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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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值得肯定的積極意義。
問題是，條約本身對中俄兩國是不完全平等的，主要是對俄國更有利，即不但使其恢複了和中國的商業關系，取得了在北京和恰克圖的自由貿易權利，就是在邊界上也得到了對貝加爾至色楞格斯克和安加拉河一帶的控制權，并使俄國的邊界延伸到色楞格斯克以南的地區，把原來不屬于俄國的土地拿到了手。
自《恰克圖界約》簽訂後，俄國積極發展對華貿易，自1728至1755年，俄國有六批商隊來華。
在恰克圖的邊境貿易也很活躍，特别是私商貿易發展尤其迅速。
十八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沙俄在恰克圖的貿易周轉額，每年約有五十萬到六十萬盧布，進入六十年代即超過百萬盧布①。
俄國商人獲利高達百分之二百至三百。
沙俄政府從中亦獲巨額稅收，1756年貿易額六十九萬二千零二十一盧布，收稅十五萬七千盧布；1759年貿易額一百四十一萬七千一百三十盧布，收稅二十三萬盧布。
但是清朝仍對與沙俄貿易不感興趣，甚至存有戒心。
乾隆二年（1736）監督俄羅斯館禦史赫慶提議，禁止俄商來京貿易，從此俄商主要集中于恰克圖地方的邊境貿易。
就是在恰克圖，由于沙俄的侵擾和收納逃人，清朝也經常以停止互市進行制裁，自1728至1793年曾停止十餘次，每次數日至十數日。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朝以“私收貨稅，苦累商人”為由停止了恰克圖貿易。
三十三年俄使克洛撲夫來京企圖與清政府訂立商約，或要求俄商再赴北京，均遭拒絕，僅與清朝所派理藩院左侍郎慶桂等締結了通商章程，簽訂了《修改恰克圖界約第十條》，加強了對①王少平：《中俄恰克圖貿易》，載《社會科學戰線》1900年第3期。
逃人的管束和懲處。
從此恢複了恰克圖的貿易。
五十年，又因俄國隐匿逃人不交正法，停止恰克圖貿易，而且嚴禁大黃茶葉偷運入俄。
直至五十六年，才應俄國的懇請重開貿易。
這時雙方又感到有必要就商業問題進行談判，于是清朝派庫倫辦事大臣松筠并副都統普福·貝子遜都布多爾濟與俄依爾庫次克總管色勒裴特等談判，簽訂了中俄《恰克圖商約》。
此約共五條，主要是恢複恰克圖貿易；兩國商人貨物交易後，即行歸結，不複負欠；雙方官吏，以和遜相處；兩國邊民嚴禁盜竊；兩國邊地盜竊人命案件，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明後，各歸本國處理。
這一條約，給中俄雙方帶來了較長時間的安定，并促進了彼此的商業發展。
第六節 俄國傳教士的在華活動 俄國傳教士的活動，對中俄關系有一定影響。
這些活動，首先是教士來華和創造傳教條件。
俄國人信奉東正教，該教是基督教的一個派别。
《尼布楚條約》簽訂前已有從雅克薩俘獲來華的東正教徒，他們被編為鑲黃旗佐領。
那時清朝康熙帝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在俄人住區賜建一座廟宇供其作禮拜之用。
後來住北京的東正教徒把廟宇改為“聖尼古拉教堂”，也稱“北館”，由主教米拉提主持。
俄國彼得一世很重視其教士的在華活動，1700年特谕選有名望的教士充任托博爾斯克區的主教，使其在中國和西伯利亞發展教徒，特别是争取中國上自皇帝下至居民對傳教事業的支持。
1712年來華的俄國商隊專員向中國提出派青年傳教士來華，接替年老的米拉提主教。
後來還是康熙帝主動提出俄國可派教士來華，于是在圖理琛出使俄國返回途中，從托博爾斯克帶來主教伊拉利昂·列紮伊斯基及教徒七人。
從這時起，北京就正式駐有俄國傳教士了①。
1719年伊茲瑪依洛夫來華，經過請求為俄國商人開辦教堂，清朝答應給予一塊地基修建教堂②。
1727年中俄《恰克圖界約》明文規定，俄國傳教士可由一人，再補充三人，即不但教士團常駐北京合法化，且人數也有所增加。
1732年，在俄羅斯館旁又建立供來華商人們用的教堂，稱為“南館”。
後來在南館内建“奉獻節教堂”，俄傳教士團來華就住在此館，由清政府支給部分生活費。
自1715至1840年鴉片戰争，俄國共有十二屆傳教士團來北京。
在華的俄國傳教士活動，積極方面的是加強了彼此的宗教和文化交流。
中國最先允許俄國派學生随教士團來華學習漢語和滿語，個别也有學痘醫的。
從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到鴉片戰争前，俄國先後來華的學生共有三十七人，這是當時其他和中國有關系的國家望塵莫及的。
同時清廷為培養俄語翻譯人才，在理藩院既設俄羅斯館，又選八旗官學生二十四人入館學習。
課程主要是俄語，其外也設蒙、藏、拉丁語等課程。
五年考試一次，考中一、二等者予八、九品官。
有一些在華的俄國傳教士和留學生成了著名的學者。
圖理琛所著《異域錄》曾為主教、學者伊拉利昂譯為俄文，傳入俄國。
