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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我國詩歌史上，“樂府詩”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梁代劉勰的《文心雕龍》中，就專有《樂府》一篇，和《明詩》等篇并列。
許多作家的詩文集，也往往将“樂府”單列一類，和一般詩歌相區别。
這是為什麼呢？原來這部分詩，本是歌辭，是可以配樂演唱的，因此名之曰“樂府”。
所謂“樂府”本是一個官署的名稱。
正如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所說，是有了這個官署，“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名之曰樂府”。
關于“樂府”這個官署的設置時間，根據過去的說法，都認為始于漢武帝時代，此說創自東漢班固的《漢書》。
他在《禮樂志》中說：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
有趙、代、秦、楚之讴。
同書《藝文志》也說：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詩，于是有趙代之讴，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
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
但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卻使這種說法産生了疑問。
因為據1982年陝西《考古與文物》所載袁仲一的《秦代金文·陶文雜考》說，秦始皇陵出土編鐘，其一紐上有秦篆“樂府”二字，那麼樂府官署的設立，至少可以上推至秦代，證以《史記·樂書》及《漢書·禮樂志》中都曾談到漢惠帝時已有“樂府”的記載，這結論大緻是可以肯定的。
根據上述的情況，我們似乎可以認為：“所謂樂府詩，就是古代樂府官署中所演奏的樂歌。
”然而這樣的結論并不完全準确，至少是很不全面。
這一點我們将在下面詳談。
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的記載，秦漢以來掌管音樂的官署共有兩個：一個叫“太樂”，是“奉常”（後改名“太常”）的屬官，掌管“雅樂”；一個叫“樂府”，是“少府”的屬官，掌管“俗樂”。
前者所掌為宗廟祭祀、朝廷典禮所用的樂曲；後者所掌則為采自民間的歌曲，專供帝王貴族娛樂享受之用。
據《漢書·藝文志》說：帝王們所以要演奏這些民間樂曲，是為了“觀風俗，知薄厚”。
這種說法雖多少有點美化的用意，也未必盡屬杜撰。
因為根據一些古籍的記載，采詩之制起源甚早，至少可以上溯到周代。
漢何休《公羊傳解诂·宣公十五年》：“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
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何休是東漢後期人，他的說法可能有根據儒家思想而加以理想化的成分。
但關于采詩的事，在先秦典籍中确有記載，如《國語·周語上》：“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
”吳韋昭注：“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
”這裡所說的“獻詩”，應該包括他們自己所作的詩和從民間搜集到的歌謠。
現在我們所常讀的《詩經》，尤其是“十五國風”，有一部分可以斷定是民歌，大約就是經過這些采詩者的采集，然後由周代樂官加以潤飾、整理後的産物。
後來漢以後的各類樂府民歌，其形成情況，大約也與此相類似。
現今我們所能見到的古代樂府民歌，大抵是這樣被保存下來的。
但是，現今我們所說的“樂府詩”，其内容并不限于民歌，其中有一部分卻出于文人手筆，有些還是專供帝王的宗廟和朝廷所用，例如今存《樂府詩集》中的《郊廟歌辭》、《燕射歌辭》以及一部分《鼓吹曲辭》就是這樣。
這些樂曲似乎在當時，應當歸“太樂”之官所職掌，而非“樂府”官署所司。
隻
在梁代劉勰的《文心雕龍》中，就專有《樂府》一篇，和《明詩》等篇并列。
許多作家的詩文集，也往往将“樂府”單列一類，和一般詩歌相區别。
這是為什麼呢？原來這部分詩，本是歌辭，是可以配樂演唱的，因此名之曰“樂府”。
所謂“樂府”本是一個官署的名稱。
正如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所說，是有了這個官署，“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名之曰樂府”。
關于“樂府”這個官署的設置時間，根據過去的說法，都認為始于漢武帝時代，此說創自東漢班固的《漢書》。
他在《禮樂志》中說：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
有趙、代、秦、楚之讴。
同書《藝文志》也說：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詩，于是有趙代之讴，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
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
但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卻使這種說法産生了疑問。
因為據1982年陝西《考古與文物》所載袁仲一的《秦代金文·陶文雜考》說，秦始皇陵出土編鐘，其一紐上有秦篆“樂府”二字，那麼樂府官署的設立，至少可以上推至秦代，證以《史記·樂書》及《漢書·禮樂志》中都曾談到漢惠帝時已有“樂府”的記載，這結論大緻是可以肯定的。
根據上述的情況，我們似乎可以認為：“所謂樂府詩，就是古代樂府官署中所演奏的樂歌。
”然而這樣的結論并不完全準确，至少是很不全面。
這一點我們将在下面詳談。
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的記載，秦漢以來掌管音樂的官署共有兩個：一個叫“太樂”，是“奉常”（後改名“太常”）的屬官，掌管“雅樂”；一個叫“樂府”，是“少府”的屬官，掌管“俗樂”。
前者所掌為宗廟祭祀、朝廷典禮所用的樂曲；後者所掌則為采自民間的歌曲，專供帝王貴族娛樂享受之用。
據《漢書·藝文志》說：帝王們所以要演奏這些民間樂曲，是為了“觀風俗，知薄厚”。
這種說法雖多少有點美化的用意，也未必盡屬杜撰。
因為根據一些古籍的記載，采詩之制起源甚早，至少可以上溯到周代。
漢何休《公羊傳解诂·宣公十五年》：“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
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何休是東漢後期人，他的說法可能有根據儒家思想而加以理想化的成分。
但關于采詩的事，在先秦典籍中确有記載，如《國語·周語上》：“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
”吳韋昭注：“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
”這裡所說的“獻詩”，應該包括他們自己所作的詩和從民間搜集到的歌謠。
現在我們所常讀的《詩經》，尤其是“十五國風”，有一部分可以斷定是民歌，大約就是經過這些采詩者的采集，然後由周代樂官加以潤飾、整理後的産物。
後來漢以後的各類樂府民歌，其形成情況，大約也與此相類似。
現今我們所能見到的古代樂府民歌，大抵是這樣被保存下來的。
但是，現今我們所說的“樂府詩”，其内容并不限于民歌，其中有一部分卻出于文人手筆，有些還是專供帝王的宗廟和朝廷所用，例如今存《樂府詩集》中的《郊廟歌辭》、《燕射歌辭》以及一部分《鼓吹曲辭》就是這樣。
這些樂曲似乎在當時，應當歸“太樂”之官所職掌，而非“樂府”官署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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