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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傷時感事之作，其中若幹篇章且能直接觸及社會政治，反映民生疾苦；中期浪遊，所作多弔古傷今，其胸中磈，隱約於字裏行間；後期則以寫生活瑣事及閑情逸緻爲主，較爲可觀者無多。
尤其是侍宴、侍食、歌功頌德以及某些《閨情》、《閑情》之類的作品，格調卑下，表現了封建文人熱衷利祿及其輕浮儇薄的通病，乃是集中的糟粕，不可不加以區别。
竹垞晚年兼取宋詩，但其重點仍在宗唐。
已如上述。
他本是學者，精於經學，與黃宗羲交遊，論詩受其影響，曾表示：“天下豈有捨學言詩之理？”（《楝亭詩序》）這裏的學，指的就是經學，他是認爲不通經便無以爲詩的。
這種論調，儘管不無可取之處，卻也體現了他的封建的正統觀點，極易産生流弊。
竹垞讀書既多，作詩免不了掉書袋，那首著名的《風懷二百韻》，便是用大量典故堆垛起來的。
又如《齋中讀書》十二首，很有點“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的味道，雖未必是有意蹈襲宋詩，總不無影響。
趙執信曾譏刺朱詩“貪多”，沈德潛在《説詩晬語》中也提到：“放翁七言律，隊伍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
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餘聯。
……然亦足爲貪多者鏡矣。
”意思是説，詩之“貪多”，非自竹垞始，竹垞的“貪多”，原是有師承的。
但此事歷來看法不一。
錢仲聯説：“趙秋谷《談龍録》論詩，頗議竹垞‘貪多’，夷考其實，殊不盡然。
……如《閑情》三十首，僅存八首，具見剪裁。
秋谷所存，未爲公允。
”（《清詩三百首·朱彜尊傳》）又尚鎔説：“竹垞與漁洋齊名，《談龍録》譏其貪多，其實竹垞之詩文高在典雅，而皆欠深入。
”（《三家詩話》）復如近人姚大榮、黃賓虹等，對趙説也頗持異議。
誠然，“朱竹垞詩通集中格調未能一律”，全集中精品所占比重也不大，這都是事實。
但這是有原因的，當與竹垞晚年的地位、思想變化有關。
竹垞删去了早年乃至出仕前的若幹作品，自有其苦衷。
何況，删餘的一千多首詩中，仍不乏佳作。
因此，竹垞曾與漁洋并稱，在當時文網嚴密的年代，不少詩人崇尚復古，紛紛以竹垞爲文宗，匯集在他的周圍，這絶非偶然。
由於竹垞懲於明詩之病，舉起復古這面旗幟，加上他的同鄉李繩遠、李良年及其子朱昆田等的努力，方共同奠定了浙派中秀水詩派一支的始基，以至稍後的錢載、王又曾出而臻於全盛。
顯然，他對於清詩的發展，終究還是起過積極作用的。
清人之於竹垞詩，除趙秋谷外，各家評價並不一緻。
王士禛極稱道竹垞詩，譽爲“捨筏登岸”，“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
林昌彜則認爲：“朱竹垞《風懷二百韻》，特遊戲三昧耳，豈可以此貶賢？其不删《風懷》詩也，曰‘吾不願爲兩廡特豚’，乃有慨於元明祀典之濫，故有激而言也。
……吾謂國初諸老能兼經學詞章之長者，竹垞一人而已。
”（《海天琴思録》）胡薇元認爲《齋中讀書》十二首“爲竹垞全集之冠，亦爲清朝三百年之冠”，可“直紹昌黎”（《歲寒居詩話》）。
又如梁章鉅轉引趙翼的話，稱竹垞詩：“初學盛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搖。
中年以後，恃其奧博，盡棄格律，欲自成一家。
如《玉帶生歌》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則多頽唐自恣，不加修飾之處。
”梁又雲：“錢籜石謂：‘竹垞早年尚沿西泠、雲間之調，暮年則涉入《江湖小集》，惟中年《騰笑》諸篇，同漁洋正調，抑若在漁洋籠罩中者。
’蘇齋師則謂：‘詩至竹垞，性情與學問合。
’此論尤精。
”（《退庵隨筆》）以上諸家評論，或不免揄揚過當，但亦足見竹垞詩自有其價值。
至如指出其作品“多頽唐自恣，不加修飾”，則亦合乎實際，不失爲平允之論。
