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耳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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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耳丹》(ArdenofFeversham)不是一出怎樣了不起的戲，可是有榮譽叫我們向它的曆史的地位納頭便拜。這是今天戲劇文學保存下來的最早的實事劇，和莎士比亞同時，作者是一個無名氏，大約在十六世紀末幾年，莎翁紅遍了半片子天，常常就有一些可憐蟲為了推廣銷路起見，硬借他的名姓使用，所以不知怎麼一下子，想必是那時候和中國差不了許多，版權沒有保障，《阿耳丹》這出戲就進了莎翁的戲劇集，後來經學者仔細一搞，又把它剔(或者踢)出來了。可是，趕不上莎翁，也不見得就壞，學者根據了一些天曉得是什麼東西的風格的比較研究，又把它歸到另一位同代大作家基德(ThomasHyd)的賬上。像一個小皮球，扔過來扔過去，兩邊全不收，《阿耳丹》隻好以無名氏和我們見面了。
假如兩位老人家肯收，倒也光榮，至少搶先了法國十八世紀狄德羅(Diderot)一步，從古代帝王的神龛把悲劇請到民間，脫去蟒袍，換上便服，也在戲台露臉。這不是一件容易事。不遵守傳統的典訓，不顧同代風氣的趨向，一個自悄沒聲地往前趕了一步，老實說，這不容易。狄德羅直到十八世紀才提出他的革命性的理論，這時候中産階級已經在法國站穩了，路易十六沒有多少年就上了斷頭台。中産階級要有自己的生活的戲，社會環境有了，陣勢擺好了，狄德羅水到渠成，以他的文壇的地位，一言九鼎，成功并不太難，雖然他也得寫好些篇文章來闡揚他的道理。可是英國十六世紀的《阿耳丹》的無名作者，拿四十年前的真事寫成戲，寫成曆史悠久自成一格的悲劇，不僅打開現代悲劇之門，卻也需要一些勇氣。何況他真有一手兒，經得起人讀。
“現實”兩個字的分量在這裡并不沉重。因為，這是實事劇，作者的用意是把一個故事說好，說好，他就算盡了責，沒有更大的野心，如我們所有的問題劇的作家。在“尾聲”裡面，他借人物點破他的謙虛的能力:
先生們，我們希望你們原諒這出赤裸裸的悲劇，生硬的地方照樣還有，不好聽，也不順眼因為簡單的真理就夠可愛了，用不着塗一層别的材料眩耀。
他沒有從外頭塗抹，但是他曾經盡他的可能往裡掘發。他不是一位大藝術家，如托爾斯泰，寫《黑暗之勢力》，把良心和生活配勻整了，以一種完美的形式傳達出來。但是，十六世紀的無名氏居然把托翁的戲劇可能也薰染給我們看，這比中國的實事劇的作家深厚多了。
實事劇在中國一向盛行。北京的《春阿氏》，上海的《閏瑞生》，現下已經過時了，往年曾經和罪案一樣轟動。實事劇總是根據一件有名的罪案編寫出來的，開頭大都和生意經有直接的關聯。劇本編的不好，罪案的熱勁兒一過，自然而然，就在遺忘之中死去了。平劇裡面有些實事劇，仰仗演員的工力，一直脍炙人口，然而沒有優秀的演技，我擔心也就活不久的。《雙釘記》大概就是一出。至于同型的《串珠記》，罪案的背景也在山西太谷，或者《雙鈴記》，背景是北京，都是清末的奸殺案，也都是梆子好戲，潑辣旦的撒手锏。
說也奇怪，《阿耳丹》就是這樣一出奸殺案。正如《黑暗之勢力》也是。阿耳丹是一個商人，不是壞人，自然具有一般商人的通病，貪圖不義之财。他仗勢占了一塊窮人的地，後來奸夫淫婦把他殺死，無意之中，恰好丢在那塊有血腥氣息的田地。淫婦叫做阿麗絲，姘上了原先縫補衣服後來爬上去做了貴人的管家的毛司比。當着丈夫，阿麗絲比蜜還要甜，可是背着丈夫，狠到比響尾蛇還要毒。毛司比就怕她，幾次三番想和她反臉，甚至于已經破口，還是跑下坡路做了殺人犯。作者始終沒有放松犯罪的心理的描繪，也正是這一點使它在本質上高過于我們的《雙釘記》:我們這類平劇的心理過程隻有幾分鐘，還要靠着路三寶小翠花的演技才能夠出來。阿麗絲和毛司比最初并不親自動手，雇了幾個無賴在暗中行兇。《阿耳丹》這出戲的緊張完全集中在幾次暗殺的垂成将敗之間，有時太貧氣，那是因為我們的眼眶子如今已經擡高了。想想看，一直暗殺了五大幕，最後才算阿耳丹自己糊塗，回到家門送死。
