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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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軍戰争以後時期的清朝軍隊
到1868年撚軍之戰結束時為止，一種新的軍隊已經作為捍衛清朝安全的主要屏障而出現。
這種軍隊往往被曆史學家稱為地方軍，在當時則通稱為勇營。
在19世紀60年代末期，全帝國的這種軍隊統逾30萬人。
其中包括曾國藩所建立的湘軍的全部，重新恢複活動的左宗棠所部楚軍，以及李鴻章所統率的淮軍。
還有一些性質相同的較小的部隊，如豫軍、東軍、滇軍和川軍。
[1]比起其他的軍隊，這些軍隊的總的特色就是它們使用更多的西方武器，因此維持它們的費用也更大。
但最根本的特點是它們出于軍事目的而利用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派集團的感情。
勇營的優點和缺點都表現在它們的上下級之間、官兵之間緊密的個人聯系方面。
在這方面，它們确實不同于清帝國的傳統軍隊，即八旗軍和綠營軍。
清代的八旗軍原來由每單位300人的佐領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祿和賜予田産。
但是為了防範滿族親王和清朝官員擁兵自重，清帝在18世紀初年便定下了這樣的制度：佐領以上的八旗軍高級将領每隔三年至五年須在各駐地之間調防。
[2]19世紀中葉總數約60萬人的綠營兵則作為保安部隊編成小分隊派駐各地，或是作為省一級文武長官所統率的較大的标派駐各地。
但是，這些标之大隻是相對而言的。
例如在陝甘這個軍事戰略要地的4萬士兵被分編成十三個标，在北京以外的直隸省的1.2萬名士兵分屬于七個标。
[3]雖然綠營兵的兵士是世襲的，但一到中級帶兵官就通常隻能在一個部隊呆三年至五年，而且根據回避法又不準在本省任職。
這就防止了官兵之間會形成長期的私人關系，特别是防止了統領與地方小分隊的下級軍官形成長期的私人關系。
由幾支綠營兵部隊調集組成以執行特殊任務的特遣部隊，往往不能很好地執行任務，因為&ldquo兵不習将，将亦彼此不和&rdquo。
[4] 勇營的長處是官兵之間有緊密的個人聯系。
統領個人選擇他統馭之下的各營的營官。
每個營官帶兵約550名，他們可以挑選自己屬下的哨官，哨官也可以挑選他所統率的什長。
約10個人組成一個什，這10個人通常也由什長自己挑選。
曾國藩于1868年曾極口稱譽這種遍及全勇營的私人關系的制度，他寫道：&ldquo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恩。
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
&rdquo[5]隻要清帝對任命文武官員的大權（包括控制省一級的高級職位以及授予值得豔羨的綠營兵官銜和勇營的各級職務）仍牢牢在握，那麼，清廷便仍然能夠使這些新式軍隊在中國境内實現它的目标（見上卷第九章）。
在一個武器、戰術和輔助兵種不斷進步的時代，這種其主要力量來自宗派集團效忠精神的武裝部隊，能應付中國的新的國外挑戰嗎？ 在19世紀60年代，北京批準了（甚至是倡導了）一系列訓練計劃，這些計劃通常都得到歐洲列強的支持，因為它們希望看到清朝能夠強大到足以保衛通商口岸和貿易通道。
但是，其收效卻微乎其微。
清廷并不想放棄八旗軍和綠營兵。
雖然它們用處不大而又花費不小，但維持這兩種部隊似乎比改進勇營更重要。
例如，對北京的八旗軍就曾經做過一次值得注意的努力。
由西方武裝起來的神機營是文祥等人1862年創立的，它由約五百名旗人訓練，這五百名旗人曾由通商大臣崇厚安排在天津接受過英國軍官的使用現代化小型武器的訓練（見上卷第九章）。
神機營最初隻有約3000名士兵，自慈禧太後之小叔醇親王于1865年被任命為主管神機營的大臣以後，它就大加擴充。
按照清帝的命令，從北京的八旗各部隊抽出總數達3萬人跟這支新式軍隊一起接受訓練。
對官兵的考績權也從原來的統領手中移交給了醇親王。
[6] 但是，神機營沒有進一步擴大隊伍。
醇親王也沒有充分利用機會來進行西式練兵。
1865&mdash1866年，他同意從八旗步兵中抽集每隊約五百人的兩隊步兵去天津接受使用西方武器的訓練，但他拒絕了恭親王的被保護人崇厚關于八旗騎兵也要接受西式訓練的建議。
他唯恐這些兵士會玩忽其所素習的技藝，所以隻讓很少的騎兵去天津接受短期的訓練。
1869&mdash1870年英國人的訓練計劃隻有三位外國教官（由曾在戈登的常勝軍中服過役的薄朗統領）在實施，但這時已不得不終止下來。
擁有3萬人的神機營守衛着京師，[7]但在1870年當緊接天津教案之後對法戰争似乎迫在眉睫之際，李鴻章勇營中的2.5萬人不得不被調集來加強直隸的防禦。
李鴻章的部隊奉命駐守在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中間一段，遠至諸如楊村和河西務等城鎮。
[8]北京的安全現在隻能指望漢人的忠誠了。
在清帝國的其他地方，八旗戍軍雖已聲威大遜于往昔，但政府仍替它們招兵買馬，聚草屯糧。
但是顯而易見，滿人的力量已無恢複之望。
在廣州，清帝國官員遵奉北京的指示，分别接受英、法兩國的建議，訓練清軍使用現代武器。
從1863年開始，用廣東省當局購買的裝備，360名八旗軍由英國人進行訓練，300名八旗軍由法國人訓練。
在滿族軍官的統一安排下，還有531名地方綠營兵接受英國人的訓練。
廣州的這項訓練計劃隻實行了3年便停止下來，因為那時滿懷失望的外國領事們要求撤回歐洲教官。
[9] 與此同時，滿族官員已很難在法定守衛地點恢複八旗戍軍了。
1867年，在伊犁和新疆的其他四個中心地方，回民之亂後隻有150名八旗軍幸存下來，他們最後不得不被轉往内蒙古重新安置。
在中國本部的12個駐防城市内，八旗兵及其家屬住在被隔絕的地區，士氣低落，和在滿洲的所有八旗軍一樣：又窮；又吸食鴉片；還總是被上司克扣帝國發放的薪饷。
[10] 由于八旗軍的力量已很難恢複，清廷想繼續加強仍被兵部和戶部所控制的綠營兵。
崇厚關于讓英國人在天津施行訓練的計劃，事實上訓練的綠營兵多于訓練的八旗軍，而從受訓的綠營兵中産生了500人的&ldquo洋槍隊&rdquo，它在對撚軍的作戰中證明是管用的。
在這同時，在1863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的前湘軍将領劉長佑，則建議重新訓練約15萬名直隸綠營兵，而不用對原來的軍隊編制大事更張。
汛兵每500人組成&ldquo營&rdquo，以便在全省的七個中心地點施行定期訓練，但兵丁被準許在兩次訓練的長期間隙中返回原汛。
[11] 1866年，恭親王奉旨批準給予劉長佑總督以更多的财政支持。
從各标抽調出來的兵就被編入劉長佑所指揮的六個中心。
這種新編軍隊稱為&ldquo練軍&rdquo，即經過重新訓練的[綠營]兵。
戶部最初從：天津海關撥款10萬兩充新訓練計劃中的軍火費用。
但在1867年1月，恭親王的反對派、戶部尚書羅惇衍上疏攻擊這個計劃，而這一批評一定受到了慈禧太後的歡迎，因為一道上谕急劇地削減了這個新計劃的開支。
[12]直到1868年撚軍騎兵進犯直隸使政府創巨痛深，接着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這才又為練軍制定了新計劃。
當清廷内部因中英修約引起外交政策大辯論時，曾國藩剛好來到北京，他緻函李鴻章說：&ldquo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戰守，物論與醇者較多。
&rdquo滿族兩派人士都信任曾國藩，使他能對綠營制度的調整便宜行事。
慈禧本人曾同曾國藩讨論過這個問題。
[13] 曾國藩把勇營的方案應用到綠營兵中來，雖然他還沒有獲準放開手來從更根本的問題上大搞革新（這或者是出于他本人的保守主義和政治立場之故）。
1869&mdash1870年，他建議對新成立的營不予更動，它們的官兵可以從各省較大的綠營标裡挑選。
此外，這樣挑選出來的兵丁和下級軍官的品質和表現應受新的營官的考核，和勇營的辦法一樣，這些營官每人負責550人左右。
與傳統辦法最大的不同之點是，曾國藩想使營官有權替換不合意的兵丁，而從直隸省的老鄉（包括那些沒有注籍在世襲綠營兵家庭中的人）中招募新兵。
[14]營官本人也是由綠營兵高級軍官&mdash&mdash即将軍或總兵&mdash&mdash挑選的。
由于要貫徹回避法，将領們&mdash&mdash以及事實上綠營的各級軍官直至把總&mdash&mdash都必須是外省人。
雖然這些新訓練出來的綠營官兵不像勇營那樣有同鄉的關系，但曾國藩希望練軍的中級軍官至少能夠服役較長時間，并能夠與練軍的統領建立親善關系。
關于支付練軍官兵薪饷的條例由曾國藩起草，而于1870年4月由清帝予以批準，它規定的薪饷比一般綠營兵的同級官兵的薪饷要優厚一些。
但曾國藩避而不談要修改整個綠營兵制，以淘汰軍隊中無用的人數。
他希望為練軍開辟新财源。
[15] 事實上，清帝在前四年内就已批準其他一些省的官員的建議，即某些綠營兵撫标可以裁減，把節省的經費用到支付未被裁汰的綠營兵的薪饷和武器上來。
1867年以前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就已經在這個基礎上改編了福建的綠營兵，江蘇巡撫丁日昌也奉旨于1869年把他的撫标從1600人減為1000人。
