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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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之情形及民國後纂修之經過，曆來參預修纂此書之人，亦著其姓名履曆及所參預之部分，列為一表。
此上略論體例之宜增革者竟。
其内容之缺憾可得言焉。
其一，《史稿》既不著史源，故其所已取及未取之資料為何，不易考察。
然觀其記多爾衮與博爾濟錦氏之關系，記平三藩及鋤明裔之用兵，記康熙末年宮闱之慘劇，記清初諸文字獄，事實及觀點俱無殊于官書，則知本紀所據蓋不出《實錄》《東華錄》及諸方略。
觀其列傳，恒類于谀墓之文，例如李光地之醜行揭于謝山，而《史稿》之傳光地，直無瑕可擊之完人。
又如王鴻緒之竊《明史稿》，本傳中絕不言其事。
又在鴉片戰争時，海齡之守鎮江，臨難苟免（見《出圍城記》），僞報死節，而《史稿》信以為真，則知列傳所據多不出宣付國史館之形狀。
又如其傳陳資齋，不及其《海國見聞錄》，其傳洪稚存，不及其《意言》，則曷若勿傳，此蓋亦受行狀撰者之累也。
其二，其中根據官樣文章，緻成笑柄之處頗多。
茲舉數例如下：（1）《本紀六》記康熙五年“朝鮮、荷蘭入貢”。
（2）十七年“朝鮮、西洋入貢”。
夫稍有常識者，當知是時西洋諸國斷無向中國入貢稱臣、自侪于朝鮮之理，不謂數百年前我國人盲目之誇大狂，猶存于今日之國史中。
（3）《阮元傳》之“祖玉堂活降苗數千人，有陰德”，堂堂“太史公”，識見乃同于鄉曲之婦孺乎？ 其三，書中論贊，于前清諸帝頌譽備至，幾于人人皆足與堯、舜、禹、湯比肩。
雖以胤禛之刻薄兇殘、弘曆之驕暴淫侈，猶曲為阿谀。
書首發刊通啟，兩處皆用甲子，不書民國正朔，一望而知編纂之人多為亡清遺老也。
夫興悲麥秀，對泣南冠，士各有志，無用诋譏，然若使此種态度影響于史迹之論述，則殊乖實事求是之精神。
革命時代之宣傳，以天下之惡皆歸于滿洲，固是偏見。
若處處立意為亡清掩護，其失均耳。
不幸本書即犯此病，其紀傳之謹官書無論矣。
他如清初平定東南，屠戮壓迫之慘，又如康乾兩朝号稱黃金時代，然其時民生之疾苦，若唐甄《潛書》、汪輝祖《病榻夢痕錄》中無意叙入者，吾人皆不能于《史稿》中得絲毫之印象。
所謂信史，固如是夫？ 其四，書中亦頗有訛誤之處。
例如（1）《阮元傳》謂元“集清代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
按《疇人傳》實總述曆代曆算諸家，上起秦漢以前，其書極通行，可按覆也。
（2）《林則徐傳》謂義律呈繳煙土二萬餘箱，按據林文忠公奏疏，實萬五千餘箱耳。
（3）《交通志》記我國鐵路權喪失之曆史雲：“法自越南築路以達雲南省，自龍州築路以達鎮南關。
德據膠州灣築路以達濟南。
葡據澳門築鐵路以達廣州。
&hellip&hellip此各國以鐵路侵略中國之大略也。
”按葡萄牙并無在澳門築鐵路以達廣州之事，亦從未有此議。
事關國權，堂堂國史中豈容衍此巨謬？史館中人，陸沉若此，吾不禁擲卷而驚起矣。
署名“燕雛”，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0期，1928年5月21日。
附： 清史館來函 《大公報》鑒：先讀貴報（《文學副刊》第二十期）所載論《清史稿》一文，正深欽佩，又蒙賜示，感幸至矣。
此次校刻史稿，原非定本，意在借以求益，徐再修正。
既辱不棄，倘能代為廣達此意，使海内外通人碩學源源指教，則尤幸甚。
開館修史，雖逾十年，而疊經變亂，倉卒付印，急就成章，實無異于明修《元史》。
至體裁全仿《明史》，不合新史，此則為舊史體例所拘，無可如何。
當俟當代名人合二十五史，而另編通史，庶足為史學界啟一新紀元。
同人拙陋，萬萬不能及此也。
文末承示錯誤各節，定當于校勘記中正之。
如更有賜教者，并望函寄北京清史館金息侯。
至願拜嘉，匆匆即請撰安。
燕雛先生能示姓名，尤感。
清史館啟（陰曆）四月十二日 【編者附言】按本報于每期《文學副刊》出版後，必寄贈該期中所批評介紹之書籍、雜志之編輯人及其發行之書店各一份，俾得知曉，是為定例。
來函有關系者，亦必刊登，以谂讀者。
又本副刊立論，力求大公無我，專重批評精神，但論其書，不問其人。
然鑒于常人每喜于人的關系肆為推求，于是毀譽輕重，妄為曲解，而友好親知亦多顧忌，故本副刊于作者（除來稿自願用真名者外）例不署名，或則謹志别号，而真姓名亦約定不以告人，俾作者、讀者兩得自由。
作者可以暢所欲言，而讀者亦就文論文，就書論書，不為其他之推測，如是方可得精确嚴正之批評。
此意于本副刊第一期《本副刊之宗旨及體例》第三段之末，已申言之。
故清史館賜函函末所詢一節，恕不能答複（此層兼答北京何季琨君）。
又本副刊雖由多人執筆，然各篇互相照應，内容實為一貫，望讀者合其而後全體而觀之，勿專注意尋求某作者或某種題目，則幸甚矣。
