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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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肅親王豪格，定國大将軍豫親王多铎，定遠大将軍鄭親王濟爾哈朗，敬謹親王尼堪，世子濟度，安遠大将軍信郡王多尼，平南大将軍貝勒勒克德渾，征南大将軍貝勒博洛、一等公譚泰，甯南靖寇大将軍貝子洛托、一等子陳泰，定西大将軍内大臣固山額真何洛會，皆曾領兵分征，為統一全國立下了功勞。
故《清史稿》在諸王列傳中贊諸王開國之功說：“國初開創，栉風沐雨，以百戰定天下，系諸王是庸。
”清帝福臨也嘉慰滿洲将士建國之功勳和辛勞，說：“嗟爾将士等，披堅執銳，露宿風餐，汗馬血戰，出百死一生，以開拓天下。
”①其三，諸王管理部院，滿官權大。
皇太極于天聰五年（1631）設六部時，即讓諸貝勒分管各部。
崇德八年（1643）十二月攝政王多爾衮曾罷王公管理部院之制，後又命端重親王博洛、巽親王滿達海、敬謹親王尼堪同理六部事務，順治八年正月福臨親政後又恢複諸王管部舊制，一年以後才廢除。
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開始隻有滿尚書，順治五年七月始設漢尚書，且部印俱由滿尚書掌握。
管理蒙古等民族事務的理藩院，尚書、侍郎皆是滿洲、蒙古人員，漢官不能擔任。
八旗王公大臣掌握了治政統軍之權，是清朝的核心統治集團。
“滿漢一家” 攝政王多爾衮、順治帝福臨雖然盡力維護滿洲貴族特權，“首崇滿洲”，但隻憑區區一二千名八旗王公大臣和五六萬滿洲男丁，無論如何也不能消滅二三百萬名抗清将士和統治上億漢民，必須實行“以漢治漢”政策，因而多次宣稱“滿漢一家”。
早在順治元年（1644）四月初清軍征明前夕，内秘書院大學士範文程上書攝政王陳述奪天下安江山之計時，便着重強調要實行“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的根本性政策。
多爾衮采納了這一至關重要的建議，予以付諸實施。
所謂“滿漢一家”，最主要體現在争取漢人官員紳衿上，即極力籠絡争取漢族上層人員為清帝效勞。
順治元年五月初二日多爾衮乘辇于武英殿升座，第二日即連下兩道谕旨，宣布：招撫檄文到日剃發歸順者，“地方官各升一級”，“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隐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
不久又谕令“在京内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遣人以書征召故明大學士馮铨，授其以大學士原銜入内院佐理機務。
明順天巡撫宋權，降後初任原職，順治三年升任國史院大學士。
兵部侍郎金之俊降後仍為故官，順治五年擢工部尚書，後連任八年大學士。
王永吉、胡世安、黨崇雅分别以總督、侍郎、少詹事擢授尚書、大學士。
多爾衮還超級提升一批原來明朝中等官員和文人，授以尚書、大學士等職。
原明戶部郎中衛周祚、編修高爾俨、庶吉士張端、庶吉士成克鞏、都給①《清世祖實錄》卷87，頁7。
事中陳名夏、中允陳之遴、編修劉正宗、進士杜立德等，皆陸續分任尚書、侍郎等要職，最後均擢任大學士。
多爾衮、福臨特别重視入清以來考中進士的漢族士子，予以破格提升。
順治元年即宣布繼續實行科舉制，考試文人。
順治三年狀元傅以漸、四年狀元呂宮、進士馮溥、王熙，皆任至大學士，王熙還特受清帝寵信，命其撰寫遺诏。
多爾衮又規定，内閣六部均設滿缺漢缺，任滿洲、漢人、漢軍旗人為尚書、侍郎、大學士。
地方總督、巡撫及其以下官員，亦是滿漢兼用，但清初以漢官為多。
