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基本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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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園随即踏明界址，付與銀主前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當，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
..園一賣千休，日後子孫不敢言贖，亦不敢言找。
道光十四年四月日立。
這類契約文書，清楚地反映了土地買賣、典當、出租的詳細情形及台灣高山族受漢族的影響不斷發展的狀況，說服力很強，史料價值很高，研究人員必須充分運用這類契約文約。
②轉錄于傅衣淩：《明清農村社會經濟》。
第十節類書和叢書類書，是采集各種圖書的資料，按其反映事物的性質，分類編輯成書，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是類輯各種事物的資料成為一書，具有百科全書性質，一是專輯某一事物的資料。
現存的類書，以前者為主。
類書彙集了大量資料，可以作為資料書閱覽，也可作為工具書以備查檢。
《古今圖書集成》清代的類書，以《古今圖書集成》最為有名，共一萬卷，是中國古代最大的類書。
《古今圖書集成》，是康熙帝玄烨谕命皇三子誠親王允祉主持編輯的，實際主要編撰人是大學者陳夢雷。
陳夢雷勤奮聰穎，未及二十歲便考中進士，授編修，因故含冤發往東北給披甲新滿洲為奴，後在玄烨東巡時禦前獻詩和陳述冤曲，蒙恩召還，命侍允祉讀書。
陳夢雷于康熙四十年十月開始編輯，曆時五年完成，奏呈禦覽。
康熙帝大喜，特賜書名《古今圖書集成》，并命儒臣校訂。
雍正帝繼位後将陳夢雷谪戍關外，命尚書蔣廷錫等修訂，蔣隻作了極少的部分修訂工作，于雍正六年刷印六十四部。
全書分六編三十二典六千零九部。
六編為曆象編、方輿編、明倫編（包括皇極、宮闱、人族、人事等八典）、博物編、理學編、經濟編。
編下為典，典下為部，部下有的亦分項目。
每部叙事，依時間順序，一條一條分述，每條先書資料出處，次書摘錄的文字，叙事起于上古，止于康熙。
此書既提供了大量清史資料，又彙集了曆代有關該事的資料，便于作縱貫研究，很有價值。
例如其《方輿編》之《職方典》卷676的蘇州府部嘉定縣志載稱：“嘉民十室九空，然刁而健訟，其風大半起于田土。
夫時值有貴賤，歲月有遠近，賤價而添，年近而贖，亦恒情也。
乃有田價每畝貴至六七兩，歲月遠至二三十年者，在時值每畝不及二三兩，一種刁徒吓訴求添，動以侵占為名，甚至捏稱人命，一詞在官，草野愚民其家立破。
但使得主不願添者，止許回贖，則刁風自止，此亦息訟之大端也。
”這對研究嘉定土地買賣找價回贖之情，極為可貴。
另外，陳元龍編著《格緻鏡原》，一百卷，康熙四十三年成書。
王初桐輯《奁史》，一百卷，嘉慶初成書，羅列了自上古到清代有關婦女的史料。
光緒時席裕福等編《皇朝政典類纂》，五百卷，記述清初開國至光緒間的曆史。
1916年徐珂編成《清裨類鈔》，計有九十二類一萬三千五百餘條。
這些類書都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四庫全書》叢書是彙集兩種以上著作按一定體例編輯的圖籍，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是包含各個學科的綜合性叢書，一是專類性叢書，或是斷代性，專刻一個朝代的著述，或是地域性，合刻一地之人的作品，或為專人，彙集某人的各種著作，或系專門學問，合刻某一學科之書。
叢書或錄收錄之人的全部著作，或加删節，或隻收錄一小部分，它将零散作品彙于一處，保存了書籍，便于讀者閱覽，對保存史料起了很好的作用。
清代編撰叢書之風很盛，其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曆下谕“搜輯古今群書”，以備編輯《四庫全書》之用。
他在谕中提出對此書的要求及目的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即利用“大清國全盛之勢”來編纂曆史上罕有的巨型叢書，以襯托國強，并為進一步富國強國提供必不可少的有利條件。
他針對《古今圖書集成》雖然“兼收并錄”，但“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之不足，命盡載引錄之書全文。
乾隆帝特于乾隆三十八年設立“四庫館”，先後委任大學士劉統勳、于敏中、舒赫德、皇六子質郡王永瑢等人為總裁，授海内名流學者紀昀、戴震、王念孫、姚鼐等人為纂修、總纂、分校，從人員、經費、條件等方面提供了保證。
實際主持此書工作的是大學者、編修紀昀（後因書編成，晉至尚書）。
在皇上親自關注和編纂人員辛勤工作下，曆時九年，編完書稿，又經過檢查内容校錯補漏和繕寫複本，到乾隆五十八年才最後完成，共抄正本七部、副本一部。
