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近代時期中（1864—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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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維新的主張，所以也稱為維新派。
康有為 康有為是變法理論和綱領的主要提出者。
他出生于廣東南海縣，早年飽受封建主義的傳統教育。
1876年，他投于同邑學者朱次琦[65]門下，治程、朱兼及陸、王理學三年。
1879年，他移居西樵山白雲洞，開始研究道、釋書籍，并閱讀清初顧炎武和顧祖禹的著作。
1882年，他到北京應順天鄉試不第，歸途經上海，購讀江南制造局和英美教士“廣學會”的譯書。
1888年，他再到北京，以一個秀才的身份上書皇帝，請求變法，被都察院阻格不能上達。
1891年以後，他在廣州講學，署學舍[66]為“萬木草堂”。
這幾年中，他著就《新學僞經考》并寫了《孔子改制考》一部分稿和“秘不示人”的《大同書》初稿。
《新學僞經考》刊于1891年，宣告東漢以來所謂古文經學都是“新莽”（王莽）一朝之學，出于劉歆僞造。
這部書在學術上破除盲目信古思想，在政治上打擊了頑固派“恪守祖訓”反對變革的思想，因而引起頑固官吏的嫉視，于1894年被給事中餘聯沅參劾毀版。
“大同”思想提出曆史不斷發展的見解，認為其最高發展階段是“大同極樂世界”。
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學說。
1895年，康有為到北京應試，發動來京應試的各省舉人進行公車上書[67]（即第二次上書），都察院拒不收，但上書稿被繕印散發，影響甚大。
榜發，他成進士，授工部主事，來到署，又上書（第三次上書）陳自強雪恥之策，分富國、養民、教士、練兵四項，得到光緒帝的贊許。
一個月後，他又上書（第四次上書）請設議院，但都察院和工部的長官都拒不肯代達。
這幾次上書的内容，就是他提出變法的綱領。
“富國”的具體主張，就是取消各省原有禁令，允許人民辦工廠、制機器，發展鐵路、輪船事業。
這些事業都要“縱民為之，由官保護”。
“養民”的重點在于發展工農商業，諸如利用新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提高農業生産，講求制造技術上的發明，給予專利，甚至允許民間制造槍炮，此外還鼓勵商會和大公司的組織，并由國家協助。
“教士”的内容，就是廣開學堂，招收學生，每人除“專學一經以為根本”外，要着重學習“專門之業”。
為了推行這個綱領，他在“求人才”的名義下，提出一種代議制度，即由每十萬戶推出一個“議郎”，也就是紳商推選的新式議員。
這些主張遭到頑固派官吏的堅決反對。
梁啟超、嚴複、譚嗣同 梁啟超[68]，廣東新會人。
他師事康有為于萬木草堂，協助他著述和在北京進行政治活動。
變法運動開始後，他成為最有力的政治鼓動家。
嚴複[69]畢業于福州船政學堂，随兵船實習數年，被派赴英留學。
他注意研究西方文物制度，回國後努力譯述，最早譯出的有赫胥黎的《天演論》（1898年初刊印），以“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的生物進化學說警醒國人。
1895年他在天津《直報》先發表《論世變之亟》一文，鼓吹發憤圖強，又發表《原強》、《救亡決論》等文，主張廢八股，倡新學和廢除專制政治。
譚嗣同[70]是維新運動中最激進的人物。
他出身于大官僚家庭，生于北京，遊曆甚廣，西北至新疆，東南至台灣，大江南北蹤迹幾遍。
他胸襟開豁，對新事物感覺敏銳，閱覽甚博，受王船山（夫之）著作影響最大，也推重龔自珍和魏源。
當時民族資本主義開始發展，他也熱心于一些工礦企業的創辦。
維新運動開始時，他在湖南，沒有參加北京強學會。
1896年春，他到北京，結識梁啟超[71]。
1896&mdash1897年，他寫成《仁學》兩卷，大膽批判封建制度和傳統道德，主張沖破封建主義的一切網羅。
從強學會到《時務報》 1895年8月，康有為和梁啟超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并出版《中外紀聞》，日印千份，附《京報》分送朝士大夫。
同年10月，上海設立強學分會。
參加學會的人多半是中小官僚和達官貴紳的子弟。
學會的目的就是組織這些人講習資産階級政治，借以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正如梁啟超所說的，學會兼具學校和政黨的性質。
學會在北京和上海的設立，分别得到有力官吏翁同龢的支持和張之洞的一時贊助。
譚嗣同寫當時情況說，“内有常熟（翁），外有南皮（張），名士會者千計，款亦數萬”[72]。
這些“名士”中有傾向維新派的如翁系官僚文廷式，也有單純投機取巧的如李鴻藻的親信門生張孝謙和張之洞的兒子張權等。
但這些關系都擋不住反動勢力對強學會的破壞。
李鴻章的姻親、禦史楊崇伊上疏攻擊強學會，參劾文廷式。
結果北京強學會被查封，同時上海的強學分會也被張之洞取消了。
康有為回到廣州繼續著作，完成《孔子改制考》和《禮運注》兩書，并推動兩廣（包括港、澳）的維新運動。
當時風氣已開，各種學會的組織和報刊的傳播已成為不可阻遏的事情。
1896年春，上海強學會會員黃遵憲、汪康年等議辦報館，繼續強學會的活動，并延請梁啟超到上海任編輯。
8月，《時務報》（旬刊）在上海發刊，揭出“變法圖存”的宗旨。
梁啟超在報上陸續發表《變法通議》等論文，大聲疾呼，抨擊頑固派“因循不察，漸移漸變，百事廢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
《變法通議》等論文代表當時思想界的新潮，是對舊制度的公開挑戰。
《時務報》在數月中每期銷至萬餘份。
但是《時務報》經費仍是仰賴張之洞的捐助，汪康年又以張之洞的舊幕僚身份操報館經濟用人大權。
梁啟超因為在報上撰文批評金陵“自強軍”聘用西洋（德國）教習，指摘他們“半屬彼中兵役，而攘我員弁之厚薪”，觸怒張之洞[73]，又與汪康年龃龉，結果于1897年11月離上海赴湖南，主講長沙時務學堂。
維新運動在各地迅速開展 湖南成為運動的重要中心 1897年這一年中，各地紛紛創辦報刊。