“滿漢一家”之另一重要體現是綠營兵的設立。
區區滿洲數萬男丁，難以肩負“拱衛宸極，綏靖疆域”之重任，必須“以漢治漢”，即用漢将漢兵協助，尤其是平時轄治地方之責，更得依靠漢兵來完成，兼之，安插降清之上百萬将士，亦需有其用武之地。
從順治元年起，清政府便陸續在各省設立綠營官兵，将士主要是漢人，也有少數滿、蒙、回人員。
各省皆有綠營兵，其統帥是該省或一二三省合在一起的總督及無總督之省的巡撫。
他們算是文官編制。
至于日常操練、管轄和防戍，則由武職官員負責。
綠營武官中官階最高的将領是提督，官階從一品，或專設，或由巡撫兼任，後來各行省共有十四員提督。
其下是總兵官，官階正二品，為一鎮之主，共六十六員。
再下則是副将、參将、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官，約六千餘員。
順治年間，各省綠營兵約有六七十萬名，後減少至五六十萬。
多爾衮多次宣谕“滿漢一家”之事，要求“滿漢一家，同享升平”。
他還為使滿漢官民“各相親睦”，下谕允許滿漢官員互通婚姻。
他谕告禮部：“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親睦，莫若使之締結婚姻，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聽之。
”①通過“滿漢一家”政策，吸收了大批漢官、漢士、漢将、漢兵，他們遵循帝旨國法，治理京内外各級衙門事務，轄束人民，征賦佥役，從征厮殺，為統一全國，安定九州，鞏固清朝統治，起了很大作用。
革除“三饷”，整饬吏治明朝萬曆末年以後，橫征暴斂，大增賦稅。
“遼饷”每畝田賦增收白銀一分二厘，共銀六百六十萬兩，“剿饷”二百八十萬兩，“練饷”七百三十萬兩，“三饷”加派每年多達一千六百餘萬兩，倍于正額，且饷外有饷，“三饷歲額二千三百餘萬”，又超過“三饷”正額六七百萬兩，其他苛捐雜稅亦多如牛毛，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故官兵愈剿“盜”愈多，“民越窮而寇越起”。
①《清世祖實錄》卷40，頁11。
聰睿的多爾衮深知此情，于順治元年七月十七日發布“大清國攝政王令旨”，向全國人
故《清史稿》在諸王列傳中贊諸王開國之功說：“國初開創，栉風沐雨，以百戰定天下，系諸王是庸。
”清帝福臨也嘉慰滿洲将士建國之功勳和辛勞，說：“嗟爾将士等，披堅執銳，露宿風餐，汗馬血戰，出百死一生，以開拓天下。
”①其三，諸王管理部院，滿官權大。
皇太極于天聰五年（1631）設六部時，即讓諸貝勒分管各部。
崇德八年（1643）十二月攝政王多爾衮曾罷王公管理部院之制，後又命端重親王博洛、巽親王滿達海、敬謹親王尼堪同理六部事務，順治八年正月福臨親政後又恢複諸王管部舊制，一年以後才廢除。
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開始隻有滿尚書，順治五年七月始設漢尚書，且部印俱由滿尚書掌握。
管理蒙古等民族事務的理藩院，尚書、侍郎皆是滿洲、蒙古人員，漢官不能擔任。
八旗王公大臣掌握了治政統軍之權，是清朝的核心統治集團。
“滿漢一家” 攝政王多爾衮、順治帝福臨雖然盡力維護滿洲貴族特權，“首崇滿洲”，但隻憑區區一二千名八旗王公大臣和五六萬滿洲男丁，無論如何也不能消滅二三百萬名抗清将士和統治上億漢民，必須實行“以漢治漢”政策，因而多次宣稱“滿漢一家”。
早在順治元年（1644）四月初清軍征明前夕，内秘書院大學士範文程上書攝政王陳述奪天下安江山之計時，便着重強調要實行“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的根本性政策。
多爾衮采納了這一至關重要的建議，予以付諸實施。
所謂“滿漢一家”，最主要體現在争取漢人官員紳衿上，即極力籠絡争取漢族上層人員為清帝效勞。
