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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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全國性市場也是不正确的。
商業往往局限在大量層層既定的小單位結構内，這是由一些因素産生的摩擦阻力所緻。
這些因素是：存在着多種地方通貨的銀&mdash銅複本位貨币制；運輸費用昂貴（既花錢又花時間）；對商品的信用預付款比較少見；缺乏互相清理債務用的商業銀行體系；在傳統貿易結構中享有既得利益的無數小中間商遍及各地。
每個小組織忙碌地進行着小商業和索爾·塔克斯所稱呼的&ldquo廉價資本主義&rdquo活動，但這些組織隻是通過半奢侈品交易以及白銀和一部分糧食以納稅形式流向上級行政機關的方式而發生聯系。
自從1853年為了資助鎮壓叛亂的太平軍而設立厘金稅以來，19世紀後半期的外國觀察家們習慣地把這種内地貿易稅制（人們公認這種稅制的管理有時變化無常）看成是他們自己的貿易和中國商業一體化的主要障礙。
[28]但是如果與15%&mdash100%的運費和經營費用比較，每個關卡的厘金稅率隻有2%的情況似乎不可能對内地貿易的總數量和方向起什麼影響。
我在前面說過，英國人發現很難在中國内地銷售蘭開夏棉布，因為中國的手工織布業進行了有力的競争。
束縛中國本國商業的市場結構的因素主要不是沉重的官方勒索，而是近代以前的交通運輸的各種局限性。
到1911年清朝滅亡時，商業制度表面上起了一個微小但值得注意的變化。
雖然我仍将堅持說商業制度基本上保持原樣，但人們畢竟普遍認識到了它受到不斷開辟的通商口岸和擴大的對外貿易的影響這一事實。
在外國人管理下的海關編制的貿易數據幾乎是近代中國的唯一有内容的長期曆史統計資料。
但是即使這些一般說來是非常好的資料也是有缺點的。
到1887年為止，沒有包括從香港進口的數字，也沒有使用離岸價格和成本、保險、運費等數字，因此出口值估計偏低，而進口值則估計偏高。
另外，貿易一直以海關銀兩計算，而當時白銀折成黃金的價值一直在下跌，結果貿易的記賬價值如與其黃金價值或其實際數量比較則被誇大了。
表16列出了1870&mdash1911年期間中國對外貿易的價值（以當時的海關兩為單位）和指數。
表16 1870&mdash1911年中國對外貿易價值和指數（一切指數：1913=100） 按當時的海關兩計算，總貿易量從1870年到1911年增至七倍多。
如上所述，銀的價值誇大了貿易的實際增長：按貿易量計算，在這40年中進口增至312%，出口增至307%。
貿易的總增長率以當時的價值計算，在19世紀90年代前是比較慢的，而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增加得最快。
數量指數表明進口的增長相當穩定（1905&mdash1906年的猛增是日俄戰争的直接結果，不應把這兩年當作典型），而出口在19世紀90年代比較呆滞，但在清朝最後幾年迅速增加。
出口猛增的原因是主要從滿洲輸出了大豆和豆制品。
如果把1888年前的貿易數據加以調整，進口以成本、保險和運費之值計算，出口以離岸價格之值計算，并且把鴉片和其他商品從香港&ldquo走私&rdquo入境的情況考慮在内，1870&mdash1887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很可能出超。
1888&mdash1900年，進口有限地超過了出口，每年平均入超40876000海關兩。
1900年以後入超大大增加，1901&mdash1911年每年平均達121377000海關兩。
一部分逆差被華僑的僑彙所彌補，到1900年為止還被少量淨出口的金銀所彌補。
其餘部分則被流入的資本所彌補，這部分資本包括上述1895年以後的工業投資和下面将要讨論的清政府借的貸款。
續表 當時貿易總值除以批發價指數。
資料來源：楊端六《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表1&mdash3；南開經濟研究所；《南開指數，1936年》，第37&mdash38頁 關于1904年以前貿易材料，見侯繼明德的《1840&mdash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第194&mdash198頁。
鴉片主要來自印度，它在1890年前是輸入中國的最重要的一項進口貨，以後則被棉布所超過。
按價值算，棉布和棉紗一起在1890年以後約占中國進口值的三分之一。
棉花貿易和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已在上面與手工業合并讨論了。
糧食和其他食品的進口主要是為了供應沿海的大城市，進口多少似乎視地方收成後的供應情況而不是視收成的一般好壞而定；這一貿易既反映了沿海城市的發展，也反映出在供應沿海城市的外圍貿易區外面種植的本國糧食面臨着擁擠的交通和高昂的銷售成本的狀況。
中國主要進口貨的百分比列于表17，出口貨的百分比列于表18。
表18 1870&mdash1910年中國主要出口貨所占百分比 資料來源：楊端六和侯厚培等《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表》表四，第4&mdash14頁；表八，第32&mdash42頁。
鄭玉貴，同上著作，第19頁。
表17 1870&mdash1910年中國主要進口貨所占百 *1886年前末單獨記錄。
＋1903年前末單獨記錄。
&ne估計數。
資料來源:楊端六《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表五，第15&mdash25頁；表五，第43&mdash48頁；鄭玉貴（音）；《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第19頁。
絲和茶在南京條約之前已經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貨，在清朝滅亡之前這兩項商品繼續保持這個地位。
但是它們合起來在出口貿易中的相對地位是在不斷下降。
