本公使（芳澤）在午餐中告訴曹锟的秘書，謂如曹欲于是晚到日使館躲避，将可得款待。
但那秘書沒有将其言轉達與曹（因此，曹于是日成擒）。
廿三日，于北京街道上行走的人群中，有一日本記者在内，因在兩日前他已聞馮氏于是日回師占領北京。
（上文見頁三九） 〔原注八〇〕滬上西報《華北先驅》載，東京與大連之日本新聞來源均報道事前已知其事。
Weale書載東京各報至少于事前二日已報道此事。
一九二四、十一、十八之《北京天津時報》載哈爾濱（美國）領事Hanson報告（本國政府）外交部，謂此事實際上于十月十七日下午傳達到東京。
（頁三三二）（又文按：美領事之報告為絕對無可能之事，因馮氏等于十月十九日方在灤平開會，議決班師行動及時期。
外人何能于兩日前“未蔔先知”？顯明是事後虛傳之說，或誤會他事。
） 這些重要的線索是造成中國近代史中一個絕少人知的故事&mdash&mdash即是一向反日最烈的馮氏，此次的舉動卻是實際上受日本經濟上的援助，大概是受其錢币的供給，或者甚至是由在華的日本外交及陸軍人員所主動的。
（見頁一四〇） 因為此役始末内容秘密，中國人不願承認此役與日本人有關，所以許多細節還不清楚。
但憑顯露的證據，足以重造這陰謀的經過大略。
不過，在這樣的重造中必須有幻想，而且因其性質如此，不免有錯誤之處。
（又文按：以上數言，還算該著者坦白肯說公道話。
以下是他個人的推測，誠然“不免有錯誤之處”。
） 日本久已懷有侵略中國的野心，在北洋軍閥時期，甚或以前，一向欲得特殊利益。
自段祺瑞與親日的安福系于一九二〇年倒台後，日本利益大受挫折，尤其于一九二二年直奉之戰，日本向所支持的張作霖打敗了。
其後，日本軍人、商人及其他之倚靠武力者，繼續運動，企圖在華北及東三省發動變故。
其中，如BaronOkuraKihachiro（大倉喜八郎男爵）等大小資本家，對東三省尤為關懷。
至一九二四年九月，張作霖與日人訂約許其築鐵路由洮南至齊齊哈爾。
這是對日本軍略上及經濟上大有重要性的。
（見同上） 其後，于一九二四年，日人轉欲聯絡吳佩孚，但不成功。
無論如何，時間上也來不及，因在是年春間，華北已盛傳奉直戰事将再發生。
這對于日本是大不利的，因為如果吳武力統一中國之主張得實現，奉張必被打倒。
于此，日人斷不能袖手靜觀，乃另圖其他應付方法。
比知馮玉祥與吳有隙怨，而馮軍實為直系中吳部以外最強的武力。
于是自然想利用馮倒吳，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了。
馮氏素以反日著，勢必須另找其他派系以運動其加入此陰謀，使倒吳後北洋各軍勢力之分配有利于日本的利益。
由日人觀點看來，段祺瑞所領導之親日的安福系與馮氏合作誠為理想的辦法。
如得成功，則馮、段、張三人聯合而成為華北之領導的勢力，至少段、張是親日者。
（上見頁一四一） 為運動馮氏計，必須中間有人為媒介。
黃郛正是最适合不過的人選，因其曾留學日本，識日文，又與日本有多面的關系。
而且他與安福系亦有相當的關系，曾充皖系盧永祥（浙督）之駐京代表。
更因其與馮氏相熟識，常到其軍中演講。
于是他成為這計劃的中間人。
（見頁一四二）〔原注八九〕 〔原注八九〕有日本軍官名MatsumuroTakayoshi（松室孝良）者，在“首都革命”後期參預其役，因而充當馮氏的顧問。
他的事迹備述于本章正文。
薛氏于一九五九年在東京與其會談三次，乃謂“他告訴我，黃郛是那中間人”。
另有曾為吳佩孚與曹锟軍事顧問之RihachiroBanzai（坂西秀武？）曾著有Zokutai-shikaikoroku,p.832謂黃郛是日人勸誘使說服馮氏實行是役之人。
