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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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開館，倏逾十年。
去冬草創已就，即付排印，名之曰《清史稿》，意者尚有待于讨論與潤色欤？昔清修明史，曆三十二年（康熙十八年至五十年）而草稿成，又二十二年而定本出。
以今較昔，不為不速矣。
夫與其因循延宕，緻贻“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之譏，毋甯因陋就簡，先以所成者問世，博征衆見，而徐圖修訂，故吾人于《清史稿》之及今刊布，許為得計。
《清史稿》凡百冊。
去冬印行者乃紀、志、表、傳之各一部分，凡五十冊；其餘五十冊，雲于今年端午節以前刊竣，未審能如約否耳。
（全書定價百元，一次付清，北京東華門内清史館經售。
）觀其已印成之部分及其餘部分之目錄，殊多使吾人失望之處，茲分體例及内容兩項，評論如次。
欲明清史體例之所宜，當先确定國史（指國史館所修之史）之任務。
近人喜稱頌章實齋之史學，而于章氏在我國史學上一空前之創見，則罕能識其微旨，此即“記注之史”與“撰述之史”之厘辨是也。
此之區别，在西洋史學上，惟晚近意大利學者柯洛齊（BenedettoCroce，今譯為克羅齊）于其所著ZurTheorieundGeschichtederHistoriographie（今譯為《曆史學的理論與實際》）中始暢發之。
章氏之分記注與撰述，與柯洛齊之分chronide與history其意略同。
章氏曰：“智以藏往，神以知來。
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
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拟神也。
藏往欲其赅備無遺。
&hellip&hellip知來欲其抉擇去取。
”（《書教篇》下）章氏所謂記注與柯洛齊所謂chronide完全相同，惟章氏所謂記注，實含有教誨與預測之意。
客觀的曆史，未必完全于教誨與預測無裨，然不能以此為鹄的。
然則撰述将以何者為抉擇去取之标準欤？曰：以現在問題之解答。
凡一時代之對于過去，精神上及智力上皆有其所尋求追索而待解答之問題，非得解答則不能滿足，撰述之史專以解答此諸問題，而記注為過去之庫藏，雖與此諸問題無涉之資料，亦貯而存之，以備将來新問題發生之取汲。
此柯洛齊所認為記注與撰述之區别，而吾人所當贊同者也。
持此以論官修之國史，其當為記注之史欤，抑撰述之史欤？曰：記注之史。
此其故有三焉。
其一，記注之史需求極殷，然其範圍廣而取材繁，非個人所優為，必合衆力而易舉，且網羅文籍、采訪調查所需經費，殊非私人之力所能給，藏于公共機關之史料，更非私人之力所能緻。
若委之于私人或私人團體，何啻俟河之清？故編纂完備之記注，非國史館孰任其責。
其二，撰述之史必有一根本見解或觀點貫注全書，連絡各部。
而“衆手修書，道旁築室”，難收貫通一緻之效，若強而行之，必産生“非驢非馬”之結果。
其三，記注“整齊世故”，有繩墨可循；撰述操抉擇之權衡，易流于偏激。
凡居特殊地位之人，其偏見特多。
國史館為國中惟一之機關，國史非私人著作所能取而相代，去取抑揚苟不得當，則史學上之損失極大。
合此三因，可确定國史當為記注之史。
（至将來國史館之組織及将來國史之體例不在本文範圍，當别論。
）今《清史稿》之大病，即在未能認清記注與撰述之界限，遂至于“記注、撰述兩無所取”。
夫既為記注，則其體例須适應下列兩條件：（1）記述須求赅備，換言之，即須帶百科全書性質。
然所謂赅備，非無所不包，雖鄰貓産子亦以入錄之謂也，要之直接或間接有影響于人群，有關涉于文化者為标準。
（2）材料之比次須便于檢查。
舊史記傳之體若加變通，尚能适應此二條件，無須根本改造。
且有清二百餘年來史館所儲之資料，皆為作舊式正史之預備，若根本變革其體例，則成書事倍而功半，更不論其與舊有二十四史之銜接與否也。
然若墨守舊史體例，不加變通，則無取矣。
今《清史稿》之體例，除諸帝本紀外，志則有《時憲志》《天文志》《災異志》《地理志》《樂志》《輿服志》《選舉志》《職官志》《食貨志》《河渠志》《兵志》《刑法志》《藝文志》《交通志》《邦交志》，表則有《皇子表》《諸臣封爵世表》《大學士年表》《軍機大臣年表》《部院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傳則有《後妃傳》《諸王傳》《諸臣傳》《循吏傳》《儒林傳》《文苑傳》《忠義傳》《孝友傳》《遺逸傳》《藝術傳》《列女傳》《土司傳》《藩部傳》《屬國傳》。
其中除《交通》《邦交》二志及《疆臣》《藩部》二表為新創者外，餘皆不出前史窠臼。
此書體例乃采用洪憲時代杭縣吳士鑒所定，而略有修改。
吳撰有《纂修清史商例》，載《中國學報》（洪憲時代劉師培等所辦）。