茶葉出口的減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的出口商面臨着日本和印度日益激烈的競争而又不能在産茶者和中間商内部貫徹質量标準。
絲織品出口的龐大的絕對數量說明了這一主要的農村手工業還繼續有力量；同時，豆油、皮革、面粉、蛋、蛋制品和出口增長程度稍小的皮棉卻脫穎而出，這反映了進入20世紀之際在大、中城市建立了許多小工業工場的情況。
香港名義上占中國對外貿易數量的很大部分，卻又缺乏1932年前從香港輸入和輸至香港的貨物的數據，這樣就不能精确說明與各國進行貿易的比重。
表19提供了1871&mdash1911年期間選擇的主要貿易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未經調整的百分比，而表20則顯示了馬士為帝國海關計算的主要貿易國的百分比，他的計算把香港作為一個中國港口，它的進口數和出口數分别被列入表内幾個主要貿易國家的數字中。
聯合王國在19世紀末之前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mdash&mdash如果拿整個英帝國來考慮，那麼在進入20世紀後它仍是最重要的。
英國在中國進口貿易中的優勢最為顯著，如上所述，這是因為從蘭開夏進口了棉布，從印度進口了棉紗和鴉片。
雖然英國的總的比重依然是最大的，但也在減少。
從19世紀90年代起，日本的貿易由于受到了《馬關條約》的條款和1905年以後它在滿洲所起作用的推動，發展很快。
美國和俄國在中國的貿易中所占的比重總的說是在增加。
表19 1871&mdash1911年中國與主要貿易國進行對外貿易的百分比 *1895年起包括台灣在内。
＋1909&mdash1911年前包括在&ldquo其他&rdquo項中。
資料來源：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表7&mdash8，第65&mdash66頁。
表20 1899&mdash1905年中國與主要貿易國進行的對外貿易（包括香港）的百分比 *包括台灣在内。
資料來源：根據馬士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1906年海關貿易報告冊》（第1部分，第46頁）中的數據計算。
有兩種有關上面叙述的對外貿易的普遍意見涉及這裡談到的内容。
第一種是，雖然中國的世界貿易是在發展中，但到1913年，它按每人計算（進口合0.94美元；出口合0.67美元；合計1.61美元），在國聯為之編制材料的83個國家中是最低的。
可能在這些計算中，1913年的中國人口數估計偏高；但即使在每個人的對外貿易值是上面數字的兩倍這一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下，中國仍接近所列83個國家的末位。
庫茲尼茨教授的研究著作已經指明，一國面積大小與該國對外貿易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會成反比。
[29]就中國而言，國家面積的因素更起着作用，因為它的經濟制度有着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微小的經濟組織，它們由一種相對地說未發生變化的運輸體系維持着。
第二種普遍的意見是，外國貨在内地的銷售基本上是由華商控制和通過傳統的貿易渠道進行的，出口貨的收購也是如此，不過程度稍輕而已。
1896&mdash1897年蘭開夏訪華代表團報告說：&ldquo在整個長江流域目前還沒有一個西方商人從事棉制品的進口貿易，隻有上海除外。
英國資本已經從漢口等口岸撤出，并且一直沒有向重慶等新口岸投資。
&rdquo[30]漢口11個大華商定期在上海通過其代理人購買進口的布和紗，然後把貨物轉售給漢口的零售商和從湖南及河南低級市場前來漢口購貨的商人。
在1896年，重慶有五家歐洲洋行，其中隻有一家經營在中國進口貨中最為重要的進口棉制品，而且營業很小。
重慶的棉花貿易掌握在27家中國商号之手，它們與三家成都商号及一家嘉定商号一起，每年8月份派它們的代理商（他們往往是這幾家商号的合夥人）去上海，住在那裡采購和裝運布、紗到重慶，直到次年5月。
地方的商人則向重慶商人賒購，以供應四川的低級市場。
在華南，像雲南省臨安府等較小的貿易中心的商号代理商或合夥人則直接向香港的英國進口商購貨，航運的貨物經過海防，在蒙自進入中國境内。
在19世紀60年代和進入70年代以後，外國洋行（特别是英國洋行）的分行把大部分棉制品運進漢口等商埠，但位于較小通商口岸（它們是大貿易區的城市市場）的這些分行甚至不能與中心市場一級的中國銷售商發生長期的直接聯系，當然更談不上與中間市場或基層集市發展聯系了。
與這些分行在鎮江和漢口打交道的中國商号高居于傳統市場結構的最上層，它們具有了解地方情況以及與低級市場發生長期關系的有利條件。
像上述設在重慶的那些商号越來越願意直接向上海或香港采購，因為這些地方選擇貨物的餘地較大，它們還可以從進口商之間的競争和經常舉行的拍賣中獲益。
長江的中、外輪船公司進行着激烈的競争，使中國商人同洋商一樣獲得了有利條件。
此外，1876年的煙台條約正式規定，發運進口貨的中國商人有權取得通行證（單照），這樣，名義上取得了與洋人平等納稅的權利。
在進口和銷售主要的大宗商品方面，如果說在華的洋行逐漸變成了設在上海和香港為當時已有的中國商業體系服務的代理商，也許并不算誇大其詞。
至于有些專利商品或體現先進技術的商品，從20世紀開始時起已為它們建立了由洋人監督的中國代理商銷售網。
甲午戰争後，一部分日益發展的日本貿易還采用直接銷售的辦法。
但進口貨的大部分銷售業務仍操在中國人手中。
由此可見，中國人對進口貨的需要是有限度的，在通商口岸以外，這種需求幾乎完全通過傳統的中國市場體系來滿足。
出口方面的情況與此相似，但有迹象表明外國人參與的程度稍大。
通商口岸的外國出口商在每年收購新茶時不能進行任何質量控制，這是中國茶葉在面臨印度、錫蘭和日本競争的外國市場上相對衰落的主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在早期增加諸如豬鬃、皮革、蛋和蛋制品等新出口貨的供應方面，外國人至少起了直接的作用。