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3期，1928年6月11日。
此上略論體例之宜增革者竟。
其内容之缺憾可得言焉。
其一，《史稿》既不著史源，故其所已取及未取之資料為何，不易考察。
然觀其記多爾衮與博爾濟錦氏之關系，記平三藩及鋤明裔之用兵，記康熙末年宮闱之慘劇，記清初諸文字獄，事實及觀點俱無殊于官書，則知本紀所據蓋不出《實錄》《東華錄》及諸方略。
觀其列傳，恒類于谀墓之文，例如李光地之醜行揭于謝山，而《史稿》之傳光地，直無瑕可擊之完人。
又如王鴻緒之竊《明史稿》，本傳中絕不言其事。
又在鴉片戰争時，海齡之守鎮江，臨難苟免（見《出圍城記》），僞報死節，而《史稿》信以為真，則知列傳所據多不出宣付國史館之形狀。
又如其傳陳資齋，不及其《海國見聞錄》，其傳洪稚存，不及其《意言》，則曷若勿傳，此蓋亦受行狀撰者之累也。
其二，其中根據官樣文章，緻成笑柄之處頗多。
茲舉數例如下：（1）《本紀六》記康熙五年“朝鮮、荷蘭入貢”。
（2）十七年“朝鮮、西洋入貢”。
夫稍有常識者，當知是時西洋諸國斷無向中國入貢稱臣、自侪于朝鮮之理，不謂數百年前我國人盲目之誇大狂，猶存于今日之國史中。
（3）《阮元傳》之“祖玉堂活降苗數千人，有陰德”，堂堂“太史公”，識見乃同于鄉曲之婦孺乎？ 其三，書中論贊，于前清諸帝頌譽備至，幾于人人皆足與堯、舜、禹、湯比肩。
雖以胤禛之刻薄兇殘、弘曆之驕暴淫侈，猶曲為阿谀。
書首發刊通啟，兩處皆用甲子，不書民國正朔，一望而知編纂之人多為亡清遺老也。
夫興悲麥秀，對泣南冠，士各有志，無用诋譏，然若使此種态度影響于史迹之論述，則殊乖實事求是之精神。
革命時代之宣傳，以天下之惡皆歸于滿洲，固是偏見。
若處處立意為亡清掩護，其失均耳。
不幸本書即犯此病，其紀傳之謹官書無論矣。
他如清初平定東南，屠戮壓迫之慘，又如康乾兩朝号稱黃金時代，然其時民生之疾苦，若唐甄《潛書》、汪輝祖《病榻夢痕錄》中無意叙入者，吾人皆不能于《史稿》中得絲毫之印象。
所謂信史，固如是夫？ 其四，書中亦頗有訛誤之處。
例如（1）《阮元傳》謂元“集清代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
按《疇人傳》實總述曆代曆算諸家，上起秦漢以前，其書極通行，可按覆也。
（2）《林則徐傳》謂義律呈繳煙土二萬餘箱，按據林文忠公奏疏，實萬五千餘箱耳。
（3）《交通志》記我國鐵路權喪失之曆史雲：“法自越南築路以達雲南省，自龍州築路以達鎮南關。
德據膠州灣築路以達濟南。
葡據澳門築鐵路以達廣州。
&hellip&hellip此各國以鐵路侵略中國之大略也。
”按葡萄牙并無在澳門築鐵路以達廣州之事，亦從未有此議。
事關國權，堂堂國史中豈容衍此巨謬？史館中人，陸沉若此，吾不禁擲卷而驚起矣。
署名“燕雛”，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0期，1928年5月21日。
附： 清史館來函 《大公報》鑒：先讀貴報（《文學副刊》第二十期）所載論《清史稿》一文，正深欽佩，又蒙賜示，感幸至矣。
此次校刻史稿，原非定本，意在借以求益，徐再修正。
既辱不棄，倘能代為廣達此意，使海内外通人碩學源源指教，則尤幸甚。
開館修史，雖逾十年，而疊經變亂，倉卒付印，急就成章，實無異于明修《元史》。
至體裁全仿《明史》，不合新史，此則為舊史體例所拘，無可如何。
當俟當代名人合二十五史，而另編通史，庶足為史學界啟一新紀元。
同人拙陋，萬萬不能及此也。
文末承示錯誤各節，定當于校勘記中正之。
如更有賜教者，并望函寄北京清史館金息侯。
至願拜嘉，匆匆即請撰安。
燕雛先生能示姓名，尤感。
清史館啟（陰曆）四月十二日 【編者附言】按本報于每期《文學副刊》出版後，必寄贈該期中所批評介紹之書籍、雜志之編輯人及其發行之書店各一份，俾得知曉，是為定例。
來函有關系者，亦必刊登，以谂讀者。
又本副刊立論，力求大公無我，專重批評精神，但論其書，不問其人。
然鑒于常人每喜于人的關系肆為推求，于是毀譽輕重，妄為曲解，而友好親知亦多顧忌，故本副刊于作者（除來稿自願用真名者外）例不署名，或則謹志别号，而真姓名亦約定不以告人，俾作者、讀者兩得自由。
作者可以暢所欲言，而讀者亦就文論文，就書論書，不為其他之推測，如是方可得精确嚴正之批評。
此意于本副刊第一期《本副刊之宗旨及體例》第三段之末，已申言之。
故清史館賜函函末所詢一節，恕不能答複（此層兼答北京何季琨君）。
又本副刊雖由多人執筆，然各篇互相照應，内容實為一貫，望讀者合其而後全體而觀之，勿專注意尋求某作者或某種題目，則幸甚矣。
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3期，1928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