澳門出版康梁系的《知新報》[74]，在報上刊登《孔子改制考》，以變革和發展的思想，鼓吹變法。
天津出版嚴複等編輯的《國聞報》。
長沙出版了《湘學新報》。
鄂督張之洞、湘撫陳寶箴分别劄饬湖北、湖南各書院訂閱《時務報》和《湘學新報》。
在陳寶箴和提學使江标的熱心提倡下，湖南一時成為維新運動的中心。
各省新辦的學堂中，長沙時務學堂成績最著，影響最大。
各省紛紛成立學會，如桂林的“聖學會”、蘇州的“蘇學會”、北京的“知恥學會”和“西學會”，其中亦以湖南的“南學會”為最著。
譚嗣同于1897年10月應陳寶箴、陳三立父子之招，從南京回到長沙，和江标、黃遵憲、熊希齡、徐仁鑄、梁啟超、唐才常等讨論推行新政并發起成立南學會，譚嗣同演說鼓吹變法，講義交唐才常主辦的《湘報》陸續發表。
這些言論和梁啟超在“時務學堂”所講的民權學說，都被湖南頑固士紳王先謙、葉德輝等目為洪水猛獸，力加擯斥。
張之洞甚至電令陳寶箴限制《湘報》的議論。
但是從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開始，國事更加危急。
1898年春，總理衙門對德、俄屈服，分别訂立“租借”港口的合同，更引起全國人民巨大的震動和憤怒。
維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機的加深而更迅速地傳播着。
變法運動以1898年4月間由康、梁等在北京組織的保國會的成立而進入新的階段。
維新派與頑固派的大論戰 這兩三年中，維新派對頑固派、洋務派在思想領域中展開了尖銳的鬥争。
他們的争論主要是圍繞着下面幾個主題：第一，舊法是否可變？頑固派從“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哲學觀點出發，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
主張“人治”，反對“法治”。
例如湖南頑固派學者曾廉說：“同是周官之法度，周公存則法度舉，周公亡則法度紊”[75]，“治天下而徒言法，不足以治天下”[76]。
他甚至由此推論，一切具體制度，包括八股取士，皆不宜改，因為“中國一切皆非為制度之不良，而但為人心之敗壞而已”[77]。
葉德輝也說：“與其言變法，不如言變人。
”[78]徐緻祥說，“變人”之道無他，隻須給皇帝開經筵講理學就行，因為孟子說過“一正君而國治矣”[79]。
洋務派也認為封建綱常制度不可變，隻是他們需要一些更适合于帝國主義半殖民地統治要求的改變。
維新派吸收西洋“進化論”的哲學觀點，指出“變者古今之公理”。
康有為把公羊學家所謂“據亂、升平、太平”三世解釋為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的政治發展各階段。
他主張當時中國社會應該進入“升平世”即君主立憲時代。
他指出清朝已經改變前代法制，而且清朝本身又屢次改變自己的法制，以此來駁斥“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說法。
他進一步诘問：清朝祖宗的成法已經不能用以保衛祖宗所開辟的疆土，難道因為要守法而就不要守土了嗎？對于隻要“治人”不要“治法”的詭辯，維新派正面指出要學習新的學問，才能造就新人才，才有“治人”。
第二，要不要讓紳商享受政治權利？頑固派認為“民有權則君無權”，民權是“違反綱常”，是“用夷變夏”，提倡民權是“率天下而亂”[80]。
洋務派同意這樣看法，張之洞提出“民權四無益說”[81]。
頑固派如葉德輝還提出“廢君主則政出多門，地方割據之局成”[82]。
維新派不能、也不敢引用西方早期資産階級的民權理論（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說）和人權學說來反對頑固派把君主看作“自天作命”的傳統說法，而且他們也同樣害怕君權被推翻将引起革命或是割據之局。
他們大都主張“民智未開”不能即設議院，而隻是希望給紳商一些政治權利，借以達到所謂“君民共治”的目标。
他們還要極力躲開對方提出的“離經悖道”的責難。
康有為向《禮運》的大同說尋找民主政治的根據，說“民主之大公，尤為孔子所願望”；梁啟超甚至企圖證明代議制度自古已有，把漢代的“議郎”曲解為西方議院的議員。
這些論點都說明了維新派還缺乏有力的理論根據。
梁啟超在長沙時務學堂講學時，着重發揮“民權”的理論。
他認為“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國家不是“君相之私産”，因此他提出“以群為體，以實為用”[83]。
“群”的概念是從19世紀西方資産階級社會學（即“群學”）搬來的，所指的是社會上不同的團體。
但是他們在國家民族危難深重的時候，着重指出“能興民權者，國無可亡之理”，主張“合舉國内四萬萬人之身為一體，合四萬萬人之心為一心”來抵抗外侮，在政治上有進步意義。
第三，要不要廢除八股，提倡新學？頑固派這時期依然拒絕“西學”，洋務派隻要“西學”皮毛，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
維新派一些人士如嚴複，對“舊學”開始作了一些批判，認為無論漢學或宋學[84]以至詞章之學，都“無用無實”，無補于國家的危亡。
這代表當時最激烈的論調。
他批評洋務派“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積弊”，提出學習西方就要“窮理勸學”，也就是說要開辦學校，學習西洋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
但對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維新派并沒有表示反對，他們自己甚至也沿襲這種說法。
因此維新派在這方面的争論，實際上隻是集中在反對八股取士這一點。
從這次論戰中，可以看出，舊勢力是死心踏地地維護一切舊制度。
而維新派畢竟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學說，尋找救國道路的主張。
他們初步批判了君主專制政體，介紹了一些西方資産階級民主思想。
封建主義的思想壁壘初次被打破了一個缺口，給後來民主革命學說的傳播提供了初步的條件。
