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人對西方關系看法的變化，1840—189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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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對外關系的傳統觀點
19世紀末入侵中國的侵略者留下了比我們迄今知道的任何中文材料都更廣泛的記載。
勝利畢竟使他們寫出了大量的報道。
西方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中現時能找得到的旅行家、外交官、傳教士、記者等人物的大量通信、文章和書籍，對于日益擴大的國際貿易的開拓和影響，從許多方面作了記載。
另一方面，遭受侵略的中國人除了講述一些海外奇談、恐懼和災難外，就沒有什麼其他記載了。
總的來說，外國入侵的曆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恥辱的曆史。
此外，直接了解這種情況的隻是統治階級、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數人物，至于平民，特别是與外國人共事的人，則不習慣于把他們的看法和經曆記錄下來留給後世。
所以我們在考察中國人對西方的看法時，不得不主要依靠上流社會學者們的著作；這些人受過中國經典學說的徹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背離對待外國人的傳統态度。
另外，清代中國對待西方關系的觀念，受到了占統治地位的、來自與中國本土根本不同的地區的滿人所特有的某些考慮的影響。
例如，滿洲的經濟本來是以漁獵和畜牧業相混合為基礎的半遊牧業，這與中國定居的和農業的經濟根本不同。
因此，滿人在戰略上特别重視與滿洲具有某些共同基本特征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的遊牧社會。
雖然從海上來的西方沖擊對于任何一個中國朝代都會是嚴重的挑戰，但因滿人專心緻力于北方遊牧地區，這便妨礙他們努力去對付從東南來到中國的西方人。
此外，滿人在文化上不同于漢人。
在滿人統治中國的整個期間完全可以看出，他們清楚地認識到他們和漢人的差别。
滿人因為是異族，所以當19世紀中葉中國面臨西方的入侵時，他們并不樂意提倡民族主義。
相反，他們心目中有他們自己皇朝的利益。
但是，随着19世紀的流逝，由于滿人漸漸漢化，這種滿人特征便日益變得無關緊要了。
他們在17世紀已經日益采用傳統的漢人&mdash儒家制度；而在雍正1722年開始統治以後，他們的漢化加速了。
這種傾向在乾隆1793年給英國國王的著名敕令中表現得很明顯，他在這道敕令中禁止西方派代表駐在中國國内，并且告訴英國人，我們是&ldquo無所不有&rdquo的。
[2]因此，19世紀滿人在對付西方入侵問題時極力依靠中國的文化制度，就不足為怪了。
到1800年，滿人已堅定地采取中國人關于世界的觀點。
中國人所建立的這種世界制度是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傑出人物在許多世紀中精心制定和流傳下來的一整套思想和慣例。
[3]這種制度的核心是統治天下（天下一诃常常用來指包括中國外部任何地方的整個世界）的天子的至尊地位。
在中國人看來，中國不是亞洲的一部分，更不是&ldquo遠東&rdquo的一部分；它是指體現文明本身的中心王國。
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思想起因于這一事實：中國幅員遼闊，力量雄厚，曆史悠久，而又資源豐富；這一切使得它成為東亞世界的自然中心。
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的關系便被染上了這種中國中心主義的思想和中國人優于其他民族的偏見。
中國人往往認為，他們的對外關系是表現為中國國内的社會和政治制度諸原則的擴大。
因此，中國對外的關系是等級森嚴的和不平等的，如同中國的社會和國家一樣。
在理論上，中國的世界觀點在幾個方面必然是等級制度的：中國是内部的，又崇高又偉大；非中國的&ldquo蠻夷&rdquo是外部的，既渺小又低賤。
同時，關于無所不包和一視同仁的思想也是重要的。
作為天下之主，應該對所有的人寬厚，以示&ldquo王者無外&rdquo之意。
這樣一來，便應該采取一視同仁的政策。
所有外國人，不分遠近，應一律平等對待。
在理論上，非中國人被指望通過谒見天子時遵守适當的禮儀，來加入中國的世界秩序。
這種實踐便是外國人所稱的朝貢制度。
當然，中國人的世界制度在理論和實踐上也有不一緻的地方。
如果非中國人拒絕遵守這種制度，便可能采用強制手段。
的确，在古典的儒家傳統中很容易發現尚武精神。
《左傳》引用的一句古老的格言說道：&ldquo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rdquo[4]後世諸朝代繼續保持這種好戰态度，明朝永樂帝想把當時已知的整個世界納入中國體系，這一雄心勃勃的決心便是明證。
在沒有戰争的時候，要務是搜集情報，分析情報，檢查分析的結果，以便弄清對方的力量和意圖，這與古代論兵法的經典著作《孫子》中的名言&mdash&mdash&ldquo知彼知己，百戰不殆&rdquo&mdash&mdash是一緻的。
但是，《孫子》緊接着又說，百戰百勝，不是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的兵，才是善之善者。
實際上，在中國與非中國種族集團關系的漫長曆史中，和平主義一般都占上風，因為不注重肉體的強制的思想已經深深地紮根在儒家的傳統之中。
孔子說：&ldquo柔遠人，則四方歸之。
&rdquo[5]孟子更深一層地宣稱：&ldquo故善戰者，服上刑。
&rdquo[6]前面一句話是形成中國綏靖政策的術語&ldquo懷柔遠人&rdquo的依據，同時，在與強大的&ldquo蠻夷&rdquo打交道時則往往兼用&ldquo羁縻&rdquo政策（19世紀中葉條約制度初期的幾十年便可作如是觀）。
漢、唐時代，儒家文人學士常常警告說，軍事擴張會把國力和民力耗盡。
這種和平的對外政策是中國從漢代以來重文治、輕武功的這種既定制度的反映。
雖然總的說來，儒家的傳統在對外政策上側重于和平而不是武力，但這絕不是隻顧一面的。
這種矛盾态度表現在1840&mdash1895年間中國對與西方關系的看法上。
最初的反應和惰性，1840&mdash1860年 傳統的經世之學和新的戰略性建議 19世紀出現了對于&ldquo經世緻用&rdquo重新感興趣的現象。
這種思想學派強調社會實踐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儒家人道主義的理想。
一方面，它反對理學所崇尚的玄學思辨，認為它&ldquo空&rdquo；另一方面，它輕視考據學的做法，認為它迂腐而無用。
這個學派在17世紀曾一度繁榮，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鎮壓文人階級的政策，到18世紀被經院學派所取代了。
[7] 經世學派在19世紀的重新擡頭，有今文經學派的複蘇可資證明。
今文經學派強調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實際地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安甯與繁榮的道義責任感。
這一思想複興中的一個重要學者是江蘇武進的莊存與（1719&mdash1788年）。
通過從他學習經書的外孫劉逢祿（1776&mdash1829年），經世學派得到了勢頭，因為劉逢祿對19世紀初期一批年輕學者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這批年輕學者包括多産作家龔自珍和包世臣、邊界問題專家姚瑩和蕭令裕。
