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首都革命』——成功欤？失敗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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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所以他的話必須以懷疑态度視之。
”（頁三九六注一一八）關于毛著的評論，薛氏又謂“此書大部資料都是有問題的。
&hellip&hellip毛有愛講是非（gossip饒舌空談，講人閑話）的傾向，而在有幾點是無稽的謠言和逃避的遁辭。
最後，他寫此書（毛自言）&lsquo是為着幫助對共産黨之争鬥的&rsquo”（薛著頁三六七）。
查：毛原非馮氏屬員。
其時方任外蒙古上烏金斯克領事，後曾随馮遊俄，固未嘗參加“國民軍”。
其後，我在台灣、香港曾屢見過，他對馮的觀感和态度很不好，恐怕是因馮氏接近左派的政治關系。
其言馮、鹿盜寶所得，數目過巨（以現在港币計算，當值一萬萬至一萬萬五千萬以上），非盜賣大量寶物不可，當無可能。
其言誰能信之？所以薛氏不假思索，不須考證，即嚴辭辟斥。
再退一步言，假使毛言果确實，則盜賣寶物之款，非入私囊，隻為軍用而已。
但我相信，我個人所親切認識的鹿氏生平沉默機智，言行謹慎，焉肯對一個與本軍無直屬親密關系之小官閑員透露這一宗全軍最高級将領以及全國人士也不知之的個人及軍中之絕大秘密耶？憑着常識，主持公道，作以上判斷，薛者真兼有史識與史德者。
又據于一九五七年七月香港《春秋》半月刊第六三期，毛撰《漠北豔異記》（下）有言“故宮的錢，馮玉祥個人絕未沾光”，前後矛盾，參考他證，其前言自不足信。
又按：最近日本文友矢原愉安（即《張勳複辟始末》著者）過訪，曾舉此問題互相研究。
蒙其告以曾讀薛觀瀾（當時在直任“交涉使”）之《回憶錄》有雲：“首都革命”成功未久，馮氏曾托其代辦一外交文件，乃以一套極精美的、極珍貴的清宮瓷器為贈以酬其勞。
他問我相信不。
我笑答，送禮酬勞，事極平常，但天下沒有這樣三料的笨賊：（一）盜寶未久即拿出來公開送人；（二）還自行招認是從清宮得來的；（三）清宮值得盜、容易盜之寶多得很，何以偏要盜取這些比較上價值不高，容易破爛，而且不便運出的瓷器呢？而況以當時的短促時期和入宮人物論，誰盜出這些笨東西呢？請君稍加思索，便不難得到正确的答案了。
我以為“清宮瓷器”之語斷非出自馮氏之口，即那套瓷器，想必在市上買來的景德名産，原非清宮之“珍寶”也。
矢原君亦為之首肯。
越月，矢原君再過訪，蒙示所著《馮玉祥有沒有偷盜清宮寶》篇見示（載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七〇年秋某期）。
全文根據分析心理學&mdash&mdash馮氏“是一個怪人”，行為怪異，和他需要巨款來擴軍&mdash&mdash所以他便下最後的論斷：“馮玉祥盜過寶這回事，在沒有任何确實可信的否定證據以前，就似乎不但是一件可能的事，而且也是必然的事了。
”在學術上，特别在法律上刑事案件中，這是絕不可以用作斷定事實，尤其罪案的消極的論據。
然而他在上文已自承在這盜寶案中，完全“沒有真正客觀的物證與人證”，“找不到任何足以使人滿意的直接證據”（見頁四三）。
夫如是，何能隻于轉聞之外，以“分析心理”種種空泛的推論，來故入人罪？如此猜疑，完全是主觀武斷，不能定案的。
在讨論是案間，我提出六個“甚麼”來請他一一答複。