變法讨論的本身也打破了過去民間不得議政的沉寂局面，一時報章紛紛出版，學會和學堂公開讨論宣傳，這樣就形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維新派要求以皇帝權力推行新政 維新派要光緒皇帝效法的隻是日本明治天皇和俄國彼得大帝。
他們理想的政治改革隻是封建地主階級和新興的資産階級上層相互妥協的君主立憲制度。
他們自身也十分害怕革命，極力宣傳近世革命的“慘烈”。
但是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的時候，他們奮起高呼救亡，使運動呈現了鮮明的愛國色彩。
光緒二十三年底（1898年初）康有為在北京上書皇帝（第五次上書），提出國家就要淪亡的警告。
他說：“割台之後兩載遂有膠州。
&hellip&hellip事變之來，日迫一日。
&hellip&hellip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他同時指出，人民反抗活動在近幾年中的醞釀，也已成為對統治者的嚴重威脅。
他請求皇帝下罪己诏，廣集群材，明定國是，從此将國事付國會議行。
他強調指出“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别無他圖”。
此奏被工部堂官扣壓，未能上呈。
後由翁同龢向光緒推薦，光緒準備召見。
恭親王奕訴以皇帝接見小臣不合制度相阻，改由總理衙門大臣與康有為面談，并令康有為條陳所見。
于是在1898年1月，康有為就上有名的《應诏統籌全局折》[85]，提出“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86]的主張，建議（1）“大誓群臣以定國是”；（2）“立&lsquo對策所&rsquo以征賢才”；（3）在内廷設“制度局”，協助皇帝謀議新政。
這三條辦法，說明維新派要求以皇帝權力推行新政，吸收維新派參預政權，并在這些基礎上進行對政權機構的改革。
保國會 接着，更多的港灣被外國侵占，全國震動，統治集團内部所謂帝黨和後黨的矛盾加劇，當權的頑固派暫時收斂了氣焰。
維新派在1898年4月間成立的保國會，以三年前一個上谕的幾句話作為組織團體的根據，但它揭著“保國、保種、保教”的宗旨，組織全國性的（北京、上海的兩個總會）和各省的救亡團體。
保國保種就是保衛國家和民族的生存。
保教就是維護康有為所謂孔教。
在“保教”的名義下，保國會規定會員“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助”，企圖這樣來達到康、梁等主張“合群”的目的，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出維新運動是局限于少數官紳和知識分子圈子裡的一種政治活動，雖然有一定的群衆性，但是脫離廣大下層群衆。
百日維新 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的上谕，開始“百日維新”。
維新派通過皇帝發出一系列改革命令。
但是頑固派已在磨刀霍霍地伺機反撲。
就在上谕發布的第四天，支持維新派的帝黨領袖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翁同龢被撤去一切職務勒令回籍；那拉氏的親信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榮祿署理直隸總督統率北洋軍隊。
第二天，光緒帝派康有為充總理衙門章京，許以專折奏事。
康有為編寫并進呈《日本變政考》等書，建議光緒模仿日本明治維新，推行各項新政改革。
從6月到9月間，新政的措施，主要表現在下列方面：（1）對舊機構的改革，如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閑散衙門和“督撫同城”各省分的巡撫以及東河總督；裁撤綠營；允許官民上書言事；（2）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取消各地書院，改設新式學校，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準許自由創立報館和學會；（3）設立路礦總局、農工商總局和各省的商務局，以推動工商業的發展，提倡商辦實業，組織商會。
這些措施并沒有引起政權實質上的變動，也根本沒有提到設立議院，但舊制度的局部破壞（盡管隻是對于早已失去存在理由的一些部門和一些具體制度的破壞），和一些極必要的新制度的建立，也引起舊勢力的頑強反抗。
不論頑固派和洋務派都竭力阻撓新政，地方官吏中隻有湖南巡撫陳寶箴積極支持新政。
頒發的诏令大都成為廢紙。
到了9月初，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骙等公然阻撓部員上書，反對新政。
光緒帝下令将禮部堂官[87]全體革職，任命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人為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頑固派和維新派之間的鬥争更加激烈。
維新運動在頑固派反擊下迅速失敗 那拉氏早已密切注意她所掌握的政權可能發生動搖。
一切不滿意裁撤舊衙門和冗員以及廢除八股的頑固勢力，都集合在她的周圍。
懷塔布等人奉她的旨意到天津和榮祿密謀。
榮祿調軍隊聚集在天津和長辛店，具體計劃如何不得而知，一時盛傳他們将在秋季以皇帝赴天津閱兵為名乘機迫光緒退位。
光緒身處危境，密谕楊銳等設法。
維新派想出依靠軍事實力派的辦法，推薦袁世凱可用。
袁世凱于1895年在小站練兵，一度參加過強學會，不久投靠榮祿，任直隸按察使并統帶新建陸軍。
光緒召袁世凱進京，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
光緒還接見來華訪問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向他請教變法經驗。
頑固派感到形勢緊張，西太後遂于9月21日發動政變，光緒被軟禁于中南海瀛台，那拉氏以“訓政”名義重掌政權。
維新派前此幻想依靠一些外國（英、日）的同情來反對另一些外國（如德、俄）對那拉氏的支持。