這批人中還包括在鴉片戰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林則徐和黃爵滋，以及後來主要作為關心中西關系中出現的問題的改革家而聞名的魏源和馮桂芬。
這批人中，魏源和龔自珍同劉逢祿的關系特别密切。
在《皇朝經世文編》的序言中，魏源闡明了經世派的兩個基本态度：強調現在和強調緻用的重要性。
這時候中國的迫切問題是什麼？在19世紀最初幾十年，經世派學者主要關心的是國内的政局問題，這個問題總的來說是清朝的逐漸衰落造成的，而具體地說是由于白蓮教叛亂而引起的（見上卷第三章）。
這些問題涉及鎮壓叛亂的方法和漕運與鹽稅的全面改革。
當叛亂接近尾聲時，經世派學者日益注意邊疆問題，特别是亞洲腹地的邊疆問題。
這方面的恰當例子是魏源（1794&mdash1857年），他在二十幾歲時就開始對邊疆問題感興趣了。
1830年，他計劃與楊芳将軍親自到新疆去旅行，但未能成行，他為錯過這次機會而遺恨終生。
但是，他繼續研究北方邊疆，至少完成了八部研究著作。
[8]另外一些經世派學者繼續進行這種研究，如19世紀50年代的張穆與何秋濤，70和80年代的曾紀澤與張之洞便是例子。
海疆多事，确實常常令人憂慮。
16世紀中&mdash日海盜船隻在沿海一帶的騷擾以及17世紀台灣國姓爺的武力威脅，都是使人煩惱的，可是在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最為關心的卻是亞洲腹地邊疆上的事務。
但是，随着西方從東南沿海入侵的增加，到19世紀第二個25年，中國經世派注意的焦點發生了重要變化&mdash&mdash從亞洲腹地轉移到了&ldquo夷人&rdquo挾其新技術而來的沿海一帶。
經世派作者包世臣早在1826年就斷言，英國不久将從沿海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但是他在這方面的觀點仍然前後矛盾；後來他寫道，解除人民疾苦比海防重要得多。
早期關于海防的著作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廣東沿海一帶。
鴉片戰争中戰死的關天培在1836年前後彙編了《籌海初集》，鴉片戰争以後，梁廷枬、俞昌會和李福祥也完成了類似的著作。
[9] 某些經世派士大夫最關心的問題是了解擅長海事的西方。
但是，如何了解呢？在欽差大臣林則徐看來，有效的途徑是通過翻譯。
他1839年在廣州時，曾命令翻譯廣州、澳門、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國報紙。
後來魏源建議設立一個官辦譯局。
郭嵩 焘1859年的奏疏建議創辦一所教授外語的官辦學堂[10]（19世紀50年代沿海一帶一些重實效的官員如何桂清、勞崇光和薛煥都采取這種态度）。
除報紙外，西方的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況的資料都在搜集之列。
在欽差大臣林則徐的主持下，翻譯了瓦特的國際法的某些章節。
後來，梁廷枬寫了《合衆國說》，書中高度贊揚美國的政治制度。
這些著作雖然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影響最大的則要算世界地理學方面的研究著作。
對世界地理學的興趣表面上似乎是旨在獲得有關那個未知的西方世界的知識，但實際上卻是為了取得關于整個世界的知識。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當時的迫切需要，這可以被視為一種增進中國本身知識與才智的運動。
換言之，這個時期的部分中國官吏與文人，在與西歐一個蠻夷之邦戰争之後，迫切地想了解敵人和要知道歐洲處于什麼位置上。
需要尋求正确的答案。
在這種壓力下，出現了研究世界地理的興趣的浪潮。
中國地理書籍和曆史著作中關于歐洲的資料是極為貧乏的。
就19世紀歐洲列強的資料而言，情況更是如此，因為早期有關世界地理知識的書籍完全是天主教傳教士寫的，而在這些著作中，甚至隻有三部書附有插圖。
19世紀40年代以前，中國作者出版了三部相當可靠的參考著作：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1730年）、王大海的《海島逸志》（1760年）、謝清高的《海錄》（1820年）。
林則徐為了了解英國情況，曾查閱過《海錄》。
[11] 1840年以後，中國文人學者逐漸開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問題，到1861年，已寫出了22部以上的著作。
[12]欽差大臣林則徐支持這種研究事項。
在他的贊助下，慕瑞的《地理大全》的某些章節于1841年被譯成中文，書名《四洲志》。
魏源的《海國圖志》是一部首創的綜合性著作，該書起源于林則徐。
林則徐将搜集到的外國資料于1841年交給魏源，魏源于1842年将它們編成一部50卷的巨著，并于次年出版。
這是關于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中文著作。
[13]姚瑩對世界地理同樣感興趣。
與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魏源不同，姚瑩的外國知識是從鴉片戰争期間他任台灣道台時俘虜的英國戰俘那裡得到的。
關于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環志略》則是福建巡撫徐繼畬所編，于1848年出版。
至于他們的寫作動機，這些人表示了這樣的意圖：嚴肅地追求知識，并指導自己的同胞進行這一類活動。
魏源聲稱，他最重要的動機是想徹底了解外國人的情形。
不論是論述戰争的發展或是論述和談的進行，他的中心思想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因此，《海國圖志》不僅包括各國地理，同時還包括關于外國造船技術和武器生産的盡可能完備的論述。
魏源認為，他的同胞都應該研究外國地理。
徐繼畬的《瀛環志略》比較系統。
因為徐繼畬主管福州商務，所以他能夠把他的公務與寫作結合起來。
這樣，他每天寫作，曆時五年，根據外國資料編成了這部書。
姚瑩聲稱，他之所以寫作是因為他對中國受外國人宰割的狀況感到憤慨。
他的願望是他能夠使中國人無論老幼都能獲得關于其他國家的真正知識。
最後，他希望使中國免受恥辱，并且用加強海防和邊防的方法，使中國避免被外國征服。
[14] 這些學者，特别是魏源和徐繼畬，在改變中國人關于外部世界的地理觀方面是有貢獻的。
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曾起過重要作用，因為他們不僅介紹了關于西方的新知識，而且指出中國實際上不是&ldquo中心王國&rdquo，因而也就開始消除了那種以中國為中心的觀點。
有些人對于英國的軍事力量有深刻印象，因而對優越的西方武器感興趣，認為中國必須全力仿效西方。
這種新的興趣集中表現在&ldquo船堅炮利&rdquo這一口頭禅上。
1821&mdash1861年，至少有66人贊成中國必須采辦這種軍艦和槍炮，其中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級官員和著名學者。
[15]他們都提倡造船和研制武器。
林則徐也擁護這種計劃。
他采購了兩百門外國大炮以加強廣州防務，并命令翻譯西方制造槍炮的手冊。
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還沒有公開鼓吹仿造西方武器。
但比較起來，魏源的态度則更鮮明，1843年1月，他的《海國圖志》第一稿脫稿，他在書中主張應在廣州設立造船廠和兵工廠，延聘法國和美國工程師進行建設，并教授船隻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
他還建議在朝廷的武舉中為海軍軍官增設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夠擔任公職，也使行伍中會駕駛船隻和會操作武器的人能夠得到提升。
他建議，所有海軍軍官的晉升都應循此途徑。