（按：這是“新聞學”采訪和寫作的六大原則Who,Why,Where,When,How,What）一、是甚麼人物？二、為甚麼原因？三、從甚麼地方？四、在甚麼時間？五、用甚麼方法？六、盜甚麼東西？每一項請拿出真憑實據來。
矢原君均無以應。
别後，夜間，他來電話說，經詳細考慮我所提出的六個“甚麼”，一一不能答複，承認我的否定是對的，還很客氣地多謝我在學術研究上的啟迪。
言談間，我還笑對他說：“無人因有大銀行失竊巨款，卻以我沒有不曾盜竊的消極的憑據，便懷疑或斷定是我或有可能是我所幹的。
”彼此一笑置之。
（翌日，他飛東京去了，想并帶了那六個“甚麼”在他行李中。
） 然而清宮盜寶，則确有其事。
不過，其間的大盜，最先在“首都革命”之前則為廢帝溥儀本人，常以賞賜其弟溥傑為名，每次入宮均将珍貴寶物或字畫古版書籍交其帶出攜往天津貯藏。
後來陸續賣出，或被僞圖複辟以籌備舉事為名之遺臣騙去不少（市上出售者或有此類賊贓）。
其後，溥儀在自著之《我的前半生》自述盜寶經過，并承認後來“清宮善後委員會”所發現之“賞溥傑單”，種種古籍精品一點不錯，都盜運出宮，但筆下卻無一字提及馮、鹿盜寶之事。
其後，政府于翌年雙十節成立“故宮博物院”，開放故宮，任人參觀。
但又有盜寶重案發生。
盜寶者據說是院長易培基監守自盜，以清查為名，大量偷竊，辄以同類赝品換去，後為人告發。
水落石出，易棄職潛逃，被政府通緝。
查其被盜物品目錄厚千餘頁，數量巨大可知，贓物數十箱，有由陸路火車運出者被截回，由水路運往外國者則流在歐洲市場發售矣。
掌故專家朱惠清君（筆名“餘子”）曾專撰馮玉祥究竟有未盜寶篇，總述故宮盜寶事（先有《清宮盜寶五花八門》篇），結論雲：“根據以上各節，詳加參證，所謂馮玉祥盜寶之說，顯非事實。
且國家疊經巨變，馮亦亡故已久，所有前後盜寶之事，包括溥儀本身在内，初雖隐密，終必穿露。
但迄今為止，并無任何與寶物有關之人，提出任何足以證實馮盜寶之憑據。
隻是流言蜚語，輾轉傳說，究是何故？蓋盜寶者實屬别有人在也。
而馮氏蒙此大冤，何以乏人為之辯白，或者辯亦不為人信。
是殆因馮氏作風特異，目标過大，複在政治軍事上結下無數冤仇。
語雲：&lsquo怨毒之于人甚矣哉！&rsquo故馮已變為靶子式的人物。
&hellip&hellip于此可知甚麼樣的壞事，都可往他身上一堆&hellip&hellip盜寶之事，不過其中之一罷了。
”（上見香港《星島晚報》之《亞洲周刊》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七日六卷三三、三四、三五期。
）推理正确，立言公平，反證憑據充分，足稱定論。
不圖馮氏“首都革命”後四十餘年，死後廿餘年，于天涯海角之香港乃有此“洗冤錄”刊出，亦可含笑瞑目矣夫！ 占領天津 今回述“首都革命”成功後，楊村至天津一帶之小戰。
先是，自停戰令下，直軍皆無鬥志。
奉軍乘機猛攻，直軍節節敗潰。
秦皇島、昌黎、灤州、蘆台、塘沽等地，相繼為奉軍占領。
吳聞馮氏班師回京則大恚，立率殘軍約兩旅之衆，集中七裡河、楊村、北倉、軍糧城之間，以圖反攻北京，并向蘇督齊燮元、鄂督蕭耀南，乞師來援。
馮雖知吳已無能為力，惟慮其死灰複燃，贻患将來，不得不速予解決。
遂命張之江為司令，率劉郁芬、李虎臣兩旅，在廊房、落垡一帶禦之。
馮、胡、孫三人于十月卅日通電讨吳，同時下令進攻。
楊村、落垡，為此次小戰場。
張之江司令之第七旅任鐵路正面，李旅任右翼，劉旅任總預備隊。
吳殘部有潘鴻鈞等約兩旅之衆，及由榆關退下之殘部。
當時，地勢過低，河水泛濫。
吳軍由溝壘抵抗，作戰不易。
馮複派劉郁芬、蔣鴻遇二旅，行大迂回以拊吳軍之背，又抽調李鳴鐘旅之一部，協助張旅攻其正面，另派石友三旅、谷良友部李虎臣，正面右翼俱作佯攻。
