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近代時期中（1864—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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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也就是開明士紳和資産階級化知識分子展開政治運動的前奏。
孫中山于1894年冬在檀香山華僑中間秘密組織革命團體“興中會”，到1895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會，組織廣州一帶會黨，預定當年秋末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但以事機洩露而失敗。
孫中山在這時期還沒有明确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綱領，興中會這樣的團體也帶有濃厚的舊式秘密組織色彩。
台灣人民的抗日鬥争 台灣人民保衛祖國神聖領土，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武裝鬥争是甲午戰争中最有聲色的一幕。
《馬關條約》傳出之後，4月25日，台北人民罷市抗議，宣告饷銀不準運出，稅收留供抗敵。
台灣士紳緻電清政府反對割地；人民發出檄文誓殺李鴻章等賣國賊。
5月底，日軍先在基隆東面三貂角強行登陸，開始侵台戰争；6月2日，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代表清政府在基隆口外日艦上處理“讓渡”手續。
從5月底到6月初，台北士紳推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企圖在“台灣民主國”自主抗戰的名義下抵抗日本侵略者。
但到6月初，基隆失陷，台北、台中的官紳倉皇内渡，敵軍從台北向南進攻，台灣人民擁護台南守将劉永福進行浴血抗戰。
英勇的台灣軍民先後在台北新竹和台中彰化、雲林等處阻擊敵人。
劉永福的親軍七星隊在彰化的保衛戰中，幾乎全部壯烈犧牲。
10月間，日軍海陸聯合進攻，台南守軍彈盡援絕，于21日失陷。
劉永福事先乘船内渡。
台灣人民在各地繼續堅持反抗鬥争。
第六節 民族危機和社會變化 甲午戰後帝國主義加緊宰割中國 甲午戰争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像洪水一般沖進中國。
歐美壟斷金融資本已經不以對中國的商品傾銷為滿足，而要求直接控制中國領土，以保障資本輸出的最大利益。
當時全世界大部分經濟落後的地區已被帝國主義國家瓜分完畢，它們在中國的争奪就表現得特别尖銳、激烈。
但是帝國主義者畢竟不能以瓜分非洲一樣的方式來瓜分中國，而且它們害怕中國再發生像太平天國那樣猛烈的革命運動，因此它們一面維持清朝政權，一面分别奪取“租借地”和鐵路線，劃分“勢力範圍”。
中國的領土完整和主權遭到更嚴重的破壞，東北和山東的一部分地區（如所謂“租借地”和鐵路附屬地帶）開始遭受殖民地式的統治。
帝國主義瓜分宰割中國的陰謀正在不斷醞釀和發展。
19世紀最後5年，中國面臨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俄法集團在戰後第一次大借款期間的勒索侵占 甲午戰争後，《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俄國認為此舉損害了它在中國的侵略利益，便糾合法、德兩國，一面迫使清政府加付3000萬兩的所謂“贖金”給日本，一面促使日本把遼東半島退還中國。
俄、法兩國結成一個侵略集團，又以“遼事出力應有酬勞”為理由，向清政府肆行勒索。
為了償還對日本的第一期“賠款”，清政府在1895年7月6日，和俄、法銀行家簽訂了一個由沙俄政府出面擔保的四億法郎（約合一億兩白銀）借款合同，借款實收94.125%，年息四厘(4%)。
俄、法銀行家聯合組織了“華俄道勝銀行”，提出控制中國财政的目标，如“承包稅收”“經營有關中國國庫的各項業務”“發行貨币，償付中國政府所負的債息”，以及“修建中國境内的鐵路及安裝電線”等等。
在借款交涉的過程中（6月20日），法國脅迫清政府割給雲南邊區的猛烏、烏得等地，開放雲南河口、思茅為商埠，并給予法國在雲南、廣西、廣東三省開礦的優先權[23]。
貸款合同成立之後，9月間，法國又要求由“費務林公司”（Fives-Lilies）修建并經營從越南同登伸到中國龍州的鐵路[24]，并于次年（1896年6月5日）訂立這項合同。
這就開了外國侵占中國鐵路線的惡例，也就是後來法國強修滇越鐵路[25]的先聲。
此後法國就把西南三省看作它的勢力範圍，并計劃進一步向四川擴張。
俄國不斷向北京施加壓力，積極支持法國。
英國一面和法國約定無論何方在四川、雲南兩省取得的特權，均由雙方分享（1896年1月15日《倫敦協定》），一面又乘機向總理衙門強稱“兩烏”的割讓損害英國利益，要求把雲南邊區野人山地方割給英國，并開放西江通商，作為“補償”[26]。
英德集團奪取第二次大借款權 沙俄在北京的政治勢力和法國的金融資本結合起來，形成對中國南北夾攻的陣勢。
英國就和被俄、法撇開了的德國聯合組成另一個侵略集團。
于是1896年初，在清政府為籌措對日本第二期“賠款”而進行的借款交涉中，就出現了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争相向中國貸款的鬧劇。
總理衙門大臣說自己“終日處在虎豹叢中”[27]。
3月23日，第二次貸款權被英國“彙豐銀行”和德國“德華銀行”搶走了，這個高利貸合同規定借款數目1600萬英鎊（約合一億兩），九四折扣，年利五厘（5%），償款期限為36年，不得提前償清；同時又規定款未償清前海關行政不得改變，這樣來保證英國人占據海關總稅務司的位置[28]。
