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近代時期中（1864—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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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各地武裝鬥争對反動統治秩序的
繼續打擊（1864&mdash1873年） 農民進行
恢複生産的鬥争（1864&mdash1880年）
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标志着農民革命高潮的過去。
封建統治勢力和外國資産階級逐步勾結起來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
清政府急于消滅各地革命的武裝力量，并在封建政權一度被打倒的地區恢複剝削制度。
與此同時，人民武裝鬥争在許多地區還繼續進行了七八年之久，廣大農民則進行抗租抗稅的鬥争和恢複農業生産的鬥争。
撚軍在1864年以後的英勇鬥争 太平天國失敗後，北方最活躍的農民武裝力量是撚軍。
清政府攻陷南京之後，加緊消滅太平軍餘部，主要是消滅皖、浙的黃文金部和贛、閩的李世賢、汪海洋部，然後把湘系、淮系軍隊調到北方去對付撚軍。
撚軍在張宗禹（張樂行的族侄）、任化邦和太平軍舊将遵王賴文光的領導下，保持着頑強的戰鬥意志，并且改善戰術，加強騎步配合作戰，連續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1865年5月，賴文光指揮撚軍在山東曹州殲滅了僧格林沁統帶的清軍騎兵，擊斃僧格林沁。
1866年秋末，撚軍沖破曾國藩的沿河防堵，分為東西兩路活動。
東路由賴文光、任化邦率領，回旋于黃河南岸和長江北岸之間的廣大地區中。
西路由張宗禹率領攻入陝西，聯合回民起義軍，準備再和東路會師。
但在強大的敵人壓迫之下，這個計劃無法實現。
東路撚軍苦撐戰局，對付李鴻章所率擁有優勢配備的淮軍，并在1867年初突破包圍，在湖北獲得大勝，活捉郭松林，大破劉銘傳，但遭湘軍鮑超襲擊，敗走山東。
淮軍在英法侵略武裝的支持下，扼守運河，把東撚軍圍困在山東登萊地區。
1867年底，任化邦被叛徒殺害。
1868年初，賴文光率殘部突圍南下，在揚州附近被困覆沒。
張宗禹統率的西路撚軍不斷打垮左宗棠統率的緊緊尾随他們的“老湘軍”，并和一部分回民起義軍取得了聯系，但沒有在西北建立一個根據地。
當賴文光被圍的消息傳來，西撚軍取道山西徑趨直隸，攻至北京以南的易州，接着就以暴風驟雨之勢橫掃直隸、河南、山東三省，使人數占絕對優勢的清朝軍隊疲于奔命，但這已不能挽救東撚軍的敗亡。
1868年，清軍将西撚軍圍困于黃河、運河和徒駭河之間。
北方這一支農民軍最後被消滅了。
在清政府鎮壓西撚軍的戰争中，英、法駐天津領事都曾派遣炮艦和馬隊直接參加戰鬥。
半殖民地統治秩序就是這樣由中外反動勢力血腥屠殺中國人民而建立起來的。
撚軍在1864年至1868年這四年中艱苦作戰，縱橫直、魯、晉、陝、豫、鄂、皖、蘇八省，嚴重威脅清朝反動統治的心髒，取得許多輝煌戰果。
但是撚軍沒有建立根據地，缺乏明确的革命綱領，組織有很大的靈活性而缺乏穩定性。
貴州苗民起義 五六十年代，西北和雲貴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起義，也是全國性農民革命的一部分。
太平天國和撚軍相繼失敗之後，清政府集中力量對他們進行瘋狂的鎮壓。
貴州苗族人民所遭受的是奴隸式的殘酷統治。
苗族地區是土司、通事、苗漢地主和高利貸商人榨取、敲詐的場所，因而也是時常發生反抗暴動的地方。
秘密宗教在這地區也積極活動。
白蓮教系統的燈花教和齋教在聯系苗族和漢族勞動人民起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苗族雇農張秀眉是起義軍的傑出領袖，他領導群衆，自1855年春天起義以後，不斷擊敗清朝軍隊。