我在前面說過，傳統市場體系的穩定是與技術及運輸成本直接相關的。
到1911年，輪船、汽艇以及鐵路深人中國内地的程度極其有限。
在1865年，清政府禁止了曾經在太平軍叛亂時期容忍過的外國汽艇在内河的航行。
但是洋人辦的和華人辦的通商口岸（包括長江各商埠）之間的輪船運輸業得到條約的準許，在19世紀70年代有了發展。
在1874年，有17艘美國輪船、11艘英國輪船和6艘中國輪船在長江上和在上海與其他通商口岸之間運送貨物。
到1894年，輪船招商局的26艘輪船以及兩家英國公司的至少51艘輪船在這些航線上營業。
較小的華資蒸汽客艇也開始往返于通商口岸與未對外國運輸業開放的内地城市之間。
蒸汽客艇的普及明顯地可以從在帝國海關注冊的華資輪船平均噸位的下降中看出：1882年為737噸；1892年為247噸；1900年為35噸。
由于中國政府拒絕了英國提供的一筆借款，英政府在1898年索取&ldquo賠償&rdquo時強迫北京準許挂外國旗幟的輪船在1865年以後已被禁止前往的内地港口通商。
到1903年，共有614艘華資和外資輪船已經登記要在内地通商，在1909年此數增至977艘，1910年增至1030艘，1913年又增至1130艘（華資的936艘，外資的194艘）。
這些小江輪給長江和西江兩江的支流上的傳統貿易航線帶來了較便宜和較迅速的運輸工具（在1909年，總數中的360艘在上海注冊，72艘在漢口注冊，277艘在廣州注冊），但它們與仍繼續進行大部分内地貿易的所有大小帆船和木筏相比，在數量上和噸位上依然大為相形見绌。
[31] 同樣，到1912年雖然已經興建了9244公裡的鐵路幹線和支線（包括1895年以前的288公裡），但對清末的經濟和商業體系隻起了有限的影響，這與鐵路對清朝最終命運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義的情形相反。
1912年以前的中國鐵路對經濟和銷售體系影響甚小，這不但是因為鐵路的總裡程畢竟是非常小的，而且是因為鐵路隻是在清朝的最後幾年才通車。
此外，在民國開始的幾年鐵路确實起過的作用，也被地方性的内戰弄得嚴重地變了樣，因為内戰征用鐵路運兵，把收入轉用于維持軍閥的軍隊，并且忽視了對路基和車輛的維修工作。
北京至張家口的199公裡鐵路是中國的工程師主要用北京&mdash沈陽鐵路線的利潤建造的，除了這個不重要的例外，民國以前的中國鐵路主要受外國貸款的資助和由外國特許權持有者建造。
滿洲的中東鐵路（1481公裡）和哈爾濱至大連的南滿鐵路幹線（944公裡）完全是俄國人辦的企業，隻是以中國人的合股稍加掩飾而已；山東省的膠濟鐵路（394公裡）則由德國人投資和經營。
在1912年，鐵路總裡程的三分之一稍多一些在滿洲；毫無疑問，鐵路對在20世紀最初10年中增加滿洲大豆出口和穩步發展棉制品進口是很重要的。
哈爾濱實際上是中東鐵路建立起來的，而像位于其内地貿易區缺乏水路的牛莊和秦皇島等港口，就要依靠鐵路。
中國本土的主要幹線京漢鐵路（1215公裡）和津浦鐵路（1009公裡），從北向南，把華北平原和長江流域連接起來，而在此以前，其間隻有運輸能力不足的運河可供使用。
雖然這兩條平行的鐵路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一種不經濟的重複建設，但總的說來，這兩條在第一個鐵路建設熱潮中完成的鐵路路線位置良好，可以像在滿洲那樣開發新的領域，還可以彌補華北缺乏可供航行的河道之不足。
也許會認為以漢口為中心向外輻射的鐵路網在理論上是更加可取的，但在1906年京漢鐵路建成時，人們不可能預見：因政治原因而像20世紀20年代滿洲那樣會重複建線；漢口和廣州拖延了幾十年才接通；在1949年以前還不能往西向四川省建線。
清末湖北沙市海關稅務司的評論适用于除華北和滿洲少數被鐵路連接的大城市以外的一切地方，他說：&ldquo沙市沒有鐵路交通，但是由于它是最龐大的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體系的中心，所以在許多年内可以用不着任何鐵路。
&rdquo[32] 看來在晚清中國的外國商人的确是在日益為中國商業體系服務，而不是進行控制，雖然這一說法與較為普遍的觀點相反。
但是主要在上海和香港經營的進出口業務幾乎完全操于外國人之手，直至20世紀20年代。
在不會講中文的洋商與來自重慶、漢口而不會講英語的顧客或供貨者之間，買辦為主要聯系人。
許多買辦雖然名義上受雇于洋行，但自己也經營其雇主所經營的貨物的貿易。
他們向中國商人購買出口貨，同時對購進口貨的商人提供信貸，這種作用使他們能得天獨厚地影響進出口貿易和從中獲利。
許多華資的航運、金融和制造業的最初投資者，都是在上海大洋行中當買辦緻富的。
1911年以後增加了許多華人辦的和日本人辦的進出口行（顯然，日本人比英美人士更下工夫去掌握一些漢語），這個情況降低了買辦在對外貿易與中國銷售體系之間作為聯系人的包攬一切的地位。
但是，買辦制度經過一些改頭換面，還是延續了下來。
外國人在通商口岸繼續占有的進出口業統治地位，得到了資助對外貿易的在華外國銀行的支撐。
從1848年東方銀行（又稱麗如銀行）在上海設立辦事處起，英國人在中國實際上壟斷了近代銀行業務達40年之久。
兩個英國控制的最重要的企業之一是麥加利銀行，其第一個在華的分行于1857年開業；另一個是建于1865年的彙豐銀行。
德、日、俄、法、美等國的競争者在19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
外國銀行資助進出口的大部分貸款是借給洋行的；給華商的直接貸款有限。
但也向&ldquo錢莊&rdquo提供短期信貸，後者又貸款給中國商人。
實際上，外國銀行通過壟斷對外貿提供資金，也控制了外彙市場。
它們是白銀流入和流出中國的渠道，并且決定白銀的黃金價格的漲跌。
在1935年前，上海市場的官方外彙彙兌率是根據彙豐銀行每天的行情作出的。
地圖4 晚清鐵路建設 中國第一個近代銀行是1896年盛宣懷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但是直到1904年創辦的戶部銀行發展為民國時期的中國銀行後，中國的銀行在資助對外貿易方面才起了重要作用。
在1896&mdash1911年期間，有16家近代的中國的銀行開業（其中隻有七家繼續營業到30年代）。