尚有其他英文撰述，其說相同。
（頁三三三） 所不幸者，黃郛初與馮氏接觸反直之舉究在何時，現在還不了了。
大概是在舉事前數月，遠在馮氏與孫嶽、胡景翼結盟之前。
（頁一四二）〔原注九〇〕 〔原注九〇〕這個結論是根據幾點：（一）第二次奉直開戰發生之前，早已有直系内變的謠言盛傳于北京。
（二）上海《華北先驅》，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六日，載“安福系首領等之與日人密切合作，直白承認馮氏之内變是早于奉直開戰前數月安排妥當的”。
（三）同上西報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頁二五九，報道段祺瑞的下屬說，馮氏之參加倒吳是在“舊曆新年之前”&mdash&mdash即陽曆一九二四年二月之前。
（四）同上西報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九日，頁八六登載由各方報道的消息大緻與上同。
據說，張作霖、盧永祥、段祺瑞與孫中山已得了馮玉祥合作，于一九二四年九月舉事。
（又文按：此系附會所謂孫、張、盧三公子會議事。
其實馮心中贊成而未參加。
）（五）FuseKatsuji（布施勝治）最熟知此役，謂“國民黨”在後台給予馮、吳、孫三人聯盟之利便，見原著頁六九。
這或指是役的計劃是早定于三人聯盟之前。
黃郛也許就是布施勝治心中所指之“國民黨”代表。
（又文按：黃郛是時并未加入國民黨，黨員隻有徐謙與馮氏有來往，但馮氏是時仍輕視之，不納其言，見本章上文。
布施勝治之為人，看下文。
）（六）馮氏《日記》一，卷五頁八五載，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廿九日，及八月一日，連續有日本陸海軍軍官造訪馮氏（名略）。
我們不能指出他們會談時實況如何，但必定可能是與是役無關的。
不過，馮氏忽然與日軍官有接觸是具有暗示性的；如果我們忖測他們之會談是有關此役的話，則黃郛與馮氏之協議，當發生于他們訪馮之前，因為如果事前并無接受他們的建議之保證，他們斷不至去訪馮的。
（又文按：時間與事實顯出這是完全無可能的。
薛氏先已如此斷定，後又加以忖測，殆不足信也。
）〔上注見頁三三三&mdash三三四〕 然而黃郛究用甚麼理由（論據）去說服馮氏打倒曹、吳呢？那時大概有幾種議論會入馮耳的，或有可能是在正面之背後其言是有利于馮氏争奪權勢之利益的。
黃氏可能會指出曹锟政府之失人望及無效率；吳佩孚武力統一政策之對各方面之損害：如奉方勝而直系敗，張作霖雄據北方而産出種種後患之可能等等。
然而于這些我們隻可以空想的論點之外，黃郛是授權給予馮氏日币一百五十萬元。
馮氏也許蒙其應許再得多些，要等吳佩孚在中國政局完全被打倒後，方實收餘數〔原注九一〕。
據報，黃郛當時曾将一份文件，證明曹锟曾與美國的特務作不利（于馮）的交涉，交與馮作為說辭中扼要的論據。
〔原注九二〕 〔原注九一〕上據薛氏與松室孝良會談。
松室對于此點極為注重。
他堅說，駐京日使館武官HayashiYasakichi（林彌三吉）曾告訴他，謂馮氏曾接受一張一百五十萬日元的支票，由橫濱正金銀行支取現款。
但松室又言，馮氏先曾要求三百萬日元。
由此觀之，Lynn氏書（頁一七四）所言便有意義了。
他言，有幾處地方相信張作霖曾假手一位青年會幹事（格雷？）給予馮氏一百四十萬元（大洋），使其轉攻吳佩孚。
這句話，李景林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與馮軍開戰）痛數馮氏倒戈、殺人等罪狀時居然公開承認。