吳氏于近世史學毫無所窺，其所起例固無足取，然以吳氏之《商例》較今《清史稿》之内容，則知後此史館中人，識見反出吳氏下。
例如吳氏拟立《使臣表》《興學志》及《外臣傳》，而《史稿
去冬草創已就，即付排印，名之曰《清史稿》，意者尚有待于讨論與潤色欤？昔清修明史，曆三十二年（康熙十八年至五十年）而草稿成，又二十二年而定本出。
以今較昔，不為不速矣。
夫與其因循延宕，緻贻“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之譏，毋甯因陋就簡，先以所成者問世，博征衆見，而徐圖修訂，故吾人于《清史稿》之及今刊布，許為得計。
《清史稿》凡百冊。
去冬印行者乃紀、志、表、傳之各一部分，凡五十冊；其餘五十冊，雲于今年端午節以前刊竣，未審能如約否耳。
（全書定價百元，一次付清，北京東華門内清史館經售。
）觀其已印成之部分及其餘部分之目錄，殊多使吾人失望之處，茲分體例及内容兩項，評論如次。
欲明清史體例之所宜，當先确定國史（指國史館所修之史）之任務。
近人喜稱頌章實齋之史學，而于章氏在我國史學上一空前之創見，則罕能識其微旨，此即“記注之史”與“撰述之史”之厘辨是也。
此之區别，在西洋史學上，惟晚近意大利學者柯洛齊（BenedettoCroce，今譯為克羅齊）于其所著ZurTheorieundGeschichtederHistoriographie（今譯為《曆史學的理論與實際》）中始暢發之。
章氏之分記注與撰述，與柯洛齊之分chronide與history其意略同。
章氏曰：“智以藏往，神以知來。
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
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拟神也。
藏往欲其赅備無遺。
&hellip&hellip知來欲其抉擇去取。
”（《書教篇》下）章氏所謂記注與柯洛齊所謂chronide完全相同，惟章氏所謂記注，實含有教誨與預測之意。
客觀的曆史，未必完全于教誨與預測無裨，然不能以此為鹄的。
然則撰述将以何者為抉擇去取之标準欤？曰：以現在問題之解答。
凡一時代之對于過去，精神上及智力上皆有其所尋求追索而待解答之問題，非得解答則不能滿足，撰述之史專以解答此諸問題，而記注為過去之庫藏，雖與此諸問題無涉之資料，亦貯而存之，以備将來新問題發生之取汲。
此柯洛齊所認為記注與撰述之區别，而吾人所當贊同者也。
持此以論官修之國史，其當為記注之史欤，抑撰述之史欤？曰：記注之史。
此其故有三焉。
其一，記注之史需求極殷，然其範圍廣而取材繁，非個人所優為，必合衆力而易舉，且網羅文籍、采訪調查所需經費，殊非私人之力所能給，藏于公共機關之史料，更非私人之力所能緻。
若委之于私人或私人團體，何啻俟河之清？故編纂完備之記注，非國史館孰任其責。
其二，撰述之史必有一根本見解或觀點貫注全書，連絡各部。
而“衆手修書，道旁築室”，難收貫通一緻之效，若強而行之，必産生“非驢非馬”之結果。
其三，記注“整齊世故”，有繩墨可循；撰述操抉擇之權衡，易流于偏激。
凡居特殊地位之人，其偏見特多。
國史館為國中惟一之機關，國史非私人著作所能取而相代，去取抑揚苟不得當，則史學上之損失極大。
合此三因，可确定國史當為記注之史。
（至将來國史館之組織及将來國史之體例不在本文範圍，當别論。
）今《清史稿》之大病，即在未能認清記注與撰述之界限，遂至于“記注、撰述兩無所取”。
夫既為記注，則其體例須适應下列兩條件：（1）記述須求赅備，換言之，即須帶百科全書性質。
然所謂赅備，非無所不包，雖鄰貓産子亦以入錄之謂也，要之直接或間接有影響于人群，有關涉于文化者為标準。
（2）材料之比次須便于檢查。
舊史記傳之體若加變通，尚能适應此二條件，無須根本改造。
且有清二百餘年來史館所儲之資料，皆為作舊式正史之預備，若根本變革其體例，則成書事倍而功半，更不論其與舊有二十四史之銜接與否也。
然若墨守舊史體例，不加變通，則無取矣。
今《清史稿》之體例，除諸帝本紀外，志則有《時憲志》《天文志》《災異志》《地理志》《樂志》《輿服志》《選舉志》《職官志》《食貨志》《河渠志》《兵志》《刑法志》《藝文志》《交通志》《邦交志》，表則有《皇子表》《諸臣封爵世表》《大學士年表》《軍機大臣年表》《部院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傳則有《後妃傳》《諸王傳》《諸臣傳》《循吏傳》《儒林傳》《文苑傳》《忠義傳》《孝友傳》《遺逸傳》《藝術傳》《列女傳》《土司傳》《藩部傳》《屬國傳》。
其中除《交通》《邦交》二志及《疆臣》《藩部》二表為新創者外，餘皆不出前史窠臼。
此書體例乃采用洪憲時代杭縣吳士鑒所定，而略有修改。
吳撰有《纂修清史商例》，載《中國學報》（洪憲時代劉師培等所辦）。
吳氏于近世史學毫無所窺，其所起例固無足取，然以吳氏之《商例》較今《清史稿》之内容，則知後此史館中人，識見反出吳氏下。
例如吳氏拟立《使臣表》《興學志》及《外臣傳》，而《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