它們的總行和分行都設在大城市；它們以向内地&ldquo錢莊&rdquo提供短期貸款的方式，隻與内地貿易維持小規模的間接聯系。
近代商業銀行的業務直到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才開始打入傳統的市場體系，但總的勢力即使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充其量也是微弱的。
晚清中國的大部分達到全部依靠外界貸款程度的地方商業繼續由老式銀行提供資金，這進一步證明，到了1911年，除了主要的通商口岸以外，貿易結構和促進貿易結構的各種制度設施與半個世紀以前相比，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化。
[33] 行政和經濟 人們經常用沉重和随意開征的稅賦、到處出現的貪污和對商業及商人的普遍藐視等現象，來說明清代政治制度給中國經濟造成的後果。
這些現象不能輕易忽視，思想意識上&ldquo重農輕商&rdquo的态度特别需要探讨，這裡不予贅述（詳見第八章）。
但事實是，如本章前面所述，晚清在傳統技術的種種束縛内，已經具有一種複雜的、商業化的&ldquo發達&rdquo經濟。
在兩個世紀中，這個經濟曾經養活了日益增多的人口，曾經推動了對中國本部以外的廣大領土的&ldquo剿撫&rdquo，并且在18世紀後期以前（除了1673&mdash1681年的三藩之亂外）已經度過了非常漫長的國内安定、相對繁榮和強有力的統治的時期。
以近代标準來衡量，加在民衆身上的稅賦負擔還是輕的，雖然稅政有時是随心所欲的。
中國也像其他社會一樣存在着腐敗堕落行為，但是通商口岸觀察家眼中的大部分&ldquo貪污腐化&rdquo卻反映了外國人無法理解的那種非正式但又是制度化的陋規的情況，這種陋規已滲透到了清朝官方法典規定的高度合理化的财政制度裡面。
即使商人在官方意識形态中地位低賤，有時還過度地被迫向政府進行&ldquo捐獻&rdquo，但這不能抹殺他可能發财緻富的事實。
18世紀包攬兩淮鹽運的業務每年平均利潤也許可達500萬兩，此數由30個大運輸商和約兩百個較小的商人分潤；另外有200萬兩利潤每年在大約30個行号之間分配。
商人還可能很有勢力，特别在農村市場結構中更是如此，因為農村中當官的和不當官的地方上層人物都通過商人之手向商業投資或放高利貸。
此外，商人還可能很幸運，他的兒孫因為有許多餘閑工夫并受到嚴格的教育&mdash&mdash也許還捐納了初級功名&mdash&mdash而可能進入政界。
總之，對按人口計算産量相對穩定的傳統經濟的維持、擴大和繁榮來說，國家的意識形态和行政至少是不起作用的因素，除了在重複出現的王朝衰敗時期外，它們幾乎從來不是主要的障礙。
但是，如果讨論的出發點是經濟發展，即或是從增加每人的國民産值的意義上說，或是從工業化（就是近代制造業部門有了迅速發展，不管有沒有按人頭直接增加産量）的意義上說，19世紀後期的中國政府肯定是沒有能力提供積極的支援的。
意識形态、傳統的财政措施以及收支的格局，都是對采取順應形勢的行動的障礙。
格爾申克龍教授曾經指出，[34]在歐洲&ldquo落後&rdquo國家的最初的工業化熱潮中（例如19世紀90年代的俄國），國家預算代替了受到貧困的農業部門嚴重限制的微弱的市場需求和資本供應。
在德國和法國等不那麼&ldquo落後&rdquo的國家中，工業銀行提供信貸的業務也起了同樣的作用。
但在清末，中國卻一樣也沒有。
如上所述，除了近代外國銀行在為國際貿易提供資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外，1911年以前的中國的銀行體系幾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彙兌銀行和地方性的&ldquo錢莊&rdquo的範圍。
中國第一個近代銀行&mdash&mdash即半官方的中國通商銀行&mdash&mdash的董事們主要關心的是控制各省與北京之間彙劃政府經費這一有利可圖的業務。
當這項業務失敗後，他們就把力量完全轉到常見的商業銀行業務方面。
以後創辦的兩個較小的官辦銀行（1908年創辦的交通銀行；1904年成立并在1908年改組為大清銀行的戶部銀行），都沒有向工業提供貸款的打算。
清政府未能扶植足以産生工業投資的近代銀行體系的原因，歸根結底與使它不能以自己的預算資金投資于經濟發展的原因相同。
簡言之，與其行政的其他方面一樣，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是相當地浮在表面上的。
甚至在正常時期，帝國官僚政治的組織雖然在形式上是高度集中的，仍不能深入到中國的社會（包括這個社會中那些構成經濟的方面）中去。
中央政府通常将其經濟作用隻限于要求分享一部分生産中比較固定的經濟所得，以及保持國内安定和防禦外患以确保下一年的再生産。
這個作用當然符合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流。
但是在帝國長達兩千年的不同時期中，為了擺脫經濟中的消極無為狀态，曾利用過在支撐帝國制度的儒&mdash法思想混合體中較為活躍的法家體系，王莽和王安石的&ldquo改革&rdquo就是明顯的例子。
但是，極為保守的清朝也許是特别難以擺脫經濟上的消極無為的狀态的，因為它一直感到自己是異族，所以決心通過維護儒家的正統來證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随着土地耕種面積的增加（直到1800年前後）和人口緩慢而不均勻的增長（除去19世紀中期叛亂時可能有所減少外），總的經濟産量當然是發展的。
但對中央政府來說，由于增加了大緻是上述的兩種生産因素而引起的生産發展，并不能使它取得增加收入和增加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
帝國最重要的收入（田賦）的官方稅率被康熙帝在1712年永久固定以來，各省上繳北京的份額隻有在新地得到開墾和納入稅冊的情況下才有所提高，但這些增加的情況各省是很少上報京師的。
但我們還會看到，各省和地方的稅收顯然仍保持着它們的适應能力，并且随着全國産量的增加而有所增加。
但是從促使經濟可能取得發展而不是僅僅維持經濟平衡的觀點看，這些新資源完全是不起作用的。