這些都是近代中國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
[16] 除掉重印關于武器和彈藥的傳統著作以外，這時期還出版了22部關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關于制造槍炮，六部是關于地雷和炸彈的著作。
兩部著作論述炮兵陣地的位置，另外兩部則論述黑色火藥的生産。
其餘五部論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戰術。
這22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mdash1850年期間完成的，最遲的也在1860年以前問世。
[17]這些著作的價值相對地說是參差不齊的，但是它們都表明中國知識界急起直追地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意圖。
此外，這時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寫出了關于西方軍艦的著作。
解釋最詳細的是鄭復光的《火輪船圖說》。
[18]所有這些反應都是因與西方接觸而被直接激發出來的。
它們終于使中國人自己産生了真正的需要。
總起來說，正如魏源所指出，這些研究的目的是為了&ldquo師夷長技以制夷&rdquo。
同時，在中國能利用它自己的軍事力量以前，曾經提出過各種制服夷人的暫時辦法。
一種政策是&ldquo用商制夷&rdquo。
在朝貢制度下，中國作為東道國通常把對外關系和通商當作一回事。
事實上，中國甚至不承認存在與西方國家的對外關系，而隻存在&ldquo夷務&rdquo，所謂夷務本質上是貿易的别稱。
因此，這個時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來應付對外關系的需要。
中國人在對待遠方國家的商人時，很早就利用開放或關閉市場的辦法來控制他們。
中國的用意并不是絕對拒絕通商，因此，并不經常采用這一極端的辦法，雖然越來越頻繁地利用停止通商來對設在廣州的東印度公司施加壓力。
19世紀40年代，中國官員有着低估西方列強真正力量的傾向，因此過多地采用這種政策。
同時，他們由于對自己的力量和準備狀況缺乏恰當的估計，因而招緻了戰争的災難。
徐廣缙和葉名琛這兩個前後任駐廣州的總督主要采用了這種停止通商的辦法，他們兩人都是這種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
[19] 按照中國人的理解，對中外貿易的基本估計是，外國人不能放棄通商，因此可以利用通商來迫使他們屈服。
[20]這種政策的實際價值是什麼呢？現代主權國家經常利用這種政策，它似乎是國家主權的必要組成部分。
但是在朝貢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傳統中，拒絕通商僅僅是擺布夷人的一種手段。
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潤為誘餌去迎合外國人的要求，以為這樣就能安撫他們和避免軍事沖突。
在鴉片戰争和開埠以後，中國官員仍然持這種想法。
耆英想讓所有列強一體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為積極争取和平的手段的最好證明。
因此，對于利用通商來控制外國人的政策來說，擴大貿易便具有某種實在的價值。
[21] 因為這種由來已久的政策在19世紀中葉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于是&ldquo用民制夷&rdquo的策略又被提了出來。
這一觀念回到了&ldquo天視自我民視&rdquo這一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認就是對政府的贊許。
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可以被利用來反對侵略者。
最明确地建議實行這種政策的是兩廣總督徐廣缙和欽差大臣勝保，[22]但是議論這種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響也相當廣泛。
其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衆的情緒反對外國人進入中國，首先是利用這種情緒反對外國商人抵達通商口岸。
後來，在内地也逐漸采用這一政策來反對傳教，結果經常引起嚴重的外交糾紛。
這種政策反映了知識界的兩種基本信念：第一種信念是每當喚起老百姓反對外國人時（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國官員的挑唆），外國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緒來制服洋人。
[23]第二種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愛國的，喜歡成群結隊行動，魯莽而又易于受人調唆，因此可以利用他們反對外國人。
[24] 而且，可以用計謀使外國人互相對立。
這叫做&ldquo以夷制夷&rdquo之策。
早在公元前6世紀，中國人已經發揮了&ldquo天子守在四夷&rdquo的思想。
這一概念很容易導緻以夷制夷的思想。
[25]自西漢開始，當中國最初卷入亞洲腹地時，學者們理論上的議論和對外關系的實際行動都證明&ldquo以夷制夷&rdquo政策的重要性。
鴉片戰争時期，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來。
林則徐大力主張，除英國外，允許所有其他外國與中國通商，作為制服英國的方法。
戰争期間，阮元建議利用美國去鉗制英國，但被清帝國的談判代表伊裡布所反對。
在戰争之後的讨論中，魏源建議中國在陸地上應與俄國結盟，以威脅英屬印度，甚至威脅越南、緬甸和尼泊爾，在海上則應與法國和美國結盟，以形成對英國的聯合攻勢。
直到後來耆英在廣州主持對外事務時，人們才起來反對這種政策。
反對派所依據的論點有兩個。
第一，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就利用&ldquo以夷制夷&rdquo的政策，但中國本身必須真正強大起來才能使這種政策生效。
在目前情況下，美國和法國遠離中國，中國沒有力量控制它們。
其次，即使美國和法國幫助中國，也不能保證它們會得勝。
而且如果它們得勝，那時中國會面臨更大的控制問題。
[26] 在這個時期的&ldquo以夷制夷&rdquo政策中，并沒有設法去影響遠方的歐美諸國的企圖。
中國官員和文人學者還沒有如此遠大的抱負。
這種政策的目标隻是那些來到中國的英、美和法國的官員和商人。
它打算利用與中國通商的誘餌，使各該國互相傾軋、敵對，甚至開火。
這種政策所憑借的是中國給予各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條件。
顯而易見，1840年的政策同1870年以後在強權政治和帝國主義競争的世界中李鴻章與張之洞提倡的&ldquo以夷制夷&rdquo政策是十分不同的。
在&ldquo用商制夷&rdquo、&ldquo用民制夷&rdquo和&ldquo以夷制夷&rdquo這三種政策中，最後一種具有最深遠的影響。
誤會和惰性 因為中國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廣義上是一種文化沖突，所以毫不奇怪，對于這種新情況的反應便引起了許多誤會和措置失宜。
兩個著名例子是英國1793年派遣馬戛爾尼勳爵赴華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勳爵赴華。
中國人不真正了解英國的國力或國威，他們單方面強調需要按照清帝國藩屬制度的繁瑣禮儀行事，強迫外國人接受中國的規格。
因而他們喪失了兩次與英國建立正式的雙邊外交關系的機會。