順治元年五月初二日多爾衮乘辇于武英殿升座，第二日即連下兩道谕旨，宣布：招撫檄文到日剃發歸順者，“地方官各升一級”，“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隐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
不久又谕令“在京内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遣人以書征召故明大學士馮铨，授其以大學士原銜入内院佐理機務。
明順天巡撫宋權，降後初任原職，順治三年升任國史院大學士。
兵部侍郎金之俊降後仍為故官，順治五年擢工部尚書，後連任八年大學士。
王永吉、胡世安、黨崇雅分别以總督、侍郎、少詹事擢授尚書、大學士。
多爾衮還超級提升一批原來明朝中等官員和文人，授以尚書、大學士等職。
原明戶部郎中衛周祚、編修高爾俨、庶吉士張端、庶吉士成克鞏、都給①《清世祖實錄》卷87，頁7。
事中陳名夏、中允陳之遴、編修劉正宗、進士杜立德等，皆陸續分任尚書、侍郎等要職，最後均擢任大學士。
多爾衮、福臨特别重視入清以來考中進士的漢族士子，予以破格提升。
順治元年即宣布繼續實行科舉制，考試文人。
順治三年狀元傅以漸、四年狀元呂宮、進士馮溥、王熙，皆任至大學士，王熙還特受清帝寵信，命其撰寫遺诏。
多爾衮又規定，内閣六部均設滿缺漢缺，任滿洲、漢人、漢軍旗人為尚書、侍郎、大學士。
地方總督、巡撫及其以下官員，亦是滿漢兼用，但清初以漢官為多。
“滿漢一家”之另一重要體現是綠營兵的設立。
區區滿洲數萬男丁，難以肩負“拱衛宸極，綏靖疆域”之重任，必須“以漢治漢”，即用漢将漢兵協助，尤其是平時轄治地方之責，更得依靠漢兵來完成，兼之，安插降清之上百萬将士，亦需有其用武之地。
從順治元年起，清政府便陸續在各省設立綠營官兵，将士主要是漢人，也有少數滿、蒙、回人員。
各省皆有綠營兵，其統帥是該省或一二三省合在一起的總督及無總督之省的巡撫。
他們算是文官編制。
至于日常操練、管轄和防戍，則由武職官員負責。
綠營武官中官階最高的将領是提督，官階從一品，或專設，或由巡撫兼任，後來各行省共有十四員提督。
其下是總兵官，官階正二品，為一鎮之主，共六十六員。
再下則是副将、參将、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官，約六千餘員。
順治年間，各省綠營兵約有六七十萬名，後減少至五六十萬。
多爾衮多次宣谕“滿漢一家”之事，要求“滿漢一家，同享升平”。
他還為使滿漢官民“各相親睦”，下谕允許滿漢官員互通婚姻。
他谕告禮部：“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親睦，莫若使之締結婚姻，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聽之。
”①通過“滿漢一家”政策，吸收了大批漢官、漢士、漢将、漢兵，他們遵循帝旨國法，治理京内外各級衙門事務，轄束人民，征賦佥役，從征厮殺，為統一全國，安定九州，鞏固清朝統治，起了很大作用。
革除“三饷”，整饬吏治明朝萬曆末年以後，橫征暴斂，大增賦稅。
“遼饷”每畝田賦增收白銀一分二厘，共銀六百六十萬兩，“剿饷”二百八十萬兩，“練饷”七百三十萬兩，“三饷”加派每年多達一千六百餘萬兩，倍于正額，且饷外有饷，“三饷歲額二千三百餘萬”，又超過“三饷”正額六七百萬兩，其他苛捐雜稅亦多如牛毛，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故官兵愈剿“盜”愈多，“民越窮而寇越起”。
①《清世祖實錄》卷40，頁11。
聰睿的多爾衮深知此情，于順治元年七月十七日發布“大清國攝政王令旨”，向全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