他們曾經推薦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為光緒顧問，甚至主張聘伊藤博文為客卿。
政變發生後，康有為和梁啟超在英國和日本的幫助下流亡國外。
譚嗣同表現了英勇犧牲的精神。
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hellip&hellip有之請自嗣同始。
”9月28日，他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同被殺害，人稱“戊戌六君子”。
維新派的改革措施，除京師大學堂外，幾乎全部被廢止，許多贊成新政的官吏被革職驅逐。
戊戌變法的失敗，說明了企圖用改良的方法挽救中國的道路走不通，也反映了當時新舊力量對比的懸殊。
當時由封建官僚、豪紳、富商轉化的資産階級剛在形成，維新運動主要是由一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來提倡推動。
由于他們本身的軟弱，不敢和舊勢力及侵略勢力公開決裂，因而隻能依靠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推行新政，并照搬日本明治維新模式實行變法。
結果在強大的保守勢力反擊下，“百日維新”迅速失敗。
第八節 民族危機加深和義和團反帝運動 資産階級維新運動不能阻擋帝國主義侵略的狂潮。
到了1899年的上半年，帝國主義列強之間（英、德、俄）完成了關于劃定勢力範圍的協議。
連西方其他國家如意大利和奧匈帝國，也陰謀來華奪取侵略基地。
清政府在全國憤激輿論的壓力下，拒絕了意大利強迫“租借”三門灣的要求。
1899年9月，美帝國主義提出“門戶開放”宣言。
美國壟斷資本向中國市場大舉進攻 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鬥争中，美國是一個後起者。
但是到19世紀末，美國工業生産已經超過西歐各國。
美國的紡織品、鋼鐵工業品、石油、面粉大量傾銷中國。
在中國南部和長江流域，美國遇着英國的激烈競争。
1897年，美孚石油公司陰謀通過買辦勢力向廣西當局奪取豁免厘金的特權，把廣西變成美國煤油的勢力範圍[88]。
但被英國反對而失敗。
在這些地區，美貨的推銷還要利用英國長期建立的買辦網，因而不能和英國公開沖突。
于是美國壟斷資本就特别着重對華北和東北市場的進攻。
在這些地區，美國的紡織品和鋼鐵制造品迅速奪取了英國的市場。
美國鐵軌和機車大量輸入。
美國煤油以減價推銷辦法，擊敗俄國石油的優勢。
天津、牛莊和煙台在這幾年中成為美貨輸入中國的主要口岸。
所謂“門戶開放”的宣言 各國在勢力範圍内實行壟斷，對于美國的龐大侵略計劃是有妨礙的，同時，這對于早已取得最優越地位的英國也不是最有利的，因此，美國取得英國的事先同意，在1899年9月6日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Hay）向英、俄、德三國發出照會，要求：（1）各國在“利益範圍”和“租借地”内，不得對條約口岸或他國的既得利益加以幹涉。
（2）在這些地區的條約口岸中，規定的稅率适用于各國的裝卸貨物；不得侵奪關稅收入。
(3)這些地區對船舶征收的港口稅，各國一律；鐵路的貨物運費也不能有差别待遇。
在11月中，美國又先後向日、意、法發出同樣的照會。
這些要求清楚地說明了美帝國主義不是什麼“反對破壞中國領土完整”，而是主張列強各國在華勢力範圍也要允許美國自由出入，不妨礙美國擴張它的侵略利益。
由于海約翰的照會符合當時各侵略國的主要利益，因此各國先後答複表示同意[89]。
“門戶開放”宣言實際上是美帝國主義憑借自己優越的經濟實力而采取的一個積極侵略方針。
此後半世紀中，美國每一次對中國的侵略行動，都以所謂“門戶開放”為冠冕堂皇的理由。
同時，美帝國主義從19世紀末年到辛亥革命後幾年中，也一直在陰謀強占三都澳，企圖奪取福建作為它的勢力範圍。
清政府加緊搜括 資産階級維新運動沒有能夠促使清政府走上改革之路。
統治機構在戊戌政變後繼續腐爛。
北京的王公大臣們高談“籌饷練兵”[90]、增厘折漕，以及糖、鹽、煙、酒、茶葉的加稅和田契、房契的加稅，再加上豪商捐輸，種種方法都用盡了，但并不能挽救财政的破産。
官吏舞弊中飽比實際報解數目總要多出三倍。
清中央政府一年收入隻有8000萬兩，除了以2000多萬兩付洋債利息，3000多萬兩付軍饷，2000多萬兩付“洋務”之外，剩下的隻有幾百萬兩，中央和直省地方經費以至八旗兵饷都沒有着落[91]。
于是西太後接受禮親王世铎的提議，命令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九卿會議，決定要各省督撫把對關稅、厘金、鹽課的“陋規中飽”盡量吐出，并命令直督裕祿和大買辦盛宣懷把開平煤礦、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的“餘利”全部歸公。
西太後特派剛毅到江南、廣東等号稱富饒的地方進行搜括。
但官吏吐出的贓款不多，“陋規”反因此而合法化，各地巧立名目漁利的辦法更多了。
盛宣懷和剛毅勾結，由剛毅奏稱他對招商、電報兩局“隻有督辦之名”，全無實權，至于各局總辦如黃祖絡、龔照瑗、沈能虎、黃建筅等這些買辦官吏，也都被說成一清如水，毫無侵蝕。
結果隻是由招商局每年“報效”六萬兩，電報局每年“報效”四萬兩了事[92]。
盛宣懷報效剛毅和西太後的數目，不問可知。
清政府加緊搜括，官吏放肆貪污，一切災難落在人民身上。
鐵路和教會對華北社會的破壞性影響 華北的社會經濟惡化特别劇烈，農村受到毀滅性的破壞。
當時山東、直隸兩省鐵路都在興修，京津、津榆、榆錦[93]各段鐵路先後完成。
盧漢鐵路在湖北、河北兩頭同時施工。
河北從盧溝橋到正定的一段，在1900年完工。
鐵路經過的地方，洋貨傾銷，舊式交通運輸驟被棄置，失業農民和遊民數目劇增。
運河運輸被沿海輪船代替，漕米改征折色。
運河河道成為廢物，沿河城市衰落。
這種情況嚴重影響了河北、山東、蘇北人民的生計。
農民、失業的運輸工人、破産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等下層群衆形成了反抗鬥争的龐大隊伍。
拆鐵路、打教堂是這時群衆自發反抗鬥争的重要内容。