劉、蔣之軍則于十一月一日極力攻楊村右方。
以吳軍有備，且援軍增加，相持不下。
時适一軍之李紀才旅開抵河西塢。
劉、李告以吳已回津，請速南行夾攻之。
次日黎明，李部全至參戰，進攻楊村後方，即截斷鐵路。
吳軍僅得一列車沖回，餘悉為“國民軍”截獲，繳械無數，并俘其旅長潘鴻鈞（後被釋）。
自是，乘勝追擊。
三日，克北倉。
吳見大勢已去，遂率衛隊由大沽口乘船逃去。
天津乃為“國民軍”占領。
其時，駐保定之曹世傑部約有一團開駐高碑店，希圖北上，亦由孫嶽派兵迎擊，孫良誠部為助，卒将其繳械。
由是京漢北段肅清，戰事乃告一段落。
擁段與迎孫 段祺瑞之出任臨時執政，實緻令這回“首都革命”不能竟其全功&mdash&mdash政治失敗&mdash&mdash之最大原因，而其所以得安然出山，複握大權之經過，不可不細述。
初，馮、胡、孫、黃及奉張等早有約，事成後必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一切。
如果原定計劃實現，國民黨得掌政權，中國以後政局當完全改觀。
班師回京後，馮等果如約疊電敦請孫先生即日命駕北上，主持國政。
廿七日，孫先生複電曰： 義旗聿舉，大憝肅清，諸兄功在國家，同深慶幸。
建設大計，亟應決定。
拟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
先此電達，諸維鑒及。
孫文叩。
感。
（廿七日） 馮氏等複去電促請，有“一切建國方略，尚賴指揮”等語。
（以上電文見《逸經》十六期“璧樹”文末）其後，馮氏複于十一月七日，請馬伯援持親筆函遄程赴粵肅請，代表歡迎，并面陳一切（見《自傳》，李著頁一二七&mdash一二八）。
甚至段祺瑞、張作霖最初也是敦請孫先生北來，召開“國民會議”的（見孫科：《八十述略》頁一一）。
然至為不幸者，當“國民軍”衆将領于廿五日會議時，适接吳回兵進攻楊村之消息。
其時，因應付軍事上嚴重形勢，大有聯絡皖系山東督軍鄭士琦之必要。
孫嶽乃臨時提議請段出山以拉攏皖派為助。
衆以為誠如此，自可以除去目前困難，而且孫先生之肯來否尚未可知。
所以全體一緻贊成孫嶽之提議。
因一時于倉促間衆人注重軍事而忽視政治，并不與“攝政内閣”相商，于是大錯鑄成，全局遂無可挽救矣。
旋而各方多主張段之複出主政，尤以奉方堅持最力。
馮氏無奈乃與張聯名電請段來京維持，蓋“攝政内閣”不過是一種過渡辦法而已。
段以各方态度尚未盡明了，一時未即入京，惟電邀馮、張到津會議。
馮氏屢卻不得，乃應之，于十一月十日，悄然乘火車隻挈熊斌等一二人前往。
不知何故，甚至連黃攝閣事前也不知不聞其事（見《亦雲回憶》上，頁二一二）。
此行馮氏遇大險，幾乎喪命。
緣所乘的火車将到楊村時，後方突有快車沖上來，傷其随員。
幸而馮氏自己在一輛鐵篷車上卧着，僥幸得免，可雲險矣。
事後調查，此次意外“是曹、吳餘孽所幹的鬼蜮伎倆”（見《我的生活》頁五一四）。
分明欲取其一命以報複怨仇也。
張作霖亦如期至，就在段宅會議，列席者還有盧永祥、梁鴻志、王揖唐、皖系軍政人員等。
疊經讨論，決定由國、奉兩軍将領發電公推段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
電以十五日發出，旋得北方及長江各方一緻贊同。
越數日，段遂入京就職，而馮氏則已先回矣。
（按：南北各省直、皖兩系督軍以吳去後，失去領導人物，又不甘在馮、張之下，故擁段以自保。
此亦為馮、孫等同意迎段之一原因也。
） 在天津會議時，馮氏與張氏有交惡之兆。
一則張以此次倒吳，冒為己功，不特不感激馮氏之革命舉動而誠懇與之合作救國以踐前約，反藐視、奚落，甚至面罵之，令馮氏極為難堪。
