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蟬聯旅長八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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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外交事件。
當時，人民久受軍隊之騷擾及壓迫，以為北軍素強悍不守紀律，深恐馮軍依樣葫蘆，大事搶劫，多有購得日本國旗高懸門外以資自衛者。
馮氏至，以為有辱國體，乃嚴罰之，并與日本領事名高橋是新者交涉，請其取締日商之售賣日旗。
未幾，日軍艦“隅田”号借口保護日僑，開抵常德，馮氏又與交涉，不許其水兵登陸，隻準其泊常德對岸。
該艦艦長居然張貼布告于日商門前有“仰爾軍民人等”一語。
馮氏以中國内地，何能任外人亂出布告？即勒令撕去，自行擔負保護日僑之責。
其保護辦法，至為周到而巧妙。
他在每家日商門前，派出兩名“大刀隊”站立駐守。
中國人望而生畏，無敢進去買物者。
而日人出入亦大感不便，生意完全停頓，門可羅雀，尋而出門采購食品亦不得，鹹大窘，卒須由高橋要求不要格外“保護”。
馮氏乃一笑而罷。
另有滋事日兵數人，被捆送司令部，後經高橋及艦長數次道歉請求，始放回。
日人知馮氏嚴正不屈，其心愛國，當時表面上甚為敬重，虛與周旋，而實則此時之舉動已大中其忌。
自此，日政府對于馮氏常側目而視矣。
又有信天主教之所謂“教民”某，欺淩同胞，兼因犯法涉訟敗訴，懼刑逃入教堂。
意大利神父庇藏之，屢傳不到。
知縣薛笃弼無法可施。
馮氏聞而親往處置，手捧鎮守使大印對神父說：“你們膽敢包庇犯人，使我國國法不得伸張，我這顆印也沒用了，索性送給你辦吧。
”語畢即在教堂前，大聲疾呼，對市民力數神父之不是。
人民愈聚愈多，聲勢洶洶，喝打喝殺，大有釀成風潮之勢。
神父怕了，忙出來賠罪，允将犯人送出，請馮氏停止公開聲讨，其事乃寝。
新政嘉猷 在地方上，馮氏留下不少有利于社會人民的政績。
常德素稱富庶之區，娼寮林立。
他一到任，即禁之。
社會頓成清潔化。
該處人民生活，習慣奢華，以其提倡儉德，風氣驟變，奢華者亦趨樸素，行路無衣絲綢者。
城内商業，票号甚多，每濫發紙票，引起金融紊亂，時起恐慌。
他嚴行取締，防止投機，發票之風稍戢，此其造益于人民者。
當時川、滇鴉片私運至常德者每年數百萬兩，吸戶日多。
馮氏乃派員嚴查，數日之間沒收煙土卅餘萬兩，悉付一炬，火焰至三日夜始熄。
又以其地人民吸煙及打嗎啡針者多，乃嚴禁之。
并設“戒煙所”，請醫生主持，入所戒絕者三四百人。
該處公私學校數十，辦學者大都借以漁利。
他實行積極改良，或則解散，或則合并改組。
在其整頓監督之下，教育氣象，煥然一新。
此外，他又令部屬提倡衛生，清除街道，自推土車，以身作則。
一個臭穢的城，倏忽成為幹淨土矣。
八年（一九一九）五月七日，日本廿一條事件發生，馮氏召開國恥大會，學生遊行示威。
一時，人民愛國心為之激發。
其他工作，如修橋、造路、築堤治水等皆令兵官為之，造益人民地方甚大，口碑載道。
凡此均為馮氏第一次小試其政治手段之成績。