部分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為非作歹，不但霸占田産，包攬詞訟，幹涉行政，甚至自居為一方之主，非法組織武裝，收買地方敗類作為爪牙，魚肉鄉民。
所謂“教民”中，有不少惡霸地主
康有為 康有為是變法理論和綱領的主要提出者。
他出生于廣東南海縣，早年飽受封建主義的傳統教育。
1876年，他投于同邑學者朱次琦[65]門下，治程、朱兼及陸、王理學三年。
1879年，他移居西樵山白雲洞，開始研究道、釋書籍，并閱讀清初顧炎武和顧祖禹的著作。
1882年，他到北京應順天鄉試不第，歸途經上海，購讀江南制造局和英美教士“廣學會”的譯書。
1888年，他再到北京，以一個秀才的身份上書皇帝，請求變法，被都察院阻格不能上達。
1891年以後，他在廣州講學，署學舍[66]為“萬木草堂”。
這幾年中，他著就《新學僞經考》并寫了《孔子改制考》一部分稿和“秘不示人”的《大同書》初稿。
《新學僞經考》刊于1891年，宣告東漢以來所謂古文經學都是“新莽”（王莽）一朝之學，出于劉歆僞造。
這部書在學術上破除盲目信古思想，在政治上打擊了頑固派“恪守祖訓”反對變革的思想，因而引起頑固官吏的嫉視，于1894年被給事中餘聯沅參劾毀版。
“大同”思想提出曆史不斷發展的見解，認為其最高發展階段是“大同極樂世界”。
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學說。
1895年，康有為到北京應試，發動來京應試的各省舉人進行公車上書[67]（即第二次上書），都察院拒不收，但上書稿被繕印散發，影響甚大。
榜發，他成進士，授工部主事，來到署，又上書（第三次上書）陳自強雪恥之策，分富國、養民、教士、練兵四項，得到光緒帝的贊許。
一個月後，他又上書（第四次上書）請設議院，但都察院和工部的長官都拒不肯代達。
這幾次上書的内容，就是他提出變法的綱領。
“富國”的具體主張，就是取消各省原有禁令，允許人民辦工廠、制機器，發展鐵路、輪船事業。
這些事業都要“縱民為之，由官保護”。
“養民”的重點在于發展工農商業，諸如利用新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提高農業生産，講求制造技術上的發明，給予專利，甚至允許民間制造槍炮，此外還鼓勵商會和大公司的組織，并由國家協助。
“教士”的内容，就是廣開學堂，招收學生，每人除“專學一經以為根本”外，要着重學習“專門之業”。
為了推行這個綱領，他在“求人才”的名義下，提出一種代議制度，即由每十萬戶推出一個“議郎”，也就是紳商推選的新式議員。
這些主張遭到頑固派官吏的堅決反對。
梁啟超、嚴複、譚嗣同 梁啟超[68]，廣東新會人。
他師事康有為于萬木草堂，協助他著述和在北京進行政治活動。
變法運動開始後，他成為最有力的政治鼓動家。
嚴複[69]畢業于福州船政學堂，随兵船實習數年，被派赴英留學。
他注意研究西方文物制度，回國後努力譯述，最早譯出的有赫胥黎的《天演論》（1898年初刊印），以“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的生物進化學說警醒國人。
1895年他在天津《直報》先發表《論世變之亟》一文，鼓吹發憤圖強，又發表《原強》、《救亡決論》等文，主張廢八股，倡新學和廢除專制政治。
譚嗣同[70]是維新運動中最激進的人物。
他出身于大官僚家庭，生于北京，遊曆甚廣，西北至新疆，東南至台灣，大江南北蹤迹幾遍。
他胸襟開豁，對新事物感覺敏銳，閱覽甚博，受王船山（夫之）著作影響最大，也推重龔自珍和魏源。
當時民族資本主義開始發展，他也熱心于一些工礦企業的創辦。
維新運動開始時，他在湖南，沒有參加北京強學會。
1896年春，他到北京，結識梁啟超[71]。
1896&mdash1897年，他寫成《仁學》兩卷，大膽批判封建制度和傳統道德，主張沖破封建主義的一切網羅。
從強學會到《時務報》 1895年8月，康有為和梁啟超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并出版《中外紀聞》，日印千份，附《京報》分送朝士大夫。
同年10月，上海設立強學分會。
參加學會的人多半是中小官僚和達官貴紳的子弟。
學會的目的就是組織這些人講習資産階級政治，借以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正如梁啟超所說的，學會兼具學校和政黨的性質。
學會在北京和上海的設立，分别得到有力官吏翁同龢的支持和張之洞的一時贊助。
譚嗣同寫當時情況說，“内有常熟（翁），外有南皮（張），名士會者千計，款亦數萬”[72]。
這些“名士”中有傾向維新派的如翁系官僚文廷式，也有單純投機取巧的如李鴻藻的親信門生張孝謙和張之洞的兒子張權等。
但這些關系都擋不住反動勢力對強學會的破壞。
李鴻章的姻親、禦史楊崇伊上疏攻擊強學會，參劾文廷式。
結果北京強學會被查封，同時上海的強學分會也被張之洞取消了。
康有為回到廣州繼續著作，完成《孔子改制考》和《禮運注》兩書，并推動兩廣（包括港、澳）的維新運動。
當時風氣已開，各種學會的組織和報刊的傳播已成為不可阻遏的事情。
1896年春，上海強學會會員黃遵憲、汪康年等議辦報館，繼續強學會的活動，并延請梁啟超到上海任編輯。
8月，《時務報》（旬刊）在上海發刊，揭出“變法圖存”的宗旨。
梁啟超在報上陸續發表《變法通議》等論文，大聲疾呼，抨擊頑固派“因循不察，漸移漸變，百事廢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
《變法通議》等論文代表當時思想界的新潮，是對舊制度的公開挑戰。
《時務報》在數月中每期銷至萬餘份。
但是《時務報》經費仍是仰賴張之洞的捐助，汪康年又以張之洞的舊幕僚身份操報館經濟用人大權。
梁啟超因為在報上撰文批評金陵“自強軍”聘用西洋（德國）教習，指摘他們“半屬彼中兵役，而攘我員弁之厚薪”，觸怒張之洞[73]，又與汪康年龃龉，結果于1897年11月離上海赴湖南，主講長沙時務學堂。
維新運動在各地迅速開展 湖南成為運動的重要中心 1897年這一年中，各地紛紛創辦報刊。
澳門出版康梁系的《知新報》[74]，在報上刊登《孔子改制考》，以變革和發展的思想，鼓吹變法。
天津出版嚴複等編輯的《國聞報》。
長沙出版了《湘學新報》。
鄂督張之洞、湘撫陳寶箴分别劄饬湖北、湖南各書院訂閱《時務報》和《湘學新報》。
在陳寶箴和提學使江标的熱心提倡下，湖南一時成為維新運動的中心。