《全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四十類編排，收圖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多達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書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幾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國曆史上的主要典籍，被譽為傳統文化的總彙和古代典籍的淵薮。
然而，由于乾隆帝囿于統治者的成見，在收集和編纂《四庫全書》時，對全國書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檢查、禁止、銷毀和删改，僅被銷毀之書即多達三千餘種六七萬卷，又對古代文獻作了較大的破壞，且還制造了一些文字冤獄。
此外還有一些好的叢書，如乾隆時鮑廷博輯鮑志祖續輯的《知不足叢書》，選收唐代至清圖書二百零七種。
乾隆中吳有蘭輯道光中錢熙輔增輯之《藝海珠塵》，收書二百一十七種。
嘉慶刻張海鵬輯《借月山房彙鈔》，基本上收明清著作一百三十五種。
光緒時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三十六帙，專收清人關于中國和外國曆史地理、遊記、風土記、邊疆史地的著作，兼有外國人關于中國及世界各國史地的著述。
光緒溥乂輯《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收清人邊疆史地著作二十一種。
關于叢書的閱讀利用，可參看上海圖書館編輯的《中國叢書綜錄》，著錄了古代文獻叢書二千七百九十七種，從各方面予以說明。
第十一節文物文物的類别清代的曆史文物甚多，有地下埋藏的，也有地上遺存的，更多為民間散存者。
按其類别可以分為五種：一為散存文物。
散存文物較多，有玉器、瓷器、銅器、鐵器、金屬器、景泰藍、骨角器、石刻、漆木器、織繡、玺印、書畫、輿圖、貨币、文獻、以及少數民族文物、外國文物等等。
二系古遺址。
由于清代的散存文物較多，因此清代的遺址多不為人們所重視。
其實有很多遺址能夠補充史料記載不清楚和說明曆史問題，如反對沙皇俄國入侵我國的上堅烏黑戰役戰場遺址；反對準噶爾反動貴族進行分裂叛亂的烏蘭布通戰場遺址；反映滿族建立後金政權的遼甯新京老城遺址；蘇州盛澤鎮機房遺址；盛澤鎮收購絲及絲織品的“莊面”遺址等。
三為古墓葬。
清代的墓葬很多，較有曆史價值和保存文物較多的仍為帝王及貴族墓葬，如河北遵化縣清東陵、易縣清西陵、沈陽盛京三陵等。
四是古建築及園林。
清代的古建築仍以北京的故宮、天壇居首位。
此外，還有王府、苑囿、寺廟、佛塔、橋梁、街署，如承德外八廟、蘇州的西園、留園等。
五系石刻及其他。
包括不可移動的石碑、石柱、石華表、大佛、以及大型銅、鐵鑄造物等。
清代的曆史文物浩如煙海，各類文物按其不同的時間、性質、曆史價值，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論證說明和反映某一個曆史人物或曆史事件。
可以利用曆史繪畫的形象及文字題記，也可以利用碑匾之記載，還可以利用農民起義遺物，以及各民族的曆史繪畫等等來研究清代的曆史問題。
《北征督運圖》清代的準噶爾問題，是西北的邊疆問題，也是民族關系問題，有不少史籍記載，同時，也留下了許多重要的曆史繪畫及文物，如《北征督運圖》等。
對軍糧的供應，在中西兩路，清皇朝組織了龐大的運輸隊，責成都察院左都禦史于成龍總理其事，并兼管中路，“命通政司左通政喀拜，協理中路運務”，“命光祿寺卿辛寶（即辛保）、内閣侍讀學士範承烈，督運西路軍糧”①。
至于督運軍糧的詳細情況如何？史籍記載過于簡略。
中國曆史博物館所藏的《北征督運圖》，正好從形象和文字記載方面補充了它。
《北征督運圖》是多幅畫面綴成的圖冊，原為二十四開，現存十九開，絹本，每半開工筆設色繪圖，半開範承烈自題畫面内容梗概，說明負責督運的始末，所經地點，和随着戰争形勢的變化督運軍糧的情形。
每半開縱38.4、橫41.1厘米。
末①《清聖祖實錄》卷169。
開有“廣陵禹之鼎繪”數字和印記。
《北征督運圖》的第一幅畫頁所描繪的就是範承烈帶領随員，由北京廣安門外出發前往山西的情況。
範承烈出發往山西後，圖冊中有幾開散失。
再往下畫頁所描繪的是西路運糧隊出殺虎口，過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縣附近），經由艾濟喀村、畢七七、邁達裡，再經昆都侖（今内蒙古包頭市西），到十四台的情景。
台相當于現在的兵站，至今當地仍有某某台的地名。
自殺虎口到前線每百裡各設一台。
當時中西兩路運糧隊，每路各分為若幹“運”，每“運”又分若幹“營”。
以中路督運官宋大業所分管的“二運二營”為例，“所領運官八員，贖罪人二員，筆帖式二員，遊擊一員，車夫二百名，兵一百七十名，車二百輛，地方騾馬七百匹，捐納騾馬二百匹”，每二十五輛糧車有運糧官一員負責，一車裝載二千斤，全營二百輛負責運軍糧四十萬斤①。