其後，Lynn說張給馮此款，而Weale也将李景林通電引出，但未明言是張所給與，隻言馮為此款所收買而已。
所可注意者則以上諸說，所言馮氏得款數目大緻相同。
獨有上海《華北先驅》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六日（頁三九六）則書出數目遠過于松室所言，謂“全盤交易，定價二千萬元（大洋）。
訂期于舉事前夕先交五百萬，其餘款則于吳佩孚完全倒台及被逐出政局後交足”。
又謂該款系經東三省内一個大公司付與的，而訂明全數将由事變後之政府償還雲。
（上見頁三三四）（又文按：松室這人，自我宣傳，造謠生事，其言過事誇張，殊難入信。
看下文研究自明。
注意：以上消息皆由日人傳出，而數目各異。
） 〔原注九二〕RihachiroBanzai（浪人坂西秀武、書頁八三二）堅稱他聽得曹锟将得美國援助以維持其地位。
他獲得此事之文件證。
因恐美國這樣做法有危害日本利益之虞，所以他将該項文件交與DohihaaraKenji。
後者勸誘黃郛将此件給馮氏看。
我們關于美國所給與曹锟的援助殊不大了了，也不知道為甚麼這消息對于說服馮氏有那麼大的效力。
（頁三三四） 這種說辭，特别是資财的引誘，必影響到馮氏之決斷。
而其間尤要者，則如非馮、吳交惡，必不能成事。
馮必自知，假如吳勝張敗，将大不利于其本人。
但如倒直成功，則不特可消除這恐怖，還可造成他為華北之軍事領導者。
更有安福系及日人之支持，轉由日人拉攏張作霖，他相信有充分理由這革命必可成功。
（頁一四二）（又文按：這一說法指明馮氏是一個貪利争權可以“貨取”的小人，其足信乎？） 在舉事之前，段氏已得默契将為倒吳後之自然的及獨一的領袖〔原注九三〕。
日本、馮、張各方面均可承認之。
段本人無軍權。
苟吳倒後，長江一帶直系督軍，一時無主，甯可投歸其卵翼下，而不受張、馮之指揮。
況皖系之魯督鄭士琦，大可由段授意阻止吳之北上，卷土重來。
至于将來長久的（執政），則以段之北洋軍事領袖老資格，既不屬“國民軍”，又非奉系，自比馮或張所舉出之那一個長江一帶之軍人為優。
（頁一四五） 〔原注九三〕或者關于此點之最好的證據就是：其後段祺瑞真的出任執政。
此外，松室宣言黃郛與段希望共同組織政府。
（又文按：此又是松室造謠，本無其事，下文述明。
）Fuse（布施勝治）書（頁七五）言，當時計劃以段主持政府。
舉事後三日，即十月廿六日，張作霖對一來訪問者言“北京政府将由段主持”。
須注意：這是在張到津與馮、段二人會議商組政府事之前所言。
（頁三三四）（又文按：張先懷此意，勾結段氏，或先由段拉攏乘機出山，又經“國民軍”廿五日會議通過推舉段氏主政，以後更由張堅持施行，借以制馮，容或有之。
但馮、胡、孫與黃郛事前絕無此想，隻預定歡迎孫先生北上主持國是，大中張、段之忌。
然奉張早已贊同，後乃食言。
） 段祺瑞自一九二〇年失敗後，退出政壇，息影津門，參禅念佛，但仍不忘政治。
所以于一九二四、九、十五，通電反對曹、吳而宣布贊助奉張。
十月十九日，馮氏所派去與段聯絡之代表回到馮處（原注：見馮氏《日記》一、卷五頁一一九及
于是與胡景翼、孫嶽（均同盟會人物）通電請孫先生北上主持大計，解決全國政治糾紛，而予以徹底的革命。
十一月七日，馮氏又派馬伯援持親筆函赴粵迎駕。
（馬君為熱誠基督徒，任日本東京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屢回國谒馮氏，極得其敬重。