這裡頭難免有些命運的色彩。可是那也難怪，本身既是刑事，報應昭張的觀念自然而然也就伏在裡面。這類實事劇的根據是小市民心理，假如沒有命運的成分，除非作者如托翁是大藝術家，否則倒真可驚了。
三月八日
(載1947年3月13日《文彙報·筆會》第194期)
***
[1]本文署名“劉西渭”。——編者
假如兩位老人家肯收，倒也光榮，至少搶先了法國十八世紀狄德羅(Diderot)一步，從古代帝王的神龛把悲劇請到民間，脫去蟒袍，換上便服，也在戲台露臉。這不是一件容易事。不遵守傳統的典訓，不顧同代風氣的趨向，一個自悄沒聲地往前趕了一步，老實說，這不容易。狄德羅直到十八世紀才提出他的革命性的理論，這時候中産階級已經在法國站穩了，路易十六沒有多少年就上了斷頭台。中産階級要有自己的生活的戲，社會環境有了，陣勢擺好了，狄德羅水到渠成，以他的文壇的地位，一言九鼎，成功并不太難，雖然他也得寫好些篇文章來闡揚他的道理。可是英國十六世紀的《阿耳丹》的無名作者，拿四十年前的真事寫成戲，寫成曆史悠久自成一格的悲劇，不僅打開現代悲劇之門，卻也需要一些勇氣。何況他真有一手兒，經得起人讀。
“現實”兩個字的分量在這裡并不沉重。因為，這是實事劇，作者的用意是把一個故事說好，說好，他就算盡了責，沒有更大的野心，如我們所有的問題劇的作家。在“尾聲”裡面，他借人物點破他的謙虛的能力:
先生們，我們希望你們原諒這出赤裸裸的悲劇，生硬的地方照樣還有，不好聽，也不順眼因為簡單的真理就夠可愛了，用不着塗一層别的材料眩耀。
他沒有從外頭塗抹，但是他曾經盡他的可能往裡掘發。他不是一位大藝術家，如托爾斯泰，寫《黑暗之勢力》，把良心和生活配勻整了，以一種完美的形式傳達出來。但是，十六世紀的無名氏居然把托翁的戲劇可能也薰染給我們看，這比中國的實事劇的作家深厚多了。
實事劇在中國一向盛行。北京的《春阿氏》，上海的《閏瑞生》，現下已經過時了，往年曾經和罪案一樣轟動。實事劇總是根據一件有名的罪案編寫出來的，開頭大都和生意經有直接的關聯。劇本編的不好，罪案的熱勁兒一過，自然而然，就在遺忘之中死去了。平劇裡面有些實事劇，仰仗演員的工力，一直脍炙人口，然而沒有優秀的演技，我擔心也就活不久的。《雙釘記》大概就是一出。至于同型的《串珠記》，罪案的背景也在山西太谷，或者《雙鈴記》，背景是北京，都是清末的奸殺案，也都是梆子好戲，潑辣旦的撒手锏。
說也奇怪，《阿耳丹》就是這樣一出奸殺案。正如《黑暗之勢力》也是。阿耳丹是一個商人，不是壞人，自然具有一般商人的通病，貪圖不義之财。他仗勢占了一塊窮人的地，後來奸夫淫婦把他殺死，無意之中，恰好丢在那塊有血腥氣息的田地。淫婦叫做阿麗絲，姘上了原先縫補衣服後來爬上去做了貴人的管家的毛司比。當着丈夫，阿麗絲比蜜還要甜，可是背着丈夫，狠到比響尾蛇還要毒。毛司比就怕她，幾次三番想和她反臉，甚至于已經破口，還是跑下坡路做了殺人犯。作者始終沒有放松犯罪的心理的描繪，也正是這一點使它在本質上高過于我們的《雙釘記》:我們這類平劇的心理過程隻有幾分鐘，還要靠着路三寶小翠花的演技才能夠出來。阿麗絲和毛司比最初并不親自動手，雇了幾個無賴在暗中行兇。《阿耳丹》這出戲的緊張完全集中在幾次暗殺的垂成将敗之間，有時太貧氣，那是因為我們的眼眶子如今已經擡高了。想想看，一直暗殺了五大幕，最後才算阿耳丹自己糊塗，回到家門送死。
這裡頭難免有些命運的色彩。可是那也難怪，本身既是刑事，報應昭張的觀念自然而然也就伏在裡面。這類實事劇的根據是小市民心理，假如沒有命運的成分，除非作者如托翁是大藝術家，否則倒真可驚了。
三月八日
(載1947年3月13日《文彙報·筆會》第1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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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署名“劉西渭”。——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