但到1867年，湘軍大舉進攻，1870年和1871年，起義軍先後失去台拱和凱裡這兩個根據地。
張秀眉率領群衆扼守雷公山一年之久，于1872年4月兵敗就義。
雲南回民、彜民起義 清政府對西北和西南的漢回兩族人民，一面采取制造糾紛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一面标榜“護漢抑回”，利用漢族地主階級對回族人民進行封建剝削壓迫。
1854年，雲南漢、回地主争奪銀礦，引發漢回互殺的許多慘案。
1856年，清總督恒春、巡撫舒興阿密令州縣官吏殘殺回民。
清政府推行的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姚州、蒙化、新興、建水、澄江各地回族人民的武裝反抗。
其中在蒙化起義的杜文秀部，于1856年9月攻下大理，大理在十幾年中成為起義中心。
杜文秀減輕賦稅，改善迤西（雲南西部）各地人民生活。
從1862年起，清政府招降原在迤東進行反抗的馬如龍，然後向迤西進攻。
1872年李文學領導的彜族起義軍支援大理，也遭失敗。
1872年底，大理城被清軍楊玉科部攻陷，杜文秀服毒後自赴清營，要求保全百姓生命。
但大理仍被清軍洗屠。
雲南回民起義是回族人民為了反抗清王朝殘暴統治而求自身生存的鬥争，又是回、漢、彜族農民聯合進行的反封建鬥争。
陝甘回民起義 陝西、甘肅回民的先後起義，都是反抗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剝削的鬥争。
這些起義本身不斷受到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和撚軍也有互相支援的形勢。
撚軍被消滅後，左宗棠率清軍大舉進攻陝、甘，殘酷鎮壓了陝甘回民起義。
革命失敗後農民恢複生産的鬥争和抗租鬥争 太平天國農民戰争失敗以後，受到農民起義沉重打擊的地主階級勢力在清朝軍事力量的支持下卷土重來，恢複殘酷的地租剝削。
在“田歸原主”的口号下，許多地主重新占取土地。
接着，新興湘、淮軍閥和地方官僚進行了土地大兼并。
農民戰争雖然失敗，但畢竟迫使封建政權采取一些讓步措施，清政府應地主階級的要求，在江、浙減免漕額約1/3，并且規定了“業七佃三”的減免比例。
但即使這樣厚于地主而薄于佃農的不合理比例，在一些地區，如蘇州附近，仍不免變成一切蠲免全歸“業主”。
因而在所謂“減漕德政”之中，偏枯的仍是農民。
相反地，不斷加重的厘金、鹽課的最後負擔卻都落在農民身上。
除了租稅的重擔外，農民還遭受外國資本主義和買辦資本對農産品的壓榨。
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對社會經濟的破壞，大大阻礙了農業生産力的恢複和發展。
但是農民反抗地租剝削的鬥争正在逐漸展開，對于生産的恢複，起着重要的作用。
農民反抗地租鬥争的形式是多樣的。
在南京、鎮江附近，由于勞動力極端缺乏，地主階級不得不從江北招徕一批農民替他們墾耕荒廢的土地。
這些客籍農民，和家鄉隻有一江之隔，就經常采用“棄田而歸”也就是把收獲谷物和耕牛田具一起帶走的鬥争方式來反抗地租剝削，并迫使清政府從1869年起允許他們在“無主荒地”墾耕，因而取得一部分土地。
在蘇州附近，如吳江，農民就用普遍欠租，集體赴官的辦法，抵制地主、差役的威迫勒奪。
更大規模的，如1862年安徽六合農民暴動和1872年浒墅關拔稻大鬥争，都轟動一時。
是農民在極艱苦的情況下為了維持生存和繼續進行生産所不可缺少的行動。
嚴重的天災，再加上清政府沒有注意水利的保持和修複工作，1876年到1879年，主要農業地區發生了接連4年的災荒，死亡至少在1000萬人以上。
1877年，僅山西一省就有500萬人死亡。
許多農民隻得離鄉逃荒，生活更加困苦。
第二節 中國社會加速半殖民地化和洋務運動 政治上的加速半殖民地化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英國為首的侵略勢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中國封建政權。