[16]（見上卷第九章）。
丁日昌還很認真地想把他這直接指揮的1000人變成普遍改革江蘇綠營兵的核心，但這個計劃沒有實現，因為他在1870年離職丁母憂去了。
清帝從曾國藩的建議中看到整個綠營兵制有可能保存下來并加以改造的希望，便在1871年通令各省，必須把各該省勇營兵力裁汰到8000人以下，隻有江蘇和直隸這兩個戰略省份除外。
[17]關于勇營的這一主要方針雖未嚴格執行，但那些緊跟诏旨的省一級官員們現在找到了方便的借口來迎合每個省的綠營兵的既得利益集團。
有些省份（如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以左宗棠和丁日昌為例，裁減了一些标的兵力，這樣至少從理論上說籌措到了留下來的綠營兵的薪饷。
其他一些省份（如山東、河南、山西及湖南）則完全照搬曾國藩在直隸的辦法，從綠營編制中抽出人員來組成練軍各營，而這個辦法在1873年被兵部認為是應予優先考慮的。
[18]清廷并不反對勇營軍官進入綠營兵制。
由于清王朝有給予承認的制度，作為它的組成部分，許多勇營軍官自19世紀50年代以來就被授予了綠營軍官的榮譽銜。
他們中間更多的人現在獲準填補綠營中的實缺，從把總直至省的将軍都可補缺，這些職務仍歸兵部控制，而高級将領的職務則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國藩的練軍條例給各級綠營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員當然仍舊留職未動。
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綠營兵總數仍在40萬人左右，每年需費六百餘萬兩銀子來維持這支軍隊。
[19]從朝廷的觀點來看，這一巨額開銷也不是全然付諸東流，因為得到重新訓練的綠營兵裝備了比較現代的武器，能部署在各省容易出亂子的地方，因此它在19世紀的餘年中維持住了一般的國内安甯。
[20]但是如果發生大戰役，例如反對陝、甘、新疆的回民戰争（更不用說對歐洲列強或對日本的沖突），勇營可能繼續是能夠發揮作用的唯一工具。
但是，勇營的組織原則依然不适應現代的軍事實踐。
盡管官兵之間存在着個人的親睦關系，但勇營等級制使中、上級軍官能獲得不直接參加戰鬥的特殊身份。
要使營官&mdash&mdash甚至哨官&mdash&mdash參加嚴格的軍事訓練，特别是參加西式訓練，是極端困難的。
自從1862&mdash1863年以後，李鴻章曾經希望他的軍官們能從西洋人那裡學到一二秘密方法，[21]但除了給予原在常勝軍中接受外國教官訓練的少數士兵以軍官身份（如羅榮光和袁九臯）外，李鴻章的方法隻是使西洋教官訓練他的洋槍隊中的士兵。
1864年後仍然留在淮軍中的少數西方人，包括變成了清帝國臣民的法國人畢乃爾在内，都不能對軍官或士兵進行廣泛而系統的教練。
很明顯，中國人對西方戰術之是否可行和是否有全面效用，是持保留态度的。
戈登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清朝的軍官們很贊賞外國式的步兵方陣，&ldquo但認為他們的士兵未必會排成這種陣勢&rdquo。
中國人&ldquo承認我們的炮兵是優越的，但卻認為他們的步兵要先進得多&rdquo。
除此以外，勇營軍官雖然承認西方炮兵的價值，但不想學習炮兵操練。
戈登說，他們甚至不想學習&ldquo喊口令&rdquo。
[22] 中國人能夠同時接受西方的幫助而又保持自立嗎？另一方面，不接受外國的訓練，勇營兵也能學到現代戰術要求必須具備的軍紀和技藝嗎？鳳凰山（距上海25英裡）訓練計劃的始末就暴露了這種左右為難的情況；鳳凰山訓練計劃是常勝軍解散後不久由戈登在1864年5月提出來的。
[23]英國公使和上海領事很熱心地贊助鳳凰山訓練計劃，它也得到總理衙門&ldquo口頭保證&rdquo的支持，李鴻章最初也由于相信戈登而對此表示歡迎。
李鴻章在1864年6月撥了1300名淮軍（由兩三名最好的軍官帶領）給戈登。
英國人對這個計劃感興趣的理由是多方面的。
認為已經衰敗的滿人政府不可能進行集中領導的戈登，主張英國人應該幫助發展一支中國軍隊，但要&ldquo通過撫台，而不是通過毫不起作用的北京政府&rdquo[24]。
英國公使蔔魯斯雖然不完全同意戈登的對清政策，但也相信應該給予中國人以軍事援助。
但是，正是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夏禮的态度，使李鴻章警惕起來。
巴夏禮本來隻希望所訓練的中國軍隊能夠保衛上海，使那裡不可能再繼續出現騷亂。
他也嫉妒法國人，因為法國人還在上海附近保持着一個訓練中國軍隊的小小訓練營（這些中國軍隊直到1865年中才歸還給中國當局）。
所以李鴻章責怪巴夏禮想&ldquo攬我兵權，耗我财力&rdquo[25]。
可是在1864年底，戈登放棄了這項訓練計劃而返回英國。
李鴻章不得不接受巴夏禮的提名，任命英軍的傑布中尉為鳳凰山的新任教官。
在标明日期為1864年11月的一份協議中，巴夏禮接受了李鴻章的交換條件，即淮軍将領潘鼎新應對中國官兵的任免、薪饷和裝備享有完全的控制權。
訓練計劃應從海關收入中撥款。
傑布的職責隻限于訓練和教課，包括監管也由中國人支付薪金的15名外籍教官。
可是，傑布被證明是一個不好的人選，他經常離營外出，而當他上班時他又死扣《英國步兵操典》，毫不通融。
[26]1865年6月，李鴻章奉旨派步兵和炮兵到直隸邊境防止撚軍的進犯，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命令潘鼎新從鳳凰山帶領一整營軍隊（外加在那裡受訓的300名炮兵）北上。
巴夏禮領事提出強烈抗議。
雖然李鴻章同意以其他淮軍部隊代替鳳凰山的這850人，但他這時已不再相信鳳凰山的訓練計劃，一再駁回了關于擴充此計劃的要求。
鳳凰山訓練營後來的事态的發展，突出地暴露了中國與西方的摩擦以及外國教官與淮軍本身這兩方面的弱點。
1865年7月傑布中尉被調回英國，上海道丁日昌馬上設法以戈登的老部下文茲坦利取代了他。
英國領事堅持應任命一位英國現役軍官，但被駐北京的公使館駁回。
文茲坦利的為人通情達理而小心謹慎，但他缺乏足夠的權威，他的平庸的洋員教官們也未能獲得士兵的愛戴。
至于勇營軍官們的行為則很遭人非議。
雖然哨官們在閱兵和顯示軍容時總是在場，但他們平時很少參加實際訓練。
不僅如此，他們和他們的上司還在發饷之日從各哨下級軍官和士兵的薪饷中克扣50塊墨西哥鷹洋以中飽私囊。
文茲坦利很贊賞士兵們在步兵、榴彈炮和火箭炮訓練中的熟練動作。
但是，與八旗軍和綠營兵中的情況一樣，鳳凰山勇營的許多官兵也都有鴉片煙瘾。
士兵們還是一些桀骜不馴的人。
[27]他們不時對外國人表示不滿：訓練工作不得不因天津教案（1870年6月）的影響而被擱置了起來。
但在恢複了例行訓練以後，士兵的憤怒又轉向腐敗的勇營長官，這表明勇營制度官兵的融洽關系還是存在着局限性的。
由于軍官濫用權力，包括一位營官施行過不公正的懲罰，1872年爆發了兩次兵變。
[28]1873年5月，在經過了9年并且花費了大約150萬兩銀子之後，這個計劃突被停止執行，盡管英國領事提出過強烈抗議。
鳳凰山曾被一英國軍官形容為&ldquo中國的奧爾德肖特（位于英國的漢普郡，為著名的陸軍訓練營地。
&mdash&mdash譯注）&rdquo，事實上那裡從來沒有訓練軍官的計劃，不過它确實訓練出了一大批淮軍士兵來使用現代武器。
19世紀70年代之初，清軍确已獲得了在中國本部的大部分地區鎮壓叛亂的能力。
但他們是否能夠對付沿海的外國入侵者，甚至是否能夠對付西北或中亞那些艱險地帶的叛亂，這仍然是一個問題。
回民叛亂及其國際意義 清帝國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所發生的回民大叛亂特别難于研究，因為有關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獻資料太少。
這幾次回民叛亂不論就種族&mdash宗教覺悟程度，或者就所處環境及地理位置來說，都各不相同。
在中國本部，雲南的回民叛亂（1856&mdash1873年，又稱為班賽[Panthay]叛亂）和陝甘的回民叛亂（1862&mdash1873年，又稱為東幹之亂）都有其種族世仇的背景。
它們起因于回民這個少數民族不論在與外界隔離的農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鎮，都過着與衆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們的宗教習慣和特殊習俗。
但新疆回亂的特點主要是外國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區伊斯蘭教統治者的後裔瑪赫杜姆和卓從浩罕打回了新疆；因為在六城地區喀什噶爾附近，此人的祖先墳茔仍然是回民信仰的聖地。
新疆暴亂也引起了俄國侵占伊犁地區，以及英俄兩國激烈争奪清屬突厥斯坦至少達數年之久。
雖然中國本部的回民從來沒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礎，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權威矢志效忠，但他們已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個世紀。