沙俄誘訂中俄密約和奪取中東路 沙俄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引誘清政府和它訂立盟約，從而實現侵占東北甚至華北作為勢力範圍的陰謀。
這時清朝統治集團中親俄派頭子是西太後和李鴻章。
李鴻章“一意聯絡俄人”，主張完全投靠沙俄。
親英派的長江流域疆吏，如劉坤一、張之洞等，這時也建議和沙俄締訂密約[29]。
沙俄先由公使喀西尼（A.Ⅱ.Kaccини）要求建造通過東北的鐵路，以便将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和海參崴聯接起來。
它又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的機會，指名要李鴻章充賀使，和俄國财政大臣維特(Bиттe)進行秘密談判。
1896年6月3日在莫斯科簽訂的所謂“中俄密約”，在對日防守同盟的名義下，規定由道勝銀行在黑龍江、吉林修造鐵路，給俄國以必要時運兵過境的權利。
接着清出使俄、德大臣許景澄在9月間和道勝銀行簽訂《東省鐵路合同》，這就成為沙俄占據中東鐵路及其附屬地帶的根據。
各國激烈争搶盧漢路權 帝國主義國家對于貫穿中國心髒地區的盧漢（盧溝橋到漢口）鐵路線，争奪尤為激烈。
張之洞原是這條鐵路的倡議者。
早在1889年，他從兩廣總督任被調到湖廣（即湖南、湖北），主要就是為了主持修路事宜。
但是，1890年，李鴻章主張将該路經費移建京奉鐵路。
1896年，清政府頒發“上谕”，招殷實華商承辦盧漢路，但問津者都是以外商資金冒名影射的買辦商人們，其中包括工部尚書許應骙（廣東番禺人）的堂弟許應锵。
真正華商吃過洋務派“官督商辦”的虧，不敢再來嘗試。
到了8月間，由于買辦官僚盛宣懷的建議，張之洞和直隸總督王文韶聯銜上奏，請借外債，并設立“鐵路公司”，還推薦盛宣懷任督辦。
于是帝國主義各國展開争奪。
首先俄法集團由法國公使施阿蘭(A.Gérard)出面，要求法商承辦[30]。
繼之，和盛宣懷勾結的美國壟斷資本洛克菲勒、哈裡曼集團的“華美合興公司”派遣前參議員華士賓（W.D.Washburn)為代表，到上海、武昌活動，要求“包辦全工，事權獨攬”[31]。
最後，英、德兩國資本家提出聯合要求[32]，并要承辦粵漢鐵路。
這些侵略目的如此明顯，争搶又如此激烈，清政府當然不敢答應。
于是1897年5月，在法國迫使清政府保證海南島“不割讓”之後兩個月，張之洞決定向一個“歐洲小國”比利時的銀行團借款并決定用比國工程師監修鐵路，以免這條幹線落入歐洲強國手裡。
7月27日，鐵路借款合同[33]正式簽訂。
但是比利時銀行團實際上卻是法、比金融資本的聯合組織，結果這條鐵路依然被俄、法集團控制。
于是英國向東北展開攻勢，和山海關到奉天（沈陽）線鐵路督辦、親英派官僚胡燏棻商定任用英國人金達（Kinder)為技師長。
10月18日，俄國警告英國說，“俄國政府認為，同俄國邊界接壤的中國各省，必須不落入俄國之外的任何國家的影響之下”[34]。
俄、德、法占奪海港和強劃勢力範圍 到了1897年底，帝國主義開始以武力強占中國沿海港口，民族危機達到空前嚴重的階段。
11月4日，德國借口山東曹州巨野縣群衆焚毀教堂殺死德教士，派遣海軍占領膠州灣。
德國在中日戰争後，一直蓄意奪取中國港口，在它計劃中考慮過的有大鵬灣、廈門、舟山和膠州灣等處。
1896年，李鴻章從俄國到西歐遊曆，德國外交部就向他流露過這個意思。
李鴻章提出交換條件，希望德國允許增加中國關稅以提高他個人在清統治集團中已經沒落的政治地位[35]。
1896年底，德國公使海靖向總理衙門公然索取膠州，但俄、法暗中通知清政府不得應允德國要求[36]。
1897年底，在沙皇尼古拉向德皇威廉表示不反對德國侵占膠州之後[37]，德帝國主義悍然侵占膠州灣（青島）。
清政府下令不許山東官兵進行抵抗。
德國照會俄國，承認它“不僅把朝鮮而且把華北全部包括北京與黃海都劃在内的獨占勢力範圍”，并且聲明支持俄國在亞洲和其他地方的侵略政策[38]。
于是俄國一面表示支持德國的侵占行為，一面于12月14日突然将艦隊駛入旅順口，開始了對旅大地區的侵占。
德國外交部向俄國表示支持，并以“這些事情将标志着中華帝國慢慢的和逐步的瓦解”[39]而表示快意。
1898年3月6日，李鴻章同德國簽訂了《中德膠澳租界（實即“租借地”）條約》，租期99年。
三星期後（3月27日），李鴻章、張蔭桓等又同俄國訂立了《旅大租地條約》，期限25年，可以延長。
中國在這些“租借地”的行政權和駐軍權都被剝奪。
德國還取得從膠州經濰縣、濟南直至“山東邊境”和從膠州經沂州、萊蕪到濟南的兩條鐵路線的獨占權，并且壟斷沿線兩旁各30華裡以内的礦産。
德國不久開始修建膠濟鐵路。
山東全省成為德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
俄國在“租約”中，還取得直達旅大的中東鐵路支線（包括後來所謂“南滿鐵路”）及其經過地方鐵路利益的獨占權[40]。
東北全部成為它的勢力範圍。
再過14天（4月9日），清政府又同意了法國提出的雲南、廣西、廣東三省“不割讓”，廣州灣（湛江）“租借”99年和全國郵政管理權的要求。
于是俄、德、法三國在中國劃定了“勢力範圍”。
英國争奪勢力範圍和第三次大借款權 半世紀以來在中國維持着最優越的侵略地位的英帝國主義，加緊要求增強它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對中國的控制，企圖永久占據海關總稅務司的地位。
它積極擴充在長江流域和華南各省侵略勢力，陰謀進一步伸入華北。
事後企圖把自己粉飾為熱心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英帝國主義，在1897年底和1898年中，不但積極參加了勢力範圍的争奪，而且提出了廣泛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侵略要求。
1897年秋，英國先由一個公司出面，與盛宣懷草簽第三次大借款1600萬英鎊的合同，然後由英公使窦納樂（C.M.MacDonald)向總理衙門要求粵漢、滬甯、甯漢三條鐵路權，作為交換條件[41]。