伊拉利昂回俄後在彼得堡科學院教授漢語和蒙語。
教士畢楚林對中國及蒙古、西藏的曆史有很高的造詣，寫了不少這方面的著作行世。
曾任第九屆使團團長的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曾把《西藏志》、《蒙古最初四汗史》、《西藏和青海史》、《北京志》、《中國及其居民風俗習慣》、《三字經》等譯成俄文。
比丘林回國後，成為俄國科學院的通訊院士，奠定了俄國漢學的基礎。
他是著名詩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從他那裡得知很多有關中國的科學知識和情況。
第十一屆傳教使團的一名學員帕維爾·庫爾良德采夫，1832年因①[俄]尼·伊·維謝洛夫斯基：《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第一冊，第33頁。
②[法]加恩：《早期中俄關系史》，第92頁。
病回國，帶去三十五冊《石頭記》手抄本，或許是從中國最早傳到俄國去的一部《紅樓夢》。
同屆的學員科瓦尼科在《祖國紀事》雜志上發表所著十篇《中國紀行》，其中第九篇介紹了《石頭記》的片斷等，引起了文學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給予評述。
俄國傳教士在華活動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有的披着宗教的外衣，為沙俄的侵略擴張效勞。
他們在中國搜集軍事和政治情報，或作為俄國官方的代表，從事與教士不相稱的勾當。
沙皇政府給傳教士的經費不斷增加，他們的地位日益顯得重要，傳教士團的大司祭往往由和俄國政關系密切的要人擔任。
俄國政府還利用他們的留學生在理藩院充當翻譯的機會，盜竊中國情報。
1738年俄國留學生布裡亞特人羅索興因盜去一份詳細的中國全圖，而獲得準尉軍銜和每年一百五十盧布的賞金。
俄國的一些傳教士還和在華的西方耶稣會士取得聯系，利用耶稣會士到中國早，知道的中國情況多，從他們那裡刺探有關中國的情況。
東正教士的這些政治性活動引起清朝的警覺和懷疑，監督俄羅斯館禦史赫慶奏稱：“（俄國）在京讀書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輿圖違禁等物，禁勿售與。
”①當然清朝的限制并未完全收到預想的效果。
在中國走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過程中，這些傳教士更多的扮演了為沙俄帝國主義侵略服務的角色。
①《朔方備乘》卷12《俄羅斯館考》。
問題是，條約本身對中俄兩國是不完全平等的，主要是對俄國更有利，即不但使其恢複了和中國的商業關系，取得了在北京和恰克圖的自由貿易權利，就是在邊界上也得到了對貝加爾至色楞格斯克和安加拉河一帶的控制權，并使俄國的邊界延伸到色楞格斯克以南的地區，把原來不屬于俄國的土地拿到了手。
自《恰克圖界約》簽訂後，俄國積極發展對華貿易，自1728至1755年，俄國有六批商隊來華。
在恰克圖的邊境貿易也很活躍，特别是私商貿易發展尤其迅速。
十八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沙俄在恰克圖的貿易周轉額，每年約有五十萬到六十萬盧布，進入六十年代即超過百萬盧布①。
俄國商人獲利高達百分之二百至三百。
沙俄政府從中亦獲巨額稅收，1756年貿易額六十九萬二千零二十一盧布，收稅十五萬七千盧布；1759年貿易額一百四十一萬七千一百三十盧布，收稅二十三萬盧布。
但是清朝仍對與沙俄貿易不感興趣，甚至存有戒心。
乾隆二年（1736）監督俄羅斯館禦史赫慶提議，禁止俄商來京貿易，從此俄商主要集中于恰克圖地方的邊境貿易。
就是在恰克圖，由于沙俄的侵擾和收納逃人，清朝也經常以停止互市進行制裁，自1728至1793年曾停止十餘次，每次數日至十數日。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朝以“私收貨稅，苦累商人”為由停止了恰克圖貿易。
三十三年俄使克洛撲夫來京企圖與清政府訂立商約，或要求俄商再赴北京，均遭拒絕，僅與清朝所派理藩院左侍郎慶桂等締結了通商章程，簽訂了《修改恰克圖界約第十條》，加強了對①王少平：《中俄恰克圖貿易》，載《社會科學戰線》1900年第3期。
逃人的管束和懲處。
從此恢複了恰克圖的貿易。
五十年，又因俄國隐匿逃人不交正法，停止恰克圖貿易，而且嚴禁大黃茶葉偷運入俄。
直至五十六年，才應俄國的懇請重開貿易。
這時雙方又感到有必要就商業問題進行談判，于是清朝派庫倫辦事大臣松筠并副都統普福·貝子遜都布多爾濟與俄依爾庫次克總管色勒裴特等談判，簽訂了中俄《恰克圖商約》。
此約共五條，主要是恢複恰克圖貿易；兩國商人貨物交易後，即行歸結，不複負欠；雙方官吏，以和遜相處；兩國邊民嚴禁盜竊；兩國邊地盜竊人命案件，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明後，各歸本國處理。