他們的典籍裡雖然保持着對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贊助儒家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29]在傳統上，回民也受到曆代清朝皇帝的相當優遇，回民能參加科舉考試；許多人也能在文武兩途出仕，盡管其職位通常并不很高。
但從1762年起，清帝頒發了歧視他們的嚴厲的法律。
例如，陝西和甘肅的回民犯了盜竊和搶劫罪必須充軍到雲南和貴州，有時還處以終身戴枷，這比其他中國人在犯同類案件時輕科的笞刑要重得多。
[30]這種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亂早約20年；當然，這些回民叛亂又加劇了清朝官員對以清真寺為中心的社會的疑懼。
漢民由于19世紀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難，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貿易方面的對手。
漢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時候，裁決很少對回民持平正态度。
漢族官員本人有偏見，滿族官員又通常左袒漢民。
雲南 雲南的回民叛亂爆發于1856年，是19世紀40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社世仇的擴大。
但是，這一叛亂決不能單純看作回民之亂，而應看成中國這一最西南省份社會秩序的總崩潰。
它發端于漢民與回民為争奪雲南中部一個銀礦的控制權所進行的長期鬥争。
漢民多數民族與回民少數民族的械鬥開始蔓延開來。
1856年，在患偏執狂的滿人按察使的慫恿下，至少有兩三千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殺。
在雲南的許多縣裡，漢人紳士現在辦起了團練來&ldquo屠滅&rdquo回民，回民也自己組織起來，攻占州縣，殺害官吏。
在這次大動亂中，有漢文修養的回民杜文秀（1828&mdash1873年）于1856年在雲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平南國，設立了包括回、漢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文武官制，并自任為大元帥和蘇丹。
另一支旗鼓相當的回民隊伍由馬如龍（1832&mdash1891年）率領，此人的幾個先祖都當過綠營兵的軍官，他本人是武生員；他占領了雲南中、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并幫助清軍來打杜文秀。
[31] 馬如龍的投降是得到了備受尊敬的宗教領袖馬德新（1794&mdash1874年）的同意的；後者曾朝拜過麥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寫了三十多種關于伊斯蘭教的書。
在教義方面，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蘇思》（智慧的珠寶）經&mdash&mdash13世紀蘇菲教派的經典。
這部經典概述了以穆罕默德為頂峰的先知們的教訓，并且着重闡述了尋求真宰&ldquo全體大用&rdquo這一神秘的理論。
但馬德新還論證說，伊斯蘭教對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與理學的理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
[32]馬德新曾在1863年暫署駐昆明的總督，使許多回民歸順了清朝的統治；但是，他本人在雲南叛亂結束時因清朝官員的唆使而被殺害。
杜文秀的&ldquo班賽王國&rdquo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國人和英國人的興趣，因為在19世紀60年代中葉法國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國人在下緬甸分别站穩了腳跟。
1867年法國海軍軍官特拉格來率領一個法國使團拜訪了變節者馬如龍（他那時在昆明當總兵），他發現已有一位法國牧師在幫助清軍制造馬如龍所擁有的現代武器的彈藥。
特拉格來的助手賈尼埃在1868年2月到達叛軍首府大理，但他想會見蘇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絕。
與此同時，英屬印度派遣了由斯來頓上尉率領的一個代表團來到伊洛瓦底江上遊的八莫，準備從陸路旅行到雲南西部。
班賽王國的一位高級官員在邊境城鎮非常有禮貌地接待了斯來頓，并且談到了和緬甸的通商問題。
但是，斯來頓希望訪問大理的要求卻被拒絕了。
[33] 關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現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國式的官僚政治，他曾聲稱：雲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蘭教、儒教和雲南各部落的原始崇拜，都一視同仁地受到崇敬。
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統治了雲南近半數領土。
他委任漢人充任大部分文職，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漢人。
可是到了1871年，他的部隊受制于新上任的幹練巡撫岑毓英，因為岑毓英擁有現代武器，甚至還有法國教官。
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個異想天開的使團去英國。
1872年4月，他的使節劉道衡以班賽蘇丹的名義向英國女王獻上了四大箱子雲南大理石塊，表示貢上的是杜文秀所統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國的意願。
杜文秀的事業到那時已快要完全失敗，因此主管印度事務的國務大臣阿吉爾公爵隻能把這禮品送往倫敦博物館，聲明它沒有政治意義。
[34] 陝西和甘肅 不論從哪個方面看這個時期清帝國的回民叛亂，都應數陝甘的回民叛亂最為重要。
因為這一片黃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隊通路，它管鑰着通往新疆的門戶，而新疆又是曆代清帝全力征戰才獲得的邊境。
其次，通過多風的甘肅走廊，回民享有比較容易同外面廣大伊斯蘭世界聯系的機會，并且特别能對新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響。
人口過多而資源不足，賦稅繁苛，很多綠營兵被征調去應中國東部的急需：這種種原因都削弱了19世紀60年代陝甘兩省作為防衛中國西北的堡壘的作用。
而且自從18世紀後期以來，甘肅已成為有力的中國蘇菲教團的活躍中心。
這最後一個因素，加上馬術及與此相關的武術所産生的剛強民風，使得東幹人（陝西和甘肅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回民在内）變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頑強的叛亂分子。
和雲南的回民一樣，東幹人也說漢語。
他們原來的中亞血統由于準許回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婦女及撫養漢人兒童以擴大伊斯蘭教社會而被沖淡了。
可是與雲南不同的是，這裡同中亞有更多的聯系，能不斷地加強他們的宗教信仰，這種信仰又被每個以清真寺為中心的自治社會的阿訇所捍衛。
像納赫什班迪教派和哈迪裡亞教派等蘇菲教團中的派别都從中亞傳入了中國的西北。
它們的謝赫們宣稱自己與真主有特殊的聯系，他們有時實施一些&ldquo奇迹&rdquo（kirāmāt），像治病，恢複人們的生育能力，預言某些事件等等。
一旦被人們認為是聖者（walī）的話，這位宗教領袖的權威就變得是不可争議的了。
聖者死後，他的墓地就會變成一處聖地。
19世紀70年代，英國旅行家貝柳訪問過喀什噶爾附近納赫什班迪一個支派白山派的創建者聖哲的墳墓。
在阿法其和卓們于18世紀中葉被清軍逐出新疆以後，阿法其祖師的墳墓仍然吸引着衆多的香客。
[35]阿法其和卓們以浩罕為避難所，從那裡接連三代人都挑起暴亂，并發動聖戰想恢複六城地區（見上卷第二、八章）。
其中有一位和卓在19世紀60年代又如法炮制了一次。
地圖10 陝甘回民之亂（1862&mdash1873年） 與此同時，蘇菲派的一種以&ldquo衆禮時高聲念經&rdquo（dhikrijabrī）著稱的教儀被馬明心傳入甘肅的納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馬明心是18世紀的回民，曾旅行去過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島。
馬明心信奉一種口頭的精神鍛煉，意在摒除一切心中雜念，一心一意隻念及真主。
