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幾道（1854—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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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各公舉其守宰”。
在《辟韓》一文裡，他借韓昌黎的《原道》做筏子，發揮極左派的民約論。
他反問，“韓子何不雲，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财以相為生養者也。
其有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而置之君，使之作為刑政甲兵，以鋤其強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于是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為之君，君不能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這簡直是預替後來的革命黨張目了。
無怪此文轉載《時務報》後，張之洞看見，大為皺眉。
據說他本來想給作者一些過不去，經旁人勸解，結果在《時務報》上登出“屠梅君侍禦”奉命寫成的《辨〈辟韓〉書》了事。
在甲午左右，嚴氏給他堂弟的信裡還說，“兄北洋當差，味同嚼蠟，張香帥于兄頗有知己之言。
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時建樹耳”。
此時他才知道張香帥之所以為張香帥！嚴氏晚年與其弟子熊純如的書劄裡說，“當《時務報》之初出也，複嘗寓書戒之（梁啟超），勸其無易由言，緻成他日之悔。
聞當日得書，頗為意動，而轉念乃雲，吾将憑随時之良知行之，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談、驚奇之論”。
其實梁氏在《時務報》的言論還沒有他的“辟韓論”這樣偏宕、驚奇。
難道此文廣布後，他旋自惱悔，抑或他晚年的追想不盡可靠？ 蔡孑民說，“嚴複譯《天演論》的時候，本來算激烈派，聽說他常常說&lsquo尊民叛君，尊今叛古&rsquo八個字的主義”。
（《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他的思想解放程度可以一事為例。
乙未殉職的海軍提督丁汝昌遺有一個很美的夫人。
此時嚴複已喪偶，不以寡婦為嫌，想設法娶她，并且寫了一封托人轉交她的求婚信。
也許他的朋友不以此事為然，沒有代轉此信，其事遂罷。
（聞此信今存謝冰心女士家。
） 《天演論》（赫胥黎《演化與倫理》論集中頭兩篇的譯本）是嚴複在乙未年譯成的（他在水師學堂裡曾用此書做教本），後來大約經過修改，但一直到戊戌年才刊行。
我們在這裡沒工夫去談及原書的大旨、譯法的講求和譯筆的優美。
現在隻引胡适之先生把這部小書的影響形容得最盡緻的一段話：“《天演論》出版不久，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
&hellip&hellip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醜大恥辱之後，這個&lsquo優勝劣敗，适者生存&rsquo的公式确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絕大的刺激。
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般，延燒着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
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禅。
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
陳炯明不是号競存麼？我有兩個同學，一個叫做孫競存，一個叫做楊天擇。
我自己的名字也是這樣風氣底下的紀念品。
”（《四十自述》） 這部極得意的書卻是嚴氏極失意的時候寫的。
忠厚地說，他是一個熱心的人；刻薄地說，他是一個熱中的人。
不管怎樣，甲午前後的時局一方面煽動他的“熱”，一方面沒有給他一個發洩的處所。
和他“風誼兼師友”的吳汝綸勸慰他道：“執事博涉，兼能文筆，學問淹有東西四萬裡之長；子雲筆劄之工，充國四夷之學&hellip&hellip鐘于一手。
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
竊以為國家長此因循不用賢則已耳。
如翻然求賢而登進之，舍執事其将誰屬？&hellip&hellip一時之交疏用寡，不足以芥蒂于懷，而屈賈諸公不得志之文，虞卿魏公子傷心之事，舉不得援以自證。
”像這類的話，對他隻是畫餅。
到了戊戌年，就是《天演論》初刊行的一年，康梁等所造成的維新局面像要給他一個揚眉的機會了。
他被人薦給光緒帝了，他被光緒帝召見了，光緒帝命他把近作《拟上今皇帝萬言書》抄呈了。
但這篇大文未及抄好而政變忽起，而西太後垂簾聽政，而六君子就義，連累得他才辦了一年的《國聞周報》也不幸短命死矣。
此後兩年間，他在天津匿迹銷聲，收拾閑心來譯他的《原富》（即亞當·斯密的《國富的性質和原因探究》）和《若幹己權界論》（即穆勒的《自由論》），并且續他八年久斷的“弦”。
（他的元配王夫人在光緒十八年死後，他隻納一妾。
） （三） 從庚子變亂到辛亥革命約莫十一年間，他的生活的流轉和以前二十年間生活的固定恰成一對照。
庚子五月，他倉皇避難，抛卻藏書，偕着新妻，跑到上海。
上海的名流開政治大會，讨論東南互保的事，舉他為副會長，容闳為正會長。
閏八月，他參加一個中西人合組的慈善團體，來京津救濟，十月底返上海（陸樹德《救濟日記》）。
次年他被招赴天津，主持開平礦務局事。
次年京師大學堂開辦，吳汝綸被聘做總教習，他被聘做大學堂的編譯局總辦。
這時他的《原富》（此書上半在庚子離津前譯成）已陸續出版，梁啟超在是年的《新民叢報》第一期裡大為此書吹噓，并且昌言“嚴氏于西學、中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