交涉延至膠州、旅大被侵之後，英國又提出更多的要求，包括對中國重要稅收（海關、厘金、鹽課、常關）的管理權和從緬甸修鐵路到長江流域的權利[42]，同時要求開放大連和進一步保證它永遠占據海關總稅務司的地位。
于是俄國以李鴻章為内應，來進行對第三次借款的競争。
1898年1月15日，俄國以“絕交”恫喝清政府，迫它拒絕英國開放大連的要求[43]。
總理衙門也不敢接受英國貸款及其附帶條件，而于2月10日向英國保證凡當英國對華貿易“超過他國”時由英人充當總稅務司；又于次日照會英國，“揚子江沿岸各省”不以“租押或其他名義讓予他國”[44]。
長江流域這個廣大地區竟然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了。
清政府在英、俄之間，左右為難，一度想不舉行第三次借款而籌辦國内公債，因此發行了“昭信股票”。
但它本身威信早已掃地，民間應者寥寥。
結果3月1日，清政府仍然同意簽訂由赫德陰謀撮合的彙豐、德華兩銀行的1600萬英鎊借款合同。
合同規定：八三折扣（83%）付款，年息四厘五（4.5%)，期限45年；在同時期内，海關總稅務司由英人充任；蘇州、淞滬、九江、浙東厘金和宜昌、鄂、皖鹽厘統歸總稅務司征收管理。
帝國主義貸款的高利貸性質一次超過一次；英國不但控制中國海關而且部分地控制中國的厘金、鹽稅了[45]。
英國在南方借口抵制法國的勢力範圍，在6月間，強劃九龍深圳灣到大鵬灣（即九龍半島新界地區）為定期99年的“租借地”，隻許中國保留九龍城内地面和從九龍通至新安的陸路以及附近的一個碼頭[46]。
在北方，它又借口抵制沙俄勢力，将軍艦集中威海衛，于7月1日和慶親王奕劻等訂立專條，把劉公島和威海灣内群島以及全灣沿岸十英裡地面強“租”25年[47]。
英國還提出五條鐵路幹線的要求，包括天津鎮江線，晉、豫到長江線，廣州九龍線，浦口信陽線和蘇杭甯波線。
總理衙門在9月6日居然照複接受除津鎮一線外這一在中國腹地的龐大鐵路系統的侵略要求。
英國又于10月間，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包括北京經天津至山海關和從山海關到營口兩條鐵路線的所謂《關内外鐵路借款合同》。
為了奪取津鎮這條重要鐵路權，英國和德國談判劃分鐵路投資的範圍（1898年9月英德協定），并加強英德金融資本的合作，終于在1899年5月，迫使清政府和英德銀行團訂立草合同，規定津鎮鐵路北段歸德國建築，南段歸英國建築[48]。
1899年4月，英俄締結協議，互相承認分别在長江流域和長城以北的“勢力範圍”。
在英國的支持下，日本于1898年4月取得了福建省“不割讓”的保證，把福建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
瓜分局勢的形成 這樣，在1896&mdash1898的兩三年中，中國大部分地區被帝國主義劃作勢力範圍，中國沿海的重要港口被外國侵占或控制，中國主要鐵路幹線都落在外國手裡，連粵漢路路權也在1898年4月被當時還忙于進行對西班牙戰争的美帝國主義搶去了[49]。
列甯指出：“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
不過它們在開始時不是公開瓜分的，而是像賊那樣偷偷摸摸進行的。
他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财物一樣，一旦這個假死人試圖反抗，它們就像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
”[50]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這幾年中，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新的變動。
自然經濟的基礎遭到更大的打擊，農民生計日益窮蹙，同時民族工業有了初步的發展。
甲午戰後帝國主義設廠壟斷中國工業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資本輸出，除了攫奪中國經濟命脈如路礦等之外，還設立各種工廠，企圖壟斷中國工業，首先是紡織業。
1897年在上海正式開工的，就有英國怡和、老公茂，德國瑞記和美國鴻源四個紗廠。
英國又收買中國官商合辦的裕晉紗廠，改名協隆。
這五個廠共有紗錠16萬枚。
日商東華紗廠不久也在上海開設。
帝國主義各國政府加緊鼓勵他們的資本家進行投資。
甲午戰争前，上海原有由盛宣懷控制的中國官商合辦的紗廠五家，紗錠十幾萬枚[51]，中國每年仍輸出大量原棉（主要向日本），而從印度輸入大量棉紗。
在侵略特權庇護之下，帝國主義把上海變成它們在華紡織業的中心。
中國紗廠漸難立足，不斷倒閉、出賣（如裕晉）、“出租”或招洋商入股（如裕源紗廠）。
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結果，首先是對于中國工業的壓迫。
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 但是外資的大量侵入，不能不在一時期内刺激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馬關條約》後，清政府既允許外人投資，也就不能禁止民間設廠。
洋務派對工業壟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官辦企業不能維持，“官督商辦”的信用也已喪失幹淨。
因此，在一部分官僚（如胡燏棻）和資産階級維新派（如康有為）的呼籲下，清政府谕令各省“招商多設織布、紡綢等局，廣為制造”。
于是國内商辦工業的興起，就成為不可遏阻的事情。
1895&mdash1898年間，根據不完全的統計，新創辦的廠、礦五十餘家，資本約1200萬元。
在紡織業方面，上海外國紗廠林立，華廠易受傾軋。
于是無錫業勤紗廠（1896年）、蘇州蘇綸紡織廠（1897年）[52]、杭州通益公紡織廠（1897年）和南通大生紗廠（1898年）先後興辦。
缫絲工廠在上海、蘇、杭等地迅速增加，1898年僅上海一處就達二十家左右。
面粉、火柴等公司在國内各地紛紛開設。