當時地方人民感戴實深，而其聲譽亦由是鵲起矣。
在這期間有門緻中、魏書香、任右民、鄧哲熙、張吉墉等前來投效，後皆成為幹部重要人員。
馮氏之招兵，一向是派員前赴各地設立機關征募二三千人不等。
但以後除亟須大量補充兵額外，則改用新方法，不是在一處同時招募，卻由下級軍官之随時請假回鄉者，各在原籍招收十人、八人或三五十人回部，是為“回家帶兵”之新方法。
新兵到部，則統歸“新兵營”集中訓練，另派幹部主持其事。
訓練畢則分撥各團補充兵額。
這方法自有特效，如免除新兵地方性之感覺，兼使其與招緻前來之軍官發生私人恩誼，團結一氣（劉著頁二八、三六）。
這也許是由曾國藩招募湘軍，側重私人情誼之方法得來的。
加緊練兵 在常德駐防期間&mdash&mdash共有二年&mdash&mdash馮氏對于軍隊之訓練尤為嚴緊。
除每日操練定有常規外，每星期必閱兵兩次，自官長以至兵夫無不一一親自缜密地檢閱一過。
為養成幹部人才計，于八年（一九一九）一月開設“教導隊”，以鹿鐘麟為大隊長。
内分軍官、軍士二班，以三個月為一期，每期學生百五十人，畢業回營練習，分别擢升。
又組織“官佐體操團”，以鍛煉官長體魄，而養成其吃苦耐勞之精神。
因感于前時在川作戰，兵官每日行軍百餘裡即疲憊不堪，此時遂提倡各部比賽行軍，規定行程一百廿裡，以八小時為限。
此舉于後來迅捷的行軍大有利益。
他又設“讀書講解會”，令官長、兵夫，一律求學，除普通知識及戰學外，兼授英、日文字。
馮氏自己于此時求學尤為努力，立志學英文，每日指定兩小時為讀書時間。
到時，關上大門，不辦公、不見客，門外懸一木牌，上書“馮玉祥死了”，不準外人進去。
課畢，乃啟門除牌言“馮玉祥複活了”。
其苦心孤詣如此，故以後于粗淺英文，還可以說幾句及略聽得懂也。
對于軍官子弟及婦女之教育，馮氏亦特别注意。
八年七月，設“培德”女校一所，專請長老會教士秦氏夫婦主辦，以教育官佐家眷。
又就地設官佐子弟小學校一所，其仍在北京開辦之軍官子弟小學校則擴充之，增設中學班。
凡學生上學，食宿學費，均用記賬辦法，每月由父兄之饷項扣除，故各軍官，無論轉戰到哪裡，其子弟均無失學者，法至善也。
馮軍種種設施之另一特色而惹起全世界之注意者，為“軍人工廠”之創設。
先籌捐一萬二千元為開辦基金，挑選士兵分班入廠，先習織襪、縫紉二科，後續辦印刷、肥皂、木工等科。
每班二百餘人，後增至四百人，以三個月為畢業期。
輪班學習，預期三年，全軍上下，均習一藝。
開辦數月，即大有成績，居然供給全軍九千餘人之線襪了。
其他出品，亦有可觀。
此外又組織“軍官佐工業團”，以提倡實業，内分木工、鐵工、織襪、毛巾、照相、繪圖等六科。
馮氏自習鐵工以為倡，每日必做工二小時。
團員工作成績，分類陳列于會客廳作裝飾品，以代古董、字畫，此其特異之處也。
中國軍人之實行兵工政策，實以馮氏為嚆矢。
“基督将軍” “基督将軍”之譽，是世界人士在這時期給予馮氏的。
這與他的皈信基督教及在軍中努力宣傳此新信仰有關。
考馮氏宗教信仰，幼時随父禮佛像、拜邪神及溺于種種傳統迷信，而對于基督教非常厭惡。
于光緒廿六年（一九〇〇）十九歲時，在保定曾當街诘駁外國教士，兼曾去教會搗亂，又曾槍擊外國教堂。