每輛車上插飛熊小旗一面。
每一營“車徒綿亘二十裡”。
當時僅中路準備出發的運糧車就有五千輛，可以運糧一千萬斤。
這樣大的運輸量，又要走遙遠的路程，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十分艱巨繁重的任務。
範承烈所管的這一營運糧隊，剛過了烏蘭急裡密，到達查漢托羅海。
這時圖冊出現了這樣的場面：一輛輛獨輪車滿載着軍米，由許多壯健的民工推挽，在滿目黃沙中行進，為支援平叛清軍而緊張地戰鬥。
有些車輛正停在路旁，督運官員也在路旁席地而坐，一些士兵或行或立在車前車後，他們準備在稍事休息後繼續向前挺進。
這一頁圖冊的題記說：“夏六月七日次烏蘭急裡密，甫聞上親抵厄魯特賊巢，逆酋噶爾旦挾妻孥竄往，王師追攝，大将軍（費揚古）邀擊于召木多大破之。
..至查漢托羅海，與辛光祿會，知大将軍前鋒已旋，後騎将發，乃疾驅糧車，運至那拉他饷之”。
清軍在昭莫多（召木多）給了叛軍以決定性的打擊，運輸軍糧的後勤人員對勝利作出了貢獻。
圖冊下半部描繪的就是範承烈于康熙三十六年再次督運軍糧的情景。
據範承烈在圖冊中的題記說明，這時“載惟騾馬驢，不複用車”。
由于瀚海缺水草，畫面中有運糧大隊“刈草結瓣載馬上，解鞍以食之，馬食得不乏”的圖景。
反映了參加平叛鬥争的各族人民在同艱難的自然條件作鬥争的智慧。
在艱苦的長途跋涉中，運載軍糧的馬駝有很大的損耗，運糧隊“乃購蒙古馬車複經湖灘河所運糧”。
圖冊中有滿載軍糧，翻山越嶺的蒙古車及趕車的蒙古族人民的畫面，這也是蒙古族人民參加平定噶爾丹的生動記錄。
《北征督運圖》的前半部，還有一幅在運糧隊所過的路邊，有一堆堆白骨的畫面，題記說：“途中見髑髅暴砂礫間者累累，詢之向導，為厄魯特敗喀爾喀處。
”即噶爾丹汗殘殺的喀爾喀蒙古族人民。
圖冊有一幅運糧大隊正通過翁金河邊的畫面，題記說：這裡“土沃草茂，本為北人（指喀爾喀蒙古人）牧放地，至和爾海圖已入厄魯特境矣”。
①宋大業：《北征日記》，見《邊疆叢書續編》之一。
《花盆行曆例工價列》乾隆六年的《花盆行曆例工價列》，是記的廣東佛山石灣陶瓷行業的内部分工，這個“花盆（盤）行”是一個專門從事生産花盆、金魚缸、花垌、陶瓷建築裝飾部件等陶瓷制品的行業，故其名稱叫“花盆行”。
《花盆行曆例工價列》的記載，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資料，反映出到了乾隆初年，石灣陶瓷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存在了。
《花盆行曆例工價列》中首先寫明：“大清（辛亥革命後，該行業将原雕版的“大”字改做“滿”字，故後的工價列上多“滿清”）。
乾隆六年八月吉日，聯行東西家會同面議各款工價實銀，不折不扣，永垂不朽，胪列于左。
”以下便分上、中、下三等列出了三百四十多項不同的産品名稱，每項名稱的後面，根據各項産品的簡單、複雜、規格大小、技術要求的難易，總之花費勞動時間的多少，逐項列出了不同的工價，例如：上等價列大花塔每隻銀貳錢壹分五厘貳二号花塔每隻銀壹錢四分七厘三号花塔每隻銀九分四厘五珠象古每對銀壹兩零貳分九厘光象古每對銀九錢四分五厘對于技術熟練、經驗豐富的老工人到窯内進行高溫操作，還特别規定“大師傅入竈肚作雙計”，即工價加倍。
這個《花盆行曆例工價列》的主要内容，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就是一張根據以往慣例規定下來的計件工資表。
文告台灣林爽文領導的天地會義軍，攻下彰化後，建立了政權，以林爽文為這個政權的“大盟主”，定年号為“順天”，出了“安民告示”，頒發了“軍令”，任命了許多官員，頒發了印信和“委劄”，如頒給沈得将軍的“委劄”為：順天大盟主林劄，委子龍廟沈得即便任理（鎮海節度使兼理驿政）将軍之職。
督率該旗兄弟奮勇立功，著有勞績，另行升賞。
須至劄者。
右劄委沈得順天丁未年月日。
在林爽文發布的《告示》裡明确提出：“台灣皆貪官污吏，擾害生靈，本帥不忍不誅”，“因貪官污吏剝民脂骨..共舉義旗，剿除貪污，拯救萬民”，并号召大家起來，“剿除貪官”。
起義軍鎮壓貪官污吏，沒收地主土地和浮财，将官僚地主分子“俱縛坐堂下”①。
順天政權沒收的田地“多在嘉、彭兩縣”。
這些田地分給參加起義的農民耕種，每戶向順天政權交納田租二石②。
起義失敗後，凡是起義軍和農民群衆所得到的土地都被統治階級奪了回去，“乃籍其田畝入官”③，“其數多至數萬石”。
許多《文告》明确規定“本帥（大盟主）嚴谕軍隊，不許絲毫妄取”，“查封粟石以應軍需，不許衆兄弟濫搬星散”。
違法則“按法究治，決不姑寬”。
楊軒說起義軍發布《告示》“安谕民人，那示内寫的是不擾民的話”④。
在《安民告示》裡還提出了“保農業”的政策。
林爽文還設有“巡城将軍”，維護社會秩序和紀律。
由此可知這個政權對待貧苦人民的态度。
白蓮教首領之一張漢潮，七十三歲，湖北棗陽縣莊子山人，嘉慶元年三月率領所部人馬在湖北襄陽黃龍垱起義。
嘉慶三年五月，張漢潮率軍進入陝西，初三日在陝西興安發布了一道《告示》：欽命東土興漢滅滿張漢朝（潮）子為招讨掃北都督大元帥，張月梅，年二十七歲，統領兵丁，為天承運事。