根據藩屬制度，中國強迫外國人僅僅在廣州保持貿易往來，這種政策終于使中國人自食其果。
中國人對西方人的誤會顯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
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人感到驚奇的原因：白皮膚、紅頭發、藍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絡腮胡子、高個子和穿着緊身衣服。
所有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應，導緻誤會，這在鴉片戰争期間留下了許多記載。
這個時期的一個文人汪仲洋寫了一首詩來描述他的印象。
他描寫的英國人有着鷹鈎鼻子、貓眼睛、紅色的絡腮胡子和頭發，他們的長腿不能彎曲，因而他們不能奔跑和跳躍。
他們碧綠的眼睛畏怯陽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睜開。
[27]兩江總督裕謙在幾個地方明确地描述英國人不能彎曲腰身和兩腿，所以他們如果挨打，便會立即倒下。
[28]應該承認，有少數士紳懷疑這些流行的觀點。
例如，文人蕭令裕根據他親眼所見提出了反證&mdash&mdash外國人能夠敏捷地跋山涉水。
包世臣憑常識判斷：英國人既然生長在陸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見，以為英國人一旦離船上岸，就不能有任何作為。
[29]盡管如此，中國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别，的确在中國人心目中引起了誤解。
中國和外界的關系是從通商開始的。
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外國人需要大量絲、茶和大黃這類中國産品。
因為對于情況的認識膚淺，中國部分文人作了一些被人們堅決相信、廣泛傳播和互相添枝加葉的頗為荒誕的結論。
人們廣泛知道外國人需要茶葉和大黃，外國人進口這兩種産品也是很明顯的。
鴉片戰争期間許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國需要的茶葉和大黃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斷供應，他們就會變成瞎子和易患腸胃病。
雖然有些開明士大夫如戰後的廣東巡撫黃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國人需要中國的茶葉是因為茶葉味道臻于極緻，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問題；[30]但是關于茶葉和大黃重要性的錯誤觀念仍然盛行。
實際上，這種觀念在中國已深入人心，從當時的著作中至少可以摘引20處表現這種過于自信的怪念頭的引文。
此外，在同意這種觀念的人們當中也有一些注重實際的經世派士大夫，如欽差大臣林則徐、包世臣和蕭令裕等人。
[31] 這種錯誤判斷的基礎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mdash制度上的惰性。
例如，道光帝認為南京條約便是一種&ldquo永杜後患&rdquo的方法。
沒有一個軍機大臣為變革起過非常必要的促進作用。
穆彰阿和賽尚阿是庸碌之輩，理學家祁寯藻是保守分子和好戰分子，道學家王鼎自殺，注重實際的潘世恩年邁體衰，最後于1849年隐退。
的确，鴉片戰争以後北京的政治氣氛使人們對政治如此漠不關心，以緻人們可以在茶樓酒館裡看到&ldquo免談時事&rdquo的告白。
[32]各省領導人也沒有多少作為。
他們應付這種新形勢的綱領仍舊是墨守傳統，着重訓練士兵遊泳，對敵人準備火攻，恢複戰争時期被破壞的沿海軍事陣地。
兩廣總督耆英呈送了一份大約1100年以前唐朝一位著名官員撰寫的軍事戰略論文。
另外一些沿海總督如琦善、楊國桢、怡良、牛鑒、璧昌和李星沅，全都對改革漠不關心。
劉韻珂和何桂清是例外，不過甚至劉韻珂也隻是一個不徹底的改革者。
這種政治&mdash制度上的惰性也表現在沿海省份的巡撫和高級軍事将領們身上。
[33] 從一些政治領袖對待西方所持的觀點中也可看出中國的惰性。
從最初的中西方接觸起，這種對外關系被普遍認為隻是經濟關系，不是政治關系，因此高級官員應該置身事外。
例如，1842年8月17日，耆英打算在當時正在進行的和談中親自會見英國人，但是道光帝指示不宜這樣做。
還有，1846年5月8日，欽差大臣賽尚阿提出了一個對付外國人的方法：切斷外國人可以要求中國官員接見的所有渠道。
[34]在外交上，這确确實實是&ldquo關門&rdquo的對外政策。
另一手便是好戰的政策。
雖然欽差大臣林則徐并不想同英國全力以赴地進行戰争，但是他的強硬政策受到這個時期許多士大夫的稱道，其中包括經世派作家包世臣和姚瑩，以及京師的一些高級官員如王鼎、李棠階和祁寯藻。
一些二三流文人也為林則徐的政策所吸引。
1832年的舉人臧纾青，鴉片戰争期間在家鄉江蘇組織了一支約一萬人的鄉勇。
由于這種努力，他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後被授予&ldquo同知&rdquo官銜。
但他謝絕了這一榮銜，他堅決認為在撫夷政策成功以後得獎是一種恥辱。
[35] 在這樣的情況下，魏源的&ldquo師夷長技以制夷&rdquo的建議未被重視也就不足為怪了。
雖然在1840&mdash1860年間已開始虛心地研究西方，但是中國人關于西方關系的觀點仍受到誤解和思想&mdash制度上的惰性這兩者的限制。
由于拒不考慮外國的現實情況，中國沒有形成一種全國規模的緊迫感，直到更強烈的震動使之大吃一驚時才有所改變。
最後結果是，中國在為現代化防務的奮鬥中，基本上&ldquo喪失&rdquo了鴉片戰争以後的二十年時間。
西方力量和财富的沖擊，1860&mdash1895年 中國人承認&ldquo變局&rdquo 1860年以後，部分文人認識到中國面臨着幾千年未曾見過的新情況。
黃恩彤把這種情況叫做&ldquo變動&rdquo，黎庶昌稱之為&ldquo變端&rdquo。
王韬把這叫做&ldquo創事&rdquo，丁日昌、瑞麟、曾紀澤和李宗羲稱之為&ldquo創局&rdquo。
不過最通常的術語是&ldquo變局&rdquo；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鴻章和恭親王（奕）在19世紀60年代，鄭觀應在70年代以及康有為和其他經世派學者在80年代，都使用這個術語。
雖然後來的政治家和曆史學家也許有充分理由認為鴉片戰争是劃時代的事件，但是晚清的絕大多數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後才覺察到這種變局。
現有的史料表明，1840&mdash1860年之間隻有揚州秀才黃鈞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寫道，西方人的到來是一大&ldquo變局&rdquo。
[36]但是在1861年以後，許多士紳認識到了這一事件的重要意義。
我們發現，從1861&mdash1900年至少有43個人評論了這種巨大變化的意義。
最早的一個人是多産作家王韬，他在1864年對于西人之雜處中國感到驚訝。
前廣東巡撫黃恩彤在1865年認識到，中國已經面臨幾百年來最大的一次變化。
丁日昌在1867年斷言，中西接觸的擴大是一千年來所發生的最大的一次變化。
李鴻章在1872年聲稱，西人東侵是三千年來所發生的最大的變化。
光緒在位時期，曾紀澤稱這是五千年來最大的變化，張之洞書之為亘古未有的奇變。
[37]實際上，這種變化太大，不能根據過去的經驗來認識。
确實，這簡直是史無前例的。
1862年李鴻章緻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雜處之勢方興未艾，這種情況是不可變更的。
兩年以後王韬以同樣語氣寫道：&ldquo現在，外國人從地球上的各個角落向中國聚集。
這的确是史無前例的事件&mdash&mdash天下的大變局。