1897年，張之洞奏說：“數年以來，江蘇、浙江、湖北等省陸續添設紡紗、缫絲、烘繭各廠約三十餘家。
&hellip&hellip滬、蘇、江甯等處有購機器制造洋酒、洋蠟、火柴、碾米、向來火者。
&hellip&hellip陝西現已集股立機器紡織局。
&hellip&hellip四川已購機創設煤油，并議立洋蠟公司。
&hellip&hellip山西亦集股興辦煤鐵，開設商務公司。
至于廣東海邦，&hellip&hellip近年新增必更不少，天津、煙台更可類推。
湖北、湖南兩省已均有購機造火柴及榨棉油者。
湖南諸紳現已設立寶善公司籌儀各種機器制造土貨之法，規模頗盛[53]。
似此各省氣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廣。
”[54]這是對當時資本主義發展情況一個很生動的寫照。
但是民族資本還隻是封建經濟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小島，沒有力量對抗帝國主義巨大資本對中國工業的逐漸控制。
大資産階級勢力的迅速擴張 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密切聯系的大資産階級勢力，在這時期卻在迅速擴張。
盛宣懷系官僚買辦集團不但繼承了洋務派的衣缽，并且加緊投靠帝國主義。
除了仍舊握有輪船招商局、電報局以及上海華盛總廠的紡織系統外，盛宣懷又從張之洞手中接收了湖北的漢陽鐵廠。
華盛紗廠以不斷捏報虧折的手法，成為盛氏的私産。
漢陽鐵廠後來和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組成為漢冶萍公司，愈來愈多依靠日本資本家而逐漸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控制。
盛宣懷又把盧漢路的“鐵路公司”偷偷改為“鐵路總公司”，企圖依靠外資把持全國鐵路。
1897年開業的中國通商銀行，也具有濃厚的封建買辦性質。
盛宣懷拟定的營業辦法是“于通商大碼頭用洋人為總管，于内地各省用晉人為總管，&hellip&hellip專用西幫，仍懸通商銀行招牌，而悉照西号（山西票号）辦法”[55]。
在他心目中，銀行隻是山西票号的化身和準備償付外債的厘金鹽課的收存所，甚至還要允許英國公司派員駐行查核[56]他所招榄的銀行股東，大部分是官場人物。
号稱中國第一家新式銀行的通商銀行，就是這樣露骨的官僚買辦的金融機構。
它對于民族工業當然不可能起真正的推動作用。
官僚買辦勢力的發展和帝國主義加緊侵略的形勢是分不開的。
發展較為顯著的民族資産階級上層 微弱的民族資産階級在這時期有了初步的發展。
中下層力量發展得十分有限。
上層力量的發展較為顯著。
更多的官僚富商，即所謂“紳商”，投資于新式工業，他們本身亦官亦商，和封建勢力有密切關系。
他們投資的企業随時有被帝國主義擠倒的危險。
他們和官僚買辦勢力之間也存在着矛盾。
如無錫業勤廠主楊宗濂兄弟本來依靠淮系而成為上海織布局的投資者。
楊氏兄弟都身兼官商。
楊宗濂本人和翁同龢關系極密[57]。
1893年，織布局被焚，李改派盛宣懷接管，并改組為華盛總廠[58]。
楊氏兄弟隻好另行設廠，這樣才有1896年無錫業勤紗廠的設立。
楊氏兄弟一面和盛宣懷官僚買辦集團有利益矛盾，一面又和官僚勢力有密切關系。
蘇州和南通的紡織廠最初是由有關地方當局派紳招集商股，以官商合資形式組織成立的，因而在開始時都是官商不分的，但不久由于形勢的改變，改為“由商承辦”（如蘇綸紡織廠），或實際變成商辦（如大生紗廠）。
蘇綸紡織廠初設時，蘇紳陸潤庠因親喪家居，以國子監祭酒身份被派為“總辦蘇州商務紳董”。
他名義上“自開兩廠”[59]（蘇經絲廠與蘇綸紗廠），實際上是向商務局“承領息借商本”[60]，因此他既是“商董”又是官派經理，廠權實際屬于商務局。
到他服滿赴京，兩廠才由另一紳士祝承桂承租包辦五年，成了商辦企業，但遇事“仍由江蘇藩司（即布政使司）會同商務局督察商辦”[61]。
祝承桂和其他負責人原來也都是官紳[62]。
南通大生紗廠原由張謇奉張之洞命招股創辦，但招股困難，改議官商合辦，以他所領到張之洞署兩江總督時購買擱置的紗機2.04萬錠，作為官股25萬兩。
大生紗廠成立的經過十分困難。
張謇自己沒有多少資本，如果沒有兩江官方（主要是劉坤一）的關系，他的紗廠是不可能創辦起來的，而兩江督署對張謇的支援就因為他本人是有政治影響的官紳。
如上所述，就江南一隅已可看出這時期新興資産階級上層和封建統治勢力極其密切的關系。
下層群衆在危機形勢下醞釀新的革命風暴 廣大人民群衆遭受更直接的侵略壓迫和更嚴重的封建剝削，革命形勢正在迅速發展。
抗捐、抗稅的風潮席卷全國十餘省份。
搗毀厘捐局的事件時有所聞。
各地發生農民暴動以至武裝起義。
1898年，蘇北、皖北、河南都發生大刀會、小刀會等組織的起義。
廣西天地會領導的起義，攻下梧州、浔州等地。
四川大足縣哥老會首領餘棟臣[63]再度組織農民群衆，在打教堂的号召下同時進行反封建的鬥争。
四川、湖北兩省人民紛紛卷入戰鬥。
湖廣總督張之洞奏報說，“飄布所到之處，人民起而随之”。
在1898年初，資産階級維新派的首領康有為警告說，“自台事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
人無固志，奸宄生心。
陳涉辍耕于隴上，石勒倚嘯于東門。
加以賄賂昏行暴亂于上，胥役官差蹙亂于下，亂機遍伏，即無強敵之偪，揭竿斬木已可憂危”[64]。
甲午戰後兩三年中，人民鬥争的鋒芒突出地朝向帝國主義。
除了各地風起雲湧反對外國教會的鬥争外，在侵略勢力直接蹂躏下的“租界”、“租借地”和鐵路線地帶，到處都有人民的暴動和武裝鬥争。
19世紀末年中國人民群衆規模巨大的反帝運動正在醞釀。
第七節 資産階級維新運動&mdash&mdash戊戌變法 維新運動的性質和階級基礎 在上述民族危機嚴重和社會矛盾尖銳的情況下，資産階級改良派發動了變法維新運動。
維新運動具有愛國救亡、政治改革和思想啟蒙的三重性質。
七八十年代，從反對封建統治的專橫腐敗而提出的零星改良建議，到中日戰争後發展為一套政治主張，并且形成了一個以資産階級改良派為中心的維新政治運動。