各省新辦的學堂中，長沙時務學堂成績最著，影響最大。
各省紛紛成立學會，如桂林的“聖學會”、蘇州的“蘇學會”、北京的“知恥學會”和“西學會”，其中亦以湖南的“南學會”為最著。
譚嗣同于1897年10月應陳寶箴、陳三立父子之招，從南京回到長沙，和江标、黃遵憲、熊希齡、徐仁鑄、梁啟超、唐才常等讨論推行新政并發起成立南學會，譚嗣同演說鼓吹變法，講義交唐才常主辦的《湘報》陸續發表。
這些言論和梁啟超在“時務學堂”所講的民權學說，都被湖南頑固士紳王先謙、葉德輝等目為洪水猛獸，力加擯斥。
張之洞甚至電令陳寶箴限制《湘報》的議論。
但是從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開始，國事更加危急。
1898年春，總理衙門對德、俄屈服，分别訂立“租借”港口的合同，更引起全國人民巨大的震動和憤怒。
維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機的加深而更迅速地傳播着。
變法運動以1898年4月間由康、梁等在北京組織的保國會的成立而進入新的階段。
維新派與頑固派的大論戰 這兩三年中，維新派對頑固派、洋務派在思想領域中展開了尖銳的鬥争。
他們的争論主要是圍繞着下面幾個主題：第一，舊法是否可變？頑固派從“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哲學觀點出發，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
主張“人治”，反對“法治”。
例如湖南頑固派學者曾廉說：“同是周官之法度，周公存則法度舉，周公亡則法度紊”[75]，“治天下而徒言法，不足以治天下”[76]。
他甚至由此推論，一切具體制度，包括八股取士，皆不宜改，因為“中國一切皆非為制度之不良，而但為人心之敗壞而已”[77]。
葉德輝也說：“與其言變法，不如言變人。
”[78]徐緻祥說，“變人”之道無他，隻須給皇帝開經筵講理學就行，因為孟子說過“一正君而國治矣”[79]。
洋務派也認為封建綱常制度不可變，隻是他們需要一些更适合于帝國主義半殖民地統治要求的改變。
維新派吸收西洋“進化論”的哲學觀點，指出“變者古今之公理”。
康有為把公羊學家所謂“據亂、升平、太平”三世解釋為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的政治發展各階段。
他主張當時中國社會應該進入“升平世”即君主立憲時代。
他指出清朝已經改變前代法制，而且清朝本身又屢次改變自己的法制，以此來駁斥“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說法。
他進一步诘問：清朝祖宗的成法已經不能用以保衛祖宗所開辟的疆土，難道因為要守法而就不要守土了嗎？對于隻要“治人”不要“治法”的詭辯，維新派正面指出要學習新的學問，才能造就新人才，才有“治人”。
第二，要不要讓紳商享受政治權利？頑固派認為“民有權則君無權”，民權是“違反綱常”，是“用夷變夏”，提倡民權是“率天下而亂”[80]。
洋務派同意這樣看法，張之洞提出“民權四無益說”[81]。
頑固派如葉德輝還提出“廢君主則政出多門，地方割據之局成”[82]。
維新派不能、也不敢引用西方早期資産階級的民權理論（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說）和人權學說來反對頑固派把君主看作“自天作命”的傳統說法，而且他們也同樣害怕君權被推翻将引起革命或是割據之局。
他們大都主張“民智未開”不能即設議院，而隻是希望給紳商一些政治權利，借以達到所謂“君民共治”的目标。
他們還要極力躲開對方提出的“離經悖道”的責難。
康有為向《禮運》的大同說尋找民主政治的根據，說“民主之大公，尤為孔子所願望”；梁啟超甚至企圖證明代議制度自古已有，把漢代的“議郎”曲解為西方議院的議員。
這些論點都說明了維新派還缺乏有力的理論根據。
梁啟超在長沙時務學堂講學時，着重發揮“民權”的理論。
他認為“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國家不是“君相之私産”，因此他提出“以群為體，以實為用”[83]。
“群”的概念是從19世紀西方資産階級社會學（即“群學”）搬來的，所指的是社會上不同的團體。
但是他們在國家民族危難深重的時候，着重指出“能興民權者，國無可亡之理”，主張“合舉國内四萬萬人之身為一體，合四萬萬人之心為一心”來抵抗外侮，在政治上有進步意義。
第三，要不要廢除八股，提倡新學？頑固派這時期依然拒絕“西學”，洋務派隻要“西學”皮毛，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
維新派一些人士如嚴複，對“舊學”開始作了一些批判，認為無論漢學或宋學[84]以至詞章之學，都“無用無實”，無補于國家的危亡。
這代表當時最激烈的論調。
他批評洋務派“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積弊”，提出學習西方就要“窮理勸學”，也就是說要開辦學校，學習西洋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
但對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維新派并沒有表示反對，他們自己甚至也沿襲這種說法。
因此維新派在這方面的争論，實際上隻是集中在反對八股取士這一點。
從這次論戰中，可以看出，舊勢力是死心踏地地維護一切舊制度。
而維新派畢竟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學說，尋找救國道路的主張。
他們初步批判了君主專制政體，介紹了一些西方資産階級民主思想。
封建主義的思想壁壘初次被打破了一個缺口，給後來民主革命學說的傳播提供了初步的條件。
變法讨論的本身也打破了過去民間不得議政的沉寂局面，一時報章紛紛出版，學會和學堂公開讨論宣傳，這樣就形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維新派要求以皇帝權力推行新政 維新派要光緒皇帝效法的隻是日本明治天皇和俄國彼得大帝。