&rdquo他後來斷言，這種變局将一直繼續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為一大同族體而後已。
曾紀澤在出使歐洲以前，在70年代初期對于西
勝利畢竟使他們寫出了大量的報道。
西方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中現時能找得到的旅行家、外交官、傳教士、記者等人物的大量通信、文章和書籍，對于日益擴大的國際貿易的開拓和影響，從許多方面作了記載。
另一方面，遭受侵略的中國人除了講述一些海外奇談、恐懼和災難外，就沒有什麼其他記載了。
總的來說，外國入侵的曆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恥辱的曆史。
此外，直接了解這種情況的隻是統治階級、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數人物，至于平民，特别是與外國人共事的人，則不習慣于把他們的看法和經曆記錄下來留給後世。
所以我們在考察中國人對西方的看法時，不得不主要依靠上流社會學者們的著作；這些人受過中國經典學說的徹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背離對待外國人的傳統态度。
另外，清代中國對待西方關系的觀念，受到了占統治地位的、來自與中國本土根本不同的地區的滿人所特有的某些考慮的影響。
例如，滿洲的經濟本來是以漁獵和畜牧業相混合為基礎的半遊牧業，這與中國定居的和農業的經濟根本不同。
因此，滿人在戰略上特别重視與滿洲具有某些共同基本特征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的遊牧社會。
雖然從海上來的西方沖擊對于任何一個中國朝代都會是嚴重的挑戰，但因滿人專心緻力于北方遊牧地區，這便妨礙他們努力去對付從東南來到中國的西方人。
此外，滿人在文化上不同于漢人。
在滿人統治中國的整個期間完全可以看出，他們清楚地認識到他們和漢人的差别。
滿人因為是異族，所以當19世紀中葉中國面臨西方的入侵時，他們并不樂意提倡民族主義。
相反，他們心目中有他們自己皇朝的利益。
但是，随着19世紀的流逝，由于滿人漸漸漢化，這種滿人特征便日益變得無關緊要了。
他們在17世紀已經日益采用傳統的漢人&mdash儒家制度；而在雍正1722年開始統治以後，他們的漢化加速了。
這種傾向在乾隆1793年給英國國王的著名敕令中表現得很明顯，他在這道敕令中禁止西方派代表駐在中國國内，并且告訴英國人，我們是&ldquo無所不有&rdquo的。
[2]因此，19世紀滿人在對付西方入侵問題時極力依靠中國的文化制度，就不足為怪了。
到1800年，滿人已堅定地采取中國人關于世界的觀點。
中國人所建立的這種世界制度是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傑出人物在許多世紀中精心制定和流傳下來的一整套思想和慣例。
[3]這種制度的核心是統治天下（天下一诃常常用來指包括中國外部任何地方的整個世界）的天子的至尊地位。
在中國人看來，中國不是亞洲的一部分，更不是&ldquo遠東&rdquo的一部分；它是指體現文明本身的中心王國。
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思想起因于這一事實：中國幅員遼闊，力量雄厚，曆史悠久，而又資源豐富；這一切使得它成為東亞世界的自然中心。
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的關系便被染上了這種中國中心主義的思想和中國人優于其他民族的偏見。
中國人往往認為，他們的對外關系是表現為中國國内的社會和政治制度諸原則的擴大。
因此，中國對外的關系是等級森嚴的和不平等的，如同中國的社會和國家一樣。
在理論上，中國的世界觀點在幾個方面必然是等級制度的：中國是内部的，又崇高又偉大；非中國的&ldquo蠻夷&rdquo是外部的，既渺小又低賤。
同時，關于無所不包和一視同仁的思想也是重要的。
作為天下之主，應該對所有的人寬厚，以示&ldquo王者無外&rdquo之意。
這樣一來，便應該采取一視同仁的政策。
所有外國人，不分遠近，應一律平等對待。
在理論上，非中國人被指望通過谒見天子時遵守适當的禮儀，來加入中國的世界秩序。
這種實踐便是外國人所稱的朝貢制度。
當然，中國人的世界制度在理論和實踐上也有不一緻的地方。
如果非中國人拒絕遵守這種制度，便可能采用強制手段。
的确，在古典的儒家傳統中很容易發現尚武精神。
《左傳》引用的一句古老的格言說道：&ldquo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rdquo[4]後世諸朝代繼續保持這種好戰态度，明朝永樂帝想把當時已知的整個世界納入中國體系，這一雄心勃勃的決心便是明證。
在沒有戰争的時候，要務是搜集情報，分析情報，檢查分析的結果，以便弄清對方的力量和意圖，這與古代論兵法的經典著作《孫子》中的名言&mdash&mdash&ldquo知彼知己，百戰不殆&rdquo&mdash&mdash是一緻的。
但是，《孫子》緊接着又說，百戰百勝，不是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的兵，才是善之善者。
實際上，在中國與非中國種族集團關系的漫長曆史中，和平主義一般都占上風，因為不注重肉體的強制的思想已經深深地紮根在儒家的傳統之中。
孔子說：&ldquo柔遠人，則四方歸之。
&rdquo[5]孟子更深一層地宣稱：&ldquo故善戰者，服上刑。
&rdquo[6]前面一句話是形成中國綏靖政策的術語&ldquo懷柔遠人&rdquo的依據，同時，在與強大的&ldquo蠻夷&rdquo打交道時則往往兼用&ldquo羁縻&rdquo政策（19世紀中葉條約制度初期的幾十年便可作如是觀）。
漢、唐時代，儒家文人學士常常警告說，軍事擴張會把國力和民力耗盡。
這種和平的對外政策是中國從漢代以來重文治、輕武功的這種既定制度的反映。
雖然總的說來，儒家的傳統在對外政策上側重于和平而不是武力，但這絕不是隻顧一面的。
這種矛盾态度表現在1840&mdash1895年間中國對與西方關系的看法上。
最初的反應和惰性，1840&mdash1860年 傳統的經世之學和新的戰略性建議 19世紀出現了對于&ldquo經世緻用&rdquo重新感興趣的現象。
這種思想學派強調社會實踐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儒家人道主義的理想。
一方面，它反對理學所崇尚的玄學思辨，認為它&ldquo空&rdquo；另一方面，它輕視考據學的做法，認為它迂腐而無用。
這個學派在17世紀曾一度繁榮，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鎮壓文人階級的政策，到18世紀被經院學派所取代了。
[7] 經世學派在19世紀的重新擡頭，有今文經學派的複蘇可資證明。
今文經學派強調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實際地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安甯與繁榮的道義責任感。
這一思想複興中的一個重要學者是江蘇武進的莊存與（1719&mdash1788年）。
通過從他學習經書的外孫劉逢祿（1776&mdash1829年），經世學派得到了勢頭，因為劉逢祿對19世紀初期一批年輕學者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這批年輕學者包括多産作家龔自珍和包世臣、邊界問題專家姚瑩和蕭令裕。
這批人中還包括在鴉片戰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林則徐和黃爵滋，以及後來主要作為關心中西關系中出現的問題的改革家而聞名的魏源和馮桂芬。
這批人中，魏源和龔自珍同劉逢祿的關系特别密切。
在《皇朝經世文編》的序言中，魏源闡明了經世派的兩個基本态度：強調現在和強調緻用的重要性。