在中央政府的官僚集團内部依然存在着出現一種意識形态的可能性（雖然很渺茫），使法家式的&ldquo經國
商業往往局限在大量層層既定的小單位結構内，這是由一些因素産生的摩擦阻力所緻。
這些因素是：存在着多種地方通貨的銀&mdash銅複本位貨币制；運輸費用昂貴（既花錢又花時間）；對商品的信用預付款比較少見；缺乏互相清理債務用的商業銀行體系；在傳統貿易結構中享有既得利益的無數小中間商遍及各地。
每個小組織忙碌地進行着小商業和索爾·塔克斯所稱呼的&ldquo廉價資本主義&rdquo活動，但這些組織隻是通過半奢侈品交易以及白銀和一部分糧食以納稅形式流向上級行政機關的方式而發生聯系。
自從1853年為了資助鎮壓叛亂的太平軍而設立厘金稅以來，19世紀後半期的外國觀察家們習慣地把這種内地貿易稅制（人們公認這種稅制的管理有時變化無常）看成是他們自己的貿易和中國商業一體化的主要障礙。
[28]但是如果與15%&mdash100%的運費和經營費用比較，每個關卡的厘金稅率隻有2%的情況似乎不可能對内地貿易的總數量和方向起什麼影響。
我在前面說過，英國人發現很難在中國内地銷售蘭開夏棉布，因為中國的手工織布業進行了有力的競争。
束縛中國本國商業的市場結構的因素主要不是沉重的官方勒索，而是近代以前的交通運輸的各種局限性。
到1911年清朝滅亡時，商業制度表面上起了一個微小但值得注意的變化。
雖然我仍将堅持說商業制度基本上保持原樣，但人們畢竟普遍認識到了它受到不斷開辟的通商口岸和擴大的對外貿易的影響這一事實。
在外國人管理下的海關編制的貿易數據幾乎是近代中國的唯一有内容的長期曆史統計資料。
但是即使這些一般說來是非常好的資料也是有缺點的。
到1887年為止，沒有包括從香港進口的數字，也沒有使用離岸價格和成本、保險、運費等數字，因此出口值估計偏低，而進口值則估計偏高。
另外，貿易一直以海關銀兩計算，而當時白銀折成黃金的價值一直在下跌，結果貿易的記賬價值如與其黃金價值或其實際數量比較則被誇大了。
表16列出了1870&mdash1911年期間中國對外貿易的價值（以當時的海關兩為單位）和指數。
表16 1870&mdash1911年中國對外貿易價值和指數（一切指數：1913=100） 按當時的海關兩計算，總貿易量從1870年到1911年增至七倍多。
如上所述，銀的價值誇大了貿易的實際增長：按貿易量計算，在這40年中進口增至312%，出口增至307%。
貿易的總增長率以當時的價值計算，在19世紀90年代前是比較慢的，而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增加得最快。
數量指數表明進口的增長相當穩定（1905&mdash1906年的猛增是日俄戰争的直接結果，不應把這兩年當作典型），而出口在19世紀90年代比較呆滞，但在清朝最後幾年迅速增加。
出口猛增的原因是主要從滿洲輸出了大豆和豆制品。
如果把1888年前的貿易數據加以調整，進口以成本、保險和運費之值計算，出口以離岸價格之值計算，并且把鴉片和其他商品從香港&ldquo走私&rdquo入境的情況考慮在内，1870&mdash1887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很可能出超。
1888&mdash1900年，進口有限地超過了出口，每年平均入超40876000海關兩。
1900年以後入超大大增加，1901&mdash1911年每年平均達121377000海關兩。
一部分逆差被華僑的僑彙所彌補，到1900年為止還被少量淨出口的金銀所彌補。
其餘部分則被流入的資本所彌補，這部分資本包括上述1895年以後的工業投資和下面将要讨論的清政府借的貸款。
續表 當時貿易總值除以批發價指數。
資料來源：楊端六《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表1&mdash3；南開經濟研究所；《南開指數，1936年》，第37&mdash38頁 關于1904年以前貿易材料，見侯繼明德的《1840&mdash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第194&mdash198頁。
鴉片主要來自印度，它在1890年前是輸入中國的最重要的一項進口貨，以後則被棉布所超過。
按價值算，棉布和棉紗一起在1890年以後約占中國進口值的三分之一。
棉花貿易和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已在上面與手工業合并讨論了。
糧食和其他食品的進口主要是為了供應沿海的大城市，進口多少似乎視地方收成後的供應情況而不是視收成的一般好壞而定；這一貿易既反映了沿海城市的發展，也反映出在供應沿海城市的外圍貿易區外面種植的本國糧食面臨着擁擠的交通和高昂的銷售成本的狀況。
中國主要進口貨的百分比列于表17，出口貨的百分比列于表18。
表18 1870&mdash1910年中國主要出口貨所占百分比 資料來源：楊端六和侯厚培等《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表》表四，第4&mdash14頁；表八，第32&mdash42頁。
鄭玉貴，同上著作，第19頁。
表17 1870&mdash1910年中國主要進口貨所占百 *1886年前末單獨記錄。
＋1903年前末單獨記錄。
&ne估計數。
資料來源:楊端六《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表五，第15&mdash25頁；表五，第43&mdash48頁；鄭玉貴（音）；《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第19頁。
絲和茶在南京條約之前已經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貨，在清朝滅亡之前這兩項商品繼續保持這個地位。
但是它們合起來在出口貿易中的相對地位是在不斷下降。
茶葉出口的減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的出口商面臨着日本和印度日益激烈的競争而又不能在産茶者和中間商内部貫徹質量标準。