這時期的改良派客觀上是開始發展的資産階級上層的政治代表，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和嚴複。
他們提出了變
孫中山于1894年冬在檀香山華僑中間秘密組織革命團體“興中會”，到1895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會，組織廣州一帶會黨，預定當年秋末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但以事機洩露而失敗。
孫中山在這時期還沒有明确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綱領，興中會這樣的團體也帶有濃厚的舊式秘密組織色彩。
台灣人民的抗日鬥争 台灣人民保衛祖國神聖領土，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武裝鬥争是甲午戰争中最有聲色的一幕。
《馬關條約》傳出之後，4月25日，台北人民罷市抗議，宣告饷銀不準運出，稅收留供抗敵。
台灣士紳緻電清政府反對割地；人民發出檄文誓殺李鴻章等賣國賊。
5月底，日軍先在基隆東面三貂角強行登陸，開始侵台戰争；6月2日，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代表清政府在基隆口外日艦上處理“讓渡”手續。
從5月底到6月初，台北士紳推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企圖在“台灣民主國”自主抗戰的名義下抵抗日本侵略者。
但到6月初，基隆失陷，台北、台中的官紳倉皇内渡，敵軍從台北向南進攻，台灣人民擁護台南守将劉永福進行浴血抗戰。
英勇的台灣軍民先後在台北新竹和台中彰化、雲林等處阻擊敵人。
劉永福的親軍七星隊在彰化的保衛戰中，幾乎全部壯烈犧牲。
10月間，日軍海陸聯合進攻，台南守軍彈盡援絕，于21日失陷。
劉永福事先乘船内渡。
台灣人民在各地繼續堅持反抗鬥争。
第六節 民族危機和社會變化 甲午戰後帝國主義加緊宰割中國 甲午戰争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像洪水一般沖進中國。
歐美壟斷金融資本已經不以對中國的商品傾銷為滿足，而要求直接控制中國領土，以保障資本輸出的最大利益。
當時全世界大部分經濟落後的地區已被帝國主義國家瓜分完畢，它們在中國的争奪就表現得特别尖銳、激烈。
但是帝國主義者畢竟不能以瓜分非洲一樣的方式來瓜分中國，而且它們害怕中國再發生像太平天國那樣猛烈的革命運動，因此它們一面維持清朝政權，一面分别奪取“租借地”和鐵路線，劃分“勢力範圍”。
中國的領土完整和主權遭到更嚴重的破壞，東北和山東的一部分地區（如所謂“租借地”和鐵路附屬地帶）開始遭受殖民地式的統治。
帝國主義瓜分宰割中國的陰謀正在不斷醞釀和發展。
19世紀最後5年，中國面臨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俄法集團在戰後第一次大借款期間的勒索侵占 甲午戰争後，《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俄國認為此舉損害了它在中國的侵略利益，便糾合法、德兩國，一面迫使清政府加付3000萬兩的所謂“贖金”給日本，一面促使日本把遼東半島退還中國。
俄、法兩國結成一個侵略集團，又以“遼事出力應有酬勞”為理由，向清政府肆行勒索。
為了償還對日本的第一期“賠款”，清政府在1895年7月6日，和俄、法銀行家簽訂了一個由沙俄政府出面擔保的四億法郎（約合一億兩白銀）借款合同，借款實收94.125%，年息四厘(4%)。
俄、法銀行家聯合組織了“華俄道勝銀行”，提出控制中國财政的目标，如“承包稅收”“經營有關中國國庫的各項業務”“發行貨币，償付中國政府所負的債息”，以及“修建中國境内的鐵路及安裝電線”等等。
在借款交涉的過程中（6月20日），法國脅迫清政府割給雲南邊區的猛烏、烏得等地，開放雲南河口、思茅為商埠，并給予法國在雲南、廣西、廣東三省開礦的優先權[23]。
貸款合同成立之後，9月間，法國又要求由“費務林公司”（Fives-Lilies）修建并經營從越南同登伸到中國龍州的鐵路[24]，并于次年（1896年6月5日）訂立這項合同。
這就開了外國侵占中國鐵路線的惡例，也就是後來法國強修滇越鐵路[25]的先聲。
此後法國就把西南三省看作它的勢力範圍，并計劃進一步向四川擴張。
俄國不斷向北京施加壓力，積極支持法國。
英國一面和法國約定無論何方在四川、雲南兩省取得的特權，均由雙方分享（1896年1月15日《倫敦協定》），一面又乘機向總理衙門強稱“兩烏”的割讓損害英國利益，要求把雲南邊區野人山地方割給英國，并開放西江通商，作為“補償”[26]。
英德集團奪取第二次大借款權 沙俄在北京的政治勢力和法國的金融資本結合起來，形成對中國南北夾攻的陣勢。
英國就和被俄、法撇開了的德國聯合組成另一個侵略集團。
于是1896年初，在清政府為籌措對日本第二期“賠款”而進行的借款交涉中，就出現了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争相向中國貸款的鬧劇。
總理衙門大臣說自己“終日處在虎豹叢中”[27]。
3月23日，第二次貸款權被英國“彙豐銀行”和德國“德華銀行”搶走了，這個高利貸合同規定借款數目1600萬英鎊（約合一億兩），九四折扣，年利五厘（5%），償款期限為36年，不得提前償清；同時又規定款未償清前海關行政不得改變，這樣來保證英國人占據海關總稅務司的位置[28]。
沙俄誘訂中俄密約和奪取中東路 沙俄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引誘清政府和它訂立盟約，從而實現侵占東北甚至華北作為勢力範圍的陰謀。
這時清朝統治集團中親俄派頭子是西太後和李鴻章。
李鴻章“一意聯絡俄人”，主張完全投靠沙俄。
親英派的長江流域疆吏，如劉坤一、張之洞等，這時也建議和沙俄締訂密約[29]。