其所以敢為此者，則以“國民軍”勢力尚薄，國民黨勢力遠在南方，明知未能抗拒也。
次則張野心勃勃，欲乘戰勝餘威，擴充地盤，伸張勢力于南方，乃于津會提出對直系繼續作戰計劃&mdash&mdash由“國民軍”任京漢線，奉軍任津浦線，同時南進。
馮氏以此次班師，本為縮短戰期，促進和平，若繼續用兵，大違初志，且重苦人民，因堅持不可。
并表示願開發西北為國家辟富源。
張不得已，乃以收熱河為己有為請。
會議結束卒如其請，乃調米振标赴豫，而以阚朝玺為熱河都統。
張雖如願以償，而對于馮氏則不免有憾，合作之熱度忽降，舊日之嫌隙又興，加以政客之挑撥操縱，别有會心，自圖權利，聯張排馮，日後之大戰已伏因于是矣。
張作霖日前歡迎孫先生及奉軍不入關之約，及與國民黨協議之議，言猶在耳，至是對雙方寒盟背約，且居然以戰勝主角，發号施令之姿态出現，使馮氏至為難堪，亦至感失望。
無怪其日後對此一着走錯了的棋子作沉痛自悔語雲：“一時隻看見了軍事的成敗，而忽視了政治的後果。
孫二哥這個提議（擁段）竟得全體一緻的贊成，真是&lsquo失之毫厘，謬以千裡&rsquo！哪知由于這個臨時動議，竟斷送了此回革命之全功。
”（見《我的生活》頁五〇七）惟對于赴津及會議事，語焉不詳，當有難言之隐。
自吾人今日觀之，究其實，馮、胡、孫等“國民軍”領袖們之大錯，乃是仍然本着民國後北洋軍政界傳統的大症結&mdash&mdash可說是大毒瘤&mdash&mdash以軍治政，而非以政治軍。
他們既成立革命的“攝政内閣”，付以掌握國政之全權，然又自己不尊重其政權，擅由軍人自決擁段執政，而忽略了所正要歡迎與擁戴的孫先生。
其次，馮氏自己的大錯誤乃在一聞段自天津召之，即自決悄然而去，并不商之攝閣，更不經攝閣會商更好的主張以應付段、張兩系的陰謀與壓迫，而得其在實際擔負名正言順的政治責任，庶乎想出善法以應付還擊或抵制他們，或可挽回惡運于一旦。
不圖他竟然不出一聲，不告一人，孑然一身，“單刀赴會”，所謂“肉在砧闆上”，怎能對付此雙重的危險勢力與毒素？結果，不特他自己、他全軍，複陷于比前更為困苦境地，尤使“攝政内閣”極為難堪，終于夭折。
我們可以說：“首都革命”初期軍事成功，政治失敗，轉而招來軍事失敗，更不能不說是馮氏等缺乏政治頭腦與眼光愚魯無知無識而“咎由自取”。
上文那樣責備馮氏，殊非太過嚴酷，因為他後來已引咎厚責自己了；他這樣說： 此時我滿腦子裝着一套“謙謙君子”的道理，覺得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風度。
同時，胡、孫等确與我志同道合，莫逆于心，然政治的認識亦不充分。
其他的朋友如徐季龍（謙）、黃膺白（郛）、劉允誠（允臣、守中）、王勵齊（法勤）、焦易堂、李石曾、王承斌等諸先生，雖過從甚密，亦畢竟未至無話不說的程度。
故自己隻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據現實環境，拿出良好辦法。
至今思之，猶覺當時才能不夠，有負國人期望之殷，深為愧恨！（《我的生活》頁五一八） 這是他予智予雄、不信不靠良朋益友，隻期以一己短薄的才力，隻手擎天，終至失敗之慘痛的忏悔！可憐亦可惜也矣。
成功的副産品 馮氏與國民黨之關系，始于在湖北碪家矶時結識徐謙、鈕永建二氏。
徐為孫中山先生所特派以聯絡馮軍者。
時，徐方提倡“基督救國主義”（鈕亦基督徒），而馮氏亦笃信基督教，且真心救國。
徐遂借宣揚其宗教主義而與其訂深交，且為其接近國民黨之媒介，數年不斷。
馮氏因常得讀孫先生之著作而深心認識其主義與政策，故在河南時曾派任右民赴粵趨候。
孫先生亦深識其人，屢傳言鼓勵，并以北方革命事業相屬。