） 孫先生既得馮等歡迎函電，認為是建樹北方革命局面之絕好機會，即欣然命駕，取道上海、日本，抵天津。
馮氏複派參謀長熊斌，持親筆函前往歡迎入都。
迨段聞孫先生北上，知不利于己之政治生命，亟思抵制，急急先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入京就職，及聞孫先生主張開“國民會議”，則召開“善後會議”以資抵消，種種主張，均與孫先生大相徑庭，且自違歡迎孫先生北來之初衷。
孫先生憤甚。
抵津未幾，肝癌疾作。
十二月卅一日，扶病入京。
至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于北京行館下世。
時，馮氏已宣布下野，避居西山，因政治關系，環境惡逆，仍遣其妻李德全代表前往慰問，終未與孫先生謀一面，方可謂緣悭也已。
馮氏等迎孫先生北上後，北方國民黨聲勢大振，宣傳及活動竟公開進行。
民衆運動尤勃然興起。
久處于帝制及軍閥之下的北方，頓易其空氣。
國民黨雖未獲得政權而革命種子遍布，發芽滋長，未久即開花結果。
追溯其源，不可謂非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廿三日“首都革命”一役之成功的副産品。
語其對于“國民革命”之作用與重要，則尤有大于曩年辛亥革命前灤州舉義之震懾清廷、促其退位，造成中華民國者。
故其後，馮等卒得精神的安慰，以為非徒勞無功焉。
所不明者，直到如今，國人尚有以馮氏“首都革命”為“倒戈”而诟病之者。
姑無論馮氏一向并未曾為曹锟與吳佩孚之下屬，也未曾身列直系之中，其全軍純系國家的、超然的軍隊，乃奉曹锟總統命而出發者。
至于“首都革命”理由之充分合情、合理、合法，已具載上文。
然則一般诟之病之者，是否欲見窮兵黩武之吳佩孚，于擊敗奉軍、掃蕩馮軍之後，轉而消滅南方之“國民革命軍”而實現其武力統一中國政策，乃一任彼賄選總統與狐群狗黨長據中樞，禍國殃民，而且使宣統廢帝常住故宮于中華民國之内為清朝皇帝耶？敢問！ 尚有一點為研究中國史所當注意者，馮氏等之政治失敗，即又引起華北空前大戰。
蓋“國民軍”全部十餘萬人撤退西北，但以精銳守南口，堅築防線，使奉直大軍五十餘萬人圍攻，至力竭始再退西北。
語其影響，則李泰棻謂南口之役“血肉相搏者凡四閱月，為曆史上有名大戰。
因此牽制吳佩孚，不能南下援湘，使廣州北伐軍（“國民革命軍”）長驅直入，席卷長江，進據武漢，于革命進展，所全實多”（李著頁二九九）。
以後馮軍繞道出關與南軍會師河南，克複北京。
凡此可以明見之功績，實肇端于十月廿三日之“首都革命”，則其貢獻于國民革命運動統一中國之功誠不可沒。
此又是馮氏等成功之另一副産品而饒有意義，大有價值者也。
綜合以上兩章所記“首都革命”全役經過，論其成功與失敗問題，我敢判斷其所成的大功有下列五端： （一）打倒賄選總統及其腐敗政府，肅清民國史中最污穢的一頁，而使“攝政内閣”露出政治史上一回革新的曙光。
（二）擊破直系軍閥整個系統，而打消其武力統一全國之企圖及計劃。
（三）驅逐廢帝出宮，取消從前優待條件，而完成民族革命之目的，使專制帝皇政體永不能複現。
（四）歡迎孫先生入京，散播三民主義及革命種子于奴氣深厚的北方社會及民衆，而樹立民國基礎于北方。
（五）南口之役，牽制北洋軍閥全部力量數月，使南方的國民革命軍得乘其不及救援之機，長驅直進，克複長江上下遊以至華北，根本消滅直奉軍閥與政客，後且和平接收東三省而統一全國，實現孫先生生前未竟之志。
然則政治與軍事之一時失敗，非完成大功之大代價與踏足石乎？ 附錄 “首都革命”與日本關系之謎 薛立敦著《馮傳》（第六章）有幾頁特殊的、令人駭異的報道；即是馮将軍等“首都革命”之役，自始至終與日本大有關系之種種“傳聞”，一一寫将出來。