他們理想的政治改革隻是封建地主階級和新興的資産階級上層相互妥協的君主立憲制度。
他們自身也十分害怕革命，極力宣傳近世革命的“慘烈”。
但是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的時候，他們奮起高呼救亡，使運動呈現了鮮明的愛國色彩。
光緒二十三年底（1898年初）康有為在北京上書皇帝（第五次上書），提出國家就要淪亡的警告。
他說：“割台之後兩載遂有膠州。
&hellip&hellip事變之來，日迫一日。
&hellip&hellip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他同時指出，人民反抗活動在近幾年中的醞釀，也已成為對統治者的嚴重威脅。
他請求皇帝下罪己诏，廣集群材，明定國是，從此将國事付國會議行。
他強調指出“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别無他圖”。
此奏被工部堂官扣壓，未能上呈。
後由翁同龢向光緒推薦，光緒準備召見。
恭親王奕訴以皇帝接見小臣不合制度相阻，改由總理衙門大臣與康有為面談，并令康有為條陳所見。
于是在1898年1月，康有為就上有名的《應诏統籌全局折》[85]，提出“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86]的主張，建議（1）“大誓群臣以定國是”；（2）“立&lsquo對策所&rsquo以征賢才”；（3）在内廷設“制度局”，協助皇帝謀議新政。
這三條辦法，說明維新派要求以皇帝權力推行新政，吸收維新派參預政權，并在這些基礎上進行對政權機構的改革。
保國會 接着，更多的港灣被外國侵占，全國震動，統治集團内部所謂帝黨和後黨的矛盾加劇，當權的頑固派暫時收斂了氣焰。
維新派在1898年4月間成立的保國會，以三年前一個上谕的幾句話作為組織團體的根據，但它揭著“保國、保種、保教”的宗旨，組織全國性的（北京、上海的兩個總會）和各省的救亡團體。
保國保種就是保衛國家和民族的生存。
保教就是維護康有為所謂孔教。
在“保教”的名義下，保國會規定會員“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助”，企圖這樣來達到康、梁等主張“合群”的目的，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出維新運動是局限于少數官紳和知識分子圈子裡的一種政治活動，雖然有一定的群衆性，但是脫離廣大下層群衆。
百日維新 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的上谕，開始“百日維新”。
維新派通過皇帝發出一系列改革命令。
但是頑固派已在磨刀霍霍地伺機反撲。
就在上谕發布的第四天，支持維新派的帝黨領袖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翁同龢被撤去一切職務勒令回籍；那拉氏的親信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榮祿署理直隸總督統率北洋軍隊。
第二天，光緒帝派康有為充總理衙門章京，許以專折奏事。
康有為編寫并進呈《日本變政考》等書，建議光緒模仿日本明治維新，推行各項新政改革。
從6月到9月間，新政的措施，主要表現在下列方面：（1）對舊機構的改革，如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閑散衙門和“督撫同城”各省分的巡撫以及東河總督；裁撤綠營；允許官民上書言事；（2）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取消各地書院，改設新式學校，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準許自由創立報館和學會；（3）設立路礦總局、農工商總局和各省的商務局，以推動工商業的發展，提倡商辦實業，組織商會。
這些措施并沒有引起政權實質上的變動，也根本沒有提到設立議院，但舊制度的局部破壞（盡管隻是對于早已失去存在理由的一些部門和一些具體制度的破壞），和一些極必要的新制度的建立，也引起舊勢力的頑強反抗。
不論頑固派和洋務派都竭力阻撓新政，地方官吏中隻有湖南巡撫陳寶箴積極支持新政。
頒發的诏令大都成為廢紙。
到了9月初，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骙等公然阻撓部員上書，反對新政。
光緒帝下令将禮部堂官[87]全體革職，任命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人為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頑固派和維新派之間的鬥争更加激烈。
維新運動在頑固派反擊下迅速失敗 那拉氏早已密切注意她所掌握的政權可能發生動搖。
一切不滿意裁撤舊衙門和冗員以及廢除八股的頑固勢力，都集合在她的周圍。
懷塔布等人奉她的旨意到天津和榮祿密謀。
榮祿調軍隊聚集在天津和長辛店，具體計劃如何不得而知，一時盛傳他們将在秋季以皇帝赴天津閱兵為名乘機迫光緒退位。
光緒身處危境，密谕楊銳等設法。
維新派想出依靠軍事實力派的辦法，推薦袁世凱可用。
袁世凱于1895年在小站練兵，一度參加過強學會，不久投靠榮祿，任直隸按察使并統帶新建陸軍。
光緒召袁世凱進京，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
光緒還接見來華訪問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向他請教變法經驗。
頑固派感到形勢緊張，西太後遂于9月21日發動政變，光緒被軟禁于中南海瀛台，那拉氏以“訓政”名義重掌政權。
維新派前此幻想依靠一些外國（英、日）的同情來反對另一些外國（如德、俄）對那拉氏的支持。
他們曾經推薦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為光緒顧問，甚至主張聘伊藤博文為客卿。
政變發生後，康有為和梁啟超在英國和日本的幫助下流亡國外。
譚嗣同表現了英勇犧牲的精神。