及其後馮氏又得孫先生親筆書贈《建國大綱》。
據馮氏自承，“首都革命”之舉，系由《建國大綱》而來。
馮氏雖與孫先生未謀一面，而固已默契于心，精神與主義早趨一緻矣。
回京後，又與黨人李煜瀛、易培
”（頁三九六注一一八）關于毛著的評論，薛氏又謂“此書大部資料都是有問題的。
&hellip&hellip毛有愛講是非（gossip饒舌空談，講人閑話）的傾向，而在有幾點是無稽的謠言和逃避的遁辭。
最後，他寫此書（毛自言）&lsquo是為着幫助對共産黨之争鬥的&rsquo”（薛著頁三六七）。
查：毛原非馮氏屬員。
其時方任外蒙古上烏金斯克領事，後曾随馮遊俄，固未嘗參加“國民軍”。
其後，我在台灣、香港曾屢見過，他對馮的觀感和态度很不好，恐怕是因馮氏接近左派的政治關系。
其言馮、鹿盜寶所得，數目過巨（以現在港币計算，當值一萬萬至一萬萬五千萬以上），非盜賣大量寶物不可，當無可能。
其言誰能信之？所以薛氏不假思索，不須考證，即嚴辭辟斥。
再退一步言，假使毛言果确實，則盜賣寶物之款，非入私囊，隻為軍用而已。
但我相信，我個人所親切認識的鹿氏生平沉默機智，言行謹慎，焉肯對一個與本軍無直屬親密關系之小官閑員透露這一宗全軍最高級将領以及全國人士也不知之的個人及軍中之絕大秘密耶？憑着常識，主持公道，作以上判斷，薛者真兼有史識與史德者。
又據于一九五七年七月香港《春秋》半月刊第六三期，毛撰《漠北豔異記》（下）有言“故宮的錢，馮玉祥個人絕未沾光”，前後矛盾，參考他證，其前言自不足信。
又按：最近日本文友矢原愉安（即《張勳複辟始末》著者）過訪，曾舉此問題互相研究。
蒙其告以曾讀薛觀瀾（當時在直任“交涉使”）之《回憶錄》有雲：“首都革命”成功未久，馮氏曾托其代辦一外交文件，乃以一套極精美的、極珍貴的清宮瓷器為贈以酬其勞。
他問我相信不。
我笑答，送禮酬勞，事極平常，但天下沒有這樣三料的笨賊：（一）盜寶未久即拿出來公開送人；（二）還自行招認是從清宮得來的；（三）清宮值得盜、容易盜之寶多得很，何以偏要盜取這些比較上價值不高，容易破爛，而且不便運出的瓷器呢？而況以當時的短促時期和入宮人物論，誰盜出這些笨東西呢？請君稍加思索，便不難得到正确的答案了。
我以為“清宮瓷器”之語斷非出自馮氏之口，即那套瓷器，想必在市上買來的景德名産，原非清宮之“珍寶”也。
矢原君亦為之首肯。
越月，矢原君再過訪，蒙示所著《馮玉祥有沒有偷盜清宮寶》篇見示（載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七〇年秋某期）。
全文根據分析心理學&mdash&mdash馮氏“是一個怪人”，行為怪異，和他需要巨款來擴軍&mdash&mdash所以他便下最後的論斷：“馮玉祥盜過寶這回事，在沒有任何确實可信的否定證據以前，就似乎不但是一件可能的事，而且也是必然的事了。
”在學術上，特别在法律上刑事案件中，這是絕不可以用作斷定事實，尤其罪案的消極的論據。
然而他在上文已自承在這盜寶案中，完全“沒有真正客觀的物證與人證”，“找不到任何足以使人滿意的直接證據”（見頁四三）。
夫如是，何能隻于轉聞之外，以“分析心理”種種空泛的推論，來故入人罪？如此猜疑，完全是主觀武斷，不能定案的。
在讨論是案間，我提出六個“甚麼”來請他一一答複。
（按：這是“新聞學”采訪和寫作的六大原則Who,Why,Where,When,How,What）一、是甚麼人物？二、為甚麼原因？三、從甚麼地方？四、在甚麼時間？五、用甚麼方法？六、盜甚麼東西？每一項請拿出真憑實據來。
矢原君均無以應。
别後，夜間，他來電話說，經詳細考慮我所提出的六個“甚麼”，一一不能答複，承認我的否定是對的，還很客氣地多謝我在學術研究上的啟迪。