絲織品出口的龐大的絕對數量說明了這一主要的農村手工業還繼續有力量；同時，豆油、皮革、面粉、蛋、蛋制品和出口增長程度稍小的皮棉卻脫穎而出，這反映了進入20世紀之際在大、中城市建立了許多小工業工場的情況。
香港名義上占中國對外貿易數量的很大部分，卻又缺乏1932年前從香港輸入和輸至香港的貨物的數據，這樣就不能精确說明與各國進行貿易的比重。
表19提供了1871&mdash1911年期間選擇的主要貿易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未經調整的百分比，而表20則顯示了馬士為帝國海關計算的主要貿易國的百分比，他的計算把香港作為一個中國港口，它的進口數和出口數分别被列入表内幾個主要貿易國家的數字中。
聯合王國在19世紀末之前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mdash&mdash如果拿整個英帝國來考慮，那麼在進入20世紀後它仍是最重要的。
英國在中國進口貿易中的優勢最為顯著，如上所述，這是因為從蘭開夏進口了棉布，從印度進口了棉紗和鴉片。
雖然英國的總的比重依然是最大的，但也在減少。
從19世紀90年代起，日本的貿易由于受到了《馬關條約》的條款和1905年以後它在滿洲所起作用的推動，發展很快。
美國和俄國在中國的貿易中所占的比重總的說是在增加。
表19 1871&mdash1911年中國與主要貿易國進行對外貿易的百分比 *1895年起包括台灣在内。
＋1909&mdash1911年前包括在&ldquo其他&rdquo項中。
資料來源：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表7&mdash8，第65&mdash66頁。
表20 1899&mdash1905年中國與主要貿易國進行的對外貿易（包括香港）的百分比 *包括台灣在内。
資料來源：根據馬士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1906年海關貿易報告冊》（第1部分，第46頁）中的數據計算。
有兩種有關上面叙述的對外貿易的普遍意見涉及這裡談到的内容。
第一種是，雖然中國的世界貿易是在發展中，但到1913年，它按每人計算（進口合0.94美元；出口合0.67美元；合計1.61美元），在國聯為之編制材料的83個國家中是最低的。
可能在這些計算中，1913年的中國人口數估計偏高；但即使在每個人的對外貿易值是上面數字的兩倍這一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下，中國仍接近所列83個國家的末位。
庫茲尼茨教授的研究著作已經指明，一國面積大小與該國對外貿易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會成反比。
[29]就中國而言，國家面積的因素更起着作用，因為它的經濟制度有着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微小的經濟組織，它們由一種相對地說未發生變化的運輸體系維持着。
第二種普遍的意見是，外國貨在内地的銷售基本上是由華商控制和通過傳統的貿易渠道進行的，出口貨的收購也是如此，不過程度稍輕而已。
1896&mdash1897年蘭開夏訪華代表團報告說：&ldquo在整個長江流域目前還沒有一個西方商人從事棉制品的進口貿易，隻有上海除外。
英國資本已經從漢口等口岸撤出，并且一直沒有向重慶等新口岸投資。
&rdquo[30]漢口11個大華商定期在上海通過其代理人購買進口的布和紗，然後把貨物轉售給漢口的零售商和從湖南及河南低級市場前來漢口購貨的商人。
在1896年，重慶有五家歐洲洋行，其中隻有一家經營在中國進口貨中最為重要的進口棉制品，而且營業很小。
重慶的棉花貿易掌握在27家中國商号之手，它們與三家成都商号及一家嘉定商号一起，每年8月份派它們的代理商（他們往往是這幾家商号的合夥人）去上海，住在那裡采購和裝運布、紗到重慶，直到次年5月。
地方的商人則向重慶商人賒購，以供應四川的低級市場。
在華南，像雲南省臨安府等較小的貿易中心的商号代理商或合夥人則直接向香港的英國進口商購貨，航運的貨物經過海防，在蒙自進入中國境内。
在19世紀60年代和進入70年代以後，外國洋行（特别是英國洋行）的分行把大部分棉制品運進漢口等商埠，但位于較小通商口岸（它們是大貿易區的城市市場）的這些分行甚至不能與中心市場一級的中國銷售商發生長期的直接聯系，當然更談不上與中間市場或基層集市發展聯系了。
與這些分行在鎮江和漢口打交道的中國商号高居于傳統市場結構的最上層，它們具有了解地方情況以及與低級市場發生長期關系的有利條件。
像上述設在重慶的那些商号越來越願意直接向上海或香港采購，因為這些地方選擇貨物的餘地較大，它們還可以從進口商之間的競争和經常舉行的拍賣中獲益。
長江的中、外輪船公司進行着激烈的競争，使中國商人同洋商一樣獲得了有利條件。
此外，1876年的煙台條約正式規定，發運進口貨的中國商人有權取得通行證（單照），這樣，名義上取得了與洋人平等納稅的權利。
在進口和銷售主要的大宗商品方面，如果說在華的洋行逐漸變成了設在上海和香港為當時已有的中國商業體系服務的代理商，也許并不算誇大其詞。
至于有些專利商品或體現先進技術的商品，從20世紀開始時起已為它們建立了由洋人監督的中國代理商銷售網。
甲午戰争後，一部分日益發展的日本貿易還采用直接銷售的辦法。
但進口貨的大部分銷售業務仍操在中國人手中。
由此可見，中國人對進口貨的需要是有限度的，在通商口岸以外，這種需求幾乎完全通過傳統的中國市場體系來滿足。
出口方面的情況與此相似，但有迹象表明外國人參與的程度稍大。
通商口岸的外國出口商在每年收購新茶時不能進行任何質量控制，這是中國茶葉在面臨印度、錫蘭和日本競争的外國市場上相對衰落的主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在早期增加諸如豬鬃、皮革、蛋和蛋制品等新出口貨的供應方面，外國人至少起了直接的作用。
我在前面說過，傳統市場體系的穩定是與技術及運輸成本直接相關的。
到1911年，輪船、汽艇以及鐵路深人中國内地的程度極其有限。
在1865年，清政府禁止了曾經在太平軍叛亂時期容忍過的外國汽艇在内河的航行。
