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幾道(1854—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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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堂于天津,即調宗光來當總教習(教務長)。

    宗光在這裡一直住了二十年。

    在光緒十五年由總教習升為會辦,次年又升為總辦。

    到庚子亂起,他才離開天津,逃難到上海,而水師學堂也跟着停辦,李鴻章也跟着去世了。

     宗光在天津時,有信(家藏未刊)給他的堂弟某說,“兄自來津以後,諸事雖無不佳,亦無甚好處。

    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

    至于上司,當今做官,須得内有門馬,外有交遊,又須錢鈔應酬,廣通聲氣,兄則三者無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達乎?置之不足道也”。

    最使他抑郁的,李鴻章雖調他來在身邊,卻沒有重用他。

    臯比虛擁,十年才一遷轉。

    後來他的朋友陳寶琛說,“法越事變(光緒十一年)文忠為德璀琳(Detring,德國顧問)所绐,皇遽定約,惎言者摘發,疑忌及君,君亦憤而自疏。

    及文忠大治海軍,以君總辦學堂,不預機要,奉職而已”。

    (陳撰嚴君墓志銘)這也許是真的。

    但宗光也有不自疏的時候。

    他升任總辦後給他堂弟的信裡說,“用吾弟言,多見此老(鴻章),果然即有好處,大奇,大奇”。

    這信裡有附筆說,“兄吃煙事,中堂亦知之,雲汝如此人才,吃煙豈不可惜。

    此後當仰體吾意,想出法子革去。

    中堂真可感也”。

    他開始吃煙,不知在那一年,要當在歸國來津之後。

    他的信裡雖然托堂弟找戒煙丸,但他的煙癖似乎未曾戒去。

    (據說他吸煙的法子卻與衆不同,像吃飯一般,幹幹脆脆地吸了幾口,便馬上起床讀書做事。

    )他于本業,并非傑出,而又有惡習,鴻章用他長海軍學堂已是過分,何況于負更大責任的職位?至于别方面實行的才幹,他未嘗有以自見,又怎能怪鴻章不大用他?或者有人會問,李鴻章既知道他是一個人才,何不置之幕府?但嚴氏所長在西學。

    當時李所主持的新事業(最重要的如海軍)已大受阻撓,沒有發展的希望。

    何況于更根本的改革?李鴻章實在沒有用得着嚴氏的地方。

    (嚴雖不見用于李,對李始終無惡感,李死,嚴挽道:“使生平用盡其謀,其成功或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如何?”)他最适宜的活動,還是他後來所采用的,以言論開風氣。

     但他始終不甘心做一個僅僅坐言的人。

    海軍的路是走不通的,而且他不相信海軍是有根本的重要,因此他想借科舉的階梯,走上政治的路。

    從乙酉(光緒十一年)到癸巳八年間,他曾兩應福建鄉試(乙酉、癸巳),兩應順天鄉試(戊子、己醜),但都失敗了。

    我們從他後來答友人鄭孝胥的解嘲詩中的話,可以知道他這時期的野心和失意: &hellip&hellip少曰賤子賤,身世随所遷。

    與官充水手,自審非其腳。

    不祥固金性,時時冶中躍。

    每逢高軒過,氣欲偃溟渤。

    懾然為之下,肩聳足自躩。

    竊問客何操,乃爾勢旁魄。

    鹹雲科目人,轉瞬即台閣。

    不者亦清流,師友動寥廓。

    忽爾大動心,男兒宜此若。

    私攜比皇墳,背人事鑽灼。

    更買國子生,秋場期有獲。

    誰知不量分,鉛刀無一割。

    當時利市者,自有幹與莫。

    熒冥短檠镫,凄慘長屈蠖。

    &hellip&hellip 他本來想等“博一第入都,以與當軸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較易動聽,風氣漸可轉移”。

    (《年譜》)所以直至此時,他還沒有正式發表過什麼政論。

    第四次秋闱罷後,他覺得科舉的路又絕望,不再去試了。

    跟着就是甲午戰争,跟着就是乙未和約。

    這次的奇恥大辱掀動全國士大夫的情感。

    他覺得再不能等待,再不能緘默了,就在乙未年,當合議告成後不久,他開始在天津《直報》發表文章,他開始翻譯有名的《天演論》。

    次年梁啟超主辦《時務報》于上海,嚴在《直報》發表的文章全被轉載了。

    次年夏,他自己又和夏曾佑等創辦《國聞周刊》于天津。

    這時他已經改名複,字幾道。

    他的譯著都署新名,宗光一名遂不為世人所知。

    但又陵的别字卻是與宗光相副的。

     他乙未年在《直報》發表的文章有《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篇。

    它們的大旨如下。

    西洋人者所長,不僅在“擅會稽”“擅機巧”,他們的“德、慧、術、知”皆“為吾民所遠不及”。

    西洋文明的“命脈之所在”,“苟握要而談,不外乎學術則黜僞而崇真,于刑政則屈己以為公可已”(這就是後來提倡新文化的人所謂賽恩斯和德谟克拉西兩位小姐)。

    我們想救亡,要效法西洋,想效法西洋,要從這兩方面效法。

    當時“中國本位”的學問,在他看來,是完全要不得的。

    “中土之學必求古訓。

    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

    記誦詞章既已誤,訓诂注疏又甚拘。

    江河日下,以至于今之經義、八股(為黨義之名者其知道乎!不然,何其與經義之名遙相伉俪也!)則适足以破壞人才耳。

    ”隻有西學才真是學。

    “夫西洋之于學,自明以前,與中土亦相埒耳。

    至于晚近言學,則先物理而後文詞,重達用而薄藻飾。

    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緻其心思,貴自得而賤因,善喜疑而慎信。

    故其名數諸學,則借以教緻思窮理之術;其力質諸學,則皆以導觀物察變之方,而其本事,則筌蹄之于魚兔而已矣。

    ”(今之主持教育的人們有幾個懂得此理)。

    至于政治方面,為實現“屈己以為公”的原則,嚴氏以為必須“設議院于京師,而令天下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