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聖德太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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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隋使
聖德太子通過制定冠位、編寫憲法強化了國家的根基，這是他在内政方面做出的重要貢獻，此外他在外交上也有令人注目的表現。
在這之前，中國大陸分裂為南北兩朝，此後由隋朝統一南北，重新建立了強大的統一國家。
隋炀帝繼承父親的皇位是在605年，在這之前的一年，日本編寫了憲法十七條。
隋炀帝登基之時意氣風發，希望時隔多年之後重新統一中國大陸，将年号也改為了大業元年。
在大業三年，隋炀帝從日本的使節小野妹子處接受了日本的國書，也就是外交文書。
中國自視為大國，而将周圍的國家視為小國，有着認為小國都應該屈服在大國面前的思維定式，因此自然而然地認為來自日本的國書想必也表達了類似的内容或者态度。
沒想到隋炀帝打開國書時，發現其開頭竟然是這樣的：&ldquo日出處天子緻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rdquo這表明了完全平等的态度，隋炀帝因此很不滿，對負責外務的官員下令，不得再上呈這種無禮的外交文書，這件事情明确記載在了《隋書》裡。
隋炀帝雖然不喜歡日本在外交文書上表現出的無禮态度，但是認為與日本的外交交流仍然是有必要的，因此在第二年小野妹子歸國時，派遣外交官裴世清與他同行回國。
聖德太子盛情接待了他，并在他回國時第二次派遣小野妹子為大使前往隋朝。
這一次他們所持國書的内容記載在了《日本書紀》裡，據記載，文章的開頭是&ldquo東天皇敬白西皇帝&rdquo。
雖然與上一次的行文不同，但是無論是其意義還是其中包含的态度，都與前年的國書一緻。
這種對等的外交對中國來說是非常罕見的，也正是因為其特殊性，《隋書》中才會有特筆記載，這件事直到後世仍然被人傳頌，這都是聖德太子高明見識的産物[1]。
一個國家，無論面對多麼強大的國家，都能堅持對等交往，而不因為對方的強勢就采取低三下四的态度，這一點已經很了不起了。
聖德太子不僅做到了這一點，還意識到孤立一方、獨善其身對于國家來說絕不是一件好事，因此積極導入外國的學問與文化。
在小野妹子第二次渡海時，他派遣福因、惠明、玄理、大國、日文、請安、惠隐、廣齊八人為留學生。
這八人都是歸化人或其子孫，由此不僅可以知道朝廷能夠溫和地接納由外國歸化而來的人，同時也能夠知道這些人為日本文化的發展做出的貢獻。
此外，這時候派遣的八名留學生中，有兩人在三十一年後歸國，另外兩人在三十二年後歸國，由此可推測，在派遣他們出國的時候，聖德太子應該是确定了不要忙着出成績，而讓他們充分學習、研究先進文化的方針。
修建法隆寺 太子通過編纂憲法、制定冠位，使國家的本質更加純粹，也明确了國家的系列制度，但是所謂國體或者說是國格這種東西，是在曆史中誕生的，法制規定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國體的完善，要完善國體必須要仔細地檢視曆史，明确國家的起源與由來。
于是太子與大臣蘇我馬子商議，緻力于曆史的編纂，即編纂了以《天皇記》與《國記》為代表的史書，記載了主要豪族的曆史。
到了開始編寫曆史的時候，計算年月的能力就變得非常必要了。
神話或者故事中，我們可以用&ldquo很久很久以前的某個時候&rdquo瞞混過去，曆史卻不能這樣，假如沒有&ldquo何時在何地發生了何事&rdquo這樣的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就說不上是曆史了。
然而日本在很長的時間内沒有文字，發生的事情都隻依賴口口相傳流傳下來，現在突然要編纂曆史，在計算之前發生過的曆史事件的具體年份時就遇到了大問題，這時候此前由中國傳入日本的谶緯之學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谶緯學主張曆史每隔一千二百六十年就會産生一個大變革，而且這個變革必然發生在辛酉年，這就是所謂的&ldquo辛酉革命說&rdquo。
當時編纂曆史的人采用了這一原則，将推古天皇九年的辛酉年作為新時代的起點，并将神武天皇的建國大業安排在了一千二百六十年前的辛酉年，并将這期間的一系列故事安排在了一千二百六十年間，這些在前文的&ldquo皇紀&rdquo部分已經提到過了，在此不再贅述。
這一時間推定導緻古時候的年月被過度拉長了，這實屬無奈之舉。
但是當時的人之所以會将推古天皇的治世視為新時代的起點，顯然是因為聖德太子的光輝新政給他們帶來了巨大沖擊，尤其是佛教的公開傳播以及與此相伴的莊嚴華美的寺院的修建，對當時的人們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