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hellip&hellip有之請自嗣同始。
”9月28日，他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同被殺害，人稱“戊戌六君子”。
維新派的改革措施，除京師大學堂外，幾乎全部被廢止，許多贊成新政的官吏被革職驅逐。
戊戌變法的失敗，說明了企圖用改良的方法挽救中國的道路走不通，也反映了當時新舊力量對比的懸殊。
當時由封建官僚、豪紳、富商轉化的資産階級剛在形成，維新運動主要是由一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來提倡推動。
由于他們本身的軟弱，不敢和舊勢力及侵略勢力公開決裂，因而隻能依靠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推行新政，并照搬日本明治維新模式實行變法。
結果在強大的保守勢力反擊下，“百日維新”迅速失敗。
第八節 民族危機加深和義和團反帝運動 資産階級維新運動不能阻擋帝國主義侵略的狂潮。
到了1899年的上半年，帝國主義列強之間（英、德、俄）完成了關于劃定勢力範圍的協議。
連西方其他國家如意大利和奧匈帝國，也陰謀來華奪取侵略基地。
清政府在全國憤激輿論的壓力下，拒絕了意大利強迫“租借”三門灣的要求。
1899年9月，美帝國主義提出“門戶開放”宣言。
美國壟斷資本向中國市場大舉進攻 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鬥争中，美國是一個後起者。
但是到19世紀末，美國工業生産已經超過西歐各國。
美國的紡織品、鋼鐵工業品、石油、面粉大量傾銷中國。
在中國南部和長江流域，美國遇着英國的激烈競争。
1897年，美孚石油公司陰謀通過買辦勢力向廣西當局奪取豁免厘金的特權，把廣西變成美國煤油的勢力範圍[88]。
但被英國反對而失敗。
在這些地區，美貨的推銷還要利用英國長期建立的買辦網，因而不能和英國公開沖突。
于是美國壟斷資本就特别着重對華北和東北市場的進攻。
在這些地區，美國的紡織品和鋼鐵制造品迅速奪取了英國的市場。
美國鐵軌和機車大量輸入。
美國煤油以減價推銷辦法，擊敗俄國石油的優勢。
天津、牛莊和煙台在這幾年中成為美貨輸入中國的主要口岸。
所謂“門戶開放”的宣言 各國在勢力範圍内實行壟斷，對于美國的龐大侵略計劃是有妨礙的，同時，這對于早已取得最優越地位的英國也不是最有利的，因此，美國取得英國的事先同意，在1899年9月6日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Hay）向英、俄、德三國發出照會，要求：（1）各國在“利益範圍”和“租借地”内，不得對條約口岸或他國的既得利益加以幹涉。
（2）在這些地區的條約口岸中，規定的稅率适用于各國的裝卸貨物；不得侵奪關稅收入。
(3)這些地區對船舶征收的港口稅，各國一律；鐵路的貨物運費也不能有差别待遇。
在11月中，美國又先後向日、意、法發出同樣的照會。
這些要求清楚地說明了美帝國主義不是什麼“反對破壞中國領土完整”，而是主張列強各國在華勢力範圍也要允許美國自由出入，不妨礙美國擴張它的侵略利益。
由于海約翰的照會符合當時各侵略國的主要利益，因此各國先後答複表示同意[89]。
“門戶開放”宣言實際上是美帝國主義憑借自己優越的經濟實力而采取的一個積極侵略方針。
此後半世紀中，美國每一次對中國的侵略行動，都以所謂“門戶開放”為冠冕堂皇的理由。
同時，美帝國主義從19世紀末年到辛亥革命後幾年中，也一直在陰謀強占三都澳，企圖奪取福建作為它的勢力範圍。
清政府加緊搜括 資産階級維新運動沒有能夠促使清政府走上改革之路。
統治機構在戊戌政變後繼續腐爛。
北京的王公大臣們高談“籌饷練兵”[90]、增厘折漕，以及糖、鹽、煙、酒、茶葉的加稅和田契、房契的加稅，再加上豪商捐輸，種種方法都用盡了，但并不能挽救财政的破産。
官吏舞弊中飽比實際報解數目總要多出三倍。
清中央政府一年收入隻有8000萬兩，除了以2000多萬兩付洋債利息，3000多萬兩付軍饷，2000多萬兩付“洋務”之外，剩下的隻有幾百萬兩，中央和直省地方經費以至八旗兵饷都沒有着落[91]。
于是西太後接受禮親王世铎的提議，命令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九卿會議，決定要各省督撫把對關稅、厘金、鹽課的“陋規中飽”盡量吐出，并命令直督裕祿和大買辦盛宣懷把開平煤礦、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的“餘利”全部歸公。
西太後特派剛毅到江南、廣東等号稱富饒的地方進行搜括。
但官吏吐出的贓款不多，“陋規”反因此而合法化，各地巧立名目漁利的辦法更多了。
盛宣懷和剛毅勾結，由剛毅奏稱他對招商、電報兩局“隻有督辦之名”，全無實權，至于各局總辦如黃祖絡、龔照瑗、沈能虎、黃建筅等這些買辦官吏，也都被說成一清如水，毫無侵蝕。
結果隻是由招商局每年“報效”六萬兩，電報局每年“報效”四萬兩了事[92]。
盛宣懷報效剛毅和西太後的數目，不問可知。
清政府加緊搜括，官吏放肆貪污，一切災難落在人民身上。
鐵路和教會對華北社會的破壞性影響 華北的社會經濟惡化特别劇烈，農村受到毀滅性的破壞。
當時山東、直隸兩省鐵路都在興修，京津、津榆、榆錦[93]各段鐵路先後完成。
盧漢鐵路在湖北、河北兩頭同時施工。
河北從盧溝橋到正定的一段，在1900年完工。
鐵路經過的地方，洋貨傾銷，舊式交通運輸驟被棄置，失業農民和遊民數目劇增。
運河運輸被沿海輪船代替，漕米改征折色。
運河河道成為廢物，沿河城市衰落。
這種情況嚴重影響了河北、山東、蘇北人民的生計。
農民、失業的運輸工人、破産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等下層群衆形成了反抗鬥争的龐大隊伍。
拆鐵路、打教堂是這時群衆自發反抗鬥争的重要内容。
部分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為非作歹，不但霸占田産，包攬詞訟，幹涉行政，甚至自居為一方之主，非法組織武裝，收買地方敗類作為爪牙，魚肉鄉民。
所謂“教民”中，有不少惡霸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