茲将原文及原注擇要譯出，并加以研究，借此解決這個“謎”。
薛立敦之言 十月廿三日之前一日（廿二）奉天的日文報已發表馮氏班師之舉，〔原注八〇〕同日（廿二）北京日本公使（芳澤）在午餐中告訴曹锟的秘書，謂如曹欲于是晚到日使館躲避，将可得款待。
但那秘書沒有将其言轉達與曹（因此，曹于是日成擒）。
廿三日，于北京街道上行走的人群中，有一日本記者在内，因在兩日前他已聞馮氏于是日回師占領北京。
（上文見頁三九） 〔原注八〇〕滬上西報《華北先驅》載，東京與大連之日本新聞來源均報道事前已知其事。
Weale書載東京各報至少于事前二日已報道此事。
一九二四、十一、十八之《北京天津時報》載哈爾濱（美國）領事Hanson報告（本國政府）外交部，謂此事實際上于十月十七日下午傳達到東京。
（頁三三二）（又文按：美領事之報告為絕對無可能之事，因馮氏等于十月十九日方在灤平開會，議決班師行動及時期。
外人何能于兩日前“未蔔先知”？顯明是事後虛傳之說，或誤會他事。
） 這些重要的線索是造成中國近代史中一個絕少人知的故事&mdash&mdash即是一向反日最烈的馮氏，此次的舉動卻是實際上受日本經濟上的援助，大概是受其錢币的供給，或者甚至是由在華的日本外交及陸軍人員所主動的。
（見頁一四〇） 因為此役始末内容秘密，中國人不願承認此役與日本人有關，所以許多細節還不清楚。
但憑顯露的證據，足以重造這陰謀的經過大略。
不過，在這樣的重造中必須有幻想，而且因其性質如此，不免有錯誤之處。
（又文按：以上數言，還算該著者坦白肯說公道話。
以下是他個人的推測，誠然“不免有錯誤之處”。
） 日本久已懷有侵略中國的野心，在北洋軍閥時期，甚或以前，一向欲得特殊利益。
自段祺瑞與親日的安福系于一九二〇年倒台後，日本利益大受挫折，尤其于一九二二年直奉之戰，日本向所支持的張作霖打敗了。
其後，日本軍人、商人及其他之倚靠武力者，繼續運動，企圖在華北及東三省發動變故。
其中，如BaronOkuraKihachiro（大倉喜八郎男爵）等大小資本家，對東三省尤為關懷。
至一九二四年九月，張作霖與日人訂約許其築鐵路由洮南至齊齊哈爾。
這是對日本軍略上及經濟上大有重要性的。
（見同上） 其後，于一九二四年，日人轉欲聯絡吳佩孚，但不成功。
無論如何，時間上也來不及，因在是年春間，華北已盛傳奉直戰事将再發生。
這對于日本是大不利的，因為如果吳武力統一中國之主張得實現，奉張必被打倒。
于此，日人斷不能袖手靜觀，乃另圖其他應付方法。
比知馮玉祥與吳有隙怨，而馮軍實為直系中吳部以外最強的武力。
于是自然想利用馮倒吳，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了。
馮氏素以反日著，勢必須另找其他派系以運動其加入此陰謀，使倒吳後北洋各軍勢力之分配有利于日本的利益。
由日人觀點看來，段祺瑞所領導之親日的安福系與馮氏合作誠為理想的辦法。
如得成功，則馮、段、張三人聯合而成為華北之領導的勢力，至少段、張是親日者。
（上見頁一四一） 為運動馮氏計，必須中間有人為媒介。
黃郛正是最适合不過的人選，因其曾留學日本，識日文，又與日本有多面的關系。
而且他與安福系亦有相當的關系，曾充皖系盧永祥（浙督）之駐京代表。
更因其與馮氏相熟識，常到其軍中演講。
于是他成為這計劃的中間人。
（見頁一四二）〔原注八九〕 〔原注八九〕有日本軍官名MatsumuroTakayoshi（松室孝良）者，在“首都革命”後期參預其役，因而充當馮氏的顧問。