他回到故鄉後，即于1761&mdash1762年在循化（今之青海極東部，距甘肅首府蘭州不遠處）的撒拉族中傳教。
他的徒衆中間彼此通用&ldquo者赫雷葉&rdquo一詞作為認宗的标志，此詞幾乎可以肯定為gahriyya（高聲唪經派）的音譯，在20年内，這一新教（與先前中國的納赫什班迪派的舊教發生争執，後者主張聚禮時低聲念經以示虔心默祝）起來造了清朝的反。
馬明心被打敗并被處決，但被他的被迫轉入地下的徒衆奉為聖人。
到陝甘回民大叛亂于1862年爆發時，他的衣缽傳給了金積堡（屬甘肅省轄治的甯夏部分）的馬化龍。
馬化龍是高聲唪經派的信徒，給人預言吉兇，治病，并幫助那些&ldquo想要子嗣的人有一個孩子&rdquo。
他的徒衆們在忏悔了錯誤行為後甘願受鞭打。
馬化龍據說曾派遣了&mdash些代表（海裡飛，即哈裡發）和教師（滿拉，即毛拉）去新疆的烏魯木齊，甚至遠到滿洲的寬城子。
[36] 但是，陝甘回民叛亂不僅僅是一個宗教運動。
和雲南的暴亂一樣，東幹叛亂也是一次大規模的社會沖突&mdash&mdash以清真寺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會聯合起來掙紮圖存。
1862年4月太平軍遠征到陝西并于5月中旬到達西安附近，這就成了陝西省暴亂的催化劑。
太平軍被清軍阻截于西安後迅速東移，于5月底進入河南，讓渭水兩岸處于混亂之中。
漢民在官方鼓勵之下組成了地方武裝隊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
在渭南縣，做過縣衙衙役的回民洪興組織了一支據說有3000人的回民部隊。
[37]5月底在華縣附近，漢民焚燒一座回民村莊的行動觸發了大規模漢回沖突。
漢民和回民之間的武裝仇殺沿渭河流域迅即展開。
欽命團練大臣張芾被東幹領袖殺害以後，宣布對所有回民&ldquo格殺勿論&rdquo的通告就張貼了出來。
不管這種告示是否經過官方授權，它都促使回民走上了有組織的叛亂的道路。
[38] 回民的傳統是擁護陝西&ldquo十八大營&rdquo的領袖們。
至少其中的三位領袖是阿訇（宗教領袖）。
叛亂者最初發展了三個中心：一是渭河流域東端潼州附近的一些繁華市鎮；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與甘肅接境的鳳翔附近。
[39]叛亂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清朝積弱得令人難以置信。
陝西巡撫訇瑛帶着綠營兵和團練駐紮在西安城内，就是不能打破回民使該城市糧食供應幾乎完全切斷的封鎖。
1862年6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而臭名昭著的勝保（見上卷第九章）被任命為欽差大臣，馳援西安。
但是，勝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軍行遲滞和嚴重的貪污行為使得他在1863年1月被免職。
隻是在欽差大臣多隆阿（1817&mdash1864年）到達以後，清朝才開始轉敗為勝。
多隆阿原來是一名八旗軍軍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軍将領（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軍名為楚勇）。
[40]1861年，多隆阿幫助曾國荃從太平軍手中收複了安慶，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廬州。
他的勇營被證明在對付回民時同樣有效。
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營攻占了陝西東部作為東幹人主要基地的兩個市鎮。
他在8月間打破了對西安的封鎖，把回民趕到了陝西西部。
1864年3月他死于對侵犯陝西的四川太平軍的戰役中，這時他已撲滅了陝西省的回民叛亂。
可是大批陝西回民卻逃入甘肅，參加了在那裡早已起義的人數衆多的回民部隊。
陝西的叛亂顯然是漢族官紳挑動起來的，但甘肅的叛亂似乎是回民首先發難的，馬化龍的新教教徒則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領袖就傳話，說清朝即将大肆屠殺回民，所以他們組織起來包圍了靈州這個位于馬化龍基地金積堡以北四十餘英裡的大城市。
與此同時，回民在甘肅東南部攻打了固原，這是橫跨一條交通要道的戰略沖要城市。
駐蘭州的總督恩麟發現隻有和為上，别無他法。
在他的建議下，1863年1月北京為甘肅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對回民的不歧視原則。
但是甘肅與陝西一樣，回漢雙方地方隊伍都倍蓰增加，沖突與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内除省城和其他少數幾個城市外，全甘肅省幾乎都被回民部隊占領。
馬化龍的軍事&mdash宗教網絡以四個地區為基地：金積堡本身；青海東部的西甯，這裡有許多撒拉族皈依新教；以及甘肅南部的兩塊地方&mdash&mdash河州（靠近青海）和秦安（距陝西不遠，在新教中心張家川附近）。
[41]甯夏道一位能幹的漢族道台侯雲登糾合了足夠的綠營兵和八旗軍以及團練，保衛靈州達一年之久。
但在1863年12月，馬化龍的軍隊在他的兒子和另外幾位新教的信徒率領下，不僅攻占了靈州（據說有10萬漢民在這裡被屠殺），而且攻占了甯夏府的各漢城和滿城。
馬化龍這時顯然已用漢人的稱号，自稱為統領甯夏府和兩河諸地的&ldquo大總戎&rdquo；這個&ldquo兩河&rdquo指黃河和（它的）一條主要支流。
[42]馬化龍有了這樣的權威，就能任命管區下的府縣官員，而對于日益增多的徒衆來說他卻是一位聖人，同真主有特殊聯系，能行諸般奇迹。
當然，甘肅也有許多叛亂首領并不信奉新教。
1862&mdash1866年間活躍在甘肅而其名字見于曆史著作[43]中的七十多個回民頭目中，有20個人被認為是馬化龍的黨羽。
這20人中包括了伊斯蘭新教傳教士和許多綠營兵的中級軍官。
餘下的人（包括最近從陝西來的11位首領）中，有些已與馬化龍結盟，或者從他那裡接受接濟。
比起雲南的造反者來說，陝甘的回民領袖中很少有馬如龍那樣死心塌地的變節分子。
回民投降者通常被證明是詭計多端的人。
1864年年中，随多隆阿來到陝西的湘軍軍官雷正绾正轉戰于甘肅，他攻克了固原和平涼，因而使得渭河和甘肅中、西部之間的政府驿道被重新打開。
一位陝西的叛亂回民和阿訇赫明堂投降了雷正绾，但在9月當陝西回民重新包圍固原時，赫明堂做内應打開了城門，使他的教友赢得了勝利（而且連帶地趕跑了已經投降雷正绾的一支甘回人馬）。
一份現存的回民材料叙述說，赫明堂在每次戰役前都要朗誦經文并大聲祈禱說：&ldquo我們托靠主，我們一面保守教門，一面打仗，一總是真主襄助。
&rdquo[44]1865年2月固原再度落入清軍之手，但陝西叛亂分子在赫明堂的領導下于10月又奪回了它；還奪回了靠近陝西的東南諸城市。
由于得不到一位死心塌地而有勢力的變節者的幫助，清朝官員隻好使用安排&ldquo投降者&rdquo的辦法，這實際上是把領土交到叛軍手裡。
最顯著的事例是馬化龍本人。
1864&mdash1865年，北京命令它的兩位最好的滿族将領去攻擊馬化龍在甘肅和甯夏交界地帶的基地。
這兩位将領一為都興阿，主要負責甘肅的軍事；一為穆圖善，原是多隆阿屬下的一名騎兵軍官，現為甯夏将軍。
對甯夏府兩個城市的圍攻長達一年之久，但并不順利，穆圖善也贊成接受馬化龍的副官所提出的和平建議。
都興阿非常反對這個計劃，所以隻是在他調任為沈陽将軍後，穆圖善才貫徹了他的接納馬化龍的方針。
馬化龍移交給清軍26門大炮，1000多支洋槍，1萬多件刀槍。
作為報償，穆圖善奏請除去馬化龍的叛民名籍，他說：&ldquo馬化龍很受甘省回民之信任。
如果派他去各地勸說回民&hellip&hellip即可不戰而使諸地聞風歸順。
&rdquo[45]1866年5月一道上谕批準了馬化龍的投降，而他本人甚至改了一個保皇派的名字&mdash&mdash馬朝清。
可是，他繼續鞏固和擴大他的影響，而用不着擔心清軍對他的攻擊了。
與此同時，清朝在甘肅的有效統治正在瓦解。
回民叛亂蔓延到了黃河以西甘肅省那個狀如鍋柄的地帶。
1865年2月，涼州（今武威）一名綠營兵回族軍官粉碎了一次叛亂而控制了該城，3月份玉門又發生了回民叛亂，它馬上又波及到更西北的安西。
甘肅回民曾于4月暫時占領了戰略要地肅州，在12月份又占領得更久一些。
有些回民又返回陝西，使該省再次出現危險。
新疆早在1863年就已受到陝甘事變的影響，現在也處于内（因内部幾個地區有好多叛亂）外（即清帝國有來自外部的入侵）交困的痛苦之中。
新疆 中國回民舉事的消息在新疆引起了各種各樣的反應，其多樣化的程度猶如該地區的人種和語言那樣複雜，也如它的地理和曆史傳統被割裂分割的狀态那樣互不相關。
那裡的清政府有許多弱點，而且直到1860年為止，清王朝在反對阿法其和卓及其操突厥語的追随者的定期聖戰中隻是勉強維持住了六城地區的秩序（見上卷第二、八章）。
漢人到新疆的移民越來越多，但這種發展也增加了沖突的可能性。
在操突厥語的居民看來，中國的移民&mdash&mdash不管是不是回民&mdash&mdash隻構成了少數民族，而且也往往會變成反對新疆的清朝統治者的颠覆分子。