這時候中國的迫切問題是什麼？在19世紀最初幾十年，經世派學者主要關心的是國内的政局問題，這個問題總的來說是清朝的逐漸衰落造成的，而具體地說是由于白蓮教叛亂而引起的（見上卷第三章）。
這些問題涉及鎮壓叛亂的方法和漕運與鹽稅的全面改革。
當叛亂接近尾聲時，經世派學者日益注意邊疆問題，特别是亞洲腹地的邊疆問題。
這方面的恰當例子是魏源（1794&mdash1857年），他在二十幾歲時就開始對邊疆問題感興趣了。
1830年，他計劃與楊芳将軍親自到新疆去旅行，但未能成行，他為錯過這次機會而遺恨終生。
但是，他繼續研究北方邊疆，至少完成了八部研究著作。
[8]另外一些經世派學者繼續進行這種研究，如19世紀50年代的張穆與何秋濤，70和80年代的曾紀澤與張之洞便是例子。
海疆多事，确實常常令人憂慮。
16世紀中&mdash日海盜船隻在沿海一帶的騷擾以及17世紀台灣國姓爺的武力威脅，都是使人煩惱的，可是在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最為關心的卻是亞洲腹地邊疆上的事務。
但是，随着西方從東南沿海入侵的增加，到19世紀第二個25年，中國經世派注意的焦點發生了重要變化&mdash&mdash從亞洲腹地轉移到了&ldquo夷人&rdquo挾其新技術而來的沿海一帶。
經世派作者包世臣早在1826年就斷言，英國不久将從沿海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但是他在這方面的觀點仍然前後矛盾；後來他寫道，解除人民疾苦比海防重要得多。
早期關于海防的著作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廣東沿海一帶。
鴉片戰争中戰死的關天培在1836年前後彙編了《籌海初集》，鴉片戰争以後，梁廷枬、俞昌會和李福祥也完成了類似的著作。
[9] 某些經世派士大夫最關心的問題是了解擅長海事的西方。
但是，如何了解呢？在欽差大臣林則徐看來，有效的途徑是通過翻譯。
他1839年在廣州時，曾命令翻譯廣州、澳門、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國報紙。
後來魏源建議設立一個官辦譯局。
郭嵩 焘1859年的奏疏建議創辦一所教授外語的官辦學堂[10]（19世紀50年代沿海一帶一些重實效的官員如何桂清、勞崇光和薛煥都采取這種态度）。
除報紙外，西方的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況的資料都在搜集之列。
在欽差大臣林則徐的主持下，翻譯了瓦特的國際法的某些章節。
後來，梁廷枬寫了《合衆國說》，書中高度贊揚美國的政治制度。
這些著作雖然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影響最大的則要算世界地理學方面的研究著作。
對世界地理學的興趣表面上似乎是旨在獲得有關那個未知的西方世界的知識，但實際上卻是為了取得關于整個世界的知識。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當時的迫切需要，這可以被視為一種增進中國本身知識與才智的運動。
換言之，這個時期的部分中國官吏與文人，在與西歐一個蠻夷之邦戰争之後，迫切地想了解敵人和要知道歐洲處于什麼位置上。
需要尋求正确的答案。
在這種壓力下，出現了研究世界地理的興趣的浪潮。
中國地理書籍和曆史著作中關于歐洲的資料是極為貧乏的。
就19世紀歐洲列強的資料而言，情況更是如此，因為早期有關世界地理知識的書籍完全是天主教傳教士寫的，而在這些著作中，甚至隻有三部書附有插圖。
19世紀40年代以前，中國作者出版了三部相當可靠的參考著作：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1730年）、王大海的《海島逸志》（1760年）、謝清高的《海錄》（1820年）。
林則徐為了了解英國情況，曾查閱過《海錄》。
[11] 1840年以後，中國文人學者逐漸開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問題，到1861年，已寫出了22部以上的著作。
[12]欽差大臣林則徐支持這種研究事項。
在他的贊助下，慕瑞的《地理大全》的某些章節于1841年被譯成中文，書名《四洲志》。
魏源的《海國圖志》是一部首創的綜合性著作，該書起源于林則徐。
林則徐将搜集到的外國資料于1841年交給魏源，魏源于1842年将它們編成一部50卷的巨著，并于次年出版。
這是關于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中文著作。
[13]姚瑩對世界地理同樣感興趣。
與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魏源不同，姚瑩的外國知識是從鴉片戰争期間他任台灣道台時俘虜的英國戰俘那裡得到的。
關于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環志略》則是福建巡撫徐繼畬所編，于1848年出版。
至于他們的寫作動機，這些人表示了這樣的意圖：嚴肅地追求知識，并指導自己的同胞進行這一類活動。
魏源聲稱，他最重要的動機是想徹底了解外國人的情形。
不論是論述戰争的發展或是論述和談的進行，他的中心思想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因此，《海國圖志》不僅包括各國地理，同時還包括關于外國造船技術和武器生産的盡可能完備的論述。
魏源認為，他的同胞都應該研究外國地理。
徐繼畬的《瀛環志略》比較系統。
因為徐繼畬主管福州商務，所以他能夠把他的公務與寫作結合起來。
這樣，他每天寫作，曆時五年，根據外國資料編成了這部書。
姚瑩聲稱，他之所以寫作是因為他對中國受外國人宰割的狀況感到憤慨。
他的願望是他能夠使中國人無論老幼都能獲得關于其他國家的真正知識。
最後，他希望使中國免受恥辱，并且用加強海防和邊防的方法，使中國避免被外國征服。
[14] 這些學者，特别是魏源和徐繼畬，在改變中國人關于外部世界的地理觀方面是有貢獻的。
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曾起過重要作用，因為他們不僅介紹了關于西方的新知識，而且指出中國實際上不是&ldquo中心王國&rdquo，因而也就開始消除了那種以中國為中心的觀點。
有些人對于英國的軍事力量有深刻印象，因而對優越的西方武器感興趣，認為中國必須全力仿效西方。
這種新的興趣集中表現在&ldquo船堅炮利&rdquo這一口頭禅上。
1821&mdash1861年，至少有66人贊成中國必須采辦這種軍艦和槍炮，其中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級官員和著名學者。
[15]他們都提倡造船和研制武器。
林則徐也擁護這種計劃。
他采購了兩百門外國大炮以加強廣州防務，并命令翻譯西方制造槍炮的手冊。
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還沒有公開鼓吹仿造西方武器。
但比較起來，魏源的态度則更鮮明，1843年1月，他的《海國圖志》第一稿脫稿，他在書中主張應在廣州設立造船廠和兵工廠，延聘法國和美國工程師進行建設，并教授船隻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
他還建議在朝廷的武舉中為海軍軍官增設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夠擔任公職，也使行伍中會駕駛船隻和會操作武器的人能夠得到提升。
他建議，所有海軍軍官的晉升都應循此途徑。
這些都是近代中國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
[16] 除掉重印關于武器和彈藥的傳統著作以外，這時期還出版了22部關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關于制造槍炮，六部是關于地雷和炸彈的著作。