他的事迹備述于本章正文。
薛氏于一九五九年在東京與其會談三次，乃謂“他告訴我，黃郛是那中間人”。
另有曾為吳佩孚與曹锟軍事顧問之RihachiroBanzai（坂西秀武？）曾著有Zokutai-shikaikoroku,p.832謂黃郛是日人勸誘使說服馮氏實行是役之人。
尚有其他英文撰述，其說相同。
（頁三三三） 所不幸者，黃郛初與馮氏接觸反直之舉究在何時，現在還不了了。
大概是在舉事前數月，遠在馮氏與孫嶽、胡景翼結盟之前。
（頁一四二）〔原注九〇〕 〔原注九〇〕這個結論是根據幾點：（一）第二次奉直開戰發生之前，早已有直系内變的謠言盛傳于北京。
（二）上海《華北先驅》，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六日，載“安福系首領等之與日人密切合作，直白承認馮氏之内變是早于奉直開戰前數月安排妥當的”。
（三）同上西報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頁二五九，報道段祺瑞的下屬說，馮氏之參加倒吳是在“舊曆新年之前”&mdash&mdash即陽曆一九二四年二月之前。
（四）同上西報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九日，頁八六登載由各方報道的消息大緻與上同。
據說，張作霖、盧永祥、段祺瑞與孫中山已得了馮玉祥合作，于一九二四年九月舉事。
（又文按：此系附會所謂孫、張、盧三公子會議事。
其實馮心中贊成而未參加。
）（五）FuseKatsuji（布施勝治）最熟知此役，謂“國民黨”在後台給予馮、吳、孫三人聯盟之利便，見原著頁六九。
這或指是役的計劃是早定于三人聯盟之前。
黃郛也許就是布施勝治心中所指之“國民黨”代表。
（又文按：黃郛是時并未加入國民黨，黨員隻有徐謙與馮氏有來往，但馮氏是時仍輕視之，不納其言，見本章上文。
布施勝治之為人，看下文。
）（六）馮氏《日記》一，卷五頁八五載，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廿九日，及八月一日，連續有日本陸海軍軍官造訪馮氏（名略）。
我們不能指出他們會談時實況如何，但必定可能是與是役無關的。
不過，馮氏忽然與日軍官有接觸是具有暗示性的；如果我們忖測他們之會談是有關此役的話，則黃郛與馮氏之協議，當發生于他們訪馮之前，因為如果事前并無接受他們的建議之保證，他們斷不至去訪馮的。
（又文按：時間與事實顯出這是完全無可能的。
薛氏先已如此斷定，後又加以忖測，殆不足信也。
）〔上注見頁三三三&mdash三三四〕 然而黃郛究用甚麼理由（論據）去說服馮氏打倒曹、吳呢？那時大概有幾種議論會入馮耳的，或有可能是在正面之背後其言是有利于馮氏争奪權勢之利益的。
黃氏可能會指出曹锟政府之失人望及無效率；吳佩孚武力統一政策之對各方面之損害：如奉方勝而直系敗，張作霖雄據北方而産出種種後患之可能等等。
然而于這些我們隻可以空想的論點之外，黃郛是授權給予馮氏日币一百五十萬元。
馮氏也許蒙其應許再得多些，要等吳佩孚在中國政局完全被打倒後，方實收餘數〔原注九一〕。
據報，黃郛當時曾将一份文件，證明曹锟曾與美國的特務作不利（于馮）的交涉，交與馮作為說辭中扼要的論據。
〔原注九二〕 〔原注九一〕上據薛氏與松室孝良會談。
松室對于此點極為注重。
他堅說，駐京日使館武官HayashiYasakichi（林彌三吉）曾告訴他，謂馮氏曾接受一張一百五十萬日元的支票，由橫濱正金銀行支取現款。
但松室又言，馮氏先曾要求三百萬日元。