示谕軍民人等知悉，勿聽傳言，不分清濁，更見吾等旗衣俱白，目為黃金赤眉之流，皆因吾主父考各營服孝之故爾。
今真明天子已出，觀氣運既衰，天心不順，已歸我漢家之天下。
吾主本大明之脈緒，爾等皆大明之故民，獨不思水源木本之報，扶老攜幼，何必遠逃，各存通權達便之見，爾小民目觀吾等焚殺俱全，實非本帥本意，皆因爾等立卡房，助官血戰。
爾等實系真心逃難，各安本業，勿助官兵，勿結鄉勇，吾自測（側）隐難昧，拔救爾等同逃目前大難，得受吾主日後重思（恩），謹遵勿違。
..這是研究白蓮教川楚陝農民起義的極好史料。
《東甯陳氏番俗圖》、《台灣風俗圖》在大量的曆史繪畫中，有不少反映我國各兄弟民族的曆史繪畫。
如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考》和中國曆史博物館藏《東甯陳氏番俗圖》和《台灣風俗圖》，就是反映十八世紀台灣高山族社會生活的形象記錄，它最具曆史的和直觀的效果。
惜前者已失傳。
館藏《東甯陳氏番俗圖》，紙本設色，三十二開，其中反映社會風俗的十八幅二十四項内容，十八幅題詞，植物十一幅，動物三幅，題跋三幅。
每開縱25.9、橫34.7厘米，每幅題記文字與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考》大同小異。
除《台灣風俗圖》外，台灣還有三種台灣風俗圖。
台灣省台北圖書館藏《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紙本設色，前一部分①王蘆荪：《淵雅堂集》。
②《林茂供詞》，《台灣檔》七。
③《婆娑洋雜詠》，泰州新華書店抄本，1973年。
④《楊軒供詞》，《台灣檔》七。
描寫高山族的社會生活情況，計十二幅，就是《番社采風圖》，後一部分描寫台灣物産，計十二幅，就是《台灣采風圖》，兩者合在一起稱為《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前一部分每圖均有漢文題記，與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文字大同小異。
另一種是台灣省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台灣圖說》，紙本設色，共十八幅，第一幅繪的是高山族分布地理位置圖，其中十二幅與台北圖書館所藏的前一部分完全相同，另有五幅不同。
每圖的漢文題記與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考》文字大同小異。
第三種是台灣省故宮博物院藏《台番内山番地風俗圖》，絹本設色，共二十四幅，其中一大半是描寫高山族社會生活的，也有幾幅是前面幾種都沒有的，每圖均有題記，比較簡略，與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文字大同小異。
台灣高山族主要種植水稻，其“耕種，如牛車、犁、耙與漢人同”①，而且耕田、種地以婦女承擔，《東甯陳氏番俗圖》題記說高山族“以女承家..番婦耕稼，備嘗辛苦，或襁褓負子扶犁，男則僅供馌饷”。
高山族是“集通社阄定日期，以次輪獲”。
收割時，“各家皆自蠲牲酒以祭神，遂率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鐮铚。
或以車運，或以身擔”。
收割回來，各戶“相勞以酒”。
收成後，“于屋傍圍以竹箙，覆以茅苫，連穗倒而懸之，令乾為糧”②。
《圖冊·刈禾》畫面上描繪的肩擔車運正是高山族全社各戶男女共同協作收稻的情景。
圖冊大部分描繪高山族的風俗習慣。
《東甯陳氏番俗圖·番戲》就是描繪他們歌舞的情景，畫面展現在高山族公廨前的空地上，一隊高山族男女，各着盛裝，手戴鐵臂環，兩耳穿孔，用篾圈抵塞，耳大垂肩。
男子頭着髻發，插雉尾及五色鳥羽。
女子盤發，頭戴紗頭箍。
男女皆戴貝制項珠。
腰下以色綢錦緞重疊圍之，另綴绮羅于肩之左右。
男女皆光腳。
他們翩翩起舞時，年長的高山族，一執羽幡，相引以為進退之節；一執鑼，鳴金以為起止。
跳舞時男女無定數，以手相挽而相對，舉身擺蕩，足下軒輕而應，循環不斷，為兩匝圓井形。
正是黃叔璥所記：“攜手環跳，進退低昂，惟意所适。
”①高山族的婚姻比較自由，這時，大部分地區實行母系氏族的族外婚制，即“入贅”婚。
女子受到重視，《台灣風俗圖》題記雲：“番重生女，贅壻于家，謂之有賺；生男出贅，謂之無賺。
”女子長大之後，就“構屋獨居”，每當月白風清之夜，高山族的麻達（未婚青年）吹奏着娓娓動聽的鼻箫或口琴，在社内漫步。
少女如果喜歡，就“和而應之”。
“久而意諧，乃告父母”。
六十七有一首詩描寫道：“鼻箫清響遏行雲，有女東牆側耳聞，何心蕉桐傳蜜意，數聲吹出卓文君。
”②①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5。
②《東甯陳氏番俗圖·刈禾》題記。
①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6。
②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