兩部著作論述炮兵陣地的位置，另外兩部則論述黑色火藥的生産。
其餘五部論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戰術。
這22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mdash1850年期間完成的，最遲的也在1860年以前問世。
[17]這些著作的價值相對地說是參差不齊的，但是它們都表明中國知識界急起直追地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意圖。
此外，這時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寫出了關于西方軍艦的著作。
解釋最詳細的是鄭復光的《火輪船圖說》。
[18]所有這些反應都是因與西方接觸而被直接激發出來的。
它們終于使中國人自己産生了真正的需要。
總起來說，正如魏源所指出，這些研究的目的是為了&ldquo師夷長技以制夷&rdquo。
同時，在中國能利用它自己的軍事力量以前，曾經提出過各種制服夷人的暫時辦法。
一種政策是&ldquo用商制夷&rdquo。
在朝貢制度下，中國作為東道國通常把對外關系和通商當作一回事。
事實上，中國甚至不承認存在與西方國家的對外關系，而隻存在&ldquo夷務&rdquo，所謂夷務本質上是貿易的别稱。
因此，這個時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來應付對外關系的需要。
中國人在對待遠方國家的商人時，很早就利用開放或關閉市場的辦法來控制他們。
中國的用意并不是絕對拒絕通商，因此，并不經常采用這一極端的辦法，雖然越來越頻繁地利用停止通商來對設在廣州的東印度公司施加壓力。
19世紀40年代，中國官員有着低估西方列強真正力量的傾向，因此過多地采用這種政策。
同時，他們由于對自己的力量和準備狀況缺乏恰當的估計，因而招緻了戰争的災難。
徐廣缙和葉名琛這兩個前後任駐廣州的總督主要采用了這種停止通商的辦法，他們兩人都是這種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
[19] 按照中國人的理解，對中外貿易的基本估計是，外國人不能放棄通商，因此可以利用通商來迫使他們屈服。
[20]這種政策的實際價值是什麼呢？現代主權國家經常利用這種政策，它似乎是國家主權的必要組成部分。
但是在朝貢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傳統中，拒絕通商僅僅是擺布夷人的一種手段。
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潤為誘餌去迎合外國人的要求，以為這樣就能安撫他們和避免軍事沖突。
在鴉片戰争和開埠以後，中國官員仍然持這種想法。
耆英想讓所有列強一體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為積極争取和平的手段的最好證明。
因此，對于利用通商來控制外國人的政策來說，擴大貿易便具有某種實在的價值。
[21] 因為這種由來已久的政策在19世紀中葉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于是&ldquo用民制夷&rdquo的策略又被提了出來。
這一觀念回到了&ldquo天視自我民視&rdquo這一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認就是對政府的贊許。
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可以被利用來反對侵略者。
最明确地建議實行這種政策的是兩廣總督徐廣缙和欽差大臣勝保，[22]但是議論這種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響也相當廣泛。
其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衆的情緒反對外國人進入中國，首先是利用這種情緒反對外國商人抵達通商口岸。
後來，在内地也逐漸采用這一政策來反對傳教，結果經常引起嚴重的外交糾紛。
這種政策反映了知識界的兩種基本信念：第一種信念是每當喚起老百姓反對外國人時（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國官員的挑唆），外國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緒來制服洋人。
[23]第二種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愛國的，喜歡成群結隊行動，魯莽而又易于受人調唆，因此可以利用他們反對外國人。
[24] 而且，可以用計謀使外國人互相對立。
這叫做&ldquo以夷制夷&rdquo之策。
早在公元前6世紀，中國人已經發揮了&ldquo天子守在四夷&rdquo的思想。
這一概念很容易導緻以夷制夷的思想。
[25]自西漢開始，當中國最初卷入亞洲腹地時，學者們理論上的議論和對外關系的實際行動都證明&ldquo以夷制夷&rdquo政策的重要性。
鴉片戰争時期，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來。
林則徐大力主張，除英國外，允許所有其他外國與中國通商，作為制服英國的方法。
戰争期間，阮元建議利用美國去鉗制英國，但被清帝國的談判代表伊裡布所反對。
在戰争之後的讨論中，魏源建議中國在陸地上應與俄國結盟，以威脅英屬印度，甚至威脅越南、緬甸和尼泊爾，在海上則應與法國和美國結盟，以形成對英國的聯合攻勢。
直到後來耆英在廣州主持對外事務時，人們才起來反對這種政策。
反對派所依據的論點有兩個。
第一，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就利用&ldquo以夷制夷&rdquo的政策，但中國本身必須真正強大起來才能使這種政策生效。
在目前情況下，美國和法國遠離中國，中國沒有力量控制它們。
其次，即使美國和法國幫助中國，也不能保證它們會得勝。
而且如果它們得勝，那時中國會面臨更大的控制問題。
[26] 在這個時期的&ldquo以夷制夷&rdquo政策中，并沒有設法去影響遠方的歐美諸國的企圖。
中國官員和文人學者還沒有如此遠大的抱負。
這種政策的目标隻是那些來到中國的英、美和法國的官員和商人。
它打算利用與中國通商的誘餌，使各該國互相傾軋、敵對，甚至開火。
這種政策所憑借的是中國給予各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條件。
顯而易見，1840年的政策同1870年以後在強權政治和帝國主義競争的世界中李鴻章與張之洞提倡的&ldquo以夷制夷&rdquo政策是十分不同的。
在&ldquo用商制夷&rdquo、&ldquo用民制夷&rdquo和&ldquo以夷制夷&rdquo這三種政策中，最後一種具有最深遠的影響。
誤會和惰性 因為中國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廣義上是一種文化沖突，所以毫不奇怪，對于這種新情況的反應便引起了許多誤會和措置失宜。
兩個著名例子是英國1793年派遣馬戛爾尼勳爵赴華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勳爵赴華。
中國人不真正了解英國的國力或國威，他們單方面強調需要按照清帝國藩屬制度的繁瑣禮儀行事，強迫外國人接受中國的規格。
因而他們喪失了兩次與英國建立正式的雙邊外交關系的機會。
根據藩屬制度，中國強迫外國人僅僅在廣州保持貿易往來，這種政策終于使中國人自食其果。
中國人對西方人的誤會顯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
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人感到驚奇的原因：白皮膚、紅頭發、藍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絡腮胡子、高個子和穿着緊身衣服。
