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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它們也是樂曲，所以後人就籠統地把它們歸入“樂府”一類。
例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樂府》中所談的“樂府”，就包括着這些内容。
二 在古代，“詩”和“樂”本來是不分的，凡是詩都能歌唱。
一般來說，都是先有了歌辭，然後才被人譜曲歌唱。
《尚書·舜典》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劉勰在《文心雕龍·聲律》中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說明，他說：“夫音律所始，本于人聲者也。
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
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
”所以最早的樂曲，都是依辭配曲的。
從漢代以來的樂府詩也是這樣。
《宋書·樂志一》說到漢代的《相和歌辭》及東晉南朝的“吳歌”時說：“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
”但這些樂曲一旦在人們中流行，并受到歡迎以後，就有人反過來，依照這種聲調，另造新辭。
這就是同書所說：“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調哥詞之類是也。
”這裡所說的“魏世三調哥詞”，也就是《宋書·樂志》中的“清商三調歌詩”，它們大抵是曹操、曹丕等人根據《相和歌》的曲調，另撰新辭，并經魏晉樂官譜曲歌唱的。
但還有一些詩歌大約隻是某些文人模仿當時的樂曲創作詩歌，實際上并未演唱過。
如《文心雕龍·樂府》：“子建（曹植）、士衡（陸機），鹹有佳篇，并無诏伶人，故事謝絲管。
”後來不少文人拟作的樂府詩，大抵都是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說樂府詩本是樂曲，卻并不是所有的樂府詩都曾被人歌唱。
這些沒有被譜曲歌唱的詩，既然不曾入樂，有時也不免和樂律有所不合，所以在梁代就有人稱這些詩為“乖調”，但它們為什麼不合樂律，現在已無從知道。
也許，那些已經入樂的文人詩，在配曲以前是否全部合律，有沒有經樂官們加工，也很難确知。
但隋唐以後的文人有些詩仍襲用漢魏舊題，而據《隋書·音樂志》，這些曲調在隋時已不複歌唱，可見其寫作已不複顧及音律，據此來推論南北朝文人的某些拟樂府，是否也有這種情況，也很難說。
然而不管怎樣說，這些詩被歸入樂府之列，已是約定俗成，不必另立新說了。
三 關于“樂府詩”的分類，我們一般根據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的辦法，把它們分成《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和《雜歌謠辭》等類。
此外，在《樂府詩集》中還設有《近代曲辭》和《新樂府辭》兩類。
但郭氏所謂“近代”，實指隋唐五代，所以其中絕大部分歌辭，已和《新樂府辭》一樣，不屬于本書的入選範圍，所以隻選錄了薛道衡《昔昔鹽》、丁六娘《十索》等少數隋人之作。
至于前面所提到的幾個部類，情況也各各不同，曆來傳誦的樂府詩名篇，大抵屬于《相和歌辭》、《清商曲辭》、《雜曲歌辭》和《鼓吹曲辭》及《橫吹曲辭》的某些部分，曆來文人的拟作，也大多屬于這些部類。
我們不妨說，這幾個部類實為樂府詩中的精華所在。
關于《雜歌謠辭》，情況就有所不同。
無可否認的是在這一部類中，同樣存在許多傳誦的名篇，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把“歌”和“謠”是區别開來的。
這樣處理确有其理由。
因為像《并州歌》、《隴上歌》這樣的歌辭，如果有樂官加以采集、配曲，未嘗不能像《相和歌辭》等樂曲那樣演奏（其實《隴上歌》恐怕在北朝曾被配樂歌唱，如《洛陽伽藍記》卷四所載田僧超吹笳所奏的《壯士歌》可能即《隴上歌》）。
至于謠諺，恐怕是無
例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樂府》中所談的“樂府”，就包括着這些内容。
二 在古代，“詩”和“樂”本來是不分的，凡是詩都能歌唱。
一般來說，都是先有了歌辭，然後才被人譜曲歌唱。
《尚書·舜典》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劉勰在《文心雕龍·聲律》中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說明，他說：“夫音律所始，本于人聲者也。
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
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
”所以最早的樂曲，都是依辭配曲的。
從漢代以來的樂府詩也是這樣。
《宋書·樂志一》說到漢代的《相和歌辭》及東晉南朝的“吳歌”時說：“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
”但這些樂曲一旦在人們中流行，并受到歡迎以後，就有人反過來，依照這種聲調，另造新辭。
這就是同書所說：“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調哥詞之類是也。
”這裡所說的“魏世三調哥詞”，也就是《宋書·樂志》中的“清商三調歌詩”，它們大抵是曹操、曹丕等人根據《相和歌》的曲調，另撰新辭，并經魏晉樂官譜曲歌唱的。
但還有一些詩歌大約隻是某些文人模仿當時的樂曲創作詩歌，實際上并未演唱過。
如《文心雕龍·樂府》：“子建（曹植）、士衡（陸機），鹹有佳篇，并無诏伶人，故事謝絲管。
”後來不少文人拟作的樂府詩，大抵都是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說樂府詩本是樂曲，卻并不是所有的樂府詩都曾被人歌唱。
這些沒有被譜曲歌唱的詩，既然不曾入樂，有時也不免和樂律有所不合，所以在梁代就有人稱這些詩為“乖調”，但它們為什麼不合樂律，現在已無從知道。
也許，那些已經入樂的文人詩，在配曲以前是否全部合律，有沒有經樂官們加工，也很難确知。
但隋唐以後的文人有些詩仍襲用漢魏舊題，而據《隋書·音樂志》，這些曲調在隋時已不複歌唱，可見其寫作已不複顧及音律，據此來推論南北朝文人的某些拟樂府，是否也有這種情況，也很難說。
然而不管怎樣說，這些詩被歸入樂府之列，已是約定俗成，不必另立新說了。
三 關于“樂府詩”的分類，我們一般根據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的辦法，把它們分成《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和《雜歌謠辭》等類。
此外，在《樂府詩集》中還設有《近代曲辭》和《新樂府辭》兩類。
但郭氏所謂“近代”，實指隋唐五代，所以其中絕大部分歌辭，已和《新樂府辭》一樣，不屬于本書的入選範圍，所以隻選錄了薛道衡《昔昔鹽》、丁六娘《十索》等少數隋人之作。
至于前面所提到的幾個部類，情況也各各不同，曆來傳誦的樂府詩名篇，大抵屬于《相和歌辭》、《清商曲辭》、《雜曲歌辭》和《鼓吹曲辭》及《橫吹曲辭》的某些部分，曆來文人的拟作，也大多屬于這些部類。
我們不妨說，這幾個部類實為樂府詩中的精華所在。
關于《雜歌謠辭》，情況就有所不同。
無可否認的是在這一部類中，同樣存在許多傳誦的名篇，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把“歌”和“謠”是區别開來的。
這樣處理确有其理由。
因為像《并州歌》、《隴上歌》這樣的歌辭，如果有樂官加以采集、配曲，未嘗不能像《相和歌辭》等樂曲那樣演奏（其實《隴上歌》恐怕在北朝曾被配樂歌唱，如《洛陽伽藍記》卷四所載田僧超吹笳所奏的《壯士歌》可能即《隴上歌》）。
至于謠諺，恐怕是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