沙俄先由公使喀西尼（A.Ⅱ.Kaccини）要求建造通過東北的鐵路，以便将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和海參崴聯接起來。
它又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的機會，指名要李鴻章充賀使，和俄國财政大臣維特(Bиттe)進行秘密談判。
1896年6月3日在莫斯科簽訂的所謂“中俄密約”，在對日防守同盟的名義下，規定由道勝銀行在黑龍江、吉林修造鐵路，給俄國以必要時運兵過境的權利。
接着清出使俄、德大臣許景澄在9月間和道勝銀行簽訂《東省鐵路合同》，這就成為沙俄占據中東鐵路及其附屬地帶的根據。
各國激烈争搶盧漢路權 帝國主義國家對于貫穿中國心髒地區的盧漢（盧溝橋到漢口）鐵路線，争奪尤為激烈。
張之洞原是這條鐵路的倡議者。
早在1889年，他從兩廣總督任被調到湖廣（即湖南、湖北），主要就是為了主持修路事宜。
但是，1890年，李鴻章主張将該路經費移建京奉鐵路。
1896年，清政府頒發“上谕”，招殷實華商承辦盧漢路，但問津者都是以外商資金冒名影射的買辦商人們，其中包括工部尚書許應骙（廣東番禺人）的堂弟許應锵。
真正華商吃過洋務派“官督商辦”的虧，不敢再來嘗試。
到了8月間，由于買辦官僚盛宣懷的建議，張之洞和直隸總督王文韶聯銜上奏，請借外債，并設立“鐵路公司”，還推薦盛宣懷任督辦。
于是帝國主義各國展開争奪。
首先俄法集團由法國公使施阿蘭(A.Gérard)出面，要求法商承辦[30]。
繼之，和盛宣懷勾結的美國壟斷資本洛克菲勒、哈裡曼集團的“華美合興公司”派遣前參議員華士賓（W.D.Washburn)為代表，到上海、武昌活動，要求“包辦全工，事權獨攬”[31]。
最後，英、德兩國資本家提出聯合要求[32]，并要承辦粵漢鐵路。
這些侵略目的如此明顯，争搶又如此激烈，清政府當然不敢答應。
于是1897年5月，在法國迫使清政府保證海南島“不割讓”之後兩個月，張之洞決定向一個“歐洲小國”比利時的銀行團借款并決定用比國工程師監修鐵路，以免這條幹線落入歐洲強國手裡。
7月27日，鐵路借款合同[33]正式簽訂。
但是比利時銀行團實際上卻是法、比金融資本的聯合組織，結果這條鐵路依然被俄、法集團控制。
于是英國向東北展開攻勢，和山海關到奉天（沈陽）線鐵路督辦、親英派官僚胡燏棻商定任用英國人金達（Kinder)為技師長。
10月18日，俄國警告英國說，“俄國政府認為，同俄國邊界接壤的中國各省，必須不落入俄國之外的任何國家的影響之下”[34]。
俄、德、法占奪海港和強劃勢力範圍 到了1897年底，帝國主義開始以武力強占中國沿海港口，民族危機達到空前嚴重的階段。
11月4日，德國借口山東曹州巨野縣群衆焚毀教堂殺死德教士，派遣海軍占領膠州灣。
德國在中日戰争後，一直蓄意奪取中國港口，在它計劃中考慮過的有大鵬灣、廈門、舟山和膠州灣等處。
1896年，李鴻章從俄國到西歐遊曆，德國外交部就向他流露過這個意思。
李鴻章提出交換條件，希望德國允許增加中國關稅以提高他個人在清統治集團中已經沒落的政治地位[35]。
1896年底，德國公使海靖向總理衙門公然索取膠州，但俄、法暗中通知清政府不得應允德國要求[36]。
1897年底，在沙皇尼古拉向德皇威廉表示不反對德國侵占膠州之後[37]，德帝國主義悍然侵占膠州灣（青島）。
清政府下令不許山東官兵進行抵抗。
德國照會俄國，承認它“不僅把朝鮮而且把華北全部包括北京與黃海都劃在内的獨占勢力範圍”，并且聲明支持俄國在亞洲和其他地方的侵略政策[38]。
于是俄國一面表示支持德國的侵占行為，一面于12月14日突然将艦隊駛入旅順口，開始了對旅大地區的侵占。
德國外交部向俄國表示支持，并以“這些事情将标志着中華帝國慢慢的和逐步的瓦解”[39]而表示快意。
1898年3月6日，李鴻章同德國簽訂了《中德膠澳租界（實即“租借地”）條約》，租期99年。
三星期後（3月27日），李鴻章、張蔭桓等又同俄國訂立了《旅大租地條約》，期限25年，可以延長。
中國在這些“租借地”的行政權和駐軍權都被剝奪。
德國還取得從膠州經濰縣、濟南直至“山東邊境”和從膠州經沂州、萊蕪到濟南的兩條鐵路線的獨占權，并且壟斷沿線兩旁各30華裡以内的礦産。
德國不久開始修建膠濟鐵路。
山東全省成為德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
俄國在“租約”中，還取得直達旅大的中東鐵路支線（包括後來所謂“南滿鐵路”）及其經過地方鐵路利益的獨占權[40]。
東北全部成為它的勢力範圍。
再過14天（4月9日），清政府又同意了法國提出的雲南、廣西、廣東三省“不割讓”，廣州灣（湛江）“租借”99年和全國郵政管理權的要求。
于是俄、德、法三國在中國劃定了“勢力範圍”。
英國争奪勢力範圍和第三次大借款權 半世紀以來在中國維持着最優越的侵略地位的英帝國主義，加緊要求增強它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對中國的控制，企圖永久占據海關總稅務司的地位。
它積極擴充在長江流域和華南各省侵略勢力，陰謀進一步伸入華北。
事後企圖把自己粉飾為熱心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英帝國主義，在1897年底和1898年中，不但積極參加了勢力範圍的争奪，而且提出了廣泛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侵略要求。
1897年秋，英國先由一個公司出面，與盛宣懷草簽第三次大借款1600萬英鎊的合同，然後由英公使窦納樂（C.M.MacDonald)向總理衙門要求粵漢、滬甯、甯漢三條鐵路權，作為交換條件[41]。
交涉延至膠州、旅大被侵之後，英國又提出更多的要求，包括對中國重要稅收（海關、厘金、鹽課、常關）的管理權和從緬甸修鐵路到長江流域的權利[42]，同時要求開放大連和進一步保證它永遠占據海關總稅務司的地位。
于是俄國以李鴻章為内應，來進行對第三次借款的競争。
1898年1月15日，俄國以“絕交”恫喝清政府，迫它拒絕英國開放大連的要求[43]。