所有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應，導緻誤會，這在鴉片戰争期間留下了許多記載。
這個時期的一個文人汪仲洋寫了一首詩來描述他的印象。
他描寫的英國人有着鷹鈎鼻子、貓眼睛、紅色的絡腮胡子和頭發，他們的長腿不能彎曲，因而他們不能奔跑和跳躍。
他們碧綠的眼睛畏怯陽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睜開。
[27]兩江總督裕謙在幾個地方明确地描述英國人不能彎曲腰身和兩腿，所以他們如果挨打，便會立即倒下。
[28]應該承認，有少數士紳懷疑這些流行的觀點。
例如，文人蕭令裕根據他親眼所見提出了反證&mdash&mdash外國人能夠敏捷地跋山涉水。
包世臣憑常識判斷：英國人既然生長在陸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見，以為英國人一旦離船上岸，就不能有任何作為。
[29]盡管如此，中國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别，的确在中國人心目中引起了誤解。
中國和外界的關系是從通商開始的。
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外國人需要大量絲、茶和大黃這類中國産品。
因為對于情況的認識膚淺，中國部分文人作了一些被人們堅決相信、廣泛傳播和互相添枝加葉的頗為荒誕的結論。
人們廣泛知道外國人需要茶葉和大黃，外國人進口這兩種産品也是很明顯的。
鴉片戰争期間許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國需要的茶葉和大黃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斷供應，他們就會變成瞎子和易患腸胃病。
雖然有些開明士大夫如戰後的廣東巡撫黃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國人需要中國的茶葉是因為茶葉味道臻于極緻，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問題；[30]但是關于茶葉和大黃重要性的錯誤觀念仍然盛行。
實際上，這種觀念在中國已深入人心，從當時的著作中至少可以摘引20處表現這種過于自信的怪念頭的引文。
此外，在同意這種觀念的人們當中也有一些注重實際的經世派士大夫，如欽差大臣林則徐、包世臣和蕭令裕等人。
[31] 這種錯誤判斷的基礎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mdash制度上的惰性。
例如，道光帝認為南京條約便是一種&ldquo永杜後患&rdquo的方法。
沒有一個軍機大臣為變革起過非常必要的促進作用。
穆彰阿和賽尚阿是庸碌之輩，理學家祁寯藻是保守分子和好戰分子，道學家王鼎自殺，注重實際的潘世恩年邁體衰，最後于1849年隐退。
的确，鴉片戰争以後北京的政治氣氛使人們對政治如此漠不關心，以緻人們可以在茶樓酒館裡看到&ldquo免談時事&rdquo的告白。
[32]各省領導人也沒有多少作為。
他們應付這種新形勢的綱領仍舊是墨守傳統，着重訓練士兵遊泳，對敵人準備火攻，恢複戰争時期被破壞的沿海軍事陣地。
兩廣總督耆英呈送了一份大約1100年以前唐朝一位著名官員撰寫的軍事戰略論文。
另外一些沿海總督如琦善、楊國桢、怡良、牛鑒、璧昌和李星沅，全都對改革漠不關心。
劉韻珂和何桂清是例外，不過甚至劉韻珂也隻是一個不徹底的改革者。
這種政治&mdash制度上的惰性也表現在沿海省份的巡撫和高級軍事将領們身上。
[33] 從一些政治領袖對待西方所持的觀點中也可看出中國的惰性。
從最初的中西方接觸起，這種對外關系被普遍認為隻是經濟關系，不是政治關系，因此高級官員應該置身事外。
例如，1842年8月17日，耆英打算在當時正在進行的和談中親自會見英國人，但是道光帝指示不宜這樣做。
還有，1846年5月8日，欽差大臣賽尚阿提出了一個對付外國人的方法：切斷外國人可以要求中國官員接見的所有渠道。
[34]在外交上，這确确實實是&ldquo關門&rdquo的對外政策。
另一手便是好戰的政策。
雖然欽差大臣林則徐并不想同英國全力以赴地進行戰争，但是他的強硬政策受到這個時期許多士大夫的稱道，其中包括經世派作家包世臣和姚瑩，以及京師的一些高級官員如王鼎、李棠階和祁寯藻。
一些二三流文人也為林則徐的政策所吸引。
1832年的舉人臧纾青，鴉片戰争期間在家鄉江蘇組織了一支約一萬人的鄉勇。
由于這種努力，他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後被授予&ldquo同知&rdquo官銜。
但他謝絕了這一榮銜，他堅決認為在撫夷政策成功以後得獎是一種恥辱。
[35] 在這樣的情況下，魏源的&ldquo師夷長技以制夷&rdquo的建議未被重視也就不足為怪了。
雖然在1840&mdash1860年間已開始虛心地研究西方，但是中國人關于西方關系的觀點仍受到誤解和思想&mdash制度上的惰性這兩者的限制。
由于拒不考慮外國的現實情況，中國沒有形成一種全國規模的緊迫感，直到更強烈的震動使之大吃一驚時才有所改變。
最後結果是，中國在為現代化防務的奮鬥中，基本上&ldquo喪失&rdquo了鴉片戰争以後的二十年時間。
西方力量和财富的沖擊，1860&mdash1895年 中國人承認&ldquo變局&rdquo 1860年以後，部分文人認識到中國面臨着幾千年未曾見過的新情況。
黃恩彤把這種情況叫做&ldquo變動&rdquo，黎庶昌稱之為&ldquo變端&rdquo。
王韬把這叫做&ldquo創事&rdquo，丁日昌、瑞麟、曾紀澤和李宗羲稱之為&ldquo創局&rdquo。
不過最通常的術語是&ldquo變局&rdquo；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鴻章和恭親王（奕）在19世紀60年代，鄭觀應在70年代以及康有為和其他經世派學者在80年代，都使用這個術語。
雖然後來的政治家和曆史學家也許有充分理由認為鴉片戰争是劃時代的事件，但是晚清的絕大多數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後才覺察到這種變局。
現有的史料表明，1840&mdash1860年之間隻有揚州秀才黃鈞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寫道，西方人的到來是一大&ldquo變局&rdquo。
[36]但是在1861年以後，許多士紳認識到了這一事件的重要意義。
我們發現，從1861&mdash1900年至少有43個人評論了這種巨大變化的意義。
最早的一個人是多産作家王韬，他在1864年對于西人之雜處中國感到驚訝。
前廣東巡撫黃恩彤在1865年認識到，中國已經面臨幾百年來最大的一次變化。
丁日昌在1867年斷言，中西接觸的擴大是一千年來所發生的最大的一次變化。
李鴻章在1872年聲稱，西人東侵是三千年來所發生的最大的變化。
光緒在位時期，曾紀澤稱這是五千年來最大的變化，張之洞書之為亘古未有的奇變。
[37]實際上，這種變化太大，不能根據過去的經驗來認識。
确實，這簡直是史無前例的。
1862年李鴻章緻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雜處之勢方興未艾，這種情況是不可變更的。
兩年以後王韬以同樣語氣寫道：&ldquo現在，外國人從地球上的各個角落向中國聚集。
這的确是史無前例的事件&mdash&mdash天下的大變局。
&rdquo他後來斷言，這種變局将一直繼續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為一大同族體而後已。
曾紀澤在出使歐洲以前，在70年代初期對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