中國曆史博物館藏《東甯陳氏番俗圖》和《台灣風俗圖》所提供的十八世紀台灣高山族同胞耕耘、收獲、紡織、圍獵、築屋、婚禮、娛樂、課讀等生動場面，為研究高山族人民當時經濟發展和社會風俗之珍貴的形象資料，是十八世紀台灣高山族的一部形象生動的社會生活史。
..園一賣千休，日後子孫不敢言贖，亦不敢言找。
道光十四年四月日立。
這類契約文書，清楚地反映了土地買賣、典當、出租的詳細情形及台灣高山族受漢族的影響不斷發展的狀況，說服力很強，史料價值很高，研究人員必須充分運用這類契約文約。
②轉錄于傅衣淩：《明清農村社會經濟》。
第十節類書和叢書類書，是采集各種圖書的資料，按其反映事物的性質，分類編輯成書，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是類輯各種事物的資料成為一書，具有百科全書性質，一是專輯某一事物的資料。
現存的類書，以前者為主。
類書彙集了大量資料，可以作為資料書閱覽，也可作為工具書以備查檢。
《古今圖書集成》清代的類書，以《古今圖書集成》最為有名，共一萬卷，是中國古代最大的類書。
《古今圖書集成》，是康熙帝玄烨谕命皇三子誠親王允祉主持編輯的，實際主要編撰人是大學者陳夢雷。
陳夢雷勤奮聰穎，未及二十歲便考中進士，授編修，因故含冤發往東北給披甲新滿洲為奴，後在玄烨東巡時禦前獻詩和陳述冤曲，蒙恩召還，命侍允祉讀書。
陳夢雷于康熙四十年十月開始編輯，曆時五年完成，奏呈禦覽。
康熙帝大喜，特賜書名《古今圖書集成》，并命儒臣校訂。
雍正帝繼位後将陳夢雷谪戍關外，命尚書蔣廷錫等修訂，蔣隻作了極少的部分修訂工作，于雍正六年刷印六十四部。
全書分六編三十二典六千零九部。
六編為曆象編、方輿編、明倫編（包括皇極、宮闱、人族、人事等八典）、博物編、理學編、經濟編。
編下為典，典下為部，部下有的亦分項目。
每部叙事，依時間順序，一條一條分述，每條先書資料出處，次書摘錄的文字，叙事起于上古，止于康熙。
此書既提供了大量清史資料，又彙集了曆代有關該事的資料，便于作縱貫研究，很有價值。
例如其《方輿編》之《職方典》卷676的蘇州府部嘉定縣志載稱：“嘉民十室九空，然刁而健訟，其風大半起于田土。
夫時值有貴賤，歲月有遠近，賤價而添，年近而贖，亦恒情也。
乃有田價每畝貴至六七兩，歲月遠至二三十年者，在時值每畝不及二三兩，一種刁徒吓訴求添，動以侵占為名，甚至捏稱人命，一詞在官，草野愚民其家立破。
但使得主不願添者，止許回贖，則刁風自止，此亦息訟之大端也。
”這對研究嘉定土地買賣找價回贖之情，極為可貴。
另外，陳元龍編著《格緻鏡原》，一百卷，康熙四十三年成書。
王初桐輯《奁史》，一百卷，嘉慶初成書，羅列了自上古到清代有關婦女的史料。
光緒時席裕福等編《皇朝政典類纂》，五百卷，記述清初開國至光緒間的曆史。
1916年徐珂編成《清裨類鈔》，計有九十二類一萬三千五百餘條。
這些類書都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四庫全書》叢書是彙集兩種以上著作按一定體例編輯的圖籍，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是包含各個學科的綜合性叢書，一是專類性叢書，或是斷代性，專刻一個朝代的著述，或是地域性，合刻一地之人的作品，或為專人，彙集某人的各種著作，或系專門學問，合刻某一學科之書。
叢書或錄收錄之人的全部著作，或加删節，或隻收錄一小部分，它将零散作品彙于一處，保存了書籍，便于讀者閱覽，對保存史料起了很好的作用。
清代編撰叢書之風很盛，其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曆下谕“搜輯古今群書”，以備編輯《四庫全書》之用。
他在谕中提出對此書的要求及目的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即利用“大清國全盛之勢”來編纂曆史上罕有的巨型叢書，以襯托國強，并為進一步富國強國提供必不可少的有利條件。
他針對《古今圖書集成》雖然“兼收并錄”，但“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之不足，命盡載引錄之書全文。
乾隆帝特于乾隆三十八年設立“四庫館”，先後委任大學士劉統勳、于敏中、舒赫德、皇六子質郡王永瑢等人為總裁，授海内名流學者紀昀、戴震、王念孫、姚鼐等人為纂修、總纂、分校，從人員、經費、條件等方面提供了保證。
實際主持此書工作的是大學者、編修紀昀（後因書編成，晉至尚書）。
在皇上親自關注和編纂人員辛勤工作下，曆時九年，編完書稿，又經過檢查内容校錯補漏和繕寫複本，到乾隆五十八年才最後完成，共抄正本七部、副本一部。
《全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四十類編排，收圖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多達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書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幾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國曆史上的主要典籍，被譽為傳統文化的總彙和古代典籍的淵薮。