但是洋人辦的和華人辦的通商口岸（包括長江各商埠）之間的輪船運輸業得到條約的準許，在19世紀70年代有了發展。
在1874年，有17艘美國輪船、11艘英國輪船和6艘中國輪船在長江上和在上海與其他通商口岸之間運送貨物。
到1894年，輪船招商局的26艘輪船以及兩家英國公司的至少51艘輪船在這些航線上營業。
較小的華資蒸汽客艇也開始往返于通商口岸與未對外國運輸業開放的内地城市之間。
蒸汽客艇的普及明顯地可以從在帝國海關注冊的華資輪船平均噸位的下降中看出：1882年為737噸；1892年為247噸；1900年為35噸。
由于中國政府拒絕了英國提供的一筆借款，英政府在1898年索取&ldquo賠償&rdquo時強迫北京準許挂外國旗幟的輪船在1865年以後已被禁止前往的内地港口通商。
到1903年，共有614艘華資和外資輪船已經登記要在内地通商，在1909年此數增至977艘，1910年增至1030艘，1913年又增至1130艘（華資的936艘，外資的194艘）。
這些小江輪給長江和西江兩江的支流上的傳統貿易航線帶來了較便宜和較迅速的運輸工具（在1909年，總數中的360艘在上海注冊，72艘在漢口注冊，277艘在廣州注冊），但它們與仍繼續進行大部分内地貿易的所有大小帆船和木筏相比，在數量上和噸位上依然大為相形見绌。
[31] 同樣，到1912年雖然已經興建了9244公裡的鐵路幹線和支線（包括1895年以前的288公裡），但對清末的經濟和商業體系隻起了有限的影響，這與鐵路對清朝最終命運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義的情形相反。
1912年以前的中國鐵路對經濟和銷售體系影響甚小，這不但是因為鐵路的總裡程畢竟是非常小的，而且是因為鐵路隻是在清朝的最後幾年才通車。
此外，在民國開始的幾年鐵路确實起過的作用，也被地方性的内戰弄得嚴重地變了樣，因為内戰征用鐵路運兵，把收入轉用于維持軍閥的軍隊，并且忽視了對路基和車輛的維修工作。
北京至張家口的199公裡鐵路是中國的工程師主要用北京&mdash沈陽鐵路線的利潤建造的，除了這個不重要的例外，民國以前的中國鐵路主要受外國貸款的資助和由外國特許權持有者建造。
滿洲的中東鐵路（1481公裡）和哈爾濱至大連的南滿鐵路幹線（944公裡）完全是俄國人辦的企業，隻是以中國人的合股稍加掩飾而已；山東省的膠濟鐵路（394公裡）則由德國人投資和經營。
在1912年，鐵路總裡程的三分之一稍多一些在滿洲；毫無疑問，鐵路對在20世紀最初10年中增加滿洲大豆出口和穩步發展棉制品進口是很重要的。
哈爾濱實際上是中東鐵路建立起來的，而像位于其内地貿易區缺乏水路的牛莊和秦皇島等港口，就要依靠鐵路。
中國本土的主要幹線京漢鐵路（1215公裡）和津浦鐵路（1009公裡），從北向南，把華北平原和長江流域連接起來，而在此以前，其間隻有運輸能力不足的運河可供使用。
雖然這兩條平行的鐵路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一種不經濟的重複建設，但總的說來，這兩條在第一個鐵路建設熱潮中完成的鐵路路線位置良好，可以像在滿洲那樣開發新的領域，還可以彌補華北缺乏可供航行的河道之不足。
也許會認為以漢口為中心向外輻射的鐵路網在理論上是更加可取的，但在1906年京漢鐵路建成時，人們不可能預見：因政治原因而像20世紀20年代滿洲那樣會重複建線；漢口和廣州拖延了幾十年才接通；在1949年以前還不能往西向四川省建線。
清末湖北沙市海關稅務司的評論适用于除華北和滿洲少數被鐵路連接的大城市以外的一切地方，他說：&ldquo沙市沒有鐵路交通，但是由于它是最龐大的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體系的中心，所以在許多年内可以用不着任何鐵路。
&rdquo[32] 看來在晚清中國的外國商人的确是在日益為中國商業體系服務，而不是進行控制，雖然這一說法與較為普遍的觀點相反。
但是主要在上海和香港經營的進出口業務幾乎完全操于外國人之手，直至20世紀20年代。
在不會講中文的洋商與來自重慶、漢口而不會講英語的顧客或供貨者之間，買辦為主要聯系人。
許多買辦雖然名義上受雇于洋行，但自己也經營其雇主所經營的貨物的貿易。
他們向中國商人購買出口貨，同時對購進口貨的商人提供信貸，這種作用使他們能得天獨厚地影響進出口貿易和從中獲利。
許多華資的航運、金融和制造業的最初投資者，都是在上海大洋行中當買辦緻富的。
1911年以後增加了許多華人辦的和日本人辦的進出口行（顯然，日本人比英美人士更下工夫去掌握一些漢語），這個情況降低了買辦在對外貿易與中國銷售體系之間作為聯系人的包攬一切的地位。
但是，買辦制度經過一些改頭換面，還是延續了下來。
外國人在通商口岸繼續占有的進出口業統治地位，得到了資助對外貿易的在華外國銀行的支撐。
從1848年東方銀行（又稱麗如銀行）在上海設立辦事處起，英國人在中國實際上壟斷了近代銀行業務達40年之久。
兩個英國控制的最重要的企業之一是麥加利銀行，其第一個在華的分行于1857年開業；另一個是建于1865年的彙豐銀行。
德、日、俄、法、美等國的競争者在19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
外國銀行資助進出口的大部分貸款是借給洋行的；給華商的直接貸款有限。
但也向&ldquo錢莊&rdquo提供短期信貸，後者又貸款給中國商人。
實際上，外國銀行通過壟斷對外貿提供資金，也控制了外彙市場。
它們是白銀流入和流出中國的渠道，并且決定白銀的黃金價格的漲跌。
在1935年前，上海市場的官方外彙彙兌率是根據彙豐銀行每天的行情作出的。
地圖4 晚清鐵路建設 中國第一個近代銀行是1896年盛宣懷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但是直到1904年創辦的戶部銀行發展為民國時期的中國銀行後，中國的銀行在資助對外貿易方面才起了重要作用。
在1896&mdash1911年期間，有16家近代的中國的銀行開業（其中隻有七家繼續營業到30年代）。
它們的總行和分行都設在大城市；它們以向内地&ldquo錢莊&rdquo提供短期貸款的方式，隻與内地貿易維持小規模的間接聯系。