如果他當時沒有入伍當兵，則必定附從迷信愚民加入“義和團”無疑（據《自傳》）。
及其親眼看見女教士莫女士被兵民殺害，壯烈殉道，始大受感動，對基督教得新印象，厭惡之心漸去。
此其後來皈依新教之種子也。
（以
當時，人民久受軍隊之騷擾及壓迫，以為北軍素強悍不守紀律，深恐馮軍依樣葫蘆，大事搶劫，多有購得日本國旗高懸門外以資自衛者。
馮氏至，以為有辱國體，乃嚴罰之，并與日本領事名高橋是新者交涉，請其取締日商之售賣日旗。
未幾，日軍艦“隅田”号借口保護日僑，開抵常德，馮氏又與交涉，不許其水兵登陸，隻準其泊常德對岸。
該艦艦長居然張貼布告于日商門前有“仰爾軍民人等”一語。
馮氏以中國内地，何能任外人亂出布告？即勒令撕去，自行擔負保護日僑之責。
其保護辦法，至為周到而巧妙。
他在每家日商門前，派出兩名“大刀隊”站立駐守。
中國人望而生畏，無敢進去買物者。
而日人出入亦大感不便，生意完全停頓，門可羅雀，尋而出門采購食品亦不得，鹹大窘，卒須由高橋要求不要格外“保護”。
馮氏乃一笑而罷。
另有滋事日兵數人，被捆送司令部，後經高橋及艦長數次道歉請求，始放回。
日人知馮氏嚴正不屈，其心愛國，當時表面上甚為敬重，虛與周旋，而實則此時之舉動已大中其忌。
自此，日政府對于馮氏常側目而視矣。
又有信天主教之所謂“教民”某，欺淩同胞，兼因犯法涉訟敗訴，懼刑逃入教堂。
意大利神父庇藏之，屢傳不到。
知縣薛笃弼無法可施。
馮氏聞而親往處置，手捧鎮守使大印對神父說：“你們膽敢包庇犯人，使我國國法不得伸張，我這顆印也沒用了，索性送給你辦吧。
”語畢即在教堂前，大聲疾呼，對市民力數神父之不是。
人民愈聚愈多，聲勢洶洶，喝打喝殺，大有釀成風潮之勢。
神父怕了，忙出來賠罪，允将犯人送出，請馮氏停止公開聲讨，其事乃寝。
新政嘉猷 在地方上，馮氏留下不少有利于社會人民的政績。
常德素稱富庶之區，娼寮林立。
他一到任，即禁之。
社會頓成清潔化。
該處人民生活，習慣奢華，以其提倡儉德，風氣驟變，奢華者亦趨樸素，行路無衣絲綢者。
城内商業，票号甚多，每濫發紙票，引起金融紊亂，時起恐慌。
他嚴行取締，防止投機，發票之風稍戢，此其造益于人民者。
當時川、滇鴉片私運至常德者每年數百萬兩，吸戶日多。
馮氏乃派員嚴查，數日之間沒收煙土卅餘萬兩，悉付一炬，火焰至三日夜始熄。
又以其地人民吸煙及打嗎啡針者多，乃嚴禁之。
并設“戒煙所”，請醫生主持，入所戒絕者三四百人。
該處公私學校數十，辦學者大都借以漁利。
他實行積極改良，或則解散，或則合并改組。
在其整頓監督之下，教育氣象，煥然一新。
此外，他又令部屬提倡衛生，清除街道，自推土車，以身作則。
一個臭穢的城，倏忽成為幹淨土矣。
八年（一九一九）五月七日，日本廿一條事件發生，馮氏召開國恥大會，學生遊行示威。
一時，人民愛國心為之激發。
其他工作，如修橋、造路、築堤治水等皆令兵官為之，造益人民地方甚大，口碑載道。
凡此均為馮氏第一次小試其政治手段之成績。
當時地方人民感戴實深，而其聲譽亦由是鵲起矣。
在這期間有門緻中、魏書香、任右民、鄧哲熙、張吉墉等前來投效，後皆成為幹部重要人員。
馮氏之招兵，一向是派員前赴各地設立機關征募二三千人不等。