言談間，我還笑對他說：“無人因有大銀行失竊巨款，卻以我沒有不曾盜竊的消極的憑據，便懷疑或斷定是我或有可能是我所幹的。
”彼此一笑置之。
（翌日，他飛東京去了，想并帶了那六個“甚麼”在他行李中。
） 然而清宮盜寶，則确有其事。
不過，其間的大盜，最先在“首都革命”之前則為廢帝溥儀本人，常以賞賜其弟溥傑為名，每次入宮均将珍貴寶物或字畫古版書籍交其帶出攜往天津貯藏。
後來陸續賣出，或被僞圖複辟以籌備舉事為名之遺臣騙去不少（市上出售者或有此類賊贓）。
其後，溥儀在自著之《我的前半生》自述盜寶經過，并承認後來“清宮善後委員會”所發現之“賞溥傑單”，種種古籍精品一點不錯，都盜運出宮，但筆下卻無一字提及馮、鹿盜寶之事。
其後，政府于翌年雙十節成立“故宮博物院”，開放故宮，任人參觀。
但又有盜寶重案發生。
盜寶者據說是院長易培基監守自盜，以清查為名，大量偷竊，辄以同類赝品換去，後為人告發。
水落石出，易棄職潛逃，被政府通緝。
查其被盜物品目錄厚千餘頁，數量巨大可知，贓物數十箱，有由陸路火車運出者被截回，由水路運往外國者則流在歐洲市場發售矣。
掌故專家朱惠清君（筆名“餘子”）曾專撰馮玉祥究竟有未盜寶篇，總述故宮盜寶事（先有《清宮盜寶五花八門》篇），結論雲：“根據以上各節，詳加參證，所謂馮玉祥盜寶之說，顯非事實。
且國家疊經巨變，馮亦亡故已久，所有前後盜寶之事，包括溥儀本身在内，初雖隐密，終必穿露。
但迄今為止，并無任何與寶物有關之人，提出任何足以證實馮盜寶之憑據。
隻是流言蜚語，輾轉傳說，究是何故？蓋盜寶者實屬别有人在也。
而馮氏蒙此大冤，何以乏人為之辯白，或者辯亦不為人信。
是殆因馮氏作風特異，目标過大，複在政治軍事上結下無數冤仇。
語雲：&lsquo怨毒之于人甚矣哉！&rsquo故馮已變為靶子式的人物。
&hellip&hellip于此可知甚麼樣的壞事，都可往他身上一堆&hellip&hellip盜寶之事，不過其中之一罷了。
”（上見香港《星島晚報》之《亞洲周刊》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七日六卷三三、三四、三五期。
）推理正确，立言公平，反證憑據充分，足稱定論。
不圖馮氏“首都革命”後四十餘年，死後廿餘年，于天涯海角之香港乃有此“洗冤錄”刊出，亦可含笑瞑目矣夫！ 占領天津 今回述“首都革命”成功後，楊村至天津一帶之小戰。
先是，自停戰令下，直軍皆無鬥志。
奉軍乘機猛攻，直軍節節敗潰。
秦皇島、昌黎、灤州、蘆台、塘沽等地，相繼為奉軍占領。
吳聞馮氏班師回京則大恚，立率殘軍約兩旅之衆，集中七裡河、楊村、北倉、軍糧城之間，以圖反攻北京，并向蘇督齊燮元、鄂督蕭耀南，乞師來援。
馮雖知吳已無能為力，惟慮其死灰複燃，贻患将來，不得不速予解決。
遂命張之江為司令，率劉郁芬、李虎臣兩旅，在廊房、落垡一帶禦之。
馮、胡、孫三人于十月卅日通電讨吳，同時下令進攻。
楊村、落垡，為此次小戰場。
張之江司令之第七旅任鐵路正面，李旅任右翼，劉旅任總預備隊。
吳殘部有潘鴻鈞等約兩旅之衆，及由榆關退下之殘部。
當時，地勢過低，河水泛濫。
吳軍由溝壘抵抗，作戰不易。
馮複派劉郁芬、蔣鴻遇二旅，行大迂回以拊吳軍之背，又抽調李鳴鐘旅之一部，協助張旅攻其正面，另派石友三旅、谷良友部李虎臣，正面右翼俱作佯攻。
劉、蔣之軍則于十一月一日極力攻楊村右方。
以吳軍有備，且援軍增加，相持不下。
時适一軍之李紀才旅開抵河西塢。
劉、李告以吳已回津，請速南行夾攻之。
次日黎明，李部全至參戰，進攻楊村後方，即截斷鐵路。
吳軍僅得一列車沖回，餘悉為“國民軍”截獲，繳械無數，并俘其旅長潘鴻鈞（後被釋）。