後來大學堂禮聘吳、嚴，他又在《叢報》裡說，“回銮後所辦新政，惟京師大學堂差強人意，自管學以下諸職司皆稱得人&hellip&hellip今日足系
在《辟韓》一文裡，他借韓昌黎的《原道》做筏子，發揮極左派的民約論。
他反問，“韓子何不雲，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财以相為生養者也。
其有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而置之君，使之作為刑政甲兵，以鋤其強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于是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為之君，君不能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這簡直是預替後來的革命黨張目了。
無怪此文轉載《時務報》後，張之洞看見，大為皺眉。
據說他本來想給作者一些過不去，經旁人勸解，結果在《時務報》上登出“屠梅君侍禦”奉命寫成的《辨〈辟韓〉書》了事。
在甲午左右，嚴氏給他堂弟的信裡還說，“兄北洋當差，味同嚼蠟，張香帥于兄頗有知己之言。
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時建樹耳”。
此時他才知道張香帥之所以為張香帥！嚴氏晚年與其弟子熊純如的書劄裡說，“當《時務報》之初出也，複嘗寓書戒之（梁啟超），勸其無易由言，緻成他日之悔。
聞當日得書，頗為意動，而轉念乃雲，吾将憑随時之良知行之，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談、驚奇之論”。
其實梁氏在《時務報》的言論還沒有他的“辟韓論”這樣偏宕、驚奇。
難道此文廣布後，他旋自惱悔，抑或他晚年的追想不盡可靠？ 蔡孑民說，“嚴複譯《天演論》的時候，本來算激烈派，聽說他常常說&lsquo尊民叛君，尊今叛古&rsquo八個字的主義”。
（《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他的思想解放程度可以一事為例。
乙未殉職的海軍提督丁汝昌遺有一個很美的夫人。
此時嚴複已喪偶，不以寡婦為嫌，想設法娶她，并且寫了一封托人轉交她的求婚信。
也許他的朋友不以此事為然，沒有代轉此信，其事遂罷。
（聞此信今存謝冰心女士家。
） 《天演論》（赫胥黎《演化與倫理》論集中頭兩篇的譯本）是嚴複在乙未年譯成的（他在水師學堂裡曾用此書做教本），後來大約經過修改，但一直到戊戌年才刊行。
我們在這裡沒工夫去談及原書的大旨、譯法的講求和譯筆的優美。
現在隻引胡适之先生把這部小書的影響形容得最盡緻的一段話：“《天演論》出版不久，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
&hellip&hellip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醜大恥辱之後，這個&lsquo優勝劣敗，适者生存&rsquo的公式确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絕大的刺激。
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般，延燒着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
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禅。
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
陳炯明不是号競存麼？我有兩個同學，一個叫做孫競存，一個叫做楊天擇。
我自己的名字也是這樣風氣底下的紀念品。
”（《四十自述》） 這部極得意的書卻是嚴氏極失意的時候寫的。
忠厚地說，他是一個熱心的人；刻薄地說，他是一個熱中的人。
不管怎樣，甲午前後的時局一方面煽動他的“熱”，一方面沒有給他一個發洩的處所。
和他“風誼兼師友”的吳汝綸勸慰他道：“執事博涉，兼能文筆，學問淹有東西四萬裡之長；子雲筆劄之工，充國四夷之學&hellip&hellip鐘于一手。
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
竊以為國家長此因循不用賢則已耳。
如翻然求賢而登進之，舍執事其将誰屬？&hellip&hellip一時之交疏用寡，不足以芥蒂于懷，而屈賈諸公不得志之文，虞卿魏公子傷心之事，舉不得援以自證。
”像這類的話，對他隻是畫餅。
到了戊戌年，就是《天演論》初刊行的一年，康梁等所造成的維新局面像要給他一個揚眉的機會了。
他被人薦給光緒帝了，他被光緒帝召見了，光緒帝命他把近作《拟上今皇帝萬言書》抄呈了。
但這篇大文未及抄好而政變忽起，而西太後垂簾聽政，而六君子就義，連累得他才辦了一年的《國聞周報》也不幸短命死矣。
此後兩年間，他在天津匿迹銷聲，收拾閑心來譯他的《原富》（即亞當·斯密的《國富的性質和原因探究》）和《若幹己權界論》（即穆勒的《自由論》），并且續他八年久斷的“弦”。
（他的元配王夫人在光緒十八年死後，他隻納一妾。
） （三） 從庚子變亂到辛亥革命約莫十一年間，他的生活的流轉和以前二十年間生活的固定恰成一對照。
庚子五月，他倉皇避難，抛卻藏書，偕着新妻，跑到上海。
上海的名流開政治大會，讨論東南互保的事，舉他為副會長，容闳為正會長。
閏八月，他參加一個中西人合組的慈善團體，來京津救濟，十月底返上海（陸樹德《救濟日記》）。
次年他被招赴天津，主持開平礦務局事。
次年京師大學堂開辦，吳汝綸被聘做總教習，他被聘做大學堂的編譯局總辦。
這時他的《原富》（此書上半在庚子離津前譯成）已陸續出版，梁啟超在是年的《新民叢報》第一期裡大為此書吹噓，并且昌言“嚴氏于西學、中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
後來大學堂禮聘吳、嚴，他又在《叢報》裡說，“回銮後所辦新政，惟京師大學堂差強人意，自管學以下諸職司皆稱得人&hellip&hellip今日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