但以後除亟須大量補充兵額外，則改用新方法，不是在一處同時招募，卻由下級軍官之随時請假回鄉者，各在原籍招收十人、八人或三五十人回部，是為“回家帶兵”之新方法。
新兵到部，則統歸“新兵營”集中訓練，另派幹部主持其事。
訓練畢則分撥各團補充兵額。
這方法自有特效，如免除新兵地方性之感覺，兼使其與招緻前來之軍官發生私人恩誼，團結一氣（劉著頁二八、三六）。
這也許是由曾國藩招募湘軍，側重私人情誼之方法得來的。
加緊練兵 在常德駐防期間&mdash&mdash共有二年&mdash&mdash馮氏對于軍隊之訓練尤為嚴緊。
除每日操練定有常規外，每星期必閱兵兩次，自官長以至兵夫無不一一親自缜密地檢閱一過。
為養成幹部人才計，于八年（一九一九）一月開設“教導隊”，以鹿鐘麟為大隊長。
内分軍官、軍士二班，以三個月為一期，每期學生百五十人，畢業回營練習，分别擢升。
又組織“官佐體操團”，以鍛煉官長體魄，而養成其吃苦耐勞之精神。
因感于前時在川作戰，兵官每日行軍百餘裡即疲憊不堪，此時遂提倡各部比賽行軍，規定行程一百廿裡，以八小時為限。
此舉于後來迅捷的行軍大有利益。
他又設“讀書講解會”，令官長、兵夫，一律求學，除普通知識及戰學外，兼授英、日文字。
馮氏自己于此時求學尤為努力，立志學英文，每日指定兩小時為讀書時間。
到時，關上大門，不辦公、不見客，門外懸一木牌，上書“馮玉祥死了”，不準外人進去。
課畢，乃啟門除牌言“馮玉祥複活了”。
其苦心孤詣如此，故以後于粗淺英文，還可以說幾句及略聽得懂也。
對于軍官子弟及婦女之教育，馮氏亦特别注意。
八年七月，設“培德”女校一所，專請長老會教士秦氏夫婦主辦，以教育官佐家眷。
又就地設官佐子弟小學校一所，其仍在北京開辦之軍官子弟小學校則擴充之，增設中學班。
凡學生上學，食宿學費，均用記賬辦法，每月由父兄之饷項扣除，故各軍官，無論轉戰到哪裡，其子弟均無失學者，法至善也。
馮軍種種設施之另一特色而惹起全世界之注意者，為“軍人工廠”之創設。
先籌捐一萬二千元為開辦基金，挑選士兵分班入廠，先習織襪、縫紉二科，後續辦印刷、肥皂、木工等科。
每班二百餘人，後增至四百人，以三個月為畢業期。
輪班學習，預期三年，全軍上下，均習一藝。
開辦數月，即大有成績，居然供給全軍九千餘人之線襪了。
其他出品，亦有可觀。
此外又組織“軍官佐工業團”，以提倡實業，内分木工、鐵工、織襪、毛巾、照相、繪圖等六科。
馮氏自習鐵工以為倡，每日必做工二小時。
團員工作成績，分類陳列于會客廳作裝飾品，以代古董、字畫，此其特異之處也。
中國軍人之實行兵工政策，實以馮氏為嚆矢。
“基督将軍” “基督将軍”之譽，是世界人士在這時期給予馮氏的。
這與他的皈信基督教及在軍中努力宣傳此新信仰有關。
考馮氏宗教信仰，幼時随父禮佛像、拜邪神及溺于種種傳統迷信，而對于基督教非常厭惡。
于光緒廿六年（一九〇〇）十九歲時，在保定曾當街诘駁外國教士，兼曾去教會搗亂，又曾槍擊外國教堂。
如果他當時沒有入伍當兵，則必定附從迷信愚民加入“義和團”無疑（據《自傳》）。
及其親眼看見女教士莫女士被兵民殺害，壯烈殉道，始大受感動，對基督教得新印象，厭惡之心漸去。
此其後來皈依新教之種子也。
（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