然而，由于乾隆帝囿于統治者的成見，在收集和編纂《四庫全書》時，對全國書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檢查、禁止、銷毀和删改，僅被銷毀之書即多達三千餘種六七萬卷，又對古代文獻作了較大的破壞，且還制造了一些文字冤獄。
此外還有一些好的叢書，如乾隆時鮑廷博輯鮑志祖續輯的《知不足叢書》，選收唐代至清圖書二百零七種。
乾隆中吳有蘭輯道光中錢熙輔增輯之《藝海珠塵》，收書二百一十七種。
嘉慶刻張海鵬輯《借月山房彙鈔》，基本上收明清著作一百三十五種。
光緒時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三十六帙，專收清人關于中國和外國曆史地理、遊記、風土記、邊疆史地的著作，兼有外國人關于中國及世界各國史地的著述。
光緒溥乂輯《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收清人邊疆史地著作二十一種。
關于叢書的閱讀利用，可參看上海圖書館編輯的《中國叢書綜錄》，著錄了古代文獻叢書二千七百九十七種，從各方面予以說明。
第十一節文物文物的類别清代的曆史文物甚多，有地下埋藏的，也有地上遺存的，更多為民間散存者。
按其類别可以分為五種：一為散存文物。
散存文物較多，有玉器、瓷器、銅器、鐵器、金屬器、景泰藍、骨角器、石刻、漆木器、織繡、玺印、書畫、輿圖、貨币、文獻、以及少數民族文物、外國文物等等。
二系古遺址。
由于清代的散存文物較多，因此清代的遺址多不為人們所重視。
其實有很多遺址能夠補充史料記載不清楚和說明曆史問題，如反對沙皇俄國入侵我國的上堅烏黑戰役戰場遺址；反對準噶爾反動貴族進行分裂叛亂的烏蘭布通戰場遺址；反映滿族建立後金政權的遼甯新京老城遺址；蘇州盛澤鎮機房遺址；盛澤鎮收購絲及絲織品的“莊面”遺址等。
三為古墓葬。
清代的墓葬很多，較有曆史價值和保存文物較多的仍為帝王及貴族墓葬，如河北遵化縣清東陵、易縣清西陵、沈陽盛京三陵等。
四是古建築及園林。
清代的古建築仍以北京的故宮、天壇居首位。
此外，還有王府、苑囿、寺廟、佛塔、橋梁、街署，如承德外八廟、蘇州的西園、留園等。
五系石刻及其他。
包括不可移動的石碑、石柱、石華表、大佛、以及大型銅、鐵鑄造物等。
清代的曆史文物浩如煙海，各類文物按其不同的時間、性質、曆史價值，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論證說明和反映某一個曆史人物或曆史事件。
可以利用曆史繪畫的形象及文字題記，也可以利用碑匾之記載，還可以利用農民起義遺物，以及各民族的曆史繪畫等等來研究清代的曆史問題。
《北征督運圖》清代的準噶爾問題，是西北的邊疆問題，也是民族關系問題，有不少史籍記載，同時，也留下了許多重要的曆史繪畫及文物，如《北征督運圖》等。
對軍糧的供應，在中西兩路，清皇朝組織了龐大的運輸隊，責成都察院左都禦史于成龍總理其事，并兼管中路，“命通政司左通政喀拜，協理中路運務”，“命光祿寺卿辛寶（即辛保）、内閣侍讀學士範承烈，督運西路軍糧”①。
至于督運軍糧的詳細情況如何？史籍記載過于簡略。
中國曆史博物館所藏的《北征督運圖》，正好從形象和文字記載方面補充了它。
《北征督運圖》是多幅畫面綴成的圖冊，原為二十四開，現存十九開，絹本，每半開工筆設色繪圖，半開範承烈自題畫面内容梗概，說明負責督運的始末，所經地點，和随着戰争形勢的變化督運軍糧的情形。
每半開縱38.4、橫41.1厘米。
末①《清聖祖實錄》卷169。
開有“廣陵禹之鼎繪”數字和印記。
《北征督運圖》的第一幅畫頁所描繪的就是範承烈帶領随員，由北京廣安門外出發前往山西的情況。
範承烈出發往山西後，圖冊中有幾開散失。
再往下畫頁所描繪的是西路運糧隊出殺虎口，過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縣附近），經由艾濟喀村、畢七七、邁達裡，再經昆都侖（今内蒙古包頭市西），到十四台的情景。
台相當于現在的兵站，至今當地仍有某某台的地名。
自殺虎口到前線每百裡各設一台。
當時中西兩路運糧隊，每路各分為若幹“運”，每“運”又分若幹“營”。
以中路督運官宋大業所分管的“二運二營”為例，“所領運官八員，贖罪人二員，筆帖式二員，遊擊一員，車夫二百名，兵一百七十名，車二百輛，地方騾馬七百匹，捐納騾馬二百匹”，每二十五輛糧車有運糧官一員負責，一車裝載二千斤，全營二百輛負責運軍糧四十萬斤①。
每輛車上插飛熊小旗一面。
每一營“車徒綿亘二十裡”。
當時僅中路準備出發的運糧車就有五千輛，可以運糧一千萬斤。
這樣大的運輸量，又要走遙遠的路程，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十分艱巨繁重的任務。
範承烈所管的這一營運糧隊，剛過了烏蘭急裡密，到達查漢托羅海。