由此觀之，Lynn氏書（頁一七四）所言便有意義了。
他言，有幾處地方相信張作霖曾假手一位青年會幹事（格雷？）給予馮氏一百四十萬元（大洋），使其轉攻吳佩孚。
這句話，李景林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與馮軍開戰）痛數馮氏倒戈、殺人等罪狀時居然公開承認。
其後，Lynn說張給馮此款，而Weale也将李景林通電引出，但未明言是張所給與，隻言馮為此款所收買而已。
所可注意者則以上諸說，所言馮氏得款數目大緻相同。
獨有上海《華北先驅》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六日（頁三九六）則書出數目遠過于松室所言，謂“全盤交易，定價二千萬元（大洋）。
訂期于舉事前夕先交五百萬，其餘款則于吳佩孚完全倒台及被逐出政局後交足”。
又謂該款系經東三省内一個大公司付與的，而訂明全數将由事變後之政府償還雲。
（上見頁三三四）（又文按：松室這人，自我宣傳，造謠生事，其言過事誇張，殊難入信。
看下文研究自明。
注意：以上消息皆由日人傳出，而數目各異。
） 〔原注九二〕RihachiroBanzai（浪人坂西秀武、書頁八三二）堅稱他聽得曹锟将得美國援助以維持其地位。
他獲得此事之文件證。
因恐美國這樣做法有危害日本利益之虞，所以他将該項文件交與DohihaaraKenji。
後者勸誘黃郛将此件給馮氏看。
我們關于美國所給與曹锟的援助殊不大了了，也不知道為甚麼這消息對于說服馮氏有那麼大的效力。
（頁三三四） 這種說辭，特别是資财的引誘，必影響到馮氏之決斷。
而其間尤要者，則如非馮、吳交惡，必不能成事。
馮必自知，假如吳勝張敗，将大不利于其本人。
但如倒直成功，則不特可消除這恐怖，還可造成他為華北之軍事領導者。
更有安福系及日人之支持，轉由日人拉攏張作霖，他相信有充分理由這革命必可成功。
（頁一四二）（又文按：這一說法指明馮氏是一個貪利争權可以“貨取”的小人，其足信乎？） 在舉事之前，段氏已得默契将為倒吳後之自然的及獨一的領袖〔原注九三〕。
日本、馮、張各方面均可承認之。
段本人無軍權。
苟吳倒後，長江一帶直系督軍，一時無主，甯可投歸其卵翼下，而不受張、馮之指揮。
況皖系之魯督鄭士琦，大可由段授意阻止吳之北上，卷土重來。
至于将來長久的（執政），則以段之北洋軍事領袖老資格，既不屬“國民軍”，又非奉系，自比馮或張所舉出之那一個長江一帶之軍人為優。
（頁一四五） 〔原注九三〕或者關于此點之最好的證據就是：其後段祺瑞真的出任執政。
此外，松室宣言黃郛與段希望共同組織政府。
（又文按：此又是松室造謠，本無其事，下文述明。
）Fuse（布施勝治）書（頁七五）言，當時計劃以段主持政府。
舉事後三日，即十月廿六日，張作霖對一來訪問者言“北京政府将由段主持”。
須注意：這是在張到津與馮、段二人會議商組政府事之前所言。
（頁三三四）（又文按：張先懷此意，勾結段氏，或先由段拉攏乘機出山，又經“國民軍”廿五日會議通過推舉段氏主政，以後更由張堅持施行，借以制馮，容或有之。
但馮、胡、孫與黃郛事前絕無此想，隻預定歡迎孫先生北上主持國是，大中張、段之忌。
然奉張早已贊同，後乃食言。
） 段祺瑞自一九二〇年失敗後，退出政壇，息影津門，參禅念佛，但仍不忘政治。
所以于一九二四、九、十五，通電反對曹、吳而宣布贊助奉張。
十月十九日，馮氏所派去與段聯絡之代表回到馮處（原注：見馮氏《日記》一、卷五頁一一九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