三 詞，起於唐，盛於宋，經過元明兩代的衰颯，到清初又趨活躍。
清代被稱爲詞的中興時期。
朱彜尊，一向被目爲浙西詞派的領袖和代表，是清代詞人中有影響、有地位的重要人物。
竹垞自己説過：“予少日不善作詞，中年始爲之，爲之不已且好之。
”（《書東田詞卷後》）又説：“予既歸田，考經義存亡，著爲一書，不復倚聲按譜。
”（《水村琴趣序》）可見，他的詞多作於中年，早年、晚年都很少填詞。
其收入《江湖載酒集》、《靜志居琴趣》、《茶煙閣體物集》、《蕃錦集》者，凡五百餘首。
又曾纂輯唐、宋、元、明詞五百餘家爲《詞綜》。
以上四種及《詞綜》一書，均成於竹垞四十至五十歲之間，亦即竹垞出仕之前，這很值得玩味。
竹垞詞論，除散見於他的文章、書信之外，集中反映在《詞綜·發凡》之中。
《詞綜》乃竹垞從《花間集》等十餘部詞選、《百川學海》等十多種類書、野史，以及各家别集中採擷編選而成，前後歷時八年。
經汪森增補兩次，一共成書三十六卷。
《發凡》是這個選本的例言，共十七條，所談者不外作品來源、選詞標準、體例等等。
竹垞的詞學見解，可於字裏行間尋繹得之。
《發凡》第三條説：“世人言詞，必稱北宋。
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
姜堯章氏最爲傑出。
”第十三條又説：“填詞之雅，無過石帚。
”并斥責“《草堂詩餘》不登其隻字”爲“無目”。
在《黑蝶齋詩餘序》裏也説：“詞莫善於姜夔。
”在所填《解珮令·自題詞集》一詞中則自稱“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
可見其對南宋詞格律派代表姜、張之推崇。
《詞綜》選姜詞二十三首，占姜氏全部作品三分之一，其中包括“黍離之悲”的《揚州慢》和被人目爲“傷二帝之北狩”的《齊天樂·蟋蟀》等。
竹垞之竭力倡導南宋，是有深意的。
這首先與時代有關。
吳衡照對此曾作了闡發，他指出：“詞至南宋，始極其工，秀水創此論，爲明季人孟浪言詞者救病刀圭，意非不足夫北宋也。
”又謂：“自明季左道言詞，先生標舉準繩，起衰振聾，厥功良偉。
”（《蓮子居詞話》）這説明竹垞的主張原是有針對性的。
明代，尤其是中葉以後，詞日趨衰頽。
當時詞人惟以《花間集》、《草堂詩餘》是尚。
所謂“托體不尊，難言大雅”，所謂“衣香百合，止崇祚之餘音；落英千片，亦《草堂》之墜緒”（吳梅《詞學通論》），指的就是這種狀況。
竹垞出而大聲疾呼，力圖矯明詞專學《花間》、《草堂》，題材狹小，氣格卑弱，語言浮艷纖巧之弊。
力圖以南宋慢詞所開拓的意境，空靈的筆調，縝密的結構，凝鍊的語言，矯正明詞之病，確不失爲對症良方。
不僅如此，竹垞之推崇姜、張，標舉“醇雅”，除了出於藝術、審美的考慮外，尚有政治上的緣由：他旨在借白石、玉田這個幌子，以寄寓其改朝易代之痛和故國之思。
這不但是由於姜夔長期遊幕以及張炎晚年到處飄泊，寄人籬下，也有過一位顯赫的曾祖父的身世際遇，與竹垞有某些相似之處。
而且，更在於詞到了南宋，由於外患日迫，國勢阽危，詞人爲傷時憂國的感情所驅使，就運用各種手法，把朝政得失、今昔盛衰、個人榮辱等等，熔鑄入詞。
用它來抒寫一種難以表達而又不得不抒發的獨特感受，寄寓一種不便明説卻又不吐不快的鬱結之情。
身處南宋後期、一生未曾出仕的姜夔和顯宦之後、經歷了“三十年汗漫南北數千裡”、由宋入元的張炎，都在他們的詞中留下了不少難以明言的家國之恨。
他們那種幽深婉曲、清靈醇雅的意境，欲言又止、半吞半吐、惝怳迷離的感情，托物寄意、借景抒情、旁敲側擊、點到爲止的藝術手法，無疑，十分適合於表達某些幽愁暗恨。
尤其是張炎的詞，主要内容是抒寫亡國之痛，作品中充滿着“撫殘碑卻又傷今”的悲憤，以及“怕見飛花，怕聽啼鵑”，“怕登樓”，“怕有風波”，這樣一種呻吟於新朝統治之下，有似驚弓之鳥的悲慘生活和痛苦心情。
這種心情又總是借助於清空醇正的藝術特色，借助於優美的旋律，流轉自如的腔調和凝鍊精粹的字句表現出來的。
這種表現手法，當然最容易被清初詞人所接受了。
所以，竹垞之提倡南宋，追蹤姜夔、張炎，是有其隱曲用心的。
既不想迴避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下，又確乎不敢、也不能公開反映這種矛盾，隻好求助於姜、張那種“虛寫”，那種“野雲孤飛，去留無跡”，那種“全在虛處，無跡可求”式的寫法。
