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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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在抗戰期間完成了三個劇作。一個是《蛻變》，一個是《北京人》，一個是《家》。這三個劇本，就造詣而論，就曹禺的全部劇作而論，當然首推《北京人》。假如以寫作的速度而論，便要首推如今正在演出的《蛻變》。他向例謹嚴審慎，輕易不放寫作出手。隻有《蛻變》是一個例外。寫得快，放得快。為什麼?因為他在抗戰初期，雖然看到了許多腐惡的現象，但是他更看到了更多的光明的事實。一種愉快的抒情的心境引着他走。一個新的中國在新生。《蛻變》是他喜悅的興奮的表示。他為我們這個老大的民族歡悅，為我們這個老大的國家歡悅。環境盡管險惡，不分老幼(梁專員和丁昌)，打成一個力量，形成中堅分子(丁大夫)的後盾。一股抒情的氣息洄流在現實而又現實的語句之間。屬于現實，所以真實充滿了熱情，所以感人。《蛻變》的收獲是明顯的。十二月八日以前，《蛻變》在上海是新鮮的，勝利的今日在上海還是新鮮的。它不是作者最高的成就，然而它說明他的一面，也說明中國的一面。這就是好幫它永生了。
(載1945年11月17日《前線日報·戲》第1期)
《少年遊》
《少年遊》是一個好劇本。“麗華”現在敦請朱端鈞先生導演，再加上一付整齊的陣容，可以說是旗鼓相當。吳祖光先生離開北平八年，緬懷已逝的學生時代，人之所往，便寫出了這出可歌可泣的好戲。他說得好:“這些日子是辛酸的，憂愁的、痛苦的也是興奮的，愉快的、歡笑着的。”他的憧憬成為導演的憧憬，經過後者的處理，又将成為觀衆的憧憬。這是一群女學生畢業前後和住校住公寓的生活——和僞統治之下現實接觸的結果。寫學生是不容易寫的能夠寫到《少年遊》裡面這樣，也就很難得了。但是最可愛也最可敬的一個人物，一個渺小而又被人遺忘的旁邊人物，倒是那個并非學生的弱者蔡松年。作者在這出戲裡面創造了好些人物，這個可憐蟲最令人感到興味。
(載1945年11月24日《前線日報·戲》第2期)
《流亡曲》
如今正在“美琪”上演。這張片子在表面上是反納粹，骨子裡是反政治。作者在開始就告訴我們，這是一個由于沒有身份證而發生的傷心故事，選擇的背景屬于納粹黨在德奧稱雄。身份證是一個小東西，但是沒有了它，便有無法形容的慘酷。人和人的結合本來應當是自由的，情感的，需要的，然而政治把人類分成若幹集團，不得稍有逾越。“人”站在國家的組織的岩層[1]之下，失去了自然的社會地位，成了無家可歸的政治犯，身份證是一個可貴的記号。但是臨到為了争取一個更可貴的使命的關口，甯可粉身碎骨，也不能夠享受這種橫暴的恩惠。《流亡曲》點破這一點，當史坦因挽偕警官跳樓的時候，不僅慘痛，簡直偉大了。
(載1945年11月24日《前線日報·戲》第2期)
***
[1]此處原文漏排一字，“層”字為編者拟。——編者
(載1945年11月17日《前線日報·戲》第1期)
《少年遊》
《少年遊》是一個好劇本。“麗華”現在敦請朱端鈞先生導演，再加上一付整齊的陣容，可以說是旗鼓相當。吳祖光先生離開北平八年，緬懷已逝的學生時代，人之所往，便寫出了這出可歌可泣的好戲。他說得好:“這些日子是辛酸的，憂愁的、痛苦的也是興奮的，愉快的、歡笑着的。”他的憧憬成為導演的憧憬，經過後者的處理，又将成為觀衆的憧憬。這是一群女學生畢業前後和住校住公寓的生活——和僞統治之下現實接觸的結果。寫學生是不容易寫的能夠寫到《少年遊》裡面這樣，也就很難得了。但是最可愛也最可敬的一個人物，一個渺小而又被人遺忘的旁邊人物，倒是那個并非學生的弱者蔡松年。作者在這出戲裡面創造了好些人物，這個可憐蟲最令人感到興味。
(載1945年11月24日《前線日報·戲》第2期)
《流亡曲》
如今正在“美琪”上演。這張片子在表面上是反納粹，骨子裡是反政治。作者在開始就告訴我們，這是一個由于沒有身份證而發生的傷心故事，選擇的背景屬于納粹黨在德奧稱雄。身份證是一個小東西，但是沒有了它，便有無法形容的慘酷。人和人的結合本來應當是自由的，情感的，需要的，然而政治把人類分成若幹集團，不得稍有逾越。“人”站在國家的組織的岩層[1]之下，失去了自然的社會地位，成了無家可歸的政治犯，身份證是一個可貴的記号。但是臨到為了争取一個更可貴的使命的關口，甯可粉身碎骨，也不能夠享受這種橫暴的恩惠。《流亡曲》點破這一點，當史坦因挽偕警官跳樓的時候，不僅慘痛，簡直偉大了。
(載1945年11月24日《前線日報·戲》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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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處原文漏排一字，“層”字為編者拟。——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