英、美、法、俄等國的公使聯合幹涉中國的内政和外交。
英國人赫德（RobertHart）長期占據海關總稅務司的職位，不但把持海關行政，而且包攬其他許多事務。
通商口岸的外國領事對地方官吏發号施令，随時派遣兵艦肆行恫吓，督促他們維持侵略者所需要的秩序，這就是所謂“炮艦政策”。
更多的西方大小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普魯士、丹麥、荷蘭、西班牙、意大利和奧匈帝國（其中許多是經過英國的所謂“介紹”）也來和中國建立外交或商務關系，享受不平等條約的一切侵略權利，參加對中國的掠奪。
南北戰争後的美國資産階級正忙于開發西部的利益争奪。
他們标榜反對英國炮艦政策來取得清政府的好感，同時利用基督教宣傳來灌輸美國式的“文明”。
美國經常利用1858年《天津條約》的規定，在中外糾紛中把自己打扮為居間調停人，借以加強自己對中國國際事務的幹涉，并從中取利。
1868年清政府決定遣使出洋，卻又為使臣人選和中外禮節感到為難。
總理衙門竟任命剛卸任的前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ne)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率領由兩位中國官員、一位英國人、一位法國人組成的中國近代第一個外交使團，出訪歐美，“籠絡各國”。
蒲安臣還在美國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即《蒲安臣條約》）。
中國外交使團卻要由美國人率領，反映了晚清中國政治、外交的半殖民地色彩。
社會經濟的進一步半殖民地化 從19世紀60年代中葉到80年代之初，中國社會經濟顯著地進一步半殖民化。
沿海和長江中遊以下的航運，被英國太古、怡和和美國旗昌（1876年前）等洋行控制。
道光年間，中國原有沙船3000餘号，成豐年間減至2000多号，到70年代之初，隻剩了400号。
外國銀行（如1867年在上海設立的英國彙豐銀行分行，和更早設立的英國麥加利銀行）開始操縱中國的金融市場。
彙豐銀行迅速成為英國資本一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經濟侵略的中心機構。
外國銀行和洋行在中國吸收存款，發行紙币，經營國内外彙兌，并且對清政府進行短期高利的貸款。
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放通航，西方工業品在中國的進口數量顯著增加。
中國迅速地變成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
外國紡織品的進口數量逐漸增加，由洋行通過買辦網送到内地各處。
這直接打擊農村家庭手工業，使已經處在饑餓線上的農民陷于更加貧困的境遇。
原料生産者也開始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直接榨取的對象。
在60年代，如東北的皮革，山東的帽缏，都已經被外國商人的收購組織向小生産者壓價掠奪。
70年代以後，壓價收買的情形，逐漸嚴重，以茶葉為例，福建6種茶葉的每擔平均價格從1870年的36兩跌至1885年的25兩。
兩湖茶價則受俄國磚茶商人的控制。
在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和外國資本主義對生産者的直接掠奪下，中國的對外貿易逐漸喪失過去的優勢，而且呈現着性質上的變化。
在七八十年代，中國舊式商業資本逐漸喪失和外國資本争奪控制市場的能力。
1883年帶有買辦性的封建商人胡光墉為了和外商競争控制絲價而破産。
茶絲這兩項長期以來最主要的出口貿易品幾乎全被外商控制了。
棉花也從80年代開始大量出口（主要向日本）。
少數民族地區的牧業經濟開始陷入同樣的悲慘命運。
1860年英國資本家已經派代理人到蒙古收買駝絨。