在清帝國的這一極西北領土上，中國人和非中國人也都面臨着俄國在中亞貿易和政治中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因素而出現的事實。
與此同時，通過帕米爾和喀喇昆侖的新山隘正
這種軍隊往往被曆史學家稱為地方軍，在當時則通稱為勇營。
在19世紀60年代末期，全帝國的這種軍隊統逾30萬人。
其中包括曾國藩所建立的湘軍的全部，重新恢複活動的左宗棠所部楚軍，以及李鴻章所統率的淮軍。
還有一些性質相同的較小的部隊，如豫軍、東軍、滇軍和川軍。
[1]比起其他的軍隊，這些軍隊的總的特色就是它們使用更多的西方武器，因此維持它們的費用也更大。
但最根本的特點是它們出于軍事目的而利用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派集團的感情。
勇營的優點和缺點都表現在它們的上下級之間、官兵之間緊密的個人聯系方面。
在這方面，它們确實不同于清帝國的傳統軍隊，即八旗軍和綠營軍。
清代的八旗軍原來由每單位300人的佐領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祿和賜予田産。
但是為了防範滿族親王和清朝官員擁兵自重，清帝在18世紀初年便定下了這樣的制度：佐領以上的八旗軍高級将領每隔三年至五年須在各駐地之間調防。
[2]19世紀中葉總數約60萬人的綠營兵則作為保安部隊編成小分隊派駐各地，或是作為省一級文武長官所統率的較大的标派駐各地。
但是，這些标之大隻是相對而言的。
例如在陝甘這個軍事戰略要地的4萬士兵被分編成十三個标，在北京以外的直隸省的1.2萬名士兵分屬于七個标。
[3]雖然綠營兵的兵士是世襲的，但一到中級帶兵官就通常隻能在一個部隊呆三年至五年，而且根據回避法又不準在本省任職。
這就防止了官兵之間會形成長期的私人關系，特别是防止了統領與地方小分隊的下級軍官形成長期的私人關系。
由幾支綠營兵部隊調集組成以執行特殊任務的特遣部隊，往往不能很好地執行任務，因為&ldquo兵不習将，将亦彼此不和&rdquo。
[4] 勇營的長處是官兵之間有緊密的個人聯系。
統領個人選擇他統馭之下的各營的營官。
每個營官帶兵約550名，他們可以挑選自己屬下的哨官，哨官也可以挑選他所統率的什長。
約10個人組成一個什，這10個人通常也由什長自己挑選。
曾國藩于1868年曾極口稱譽這種遍及全勇營的私人關系的制度，他寫道：&ldquo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恩。
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
&rdquo[5]隻要清帝對任命文武官員的大權（包括控制省一級的高級職位以及授予值得豔羨的綠營兵官銜和勇營的各級職務）仍牢牢在握，那麼，清廷便仍然能夠使這些新式軍隊在中國境内實現它的目标（見上卷第九章）。
在一個武器、戰術和輔助兵種不斷進步的時代，這種其主要力量來自宗派集團效忠精神的武裝部隊，能應付中國的新的國外挑戰嗎？ 在19世紀60年代，北京批準了（甚至是倡導了）一系列訓練計劃，這些計劃通常都得到歐洲列強的支持，因為它們希望看到清朝能夠強大到足以保衛通商口岸和貿易通道。
但是，其收效卻微乎其微。
清廷并不想放棄八旗軍和綠營兵。
雖然它們用處不大而又花費不小，但維持這兩種部隊似乎比改進勇營更重要。
例如，對北京的八旗軍就曾經做過一次值得注意的努力。
由西方武裝起來的神機營是文祥等人1862年創立的，它由約五百名旗人訓練，這五百名旗人曾由通商大臣崇厚安排在天津接受過英國軍官的使用現代化小型武器的訓練（見上卷第九章）。
神機營最初隻有約3000名士兵，自慈禧太後之小叔醇親王于1865年被任命為主管神機營的大臣以後，它就大加擴充。
按照清帝的命令，從北京的八旗各部隊抽出總數達3萬人跟這支新式軍隊一起接受訓練。
對官兵的考績權也從原來的統領手中移交給了醇親王。
[6] 但是，神機營沒有進一步擴大隊伍。
醇親王也沒有充分利用機會來進行西式練兵。
1865&mdash1866年，他同意從八旗步兵中抽集每隊約五百人的兩隊步兵去天津接受使用西方武器的訓練，但他拒絕了恭親王的被保護人崇厚關于八旗騎兵也要接受西式訓練的建議。
他唯恐這些兵士會玩忽其所素習的技藝，所以隻讓很少的騎兵去天津接受短期的訓練。
1869&mdash1870年英國人的訓練計劃隻有三位外國教官（由曾在戈登的常勝軍中服過役的薄朗統領）在實施，但這時已不得不終止下來。
擁有3萬人的神機營守衛着京師，[7]但在1870年當緊接天津教案之後對法戰争似乎迫在眉睫之際，李鴻章勇營中的2.5萬人不得不被調集來加強直隸的防禦。
李鴻章的部隊奉命駐守在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中間一段，遠至諸如楊村和河西務等城鎮。
[8]北京的安全現在隻能指望漢人的忠誠了。
在清帝國的其他地方，八旗戍軍雖已聲威大遜于往昔，但政府仍替它們招兵買馬，聚草屯糧。
但是顯而易見，滿人的力量已無恢複之望。
在廣州，清帝國官員遵奉北京的指示，分别接受英、法兩國的建議，訓練清軍使用現代武器。
從1863年開始，用廣東省當局購買的裝備，360名八旗軍由英國人進行訓練，300名八旗軍由法國人訓練。
在滿族軍官的統一安排下，還有531名地方綠營兵接受英國人的訓練。
廣州的這項訓練計劃隻實行了3年便停止下來，因為那時滿懷失望的外國領事們要求撤回歐洲教官。
[9] 與此同時，滿族官員已很難在法定守衛地點恢複八旗戍軍了。
1867年，在伊犁和新疆的其他四個中心地方，回民之亂後隻有150名八旗軍幸存下來，他們最後不得不被轉往内蒙古重新安置。
在中國本部的12個駐防城市内，八旗兵及其家屬住在被隔絕的地區，士氣低落，和在滿洲的所有八旗軍一樣：又窮；又吸食鴉片；還總是被上司克扣帝國發放的薪饷。
[10] 由于八旗軍的力量已很難恢複，清廷想繼續加強仍被兵部和戶部所控制的綠營兵。
崇厚關于讓英國人在天津施行訓練的計劃，事實上訓練的綠營兵多于訓練的八旗軍，而從受訓的綠營兵中産生了500人的&ldquo洋槍隊&rdquo，它在對撚軍的作戰中證明是管用的。
在這同時，在1863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的前湘軍将領劉長佑，則建議重新訓練約15萬名直隸綠營兵，而不用對原來的軍隊編制大事更張。
汛兵每500人組成&ldquo營&rdquo，以便在全省的七個中心地點施行定期訓練，但兵丁被準許在兩次訓練的長期間隙中返回原汛。
[11] 1866年，恭親王奉旨批準給予劉長佑總督以更多的财政支持。
從各标抽調出來的兵就被編入劉長佑所指揮的六個中心。
這種新編軍隊稱為&ldquo練軍&rdquo，即經過重新訓練的[綠營]兵。
戶部最初從：天津海關撥款10萬兩充新訓練計劃中的軍火費用。
但在1867年1月，恭親王的反對派、戶部尚書羅惇衍上疏攻擊這個計劃，而這一批評一定受到了慈禧太後的歡迎，因為一道上谕急劇地削減了這個新計劃的開支。
[12]直到1868年撚軍騎兵進犯直隸使政府創巨痛深，接着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這才又為練軍制定了新計劃。
當清廷内部因中英修約引起外交政策大辯論時，曾國藩剛好來到北京，他緻函李鴻章說：&ldquo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戰守，物論與醇者較多。
&rdquo滿族兩派人士都信任曾國藩，使他能對綠營制度的調整便宜行事。
慈禧本人曾同曾國藩讨論過這個問題。
[13] 曾國藩把勇營的方案應用到綠營兵中來，雖然他還沒有獲準放開手來從更根本的問題上大搞革新（這或者是出于他本人的保守主義和政治立場之故）。
1869&mdash1870年，他建議對新成立的營不予更動，它們的官兵可以從各省較大的綠營标裡挑選。
此外，這樣挑選出來的兵丁和下級軍官的品質和表現應受新的營官的考核，和勇營的辦法一樣，這些營官每人負責550人左右。
與傳統辦法最大的不同之點是，曾國藩想使營官有權替換不合意的兵丁，而從直隸省的老鄉（包括那些沒有注籍在世襲綠營兵家庭中的人）中招募新兵。
[14]營官本人也是由綠營兵高級軍官&mdash&mdash即将軍或總兵&mdash&mdash挑選的。
由于要貫徹回避法，将領們&mdash&mdash以及事實上綠營的各級軍官直至把總&mdash&mdash都必須是外省人。
雖然這些新訓練出來的綠營官兵不像勇營那樣有同鄉的關系，但曾國藩希望練軍的中級軍官至少能夠服役較長時間，并能夠與練軍的統領建立親善關系。
關于支付練軍官兵薪饷的條例由曾國藩起草，而于1870年4月由清帝予以批準，它規定的薪饷比一般綠營兵的同級官兵的薪饷要優厚一些。
但曾國藩避而不談要修改整個綠營兵制，以淘汰軍隊中無用的人數。
他希望為練軍開辟新财源。
[15] 事實上，清帝在前四年内就已批準其他一些省的官員的建議，即某些綠營兵撫标可以裁減，把節省的經費用到支付未被裁汰的綠營兵的薪饷和武器上來。
1867年以前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就已經在這個基礎上改編了福建的綠營兵，江蘇巡撫丁日昌也奉旨于1869年把他的撫标從1600人減為1000人。
[16]（見上卷第九章）。
丁日昌還很認真地想把他這直接指揮的1000人變成普遍改革江蘇綠營兵的核心，但這個計劃沒有實現，因為他在1870年離職丁母憂去了。