自是，乘勝追擊。
三日，克北倉。
吳見大勢已去，遂率衛隊由大沽口乘船逃去。
天津乃為“國民軍”占領。
其時，駐保定之曹世傑部約有一團開駐高碑店，希圖北上，亦由孫嶽派兵迎擊，孫良誠部為助，卒将其繳械。
由是京漢北段肅清，戰事乃告一段落。
擁段與迎孫 段祺瑞之出任臨時執政，實緻令這回“首都革命”不能竟其全功&mdash&mdash政治失敗&mdash&mdash之最大原因，而其所以得安然出山，複握大權之經過，不可不細述。
初，馮、胡、孫、黃及奉張等早有約，事成後必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一切。
如果原定計劃實現，國民黨得掌政權，中國以後政局當完全改觀。
班師回京後，馮等果如約疊電敦請孫先生即日命駕北上，主持國政。
廿七日，孫先生複電曰： 義旗聿舉，大憝肅清，諸兄功在國家，同深慶幸。
建設大計，亟應決定。
拟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
先此電達，諸維鑒及。
孫文叩。
感。
（廿七日） 馮氏等複去電促請，有“一切建國方略，尚賴指揮”等語。
（以上電文見《逸經》十六期“璧樹”文末）其後，馮氏複于十一月七日，請馬伯援持親筆函遄程赴粵肅請，代表歡迎，并面陳一切（見《自傳》，李著頁一二七&mdash一二八）。
甚至段祺瑞、張作霖最初也是敦請孫先生北來，召開“國民會議”的（見孫科：《八十述略》頁一一）。
然至為不幸者，當“國民軍”衆将領于廿五日會議時，适接吳回兵進攻楊村之消息。
其時，因應付軍事上嚴重形勢，大有聯絡皖系山東督軍鄭士琦之必要。
孫嶽乃臨時提議請段出山以拉攏皖派為助。
衆以為誠如此，自可以除去目前困難，而且孫先生之肯來否尚未可知。
所以全體一緻贊成孫嶽之提議。
因一時于倉促間衆人注重軍事而忽視政治，并不與“攝政内閣”相商，于是大錯鑄成，全局遂無可挽救矣。
旋而各方多主張段之複出主政，尤以奉方堅持最力。
馮氏無奈乃與張聯名電請段來京維持，蓋“攝政内閣”不過是一種過渡辦法而已。
段以各方态度尚未盡明了，一時未即入京，惟電邀馮、張到津會議。
馮氏屢卻不得，乃應之，于十一月十日，悄然乘火車隻挈熊斌等一二人前往。
不知何故，甚至連黃攝閣事前也不知不聞其事（見《亦雲回憶》上，頁二一二）。
此行馮氏遇大險，幾乎喪命。
緣所乘的火車将到楊村時，後方突有快車沖上來，傷其随員。
幸而馮氏自己在一輛鐵篷車上卧着，僥幸得免，可雲險矣。
事後調查，此次意外“是曹、吳餘孽所幹的鬼蜮伎倆”（見《我的生活》頁五一四）。
分明欲取其一命以報複怨仇也。
張作霖亦如期至，就在段宅會議，列席者還有盧永祥、梁鴻志、王揖唐、皖系軍政人員等。
疊經讨論，決定由國、奉兩軍将領發電公推段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
電以十五日發出，旋得北方及長江各方一緻贊同。
越數日，段遂入京就職，而馮氏則已先回矣。
（按：南北各省直、皖兩系督軍以吳去後，失去領導人物，又不甘在馮、張之下，故擁段以自保。
此亦為馮、孫等同意迎段之一原因也。
） 在天津會議時，馮氏與張氏有交惡之兆。
一則張以此次倒吳，冒為己功，不特不感激馮氏之革命舉動而誠懇與之合作救國以踐前約，反藐視、奚落，甚至面罵之，令馮氏極為難堪。
其所以敢為此者，則以“國民軍”勢力尚薄，國民黨勢力遠在南方，明知未能抗拒也。
次則張野心勃勃，欲乘戰勝餘威，擴充地盤，伸張勢力于南方，乃于津會提出對直系繼續作戰計劃&mdash&mdash由“國民軍”任京漢線，奉軍任津浦線，同時南進。
馮氏以此次班師，本為縮短戰期，促進和平，若繼續用兵，大違初志，且重苦人民，因堅持不可。