1882年英商代理人到歸化城（呼和浩特）收購該地區的羊毛，從天津大量出口。
中國在經濟上的半殖民地化的結果之一，就是中國農、牧、手工業的日益破産和農民與手工業者的日益貧困化。
洋務派的産生 和這種情形相适應的是封建政權的顯著地買辦化。
就機構上說，1861年設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權力不斷擴充，成為清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機構。
兼署北洋通商大臣的直隸總督和兼署南洋通商大臣的兩江總督成為最有權勢的官吏，因為他們是“洋務”的管理者，并與外國侵略勢力發生密切的關系。
從清朝封建統治集團本身的變化上說，一批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并與外國侵略勢力關系更密切的買辦化官僚産生了，這就是所謂洋務派。
洋務派在外以湘、淮軍閥頭子，特别是從1870年起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為代表，在朝廷内以恭親王奕訴為代表。
他們為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擴大本集團的勢力，開展各種洋務活動。
洋務派舉辦新式軍事工業 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官僚軍閥，在六七十年代先後建立了一批新式的軍事工業。
他們把這些措施标榜為“自強新政”。
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高昌廟設立江南制造總局，并在南京設立由英國人馬格裡督辦的金陵制造局。
這都是以前此為了鎮壓太平軍而設立的小型軍火廠（“炮局”）擴充而成的，而且被他看作淮軍的私産。
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後來改稱“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設立天津機器局，供清政府直接控制的軍隊各營之用。
1870年李鴻章接管後加以擴充，分設東西兩局。
此後，地方性的軍火廠在内地各省也逐漸出現。
這些工廠在生産上依靠外國技師，在管理上采用腐朽的官僚制度。
原料如煤、鐵等主要來自外國。
産品數量不大、質量不高。
這些工業對國防所起的作用不大，對社會經濟沒有多少影響。
其中較有成績的是由左宗棠、沈葆桢先後主持建立的福建“馬尾船政局”。
這個船舶修造廠初期也依靠法國技師，并用法國人管理。
在60年代，法國資産階級企圖把它變成法國侵略勢力的禁脔。
這個廠前後造出小型兵船三十餘艘。
這些船質量較差，不能出海作戰，隻能供沿海巡邏緝私之用。
該局附設的船政學堂卻培養了一批海軍和科技人才。
反對外國教會侵略行為的鬥争 随着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深入内地，各地人民群衆掀起了反對外國教會侵略行為的鬥争。
一些外國傳教士以傳教和辦學堂、醫病、育嬰等“文化”“慈善”事業作為招牌，深入中國内地邊區活動。
有的外國傳教士出入官府，包攬詞訟，制造“教民”與群衆的糾紛，強奪田産，甚至指使教會武裝殺害反對教會的民衆（如1869年四川酉陽“教案”），并向清政府提出撤換地方官吏的要求。
這種征服者的姿态和不法行為，激起當地人民的憤慨，自發地起來搗毀教堂、驅逐外國傳教士。
早在1862年，湖南、江西已經發生這種鬥争。
到60年代後期，在河北、山東、江西、安徽、江蘇、福建、台灣、湖北、湖南、四川、貴州以及許多有外國教會的地方，不約而同地都發生了群衆性反教會侵略鬥争，當時稱為“教案”。
1870年，發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
這個事件是由法國領事豐大業以手槍威吓并且射擊包圍法國天主教堂的群衆而引起的。
群衆給這個兇徒以應有的懲罰，并焚毀教堂。