這正是處於易代之際、天良未
尤其是侍宴、侍食、歌功頌德以及某些《閨情》、《閑情》之類的作品，格調卑下，表現了封建文人熱衷利祿及其輕浮儇薄的通病，乃是集中的糟粕，不可不加以區别。
竹垞晚年兼取宋詩，但其重點仍在宗唐。
已如上述。
他本是學者，精於經學，與黃宗羲交遊，論詩受其影響，曾表示：“天下豈有捨學言詩之理？”（《楝亭詩序》）這裏的學，指的就是經學，他是認爲不通經便無以爲詩的。
這種論調，儘管不無可取之處，卻也體現了他的封建的正統觀點，極易産生流弊。
竹垞讀書既多，作詩免不了掉書袋，那首著名的《風懷二百韻》，便是用大量典故堆垛起來的。
又如《齋中讀書》十二首，很有點“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的味道，雖未必是有意蹈襲宋詩，總不無影響。
趙執信曾譏刺朱詩“貪多”，沈德潛在《説詩晬語》中也提到：“放翁七言律，隊伍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
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餘聯。
……然亦足爲貪多者鏡矣。
”意思是説，詩之“貪多”，非自竹垞始，竹垞的“貪多”，原是有師承的。
但此事歷來看法不一。
錢仲聯説：“趙秋谷《談龍録》論詩，頗議竹垞‘貪多’，夷考其實，殊不盡然。
……如《閑情》三十首，僅存八首，具見剪裁。
秋谷所存，未爲公允。
”（《清詩三百首·朱彜尊傳》）又尚鎔説：“竹垞與漁洋齊名，《談龍録》譏其貪多，其實竹垞之詩文高在典雅，而皆欠深入。
”（《三家詩話》）復如近人姚大榮、黃賓虹等，對趙説也頗持異議。
誠然，“朱竹垞詩通集中格調未能一律”，全集中精品所占比重也不大，這都是事實。
但這是有原因的，當與竹垞晚年的地位、思想變化有關。
竹垞删去了早年乃至出仕前的若幹作品，自有其苦衷。
何況，删餘的一千多首詩中，仍不乏佳作。
因此，竹垞曾與漁洋并稱，在當時文網嚴密的年代，不少詩人崇尚復古，紛紛以竹垞爲文宗，匯集在他的周圍，這絶非偶然。
由於竹垞懲於明詩之病，舉起復古這面旗幟，加上他的同鄉李繩遠、李良年及其子朱昆田等的努力，方共同奠定了浙派中秀水詩派一支的始基，以至稍後的錢載、王又曾出而臻於全盛。
顯然，他對於清詩的發展，終究還是起過積極作用的。
清人之於竹垞詩，除趙秋谷外，各家評價並不一緻。
王士禛極稱道竹垞詩，譽爲“捨筏登岸”，“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
林昌彜則認爲：“朱竹垞《風懷二百韻》，特遊戲三昧耳，豈可以此貶賢？其不删《風懷》詩也，曰‘吾不願爲兩廡特豚’，乃有慨於元明祀典之濫，故有激而言也。
……吾謂國初諸老能兼經學詞章之長者，竹垞一人而已。
”（《海天琴思録》）胡薇元認爲《齋中讀書》十二首“爲竹垞全集之冠，亦爲清朝三百年之冠”，可“直紹昌黎”（《歲寒居詩話》）。
又如梁章鉅轉引趙翼的話，稱竹垞詩：“初學盛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搖。
中年以後，恃其奧博，盡棄格律，欲自成一家。
如《玉帶生歌》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則多頽唐自恣，不加修飾之處。
”梁又雲：“錢籜石謂：‘竹垞早年尚沿西泠、雲間之調，暮年則涉入《江湖小集》，惟中年《騰笑》諸篇，同漁洋正調，抑若在漁洋籠罩中者。
’蘇齋師則謂：‘詩至竹垞，性情與學問合。
’此論尤精。
”（《退庵隨筆》）以上諸家評論，或不免揄揚過當，但亦足見竹垞詩自有其價值。
至如指出其作品“多頽唐自恣，不加修飾”，則亦合乎實際，不失爲平允之論。
三 詞，起於唐，盛於宋，經過元明兩代的衰颯，到清初又趨活躍。
清代被稱爲詞的中興時期。
朱彜尊，一向被目爲浙西詞派的領袖和代表，是清代詞人中有影響、有地位的重要人物。
竹垞自己説過：“予少日不善作詞，中年始爲之，爲之不已且好之。