總理衙門也不敢接受英國貸款及其附帶條件，而于2月10日向英國保證凡當英國對華貿易“超過他國”時由英人充當總稅務司；又于次日照會英國，“揚子江沿岸各省”不以“租押或其他名義讓予他國”[44]。
長江流域這個廣大地區竟然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了。
清政府在英、俄之間，左右為難，一度想不舉行第三次借款而籌辦國内公債，因此發行了“昭信股票”。
但它本身威信早已掃地，民間應者寥寥。
結果3月1日，清政府仍然同意簽訂由赫德陰謀撮合的彙豐、德華兩銀行的1600萬英鎊借款合同。
合同規定：八三折扣（83%）付款，年息四厘五（4.5%)，期限45年；在同時期内，海關總稅務司由英人充任；蘇州、淞滬、九江、浙東厘金和宜昌、鄂、皖鹽厘統歸總稅務司征收管理。
帝國主義貸款的高利貸性質一次超過一次；英國不但控制中國海關而且部分地控制中國的厘金、鹽稅了[45]。
英國在南方借口抵制法國的勢力範圍，在6月間，強劃九龍深圳灣到大鵬灣（即九龍半島新界地區）為定期99年的“租借地”，隻許中國保留九龍城内地面和從九龍通至新安的陸路以及附近的一個碼頭[46]。
在北方，它又借口抵制沙俄勢力，将軍艦集中威海衛，于7月1日和慶親王奕劻等訂立專條，把劉公島和威海灣内群島以及全灣沿岸十英裡地面強“租”25年[47]。
英國還提出五條鐵路幹線的要求，包括天津鎮江線，晉、豫到長江線，廣州九龍線，浦口信陽線和蘇杭甯波線。
總理衙門在9月6日居然照複接受除津鎮一線外這一在中國腹地的龐大鐵路系統的侵略要求。
英國又于10月間，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包括北京經天津至山海關和從山海關到營口兩條鐵路線的所謂《關内外鐵路借款合同》。
為了奪取津鎮這條重要鐵路權，英國和德國談判劃分鐵路投資的範圍（1898年9月英德協定），并加強英德金融資本的合作，終于在1899年5月，迫使清政府和英德銀行團訂立草合同，規定津鎮鐵路北段歸德國建築，南段歸英國建築[48]。
1899年4月，英俄締結協議，互相承認分别在長江流域和長城以北的“勢力範圍”。
在英國的支持下，日本于1898年4月取得了福建省“不割讓”的保證，把福建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
瓜分局勢的形成 這樣，在1896&mdash1898的兩三年中，中國大部分地區被帝國主義劃作勢力範圍，中國沿海的重要港口被外國侵占或控制，中國主要鐵路幹線都落在外國手裡，連粵漢路路權也在1898年4月被當時還忙于進行對西班牙戰争的美帝國主義搶去了[49]。
列甯指出：“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
不過它們在開始時不是公開瓜分的，而是像賊那樣偷偷摸摸進行的。
他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财物一樣，一旦這個假死人試圖反抗，它們就像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
”[50]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這幾年中，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新的變動。
自然經濟的基礎遭到更大的打擊，農民生計日益窮蹙，同時民族工業有了初步的發展。
甲午戰後帝國主義設廠壟斷中國工業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資本輸出，除了攫奪中國經濟命脈如路礦等之外，還設立各種工廠，企圖壟斷中國工業，首先是紡織業。
1897年在上海正式開工的，就有英國怡和、老公茂，德國瑞記和美國鴻源四個紗廠。
英國又收買中國官商合辦的裕晉紗廠，改名協隆。
這五個廠共有紗錠16萬枚。
日商東華紗廠不久也在上海開設。
帝國主義各國政府加緊鼓勵他們的資本家進行投資。
甲午戰争前，上海原有由盛宣懷控制的中國官商合辦的紗廠五家，紗錠十幾萬枚[51]，中國每年仍輸出大量原棉（主要向日本），而從印度輸入大量棉紗。
在侵略特權庇護之下，帝國主義把上海變成它們在華紡織業的中心。
中國紗廠漸難立足，不斷倒閉、出賣（如裕晉）、“出租”或招洋商入股（如裕源紗廠）。
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結果，首先是對于中國工業的壓迫。
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 但是外資的大量侵入，不能不在一時期内刺激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馬關條約》後，清政府既允許外人投資，也就不能禁止民間設廠。
洋務派對工業壟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官辦企業不能維持，“官督商辦”的信用也已喪失幹淨。
因此，在一部分官僚（如胡燏棻）和資産階級維新派（如康有為）的呼籲下，清政府谕令各省“招商多設織布、紡綢等局，廣為制造”。
于是國内商辦工業的興起，就成為不可遏阻的事情。
1895&mdash1898年間，根據不完全的統計，新創辦的廠、礦五十餘家，資本約1200萬元。
在紡織業方面，上海外國紗廠林立，華廠易受傾軋。
于是無錫業勤紗廠（1896年）、蘇州蘇綸紡織廠（1897年）[52]、杭州通益公紡織廠（1897年）和南通大生紗廠（1898年）先後興辦。
缫絲工廠在上海、蘇、杭等地迅速增加，1898年僅上海一處就達二十家左右。
面粉、火柴等公司在國内各地紛紛開設。
1897年，張之洞奏說：“數年以來，江蘇、浙江、湖北等省陸續添設紡紗、缫絲、烘繭各廠約三十餘家。
&hellip&hellip滬、蘇、江甯等處有購機器制造洋酒、洋蠟、火柴、碾米、向來火者。
&hellip&hellip陝西現已集股立機器紡織局。
&hellip&hellip四川已購機創設煤油，并議立洋蠟公司。