這時圖冊出現了這樣的場面：一輛輛獨輪車滿載着軍米，由許多壯健的民工推挽，在滿目黃沙中行進，為支援平叛清軍而緊張地戰鬥。
有些車輛正停在路旁，督運官員也在路旁席地而坐，一些士兵或行或立在車前車後，他們準備在稍事休息後繼續向前挺進。
這一頁圖冊的題記說：“夏六月七日次烏蘭急裡密，甫聞上親抵厄魯特賊巢，逆酋噶爾旦挾妻孥竄往，王師追攝，大将軍（費揚古）邀擊于召木多大破之。
..至查漢托羅海，與辛光祿會，知大将軍前鋒已旋，後騎将發，乃疾驅糧車，運至那拉他饷之”。
清軍在昭莫多（召木多）給了叛軍以決定性的打擊，運輸軍糧的後勤人員對勝利作出了貢獻。
圖冊下半部描繪的就是範承烈于康熙三十六年再次督運軍糧的情景。
據範承烈在圖冊中的題記說明，這時“載惟騾馬驢，不複用車”。
由于瀚海缺水草，畫面中有運糧大隊“刈草結瓣載馬上，解鞍以食之，馬食得不乏”的圖景。
反映了參加平叛鬥争的各族人民在同艱難的自然條件作鬥争的智慧。
在艱苦的長途跋涉中，運載軍糧的馬駝有很大的損耗，運糧隊“乃購蒙古馬車複經湖灘河所運糧”。
圖冊中有滿載軍糧，翻山越嶺的蒙古車及趕車的蒙古族人民的畫面，這也是蒙古族人民參加平定噶爾丹的生動記錄。
《北征督運圖》的前半部，還有一幅在運糧隊所過的路邊，有一堆堆白骨的畫面，題記說：“途中見髑髅暴砂礫間者累累，詢之向導，為厄魯特敗喀爾喀處。
”即噶爾丹汗殘殺的喀爾喀蒙古族人民。
圖冊有一幅運糧大隊正通過翁金河邊的畫面，題記說：這裡“土沃草茂，本為北人（指喀爾喀蒙古人）牧放地，至和爾海圖已入厄魯特境矣”。
①宋大業：《北征日記》，見《邊疆叢書續編》之一。
《花盆行曆例工價列》乾隆六年的《花盆行曆例工價列》，是記的廣東佛山石灣陶瓷行業的内部分工，這個“花盆（盤）行”是一個專門從事生産花盆、金魚缸、花垌、陶瓷建築裝飾部件等陶瓷制品的行業，故其名稱叫“花盆行”。
《花盆行曆例工價列》的記載，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資料，反映出到了乾隆初年，石灣陶瓷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存在了。
《花盆行曆例工價列》中首先寫明：“大清（辛亥革命後，該行業将原雕版的“大”字改做“滿”字，故後的工價列上多“滿清”）。
乾隆六年八月吉日，聯行東西家會同面議各款工價實銀，不折不扣，永垂不朽，胪列于左。
”以下便分上、中、下三等列出了三百四十多項不同的産品名稱，每項名稱的後面，根據各項産品的簡單、複雜、規格大小、技術要求的難易，總之花費勞動時間的多少，逐項列出了不同的工價，例如：上等價列大花塔每隻銀貳錢壹分五厘貳二号花塔每隻銀壹錢四分七厘三号花塔每隻銀九分四厘五珠象古每對銀壹兩零貳分九厘光象古每對銀九錢四分五厘對于技術熟練、經驗豐富的老工人到窯内進行高溫操作，還特别規定“大師傅入竈肚作雙計”，即工價加倍。
這個《花盆行曆例工價列》的主要内容，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就是一張根據以往慣例規定下來的計件工資表。
文告台灣林爽文領導的天地會義軍，攻下彰化後，建立了政權，以林爽文為這個政權的“大盟主”，定年号為“順天”，出了“安民告示”，頒發了“軍令”，任命了許多官員，頒發了印信和“委劄”，如頒給沈得将軍的“委劄”為：順天大盟主林劄，委子龍廟沈得即便任理（鎮海節度使兼理驿政）将軍之職。
督率該旗兄弟奮勇立功，著有勞績，另行升賞。
須至劄者。
右劄委沈得順天丁未年月日。
在林爽文發布的《告示》裡明确提出：“台灣皆貪官污吏，擾害生靈，本帥不忍不誅”，“因貪官污吏剝民脂骨..共舉義旗，剿除貪污，拯救萬民”，并号召大家起來，“剿除貪官”。
起義軍鎮壓貪官污吏，沒收地主土地和浮财，将官僚地主分子“俱縛坐堂下”①。
順天政權沒收的田地“多在嘉、彭兩縣”。
這些田地分給參加起義的農民耕種，每戶向順天政權交納田租二石②。
起義失敗後，凡是起義軍和農民群衆所得到的土地都被統治階級奪了回去，“乃籍其田畝入官”③，“其數多至數萬石”。
許多《文告》明确規定“本帥（大盟主）嚴谕軍隊，不許絲毫妄取”，“查封粟石以應軍需，不許衆兄弟濫搬星散”。
違法則“按法究治，決不姑寬”。
楊軒說起義軍發布《告示》“安谕民人，那示内寫的是不擾民的話”④。
在《安民告示》裡還提出了“保農業”的政策。
林爽文還設有“巡城将軍”，維護社會秩序和紀律。
由此可知這個政權對待貧苦人民的态度。
白蓮教首領之一張漢潮，七十三歲，湖北棗陽縣莊子山人，嘉慶元年三月率領所部人馬在湖北襄陽黃龍垱起義。
嘉慶三年五月，張漢潮率軍進入陝西，初三日在陝西興安發布了一道《告示》：欽命東土興漢滅滿張漢朝（潮）子為招讨掃北都督大元帥，張月梅，年二十七歲，統領兵丁，為天承運事。
示谕軍民人等知悉，勿聽傳言，不分清濁，更見吾等旗衣俱白，目為黃金赤眉之流，皆因吾主父考各營服孝之故爾。
今真明天子已出，觀氣運既衰，天心不順，已歸我漢家之天下。
吾主本大明之脈緒，爾等皆大明之故民，獨不思水源木本之報，扶老攜幼，何必遠逃，各存通權達便之見，爾小民目觀吾等焚殺俱全，實非本帥本意，皆因爾等立卡房，助官血戰。