清帝從曾國藩的建議中看到整個綠營兵制有可能保存下來并加以改造的希望，便在1871年通令各省，必須把各該省勇營兵力裁汰到8000人以下，隻有江蘇和直隸這兩個戰略省份除外。
[17]關于勇營的這一主要方針雖未嚴格執行，但那些緊跟诏旨的省一級官員們現在找到了方便的借口來迎合每個省的綠營兵的既得利益集團。
有些省份（如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以左宗棠和丁日昌為例，裁減了一些标的兵力，這樣至少從理論上說籌措到了留下來的綠營兵的薪饷。
其他一些省份（如山東、河南、山西及湖南）則完全照搬曾國藩在直隸的辦法，從綠營編制中抽出人員來組成練軍各營，而這個辦法在1873年被兵部認為是應予優先考慮的。
[18]清廷并不反對勇營軍官進入綠營兵制。
由于清王朝有給予承認的制度，作為它的組成部分，許多勇營軍官自19世紀50年代以來就被授予了綠營軍官的榮譽銜。
他們中間更多的人現在獲準填補綠營中的實缺，從把總直至省的将軍都可補缺，這些職務仍歸兵部控制，而高級将領的職務則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國藩的練軍條例給各級綠營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員當然仍舊留職未動。
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綠營兵總數仍在40萬人左右，每年需費六百餘萬兩銀子來維持這支軍隊。
[19]從朝廷的觀點來看，這一巨額開銷也不是全然付諸東流，因為得到重新訓練的綠營兵裝備了比較現代的武器，能部署在各省容易出亂子的地方，因此它在19世紀的餘年中維持住了一般的國内安甯。
[20]但是如果發生大戰役，例如反對陝、甘、新疆的回民戰争（更不用說對歐洲列強或對日本的沖突），勇營可能繼續是能夠發揮作用的唯一工具。
但是，勇營的組織原則依然不适應現代的軍事實踐。
盡管官兵之間存在着個人的親睦關系，但勇營等級制使中、上級軍官能獲得不直接參加戰鬥的特殊身份。
要使營官&mdash&mdash甚至哨官&mdash&mdash參加嚴格的軍事訓練，特别是參加西式訓練，是極端困難的。
自從1862&mdash1863年以後，李鴻章曾經希望他的軍官們能從西洋人那裡學到一二秘密方法，[21]但除了給予原在常勝軍中接受外國教官訓練的少數士兵以軍官身份（如羅榮光和袁九臯）外，李鴻章的方法隻是使西洋教官訓練他的洋槍隊中的士兵。
1864年後仍然留在淮軍中的少數西方人，包括變成了清帝國臣民的法國人畢乃爾在内，都不能對軍官或士兵進行廣泛而系統的教練。
很明顯，中國人對西方戰術之是否可行和是否有全面效用，是持保留态度的。
戈登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清朝的軍官們很贊賞外國式的步兵方陣，&ldquo但認為他們的士兵未必會排成這種陣勢&rdquo。
中國人&ldquo承認我們的炮兵是優越的，但卻認為他們的步兵要先進得多&rdquo。
除此以外，勇營軍官雖然承認西方炮兵的價值，但不想學習炮兵操練。
戈登說，他們甚至不想學習&ldquo喊口令&rdquo。
[22] 中國人能夠同時接受西方的幫助而又保持自立嗎？另一方面，不接受外國的訓練，勇營兵也能學到現代戰術要求必須具備的軍紀和技藝嗎？鳳凰山（距上海25英裡）訓練計劃的始末就暴露了這種左右為難的情況；鳳凰山訓練計劃是常勝軍解散後不久由戈登在1864年5月提出來的。
[23]英國公使和上海領事很熱心地贊助鳳凰山訓練計劃，它也得到總理衙門&ldquo口頭保證&rdquo的支持，李鴻章最初也由于相信戈登而對此表示歡迎。
李鴻章在1864年6月撥了1300名淮軍（由兩三名最好的軍官帶領）給戈登。
英國人對這個計劃感興趣的理由是多方面的。
認為已經衰敗的滿人政府不可能進行集中領導的戈登，主張英國人應該幫助發展一支中國軍隊，但要&ldquo通過撫台，而不是通過毫不起作用的北京政府&rdquo[24]。
英國公使蔔魯斯雖然不完全同意戈登的對清政策，但也相信應該給予中國人以軍事援助。
但是，正是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夏禮的态度，使李鴻章警惕起來。
巴夏禮本來隻希望所訓練的中國軍隊能夠保衛上海，使那裡不可能再繼續出現騷亂。
他也嫉妒法國人，因為法國人還在上海附近保持着一個訓練中國軍隊的小小訓練營（這些中國軍隊直到1865年中才歸還給中國當局）。
所以李鴻章責怪巴夏禮想&ldquo攬我兵權，耗我财力&rdquo[25]。
可是在1864年底，戈登放棄了這項訓練計劃而返回英國。
李鴻章不得不接受巴夏禮的提名，任命英軍的傑布中尉為鳳凰山的新任教官。
在标明日期為1864年11月的一份協議中，巴夏禮接受了李鴻章的交換條件，即淮軍将領潘鼎新應對中國官兵的任免、薪饷和裝備享有完全的控制權。
訓練計劃應從海關收入中撥款。
傑布的職責隻限于訓練和教課，包括監管也由中國人支付薪金的15名外籍教官。
可是，傑布被證明是一個不好的人選，他經常離營外出，而當他上班時他又死扣《英國步兵操典》，毫不通融。
[26]1865年6月，李鴻章奉旨派步兵和炮兵到直隸邊境防止撚軍的進犯，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命令潘鼎新從鳳凰山帶領一整營軍隊（外加在那裡受訓的300名炮兵）北上。
巴夏禮領事提出強烈抗議。
雖然李鴻章同意以其他淮軍部隊代替鳳凰山的這850人，但他這時已不再相信鳳凰山的訓練計劃，一再駁回了關于擴充此計劃的要求。
鳳凰山訓練營後來的事态的發展，突出地暴露了中國與西方的摩擦以及外國教官與淮軍本身這兩方面的弱點。
1865年7月傑布中尉被調回英國，上海道丁日昌馬上設法以戈登的老部下文茲坦利取代了他。
英國領事堅持應任命一位英國現役軍官，但被駐北京的公使館駁回。
文茲坦利的為人通情達理而小心謹慎，但他缺乏足夠的權威，他的平庸的洋員教官們也未能獲得士兵的愛戴。
至于勇營軍官們的行為則很遭人非議。
雖然哨官們在閱兵和顯示軍容時總是在場，但他們平時很少參加實際訓練。
不僅如此，他們和他們的上司還在發饷之日從各哨下級軍官和士兵的薪饷中克扣50塊墨西哥鷹洋以中飽私囊。
文茲坦利很贊賞士兵們在步兵、榴彈炮和火箭炮訓練中的熟練動作。
但是，與八旗軍和綠營兵中的情況一樣，鳳凰山勇營的許多官兵也都有鴉片煙瘾。
士兵們還是一些桀骜不馴的人。
[27]他們不時對外國人表示不滿：訓練工作不得不因天津教案（1870年6月）的影響而被擱置了起來。
但在恢複了例行訓練以後，士兵的憤怒又轉向腐敗的勇營長官，這表明勇營制度官兵的融洽關系還是存在着局限性的。
由于軍官濫用權力，包括一位營官施行過不公正的懲罰，1872年爆發了兩次兵變。
[28]1873年5月，在經過了9年并且花費了大約150萬兩銀子之後，這個計劃突被停止執行，盡管英國領事提出過強烈抗議。
鳳凰山曾被一英國軍官形容為&ldquo中國的奧爾德肖特（位于英國的漢普郡，為著名的陸軍訓練營地。
&mdash&mdash譯注）&rdquo，事實上那裡從來沒有訓練軍官的計劃，不過它确實訓練出了一大批淮軍士兵來使用現代武器。
19世紀70年代之初，清軍确已獲得了在中國本部的大部分地區鎮壓叛亂的能力。
但他們是否能夠對付沿海的外國入侵者，甚至是否能夠對付西北或中亞那些艱險地帶的叛亂，這仍然是一個問題。
回民叛亂及其國際意義 清帝國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所發生的回民大叛亂特别難于研究，因為有關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獻資料太少。
這幾次回民叛亂不論就種族&mdash宗教覺悟程度，或者就所處環境及地理位置來說，都各不相同。
在中國本部，雲南的回民叛亂（1856&mdash1873年，又稱為班賽[Panthay]叛亂）和陝甘的回民叛亂（1862&mdash1873年，又稱為東幹之亂）都有其種族世仇的背景。
它們起因于回民這個少數民族不論在與外界隔離的農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鎮，都過着與衆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們的宗教習慣和特殊習俗。
但新疆回亂的特點主要是外國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區伊斯蘭教統治者的後裔瑪赫杜姆和卓從浩罕打回了新疆；因為在六城地區喀什噶爾附近，此人的祖先墳茔仍然是回民信仰的聖地。
新疆暴亂也引起了俄國侵占伊犁地區，以及英俄兩國激烈争奪清屬突厥斯坦至少達數年之久。
雖然中國本部的回民從來沒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礎，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權威矢志效忠，但他們已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個世紀。
他們的典籍裡雖然保持着對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贊助儒家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29]在傳統上，回民也受到曆代清朝皇帝的相當優遇，回民能參加科舉考試；許多人也能在文武兩途出仕，盡管其職位通常并不很高。