并表示願開發西北為國家辟富源。
張不得已，乃以收熱河為己有為請。
會議結束卒如其請，乃調米振标赴豫，而以阚朝玺為熱河都統。
張雖如願以償，而對于馮氏則不免有憾，合作之熱度忽降，舊日之嫌隙又興，加以政客之挑撥操縱，别有會心，自圖權利，聯張排馮，日後之大戰已伏因于是矣。
張作霖日前歡迎孫先生及奉軍不入關之約，及與國民黨協議之議，言猶在耳，至是對雙方寒盟背約，且居然以戰勝主角，發号施令之姿态出現，使馮氏至為難堪，亦至感失望。
無怪其日後對此一着走錯了的棋子作沉痛自悔語雲：“一時隻看見了軍事的成敗，而忽視了政治的後果。
孫二哥這個提議（擁段）竟得全體一緻的贊成，真是&lsquo失之毫厘，謬以千裡&rsquo！哪知由于這個臨時動議，竟斷送了此回革命之全功。
”（見《我的生活》頁五〇七）惟對于赴津及會議事，語焉不詳，當有難言之隐。
自吾人今日觀之，究其實，馮、胡、孫等“國民軍”領袖們之大錯，乃是仍然本着民國後北洋軍政界傳統的大症結&mdash&mdash可說是大毒瘤&mdash&mdash以軍治政，而非以政治軍。
他們既成立革命的“攝政内閣”，付以掌握國政之全權，然又自己不尊重其政權，擅由軍人自決擁段執政，而忽略了所正要歡迎與擁戴的孫先生。
其次，馮氏自己的大錯誤乃在一聞段自天津召之，即自決悄然而去，并不商之攝閣，更不經攝閣會商更好的主張以應付段、張兩系的陰謀與壓迫，而得其在實際擔負名正言順的政治責任，庶乎想出善法以應付還擊或抵制他們，或可挽回惡運于一旦。
不圖他竟然不出一聲，不告一人，孑然一身，“單刀赴會”，所謂“肉在砧闆上”，怎能對付此雙重的危險勢力與毒素？結果，不特他自己、他全軍，複陷于比前更為困苦境地，尤使“攝政内閣”極為難堪，終于夭折。
我們可以說：“首都革命”初期軍事成功，政治失敗，轉而招來軍事失敗，更不能不說是馮氏等缺乏政治頭腦與眼光愚魯無知無識而“咎由自取”。
上文那樣責備馮氏，殊非太過嚴酷，因為他後來已引咎厚責自己了；他這樣說： 此時我滿腦子裝着一套“謙謙君子”的道理，覺得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風度。
同時，胡、孫等确與我志同道合，莫逆于心，然政治的認識亦不充分。
其他的朋友如徐季龍（謙）、黃膺白（郛）、劉允誠（允臣、守中）、王勵齊（法勤）、焦易堂、李石曾、王承斌等諸先生，雖過從甚密，亦畢竟未至無話不說的程度。
故自己隻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據現實環境，拿出良好辦法。
至今思之，猶覺當時才能不夠，有負國人期望之殷，深為愧恨！（《我的生活》頁五一八） 這是他予智予雄、不信不靠良朋益友，隻期以一己短薄的才力，隻手擎天，終至失敗之慘痛的忏悔！可憐亦可惜也矣。
成功的副産品 馮氏與國民黨之關系，始于在湖北碪家矶時結識徐謙、鈕永建二氏。
徐為孫中山先生所特派以聯絡馮軍者。
時，徐方提倡“基督救國主義”（鈕亦基督徒），而馮氏亦笃信基督教，且真心救國。
徐遂借宣揚其宗教主義而與其訂深交，且為其接近國民黨之媒介，數年不斷。
馮氏因常得讀孫先生之著作而深心認識其主義與政策，故在河南時曾派任右民赴粵趨候。
孫先生亦深識其人，屢傳言鼓勵，并以北方革命事業相屬。
及其後馮氏又得孫先生親筆書贈《建國大綱》。
據馮氏自承，“首都革命”之舉，系由《建國大綱》而來。
馮氏雖與孫先生未謀一面，而固已默契于心，精神與主義早趨一緻矣。
回京後，又與黨人李煜瀛、易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