這一條約，給中俄雙方帶來了較長時間的安定，并促進了彼此的商業發展。
第六節 俄國傳教士的在華活動 俄國傳教士的活動，對中俄關系有一定影響。
這些活動，首先是教士來華和創造傳教條件。
俄國人信奉東正教，該教是基督教的一個派别。
《尼布楚條約》簽訂前已有從雅克薩俘獲來華的東正教徒，他們被編為鑲黃旗佐領。
那時清朝康熙帝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在俄人住區賜建一座廟宇供其作禮拜之用。
後來住北京的東正教徒把廟宇改為“聖尼古拉教堂”，也稱“北館”，由主教米拉提主持。
俄國彼得一世很重視其教士的在華活動，1700年特谕選有名望的教士充任托博爾斯克區的主教，使其在中國和西伯利亞發展教徒，特别是争取中國上自皇帝下至居民對傳教事業的支持。
1712年來華的俄國商隊專員向中國提出派青年傳教士來華，接替年老的米拉提主教。
後來還是康熙帝主動提出俄國可派教士來華，于是在圖理琛出使俄國返回途中，從托博爾斯克帶來主教伊拉利昂·列紮伊斯基及教徒七人。
從這時起，北京就正式駐有俄國傳教士了①。
1719年伊茲瑪依洛夫來華，經過請求為俄國商人開辦教堂，清朝答應給予一塊地基修建教堂②。
1727年中俄《恰克圖界約》明文規定，俄國傳教士可由一人，再補充三人，即不但教士團常駐北京合法化，且人數也有所增加。
1732年，在俄羅斯館旁又建立供來華商人們用的教堂，稱為“南館”。
後來在南館内建“奉獻節教堂”，俄傳教士團來華就住在此館，由清政府支給部分生活費。
自1715至1840年鴉片戰争，俄國共有十二屆傳教士團來北京。
在華的俄國傳教士活動，積極方面的是加強了彼此的宗教和文化交流。
中國最先允許俄國派學生随教士團來華學習漢語和滿語，個别也有學痘醫的。
從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到鴉片戰争前，俄國先後來華的學生共有三十七人，這是當時其他和中國有關系的國家望塵莫及的。
同時清廷為培養俄語翻譯人才，在理藩院既設俄羅斯館，又選八旗官學生二十四人入館學習。
課程主要是俄語，其外也設蒙、藏、拉丁語等課程。
五年考試一次，考中一、二等者予八、九品官。
有一些在華的俄國傳教士和留學生成了著名的學者。
圖理琛所著《異域錄》曾為主教、學者伊拉利昂譯為俄文，傳入俄國。
伊拉利昂回俄後在彼得堡科學院教授漢語和蒙語。
教士畢楚林對中國及蒙古、西藏的曆史有很高的造詣，寫了不少這方面的著作行世。
曾任第九屆使團團長的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曾把《西藏志》、《蒙古最初四汗史》、《西藏和青海史》、《北京志》、《中國及其居民風俗習慣》、《三字經》等譯成俄文。
比丘林回國後，成為俄國科學院的通訊院士，奠定了俄國漢學的基礎。
他是著名詩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從他那裡得知很多有關中國的科學知識和情況。
第十一屆傳教使團的一名學員帕維爾·庫爾良德采夫，1832年因①[俄]尼·伊·維謝洛夫斯基：《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第一冊，第33頁。
②[法]加恩：《早期中俄關系史》，第92頁。
病回國，帶去三十五冊《石頭記》手抄本，或許是從中國最早傳到俄國去的一部《紅樓夢》。
同屆的學員科瓦尼科在《祖國紀事》雜志上發表所著十篇《中國紀行》，其中第九篇介紹了《石頭記》的片斷等，引起了文學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給予評述。
俄國傳教士在華活動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有的披着宗教的外衣，為沙俄的侵略擴張效勞。
他們在中國搜集軍事和政治情報，或作為俄國官方的代表，從事與教士不相稱的勾當。
沙皇政府給傳教士的經費不斷增加，他們的地位日益顯得重要，傳教士團的大司祭往往由和俄國政關系密切的要人擔任。
俄國政府還利用他們的留學生在理藩院充當翻譯的機會，盜竊中國情報。
1738年俄國留學生布裡亞特人羅索興因盜去一份詳細的中國全圖，而獲得準尉軍銜和每年一百五十盧布的賞金。
俄國的一些傳教士還和在華的西方耶稣會士取得聯系，利用耶稣會士到中國早，知道的中國情況多，從他們那裡刺探有關中國的情況。
東正教士的這些政治性活動引起清朝的警覺和懷疑，監督俄羅斯館禦史赫慶奏稱：“（俄國）在京讀書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輿圖違禁等物，禁勿售與。
”①當然清朝的限制并未完全收到預想的效果。
在中國走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過程中，這些傳教士更多的扮演了為沙俄帝國主義侵略服務的角色。
①《朔方備乘》卷12《俄羅斯館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