爾等實系真心逃難，各安本業，勿助官兵，勿結鄉勇，吾自測（側）隐難昧，拔救爾等同逃目前大難，得受吾主日後重思（恩），謹遵勿違。
..這是研究白蓮教川楚陝農民起義的極好史料。
《東甯陳氏番俗圖》、《台灣風俗圖》在大量的曆史繪畫中，有不少反映我國各兄弟民族的曆史繪畫。
如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考》和中國曆史博物館藏《東甯陳氏番俗圖》和《台灣風俗圖》，就是反映十八世紀台灣高山族社會生活的形象記錄，它最具曆史的和直觀的效果。
惜前者已失傳。
館藏《東甯陳氏番俗圖》，紙本設色，三十二開，其中反映社會風俗的十八幅二十四項内容，十八幅題詞，植物十一幅，動物三幅，題跋三幅。
每開縱25.9、橫34.7厘米，每幅題記文字與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考》大同小異。
除《台灣風俗圖》外，台灣還有三種台灣風俗圖。
台灣省台北圖書館藏《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紙本設色，前一部分①王蘆荪：《淵雅堂集》。
②《林茂供詞》，《台灣檔》七。
③《婆娑洋雜詠》，泰州新華書店抄本，1973年。
④《楊軒供詞》，《台灣檔》七。
描寫高山族的社會生活情況，計十二幅，就是《番社采風圖》，後一部分描寫台灣物産，計十二幅，就是《台灣采風圖》，兩者合在一起稱為《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前一部分每圖均有漢文題記，與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文字大同小異。
另一種是台灣省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台灣圖說》，紙本設色，共十八幅，第一幅繪的是高山族分布地理位置圖，其中十二幅與台北圖書館所藏的前一部分完全相同，另有五幅不同。
每圖的漢文題記與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考》文字大同小異。
第三種是台灣省故宮博物院藏《台番内山番地風俗圖》，絹本設色，共二十四幅，其中一大半是描寫高山族社會生活的，也有幾幅是前面幾種都沒有的，每圖均有題記，比較簡略，與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文字大同小異。
台灣高山族主要種植水稻，其“耕種，如牛車、犁、耙與漢人同”①，而且耕田、種地以婦女承擔，《東甯陳氏番俗圖》題記說高山族“以女承家..番婦耕稼，備嘗辛苦，或襁褓負子扶犁，男則僅供馌饷”。
高山族是“集通社阄定日期，以次輪獲”。
收割時，“各家皆自蠲牲酒以祭神，遂率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鐮铚。
或以車運，或以身擔”。
收割回來，各戶“相勞以酒”。
收成後，“于屋傍圍以竹箙，覆以茅苫，連穗倒而懸之，令乾為糧”②。
《圖冊·刈禾》畫面上描繪的肩擔車運正是高山族全社各戶男女共同協作收稻的情景。
圖冊大部分描繪高山族的風俗習慣。
《東甯陳氏番俗圖·番戲》就是描繪他們歌舞的情景，畫面展現在高山族公廨前的空地上，一隊高山族男女，各着盛裝，手戴鐵臂環，兩耳穿孔，用篾圈抵塞，耳大垂肩。
男子頭着髻發，插雉尾及五色鳥羽。
女子盤發，頭戴紗頭箍。
男女皆戴貝制項珠。
腰下以色綢錦緞重疊圍之，另綴绮羅于肩之左右。
男女皆光腳。
他們翩翩起舞時，年長的高山族，一執羽幡，相引以為進退之節；一執鑼，鳴金以為起止。
跳舞時男女無定數，以手相挽而相對，舉身擺蕩，足下軒輕而應，循環不斷，為兩匝圓井形。
正是黃叔璥所記：“攜手環跳，進退低昂，惟意所适。
”①高山族的婚姻比較自由，這時，大部分地區實行母系氏族的族外婚制，即“入贅”婚。
女子受到重視，《台灣風俗圖》題記雲：“番重生女，贅壻于家，謂之有賺；生男出贅，謂之無賺。
”女子長大之後，就“構屋獨居”，每當月白風清之夜，高山族的麻達（未婚青年）吹奏着娓娓動聽的鼻箫或口琴，在社内漫步。
少女如果喜歡，就“和而應之”。
“久而意諧，乃告父母”。
六十七有一首詩描寫道：“鼻箫清響遏行雲，有女東牆側耳聞，何心蕉桐傳蜜意，數聲吹出卓文君。
”②①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5。
②《東甯陳氏番俗圖·刈禾》題記。
①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6。
②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
中國曆史博物館藏《東甯陳氏番俗圖》和《台灣風俗圖》所提供的十八世紀台灣高山族同胞耕耘、收獲、紡織、圍獵、築屋、婚禮、娛樂、課讀等生動場面，為研究高山族人民當時經濟發展和社會風俗之珍貴的形象資料，是十八世紀台灣高山族的一部形象生動的社會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