憤怒的群衆接着也打死了一批平素以征服者自居的法國教士。
這個暴動使得中外反動勢力驚慌失措。
清政府把曾國藩從南京調到天津來執行殘暴鎮壓的任務。
他以“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顧情罪之當否”這種媚外方針，處死天津人民16人，企圖這樣抑制住人民反侵略的浪頭。
但是人民反侵略鬥争的潮流仍在繼續往前發展，在長江流域各省活動的會黨（主要是哥老會）不久就成為反教會鬥争的組織者。
鬥争愈來愈具有農民反侵略運動的鮮明色彩，在70年代，如1876年四川江北廳和涪陵兩地人民先後焚毀教堂多處的鬥争，就是以農民群衆為主體的。
中法戰争期間，長江沿岸和華南人民進行更大規模的反教會鬥争。
這一直發展到70年代而形成為鬥争的高潮。
反教會鬥争成為這時期人民群衆反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一種重要形式。
第三節 官辦民用企業的出現民族資本主義的産生 洋務運動轉向民用企業方面發展 自70年代初期開始，洋務派從軍事工業轉而舉辦一系列民用企業。
當時江南制造局和福建造船局糜費過多，難以維持。
1871年，頑固派官吏提出攻擊，要求撤銷這些局廠，但李鴻章、左宗棠等不肯停辦。
李鴻章當時緻淮系官僚閩撫王凱泰函中說：“閩船創自左公，滬船創自曾相，鄙人早知其不足禦侮，徒添糜費，今已成事而欲善其後，不亦難乎”[1]，意思就是說，善後無策，欲罷不能。
為了“求富”，并為軍用工業提供原料、經費和運輸、通訊等設備，洋務運動顯然不得不轉向民用企業方面發展。
輪船招商局 70年代初，清政府決定興辦輪船公司，其目的一是解決漕運問題，二是為中國船廠所造輪船尋找出路。
1872年初，曾國藩死于兩江總督任。
于是輪船招商局由北洋主辦。
李鴻章調浙江省承辦海漕十餘年、由沙戶（經營舊式沙船運輸的商人）出身的候補知府朱其昂到上海設局招商，特許輪船承運一部分海漕作為補貼，并奏請戶部準借20萬串（約十三萬兩）作為“商本”，“盈虧與官無涉”。
但所謂招商局是以官督商辦形式興辦的。
洋務派雖然允許由商股中選出“商董”并聽任他們“自立條議”[2]，但實際上企業全由官僚操縱，商股沒有發言權。
朱其昂向蘇浙幫商人招股，所得不多[3]。
洋務派本想吸收“詭寄洋行”的買辦資金，也沒有成功。
1873年夏間，李鴻章以招商局“資金太少，恐緻決裂”，就招緻由盛宣懷介紹的多年充任英國怡和洋行買辦的廣東人唐廷樞為“坐局商董”（即業務經理），目的在于招徕買辦資金。
洋務派聲稱“兩月間招股近百萬”，實際上幾度募股，到1876年才實收二十幾萬兩[4]。
從此招商局由朱其昂、盛宣懷二人代表官方，唐廷樞和另一買辦徐潤在名義上代表商方，負責經營。
唐、徐兩個買辦捐得官僚的身份，實際也不代表商人利益。
招商局這些“總、會、幫辦，俱由北洋劄委”[5]，他們把持用人“理财”之權，把招商局當作北洋外府，予取予求。
盛宣懷除1882&mdash1884幾年因被參劾離局外，前後代表李鴻章把持招商局數十年之久。
民間商人股東實際沒有發言權。
開平礦務局 70年代中葉，湘、淮洋務派都在開辦采礦事業，其中最重要的是1878年李鴻章開辦的灤州開平煤礦。
最初由天津海關道黎兆棠和唐廷樞等拟定的《開平礦務局章程》規定了官督商辦和每年結賬按股分紅的辦法。
原定招股80萬兩，直到1880年才招得30萬兩，但開銷早已超過此數，結果隻好由天津機器局、海防局等機構出官款支持。
官款商股混雜，礦務局實際成為官局。
最初的商股大半出自北洋官吏。
1882年，股本才招足120萬兩。
電報局 1879年，李鴻章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與天津之間試設電報，“号令各營，頃刻響應”。
這是中國最早創辦的電報。
第二年，他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并在天津、上海之間設分局七處，由丹麥大北公司代為購料、雇人、勘路。
到1881年敷設津滬間電線，全線用銀約18萬兩。