佛教傳來之初，蘇我稻目欣喜地迎接佛教的傳播，而物部尾輿及中臣鐮子則反對佛教，這一點前文既述。
最初，反對派獲勝，佛像被丢進了難波灣的堀江，而寺院則被一把火燒掉了，即使如此，蘇我氏也沒有放棄信仰。
在用明天皇治世時期，蘇我與物部兩家的後人分
在這之前，中國大陸分裂為南北兩朝，此後由隋朝統一南北，重新建立了強大的統一國家。
隋炀帝繼承父親的皇位是在605年，在這之前的一年，日本編寫了憲法十七條。
隋炀帝登基之時意氣風發，希望時隔多年之後重新統一中國大陸，将年号也改為了大業元年。
在大業三年，隋炀帝從日本的使節小野妹子處接受了日本的國書，也就是外交文書。
中國自視為大國，而将周圍的國家視為小國，有着認為小國都應該屈服在大國面前的思維定式，因此自然而然地認為來自日本的國書想必也表達了類似的内容或者态度。
沒想到隋炀帝打開國書時，發現其開頭竟然是這樣的：&ldquo日出處天子緻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rdquo這表明了完全平等的态度，隋炀帝因此很不滿，對負責外務的官員下令，不得再上呈這種無禮的外交文書，這件事情明确記載在了《隋書》裡。
隋炀帝雖然不喜歡日本在外交文書上表現出的無禮态度，但是認為與日本的外交交流仍然是有必要的，因此在第二年小野妹子歸國時，派遣外交官裴世清與他同行回國。
聖德太子盛情接待了他，并在他回國時第二次派遣小野妹子為大使前往隋朝。
這一次他們所持國書的内容記載在了《日本書紀》裡，據記載，文章的開頭是&ldquo東天皇敬白西皇帝&rdquo。
雖然與上一次的行文不同，但是無論是其意義還是其中包含的态度，都與前年的國書一緻。
這種對等的外交對中國來說是非常罕見的，也正是因為其特殊性，《隋書》中才會有特筆記載，這件事直到後世仍然被人傳頌，這都是聖德太子高明見識的産物[1]。
一個國家，無論面對多麼強大的國家，都能堅持對等交往，而不因為對方的強勢就采取低三下四的态度，這一點已經很了不起了。
聖德太子不僅做到了這一點，還意識到孤立一方、獨善其身對于國家來說絕不是一件好事，因此積極導入外國的學問與文化。
在小野妹子第二次渡海時，他派遣福因、惠明、玄理、大國、日文、請安、惠隐、廣齊八人為留學生。
這八人都是歸化人或其子孫，由此不僅可以知道朝廷能夠溫和地接納由外國歸化而來的人，同時也能夠知道這些人為日本文化的發展做出的貢獻。
此外，這時候派遣的八名留學生中，有兩人在三十一年後歸國，另外兩人在三十二年後歸國，由此可推測，在派遣他們出國的時候，聖德太子應該是确定了不要忙着出成績，而讓他們充分學習、研究先進文化的方針。
修建法隆寺 太子通過編纂憲法、制定冠位，使國家的本質更加純粹，也明确了國家的系列制度，但是所謂國體或者說是國格這種東西，是在曆史中誕生的，法制規定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國體的完善，要完善國體必須要仔細地檢視曆史，明确國家的起源與由來。
于是太子與大臣蘇我馬子商議，緻力于曆史的編纂，即編纂了以《天皇記》與《國記》為代表的史書，記載了主要豪族的曆史。
到了開始編寫曆史的時候，計算年月的能力就變得非常必要了。
神話或者故事中，我們可以用&ldquo很久很久以前的某個時候&rdquo瞞混過去，曆史卻不能這樣，假如沒有&ldquo何時在何地發生了何事&rdquo這樣的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就說不上是曆史了。
然而日本在很長的時間内沒有文字，發生的事情都隻依賴口口相傳流傳下來，現在突然要編纂曆史，在計算之前發生過的曆史事件的具體年份時就遇到了大問題，這時候此前由中國傳入日本的谶緯之學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谶緯學主張曆史每隔一千二百六十年就會産生一個大變革，而且這個變革必然發生在辛酉年，這就是所謂的&ldquo辛酉革命說&rdquo。
當時編纂曆史的人采用了這一原則，将推古天皇九年的辛酉年作為新時代的起點，并将神武天皇的建國大業安排在了一千二百六十年前的辛酉年，并将這期間的一系列故事安排在了一千二百六十年間，這些在前文的&ldquo皇紀&rdquo部分已經提到過了，在此不再贅述。
這一時間推定導緻古時候的年月被過度拉長了，這實屬無奈之舉。
但是當時的人之所以會将推古天皇的治世視為新時代的起點，顯然是因為聖德太子的光輝新政給他們帶來了巨大沖擊，尤其是佛教的公開傳播以及與此相伴的莊嚴華美的寺院的修建，對當時的人們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
佛教傳來之初，蘇我稻目欣喜地迎接佛教的傳播，而物部尾輿及中臣鐮子則反對佛教，這一點前文既述。
最初，反對派獲勝，佛像被丢進了難波灣的堀江，而寺院則被一把火燒掉了，即使如此，蘇我氏也沒有放棄信仰。
在用明天皇治世時期，蘇我與物部兩家的後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