近代商業銀行的業務直到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才開始打入傳統的市場體系，但總的勢力即使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充其量也是微弱的。
晚清中國的大部分達到全部依靠外界貸款程度的地方商業繼續由老式銀行提供資金，這進一步證明，到了1911年，除了主要的通商口岸以外，貿易結構和促進貿易結構的各種制度設施與半個世紀以前相比，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化。
[33] 行政和經濟 人們經常用沉重和随意開征的稅賦、到處出現的貪污和對商業及商人的普遍藐視等現象，來說明清代政治制度給中國經濟造成的後果。
這些現象不能輕易忽視，思想意識上&ldquo重農輕商&rdquo的态度特别需要探讨，這裡不予贅述（詳見第八章）。
但事實是，如本章前面所述，晚清在傳統技術的種種束縛内，已經具有一種複雜的、商業化的&ldquo發達&rdquo經濟。
在兩個世紀中，這個經濟曾經養活了日益增多的人口，曾經推動了對中國本部以外的廣大領土的&ldquo剿撫&rdquo，并且在18世紀後期以前（除了1673&mdash1681年的三藩之亂外）已經度過了非常漫長的國内安定、相對繁榮和強有力的統治的時期。
以近代标準來衡量，加在民衆身上的稅賦負擔還是輕的，雖然稅政有時是随心所欲的。
中國也像其他社會一樣存在着腐敗堕落行為，但是通商口岸觀察家眼中的大部分&ldquo貪污腐化&rdquo卻反映了外國人無法理解的那種非正式但又是制度化的陋規的情況，這種陋規已滲透到了清朝官方法典規定的高度合理化的财政制度裡面。
即使商人在官方意識形态中地位低賤，有時還過度地被迫向政府進行&ldquo捐獻&rdquo，但這不能抹殺他可能發财緻富的事實。
18世紀包攬兩淮鹽運的業務每年平均利潤也許可達500萬兩，此數由30個大運輸商和約兩百個較小的商人分潤；另外有200萬兩利潤每年在大約30個行号之間分配。
商人還可能很有勢力，特别在農村市場結構中更是如此，因為農村中當官的和不當官的地方上層人物都通過商人之手向商業投資或放高利貸。
此外，商人還可能很幸運，他的兒孫因為有許多餘閑工夫并受到嚴格的教育&mdash&mdash也許還捐納了初級功名&mdash&mdash而可能進入政界。
總之，對按人口計算産量相對穩定的傳統經濟的維持、擴大和繁榮來說，國家的意識形态和行政至少是不起作用的因素，除了在重複出現的王朝衰敗時期外，它們幾乎從來不是主要的障礙。
但是，如果讨論的出發點是經濟發展，即或是從增加每人的國民産值的意義上說，或是從工業化（就是近代制造業部門有了迅速發展，不管有沒有按人頭直接增加産量）的意義上說，19世紀後期的中國政府肯定是沒有能力提供積極的支援的。
意識形态、傳統的财政措施以及收支的格局，都是對采取順應形勢的行動的障礙。
格爾申克龍教授曾經指出，[34]在歐洲&ldquo落後&rdquo國家的最初的工業化熱潮中（例如19世紀90年代的俄國），國家預算代替了受到貧困的農業部門嚴重限制的微弱的市場需求和資本供應。
在德國和法國等不那麼&ldquo落後&rdquo的國家中，工業銀行提供信貸的業務也起了同樣的作用。
但在清末，中國卻一樣也沒有。
如上所述，除了近代外國銀行在為國際貿易提供資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外，1911年以前的中國的銀行體系幾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彙兌銀行和地方性的&ldquo錢莊&rdquo的範圍。
中國第一個近代銀行&mdash&mdash即半官方的中國通商銀行&mdash&mdash的董事們主要關心的是控制各省與北京之間彙劃政府經費這一有利可圖的業務。
當這項業務失敗後，他們就把力量完全轉到常見的商業銀行業務方面。
以後創辦的兩個較小的官辦銀行（1908年創辦的交通銀行；1904年成立并在1908年改組為大清銀行的戶部銀行），都沒有向工業提供貸款的打算。
清政府未能扶植足以産生工業投資的近代銀行體系的原因，歸根結底與使它不能以自己的預算資金投資于經濟發展的原因相同。
簡言之，與其行政的其他方面一樣，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是相當地浮在表面上的。
甚至在正常時期，帝國官僚政治的組織雖然在形式上是高度集中的，仍不能深入到中國的社會（包括這個社會中那些構成經濟的方面）中去。
中央政府通常将其經濟作用隻限于要求分享一部分生産中比較固定的經濟所得，以及保持國内安定和防禦外患以确保下一年的再生産。
這個作用當然符合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流。
但是在帝國長達兩千年的不同時期中，為了擺脫經濟中的消極無為狀态，曾利用過在支撐帝國制度的儒&mdash法思想混合體中較為活躍的法家體系，王莽和王安石的&ldquo改革&rdquo就是明顯的例子。
但是，極為保守的清朝也許是特别難以擺脫經濟上的消極無為的狀态的，因為它一直感到自己是異族，所以決心通過維護儒家的正統來證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随着土地耕種面積的增加（直到1800年前後）和人口緩慢而不均勻的增長（除去19世紀中期叛亂時可能有所減少外），總的經濟産量當然是發展的。
但對中央政府來說，由于增加了大緻是上述的兩種生産因素而引起的生産發展，并不能使它取得增加收入和增加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
帝國最重要的收入（田賦）的官方稅率被康熙帝在1712年永久固定以來，各省上繳北京的份額隻有在新地得到開墾和納入稅冊的情況下才有所提高，但這些增加的情況各省是很少上報京師的。
但我們還會看到，各省和地方的稅收顯然仍保持着它們的适應能力，并且随着全國産量的增加而有所增加。
但是從促使經濟可能取得發展而不是僅僅維持經濟平衡的觀點看，這些新資源完全是不起作用的。
在中央政府的官僚集團内部依然存在着出現一種意識形态的可能性（雖然很渺茫），使法家式的&ldquo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