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靜安先生與晚清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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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而在其政治上之意見。

    譚氏此書之目的亦在此而不在彼。

    &hellip&hellip庚辛以還,各種雜志接踵而起,其執筆者非喜事之學生,則亡命之逋臣也。

    此等雜志本不知學問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hellip&hellip如《新民叢報》中之汗德哲學,其纰缪十且八九也。

    &hellip&hellip近時之著譯與雜志既如斯矣,至學校則何如?&hellip&hellip京師大學之本科尚無設立之日&hellip&hellip此外私立大學亦無足當專門之資格者。

    唯上海之震旦學校有丹徒馬良氏之《哲學講義》,雖未知其内容如何,然由其課程觀之,則依然三百年前特嘉爾(即笛卡兒)之獨斷哲學耳。

    國中之學校如此,則海外之留學界何如?夫同治及光緒初年之留學歐美者,皆以海軍制造為主,其次法律而已。

    以純粹科學專其家者,獨無所聞。

    其稍有哲學興味如嚴複氏者,亦隻以餘力及之。

    其能接歐人深邃偉大之思想者,吾決其必無也。

     以上皆節錄王先生之語。

    由今觀之,先生所決為必無者,果竟無有。

    而先生之書之不投世好,蓋已自知之矣。

    嗟乎!當此舉世沉溺于實用觀念與功利主義之中,獨有人焉,匡矯時俗,脫屣名位,求自我之展伸,為學問而學問,周旋揖讓于歐洲深邃偉大之思想家之群,而聆其談吐,而與之诘難,窮形上之奧,究人生之謎,而複挹精撷華以饷當世,斯豈非先知先覺之豪傑士,而我國思想史上所當特筆大書者欤? 且先生在思想上不僅有介紹與整理之功而已也。

    其論性,其批評叔本華,皆有精到之獨見焉。

    其論性也,略曰:性之為物,超乎吾人之智識之外也。

    今夫吾人所可得而知者(按如康德之說),一先天的知識,一後天的知識。

    前者如空間時間之形式及悟性之範疇,此不待經驗而生,而經驗所由以成立者。

    後者乃經驗上所教我者,凡一切可以經驗之物皆是也。

    今試問性之為物,果得從先天中或後天中知之乎?先天中所能知者知識之形式,而不及于智識之材質,而性固一智識之材質也。

    若謂于後天中知之,則所知者又非性。

    何則?吾人經驗上所知之性,其受遺傳與外部之影響者不少,則其非性之本來面目固已久矣。

    故斷言之曰:性之為物,超乎吾人智識之外也。

    夫如是,故欲論人性者,非馳于空想之域,勢不得不從經驗上推論之。

    苟執經驗上之性以為性,則必由善惡二元論起。

    何則?善惡之并立,吾人經驗上之事實也。

    自生民以來至于今,世界之事變,曆史之所紀述,詩人之所悲歌,孰非此善惡二性之争鬥乎?政治與道德,宗教與哲學,孰非由此而起乎?善惡者反對之事實,而非相對之事實也(大善曰善,小善曰善,非如大熱曰熱,小熱曰寒)。

    惟然,故不能由其一說明之。

    又積極之事實而非消極之事實也。

    (有善曰善,無善猶非惡,非如有光曰明,無光曰暗。

    )惟然,故不能舉其一而遺其他,故從經驗上立論,不能不歸宿于二元論。

    此所論雖不知其于性果有當否,尚不緻于矛盾,故得而持其說。

    至若超乎經驗而言性,或則為超絕的一元論(即性無善無不善,及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說),務與經驗上之事實相調和,亦不見有顯著之矛盾。

    至執性善性惡之一元論者,當其就性言性時,以性為吾人不可經驗之一物,故尚得持其說。

    然欲以之說明經驗或應用于修身之事業,則矛盾即随之而起。

    此則其《論性》一文中曆表古今衆論以證明者也。

     欲明王先生對于叔本華“解脫說”之懷疑,宜先知叔氏學說之大略。

    其言曰:世界萬物及人類之本質為生之意志(WilltoLive)。

    意志者,一切物存在之原因也。

    此意志之表現于個人意識中者,厥為生活之欲望。

    個人之意志與萬物之意志初非二物,原為一體。

    個人之要求生存,非個人直接要求,乃間接受此共通意志之宰制耳。

    此共通意志所要求者,乃共通之生存(Existenceingeneral),而非某個人之生存。

    個人受此意志之支配而有生活之欲望與需求。

    欲求無窮,而凡欲求皆不可必得償也。

    痛苦者非他,欲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