但從1762年起，清帝頒發了歧視他們的嚴厲的法律。
例如，陝西和甘肅的回民犯了盜竊和搶劫罪必須充軍到雲南和貴州，有時還處以終身戴枷，這比其他中國人在犯同類案件時輕科的笞刑要重得多。
[30]這種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亂早約20年；當然，這些回民叛亂又加劇了清朝官員對以清真寺為中心的社會的疑懼。
漢民由于19世紀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難，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貿易方面的對手。
漢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時候，裁決很少對回民持平正态度。
漢族官員本人有偏見，滿族官員又通常左袒漢民。
雲南 雲南的回民叛亂爆發于1856年，是19世紀40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社世仇的擴大。
但是，這一叛亂決不能單純看作回民之亂，而應看成中國這一最西南省份社會秩序的總崩潰。
它發端于漢民與回民為争奪雲南中部一個銀礦的控制權所進行的長期鬥争。
漢民多數民族與回民少數民族的械鬥開始蔓延開來。
1856年，在患偏執狂的滿人按察使的慫恿下，至少有兩三千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殺。
在雲南的許多縣裡，漢人紳士現在辦起了團練來&ldquo屠滅&rdquo回民，回民也自己組織起來，攻占州縣，殺害官吏。
在這次大動亂中，有漢文修養的回民杜文秀（1828&mdash1873年）于1856年在雲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平南國，設立了包括回、漢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文武官制，并自任為大元帥和蘇丹。
另一支旗鼓相當的回民隊伍由馬如龍（1832&mdash1891年）率領，此人的幾個先祖都當過綠營兵的軍官，他本人是武生員；他占領了雲南中、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并幫助清軍來打杜文秀。
[31] 馬如龍的投降是得到了備受尊敬的宗教領袖馬德新（1794&mdash1874年）的同意的；後者曾朝拜過麥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寫了三十多種關于伊斯蘭教的書。
在教義方面，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蘇思》（智慧的珠寶）經&mdash&mdash13世紀蘇菲教派的經典。
這部經典概述了以穆罕默德為頂峰的先知們的教訓，并且着重闡述了尋求真宰&ldquo全體大用&rdquo這一神秘的理論。
但馬德新還論證說，伊斯蘭教對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與理學的理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
[32]馬德新曾在1863年暫署駐昆明的總督，使許多回民歸順了清朝的統治；但是，他本人在雲南叛亂結束時因清朝官員的唆使而被殺害。
杜文秀的&ldquo班賽王國&rdquo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國人和英國人的興趣，因為在19世紀60年代中葉法國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國人在下緬甸分别站穩了腳跟。
1867年法國海軍軍官特拉格來率領一個法國使團拜訪了變節者馬如龍（他那時在昆明當總兵），他發現已有一位法國牧師在幫助清軍制造馬如龍所擁有的現代武器的彈藥。
特拉格來的助手賈尼埃在1868年2月到達叛軍首府大理，但他想會見蘇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絕。
與此同時，英屬印度派遣了由斯來頓上尉率領的一個代表團來到伊洛瓦底江上遊的八莫，準備從陸路旅行到雲南西部。
班賽王國的一位高級官員在邊境城鎮非常有禮貌地接待了斯來頓，并且談到了和緬甸的通商問題。
但是，斯來頓希望訪問大理的要求卻被拒絕了。
[33] 關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現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國式的官僚政治，他曾聲稱：雲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蘭教、儒教和雲南各部落的原始崇拜，都一視同仁地受到崇敬。
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統治了雲南近半數領土。
他委任漢人充任大部分文職，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漢人。
可是到了1871年，他的部隊受制于新上任的幹練巡撫岑毓英，因為岑毓英擁有現代武器，甚至還有法國教官。
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個異想天開的使團去英國。
1872年4月，他的使節劉道衡以班賽蘇丹的名義向英國女王獻上了四大箱子雲南大理石塊，表示貢上的是杜文秀所統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國的意願。
杜文秀的事業到那時已快要完全失敗，因此主管印度事務的國務大臣阿吉爾公爵隻能把這禮品送往倫敦博物館，聲明它沒有政治意義。
[34] 陝西和甘肅 不論從哪個方面看這個時期清帝國的回民叛亂，都應數陝甘的回民叛亂最為重要。
因為這一片黃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隊通路，它管鑰着通往新疆的門戶，而新疆又是曆代清帝全力征戰才獲得的邊境。
其次，通過多風的甘肅走廊，回民享有比較容易同外面廣大伊斯蘭世界聯系的機會，并且特别能對新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響。
人口過多而資源不足，賦稅繁苛，很多綠營兵被征調去應中國東部的急需：這種種原因都削弱了19世紀60年代陝甘兩省作為防衛中國西北的堡壘的作用。
而且自從18世紀後期以來，甘肅已成為有力的中國蘇菲教團的活躍中心。
這最後一個因素，加上馬術及與此相關的武術所産生的剛強民風，使得東幹人（陝西和甘肅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回民在内）變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頑強的叛亂分子。
和雲南的回民一樣，東幹人也說漢語。
他們原來的中亞血統由于準許回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婦女及撫養漢人兒童以擴大伊斯蘭教社會而被沖淡了。
可是與雲南不同的是，這裡同中亞有更多的聯系，能不斷地加強他們的宗教信仰，這種信仰又被每個以清真寺為中心的自治社會的阿訇所捍衛。
像納赫什班迪教派和哈迪裡亞教派等蘇菲教團中的派别都從中亞傳入了中國的西北。
它們的謝赫們宣稱自己與真主有特殊的聯系，他們有時實施一些&ldquo奇迹&rdquo（kirāmāt），像治病，恢複人們的生育能力，預言某些事件等等。
一旦被人們認為是聖者（walī）的話，這位宗教領袖的權威就變得是不可争議的了。
聖者死後，他的墓地就會變成一處聖地。
19世紀70年代，英國旅行家貝柳訪問過喀什噶爾附近納赫什班迪一個支派白山派的創建者聖哲的墳墓。
在阿法其和卓們于18世紀中葉被清軍逐出新疆以後，阿法其祖師的墳墓仍然吸引着衆多的香客。
[35]阿法其和卓們以浩罕為避難所，從那裡接連三代人都挑起暴亂，并發動聖戰想恢複六城地區（見上卷第二、八章）。
其中有一位和卓在19世紀60年代又如法炮制了一次。
地圖10 陝甘回民之亂（1862&mdash1873年） 與此同時，蘇菲派的一種以&ldquo衆禮時高聲念經&rdquo（dhikrijabrī）著稱的教儀被馬明心傳入甘肅的納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馬明心是18世紀的回民，曾旅行去過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島。
馬明心信奉一種口頭的精神鍛煉，意在摒除一切心中雜念，一心一意隻念及真主。
他回到故鄉後，即于1761&mdash1762年在循化（今之青海極東部，距甘肅首府蘭州不遠處）的撒拉族中傳教。
他的徒衆中間彼此通用&ldquo者赫雷葉&rdquo一詞作為認宗的标志，此詞幾乎可以肯定為gahriyya（高聲唪經派）的音譯，在20年内，這一新教（與先前中國的納赫什班迪派的舊教發生争執，後者主張聚禮時低聲念經以示虔心默祝）起來造了清朝的反。