&hellip&hellip山西亦集股興辦煤鐵，開設商務公司。
至于廣東海邦，&hellip&hellip近年新增必更不少，天津、煙台更可類推。
湖北、湖南兩省已均有購機造火柴及榨棉油者。
湖南諸紳現已設立寶善公司籌儀各種機器制造土貨之法，規模頗盛[53]。
似此各省氣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廣。
”[54]這是對當時資本主義發展情況一個很生動的寫照。
但是民族資本還隻是封建經濟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小島，沒有力量對抗帝國主義巨大資本對中國工業的逐漸控制。
大資産階級勢力的迅速擴張 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密切聯系的大資産階級勢力，在這時期卻在迅速擴張。
盛宣懷系官僚買辦集團不但繼承了洋務派的衣缽，并且加緊投靠帝國主義。
除了仍舊握有輪船招商局、電報局以及上海華盛總廠的紡織系統外，盛宣懷又從張之洞手中接收了湖北的漢陽鐵廠。
華盛紗廠以不斷捏報虧折的手法，成為盛氏的私産。
漢陽鐵廠後來和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組成為漢冶萍公司，愈來愈多依靠日本資本家而逐漸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控制。
盛宣懷又把盧漢路的“鐵路公司”偷偷改為“鐵路總公司”，企圖依靠外資把持全國鐵路。
1897年開業的中國通商銀行，也具有濃厚的封建買辦性質。
盛宣懷拟定的營業辦法是“于通商大碼頭用洋人為總管，于内地各省用晉人為總管，&hellip&hellip專用西幫，仍懸通商銀行招牌，而悉照西号（山西票号）辦法”[55]。
在他心目中，銀行隻是山西票号的化身和準備償付外債的厘金鹽課的收存所，甚至還要允許英國公司派員駐行查核[56]他所招榄的銀行股東，大部分是官場人物。
号稱中國第一家新式銀行的通商銀行，就是這樣露骨的官僚買辦的金融機構。
它對于民族工業當然不可能起真正的推動作用。
官僚買辦勢力的發展和帝國主義加緊侵略的形勢是分不開的。
發展較為顯著的民族資産階級上層 微弱的民族資産階級在這時期有了初步的發展。
中下層力量發展得十分有限。
上層力量的發展較為顯著。
更多的官僚富商，即所謂“紳商”，投資于新式工業，他們本身亦官亦商，和封建勢力有密切關系。
他們投資的企業随時有被帝國主義擠倒的危險。
他們和官僚買辦勢力之間也存在着矛盾。
如無錫業勤廠主楊宗濂兄弟本來依靠淮系而成為上海織布局的投資者。
楊氏兄弟都身兼官商。
楊宗濂本人和翁同龢關系極密[57]。
1893年，織布局被焚，李改派盛宣懷接管，并改組為華盛總廠[58]。
楊氏兄弟隻好另行設廠，這樣才有1896年無錫業勤紗廠的設立。
楊氏兄弟一面和盛宣懷官僚買辦集團有利益矛盾，一面又和官僚勢力有密切關系。
蘇州和南通的紡織廠最初是由有關地方當局派紳招集商股，以官商合資形式組織成立的，因而在開始時都是官商不分的，但不久由于形勢的改變，改為“由商承辦”（如蘇綸紡織廠），或實際變成商辦（如大生紗廠）。
蘇綸紡織廠初設時，蘇紳陸潤庠因親喪家居，以國子監祭酒身份被派為“總辦蘇州商務紳董”。
他名義上“自開兩廠”[59]（蘇經絲廠與蘇綸紗廠），實際上是向商務局“承領息借商本”[60]，因此他既是“商董”又是官派經理，廠權實際屬于商務局。
到他服滿赴京，兩廠才由另一紳士祝承桂承租包辦五年，成了商辦企業，但遇事“仍由江蘇藩司（即布政使司）會同商務局督察商辦”[61]。
祝承桂和其他負責人原來也都是官紳[62]。
南通大生紗廠原由張謇奉張之洞命招股創辦，但招股困難，改議官商合辦，以他所領到張之洞署兩江總督時購買擱置的紗機2.04萬錠，作為官股25萬兩。
大生紗廠成立的經過十分困難。
張謇自己沒有多少資本，如果沒有兩江官方（主要是劉坤一）的關系，他的紗廠是不可能創辦起來的，而兩江督署對張謇的支援就因為他本人是有政治影響的官紳。
如上所述，就江南一隅已可看出這時期新興資産階級上層和封建統治勢力極其密切的關系。
下層群衆在危機形勢下醞釀新的革命風暴 廣大人民群衆遭受更直接的侵略壓迫和更嚴重的封建剝削，革命形勢正在迅速發展。
抗捐、抗稅的風潮席卷全國十餘省份。
搗毀厘捐局的事件時有所聞。
各地發生農民暴動以至武裝起義。
1898年，蘇北、皖北、河南都發生大刀會、小刀會等組織的起義。
廣西天地會領導的起義，攻下梧州、浔州等地。
四川大足縣哥老會首領餘棟臣[63]再度組織農民群衆，在打教堂的号召下同時進行反封建的鬥争。
四川、湖北兩省人民紛紛卷入戰鬥。
湖廣總督張之洞奏報說，“飄布所到之處，人民起而随之”。
在1898年初，資産階級維新派的首領康有為警告說，“自台事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
人無固志，奸宄生心。
陳涉辍耕于隴上，石勒倚嘯于東門。
加以賄賂昏行暴亂于上，胥役官差蹙亂于下，亂機遍伏，即無強敵之偪，揭竿斬木已可憂危”[64]。
甲午戰後兩三年中，人民鬥争的鋒芒突出地朝向帝國主義。
除了各地風起雲湧反對外國教會的鬥争外，在侵略勢力直接蹂躏下的“租界”、“租借地”和鐵路線地帶，到處都有人民的暴動和武裝鬥争。
19世紀末年中國人民群衆規模巨大的反帝運動正在醞釀。
第七節 資産階級維新運動&mdash&mdash戊戌變法 維新運動的性質和階級基礎 在上述民族危機嚴重和社會矛盾尖銳的情況下，資産階級改良派發動了變法維新運動。
維新運動具有愛國救亡、政治改革和思想啟蒙的三重性質。
七八十年代，從反對封建統治的專橫腐敗而提出的零星改良建議，到中日戰争後發展為一套政治主張，并且形成了一個以資産階級改良派為中心的維新政治運動。
這時期的改良派客觀上是開始發展的資産階級上層的政治代表，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和嚴複。
他們提出了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