”（《書東田詞卷後》）又説：“予既歸田，考經義存亡，著爲一書，不復倚聲按譜。
”（《水村琴趣序》）可見，他的詞多作於中年，早年、晚年都很少填詞。
其收入《江湖載酒集》、《靜志居琴趣》、《茶煙閣體物集》、《蕃錦集》者，凡五百餘首。
又曾纂輯唐、宋、元、明詞五百餘家爲《詞綜》。
以上四種及《詞綜》一書，均成於竹垞四十至五十歲之間，亦即竹垞出仕之前，這很值得玩味。
竹垞詞論，除散見於他的文章、書信之外，集中反映在《詞綜·發凡》之中。
《詞綜》乃竹垞從《花間集》等十餘部詞選、《百川學海》等十多種類書、野史，以及各家别集中採擷編選而成，前後歷時八年。
經汪森增補兩次，一共成書三十六卷。
《發凡》是這個選本的例言，共十七條，所談者不外作品來源、選詞標準、體例等等。
竹垞的詞學見解，可於字裏行間尋繹得之。
《發凡》第三條説：“世人言詞，必稱北宋。
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
姜堯章氏最爲傑出。
”第十三條又説：“填詞之雅，無過石帚。
”并斥責“《草堂詩餘》不登其隻字”爲“無目”。
在《黑蝶齋詩餘序》裏也説：“詞莫善於姜夔。
”在所填《解珮令·自題詞集》一詞中則自稱“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
可見其對南宋詞格律派代表姜、張之推崇。
《詞綜》選姜詞二十三首，占姜氏全部作品三分之一，其中包括“黍離之悲”的《揚州慢》和被人目爲“傷二帝之北狩”的《齊天樂·蟋蟀》等。
竹垞之竭力倡導南宋，是有深意的。
這首先與時代有關。
吳衡照對此曾作了闡發，他指出：“詞至南宋，始極其工，秀水創此論，爲明季人孟浪言詞者救病刀圭，意非不足夫北宋也。
”又謂：“自明季左道言詞，先生標舉準繩，起衰振聾，厥功良偉。
”（《蓮子居詞話》）這説明竹垞的主張原是有針對性的。
明代，尤其是中葉以後，詞日趨衰頽。
當時詞人惟以《花間集》、《草堂詩餘》是尚。
所謂“托體不尊，難言大雅”，所謂“衣香百合，止崇祚之餘音；落英千片，亦《草堂》之墜緒”（吳梅《詞學通論》），指的就是這種狀況。
竹垞出而大聲疾呼，力圖矯明詞專學《花間》、《草堂》，題材狹小，氣格卑弱，語言浮艷纖巧之弊。
力圖以南宋慢詞所開拓的意境，空靈的筆調，縝密的結構，凝鍊的語言，矯正明詞之病，確不失爲對症良方。
不僅如此，竹垞之推崇姜、張，標舉“醇雅”，除了出於藝術、審美的考慮外，尚有政治上的緣由：他旨在借白石、玉田這個幌子，以寄寓其改朝易代之痛和故國之思。
這不但是由於姜夔長期遊幕以及張炎晚年到處飄泊，寄人籬下，也有過一位顯赫的曾祖父的身世際遇，與竹垞有某些相似之處。
而且，更在於詞到了南宋，由於外患日迫，國勢阽危，詞人爲傷時憂國的感情所驅使，就運用各種手法，把朝政得失、今昔盛衰、個人榮辱等等，熔鑄入詞。
用它來抒寫一種難以表達而又不得不抒發的獨特感受，寄寓一種不便明説卻又不吐不快的鬱結之情。
身處南宋後期、一生未曾出仕的姜夔和顯宦之後、經歷了“三十年汗漫南北數千裡”、由宋入元的張炎，都在他們的詞中留下了不少難以明言的家國之恨。
他們那種幽深婉曲、清靈醇雅的意境，欲言又止、半吞半吐、惝怳迷離的感情，托物寄意、借景抒情、旁敲側擊、點到爲止的藝術手法，無疑，十分適合於表達某些幽愁暗恨。
尤其是張炎的詞，主要内容是抒寫亡國之痛，作品中充滿着“撫殘碑卻又傷今”的悲憤，以及“怕見飛花，怕聽啼鵑”，“怕登樓”，“怕有風波”，這樣一種呻吟於新朝統治之下，有似驚弓之鳥的悲慘生活和痛苦心情。
這種心情又總是借助於清空醇正的藝術特色，借助於優美的旋律，流轉自如的腔調和凝鍊精粹的字句表現出來的。
這種表現手法，當然最容易被清初詞人所接受了。
所以，竹垞之提倡南宋，追蹤姜夔、張炎，是有其隱曲用心的。
既不想迴避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下，又確乎不敢、也不能公開反映這種矛盾，隻好求助於姜、張那種“虛寫”，那種“野雲孤飛，去留無跡”，那種“全在虛處，無跡可求”式的寫法。
這正是處於易代之際、天良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