馬明心被打敗并被處決，但被他的被迫轉入地下的徒衆奉為聖人。
到陝甘回民大叛亂于1862年爆發時，他的衣缽傳給了金積堡（屬甘肅省轄治的甯夏部分）的馬化龍。
馬化龍是高聲唪經派的信徒，給人預言吉兇，治病，并幫助那些&ldquo想要子嗣的人有一個孩子&rdquo。
他的徒衆們在忏悔了錯誤行為後甘願受鞭打。
馬化龍據說曾派遣了&mdash些代表（海裡飛，即哈裡發）和教師（滿拉，即毛拉）去新疆的烏魯木齊，甚至遠到滿洲的寬城子。
[36] 但是，陝甘回民叛亂不僅僅是一個宗教運動。
和雲南的暴亂一樣，東幹叛亂也是一次大規模的社會沖突&mdash&mdash以清真寺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會聯合起來掙紮圖存。
1862年4月太平軍遠征到陝西并于5月中旬到達西安附近，這就成了陝西省暴亂的催化劑。
太平軍被清軍阻截于西安後迅速東移，于5月底進入河南，讓渭水兩岸處于混亂之中。
漢民在官方鼓勵之下組成了地方武裝隊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
在渭南縣，做過縣衙衙役的回民洪興組織了一支據說有3000人的回民部隊。
[37]5月底在華縣附近，漢民焚燒一座回民村莊的行動觸發了大規模漢回沖突。
漢民和回民之間的武裝仇殺沿渭河流域迅即展開。
欽命團練大臣張芾被東幹領袖殺害以後，宣布對所有回民&ldquo格殺勿論&rdquo的通告就張貼了出來。
不管這種告示是否經過官方授權，它都促使回民走上了有組織的叛亂的道路。
[38] 回民的傳統是擁護陝西&ldquo十八大營&rdquo的領袖們。
至少其中的三位領袖是阿訇（宗教領袖）。
叛亂者最初發展了三個中心：一是渭河流域東端潼州附近的一些繁華市鎮；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與甘肅接境的鳳翔附近。
[39]叛亂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清朝積弱得令人難以置信。
陝西巡撫訇瑛帶着綠營兵和團練駐紮在西安城内，就是不能打破回民使該城市糧食供應幾乎完全切斷的封鎖。
1862年6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而臭名昭著的勝保（見上卷第九章）被任命為欽差大臣，馳援西安。
但是，勝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軍行遲滞和嚴重的貪污行為使得他在1863年1月被免職。
隻是在欽差大臣多隆阿（1817&mdash1864年）到達以後，清朝才開始轉敗為勝。
多隆阿原來是一名八旗軍軍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軍将領（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軍名為楚勇）。
[40]1861年，多隆阿幫助曾國荃從太平軍手中收複了安慶，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廬州。
他的勇營被證明在對付回民時同樣有效。
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營攻占了陝西東部作為東幹人主要基地的兩個市鎮。
他在8月間打破了對西安的封鎖，把回民趕到了陝西西部。
1864年3月他死于對侵犯陝西的四川太平軍的戰役中，這時他已撲滅了陝西省的回民叛亂。
可是大批陝西回民卻逃入甘肅，參加了在那裡早已起義的人數衆多的回民部隊。
陝西的叛亂顯然是漢族官紳挑動起來的，但甘肅的叛亂似乎是回民首先發難的，馬化龍的新教教徒則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領袖就傳話，說清朝即将大肆屠殺回民，所以他們組織起來包圍了靈州這個位于馬化龍基地金積堡以北四十餘英裡的大城市。
與此同時，回民在甘肅東南部攻打了固原，這是橫跨一條交通要道的戰略沖要城市。
駐蘭州的總督恩麟發現隻有和為上，别無他法。
在他的建議下，1863年1月北京為甘肅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對回民的不歧視原則。
但是甘肅與陝西一樣，回漢雙方地方隊伍都倍蓰增加，沖突與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内除省城和其他少數幾個城市外，全甘肅省幾乎都被回民部隊占領。
馬化龍的軍事&mdash宗教網絡以四個地區為基地：金積堡本身；青海東部的西甯，這裡有許多撒拉族皈依新教；以及甘肅南部的兩塊地方&mdash&mdash河州（靠近青海）和秦安（距陝西不遠，在新教中心張家川附近）。
[41]甯夏道一位能幹的漢族道台侯雲登糾合了足夠的綠營兵和八旗軍以及團練，保衛靈州達一年之久。
但在1863年12月，馬化龍的軍隊在他的兒子和另外幾位新教的信徒率領下，不僅攻占了靈州（據說有10萬漢民在這裡被屠殺），而且攻占了甯夏府的各漢城和滿城。
馬化龍這時顯然已用漢人的稱号，自稱為統領甯夏府和兩河諸地的&ldquo大總戎&rdquo；這個&ldquo兩河&rdquo指黃河和（它的）一條主要支流。
[42]馬化龍有了這樣的權威，就能任命管區下的府縣官員，而對于日益增多的徒衆來說他卻是一位聖人，同真主有特殊聯系，能行諸般奇迹。
當然，甘肅也有許多叛亂首領并不信奉新教。
1862&mdash1866年間活躍在甘肅而其名字見于曆史著作[43]中的七十多個回民頭目中，有20個人被認為是馬化龍的黨羽。
這20人中包括了伊斯蘭新教傳教士和許多綠營兵的中級軍官。
餘下的人（包括最近從陝西來的11位首領）中，有些已與馬化龍結盟，或者從他那裡接受接濟。
比起雲南的造反者來說，陝甘的回民領袖中很少有馬如龍那樣死心塌地的變節分子。
回民投降者通常被證明是詭計多端的人。
1864年年中，随多隆阿來到陝西的湘軍軍官雷正绾正轉戰于甘肅，他攻克了固原和平涼，因而使得渭河和甘肅中、西部之間的政府驿道被重新打開。
一位陝西的叛亂回民和阿訇赫明堂投降了雷正绾，但在9月當陝西回民重新包圍固原時，赫明堂做内應打開了城門，使他的教友赢得了勝利（而且連帶地趕跑了已經投降雷正绾的一支甘回人馬）。
一份現存的回民材料叙述說，赫明堂在每次戰役前都要朗誦經文并大聲祈禱說：&ldquo我們托靠主，我們一面保守教門，一面打仗，一總是真主襄助。
&rdquo[44]1865年2月固原再度落入清軍之手，但陝西叛亂分子在赫明堂的領導下于10月又奪回了它；還奪回了靠近陝西的東南諸城市。
由于得不到一位死心塌地而有勢力的變節者的幫助，清朝官員隻好使用安排&ldquo投降者&rdquo的辦法，這實際上是把領土交到叛軍手裡。
最顯著的事例是馬化龍本人。
1864&mdash1865年，北京命令它的兩位最好的滿族将領去攻擊馬化龍在甘肅和甯夏交界地帶的基地。
這兩位将領一為都興阿，主要負責甘肅的軍事；一為穆圖善，原是多隆阿屬下的一名騎兵軍官，現為甯夏将軍。
對甯夏府兩個城市的圍攻長達一年之久，但并不順利，穆圖善也贊成接受馬化龍的副官所提出的和平建議。
都興阿非常反對這個計劃，所以隻是在他調任為沈陽将軍後，穆圖善才貫徹了他的接納馬化龍的方針。
馬化龍移交給清軍26門大炮，1000多支洋槍，1萬多件刀槍。
作為報償，穆圖善奏請除去馬化龍的叛民名籍，他說：&ldquo馬化龍很受甘省回民之信任。
如果派他去各地勸說回民&hellip&hellip即可不戰而使諸地聞風歸順。
&rdquo[45]1866年5月一道上谕批準了馬化龍的投降，而他本人甚至改了一個保皇派的名字&mdash&mdash馬朝清。
可是，他繼續鞏固和擴大他的影響，而用不着擔心清軍對他的攻擊了。
與此同時，清朝在甘肅的有效統治正在瓦解。
回民叛亂蔓延到了黃河以西甘肅省那個狀如鍋柄的地帶。
1865年2月，涼州（今武威）一名綠營兵回族軍官粉碎了一次叛亂而控制了該城，3月份玉門又發生了回民叛亂，它馬上又波及到更西北的安西。
甘肅回民曾于4月暫時占領了戰略要地肅州，在12月份又占領得更久一些。
有些回民又返回陝西，使該省再次出現危險。
新疆早在1863年就已受到陝甘事變的影響，現在也處于内（因内部幾個地區有好多叛亂）外（即清帝國有來自外部的入侵）交困的痛苦之中。
新疆 中國回民舉事的消息在新疆引起了各種各樣的反應，其多樣化的程度猶如該地區的人種和語言那樣複雜，也如它的地理和曆史傳統被割裂分割的狀态那樣互不相關。
那裡的清政府有許多弱點，而且直到1860年為止，清王朝在反對阿法其和卓及其操突厥語的追随者的定期聖戰中隻是勉強維持住了六城地區的秩序（見上卷第二、八章）。
漢人到新疆的移民越來越多，但這種發展也增加了沖突的可能性。
在操突厥語的居民看來，中國的移民&mdash&mdash不管是不是回民&mdash&mdash隻構成了少數民族，而且也往往會變成反對新疆的清朝統治者的颠覆分子。
在清帝國的這一極西北領土上，中國人和非中國人也都面臨着俄國在中亞貿易和政治中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因素而出現的事實。
與此同時，通過帕米爾和喀喇昆侖的新山隘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