上海至南京和南京至漢口的電線于1882年和1884年相繼敷設完成。
電報局也是官督商辦的機構。
機器織布局 1876年李鴻章接受黎兆棠興辦“機器織布局”的建議，派魏綸先在上海會集商人議訂節略，并函南洋提議由南北洋各籌公款，定購機器，存局生息。
所議未就而魏綸先于次年到湖南勘礦。
1878年冬，一個可能是買辦出身的候補道彭汝琮從上海拟出招商章程寄李鴻章，并親來谒李自稱能籌資50萬兩。
李劄委他為機器織布局總辦。
他回滬後招不到股本。
第二年他和原與他共同拟議的太古洋行買辦鄭觀應龃龉決裂。
李鴻章将彭革職，另委鎮江官紳戴恒的侄子浙江候補道戴景馮“就近兼理”局務。
1880年原局撤銷，就由戴恒另行籌辦，定出章程，認股的有官紳龔壽圖，鹽商候補道李培松[6]，商人捐郎中蔡鴻儀和戴恒自己四人各五萬兩。
不久，李鴻章派鄭觀應總辦局務，龔壽圖“專管官務”。
1881年鄭觀應疊以“招商局同人”（即“商人”）名義禀請出品免厘和十年專利，1882年春（光緒八年三月）李鴻章據以上奏獲準。
鄭觀應成為織布局的主要籌備者。
他和龔壽圖發生摩擦，因挪用款項于1884年經龔壽圖揭發，在廣東規避不回。
直至1887年經淮系官僚江海關道龔照瑗清查，鄭觀應才禀稱原來号稱招到股本50萬兩，其中14萬兩是股票押款，另有現金14萬餘兩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局中已無現銀。
織布局遲至1890年才部分開工。
洋務派所辦新式企業的性質 輪、礦、電報、紡織四個局都是洋務派為“求富”而興辦的官督商辦企業，也是北洋系買辦官僚所憑借的經濟體系。
洋務派辦這些企業的目的是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來維護封建統治，并增強本集團的實力和财富。
這些企業有私人投資，有新式工人和勞資關系，但又受封建官僚制度的束縛，因而本身就包含着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嚴重矛盾。
這些資本主義企業實際上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式。
各種企業也不可能有計劃地發展，因為它們隻是中國半殖民地化不斷加深過程中的産物。
輪船招商局的興辦是由于外國輪船公司已經壟斷了中國沿海和長江下遊航運，也是由于洋務派已經不能禁止民間“雇搭洋輪”而希望建立自己的航運企業與外商分享利潤。
照赫德所拟經曾國藩略加修改的章程，中國輪船要向各海關交納和外國輪船一樣的船鈔貨稅。
輪船招商局以分享利權辦法和太古、怡和訂立齊價合同，勾結妥協，共同壟斷[7]。
電報的興辦也是由于丹麥大北公司已經于1871年從香港架設海底電線到上海，而且在1874年已經把它私行連接到陸地上來。
煤礦的開采，則符合當時侵略者在中國以至遠東航運的需要。
織布局的創辦是外國布匹大量進口引起的。
80年代以後洋紗進口量大增，于是洋務派就想積極發展紗廠。
民族資本主義的開始産生 這個時期，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包括一些買辦商人）投資于洋務派所辦的新式企業，他們的資金成為這些企業中的“商股”。
除了洋務派官僚集團的成員以及和他們有密切關系的一些人外，一般的投資者都是被侵漁的對象。
在這些企業中出現了官僚買辦資産階級（即大資産階級）的前身和民族資産階級的前身。
另一部分民族資産階級的前身是小型新式企業的投資者，他們資本一般不過數千元，最多也不過數萬元。
另有一部分舊式手工工場或大作坊采用機器，成為新式小企業如機器缫絲業、小型面粉廠之類，但數量很有限。
民族資産階級在七八十年代都還沒有形成為一種獨立的階級力量。
帝國主義對中國社會經濟各部門的破壞，是為了把中國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但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自己的對立物。
洋務派對民族資本采取壓迫侵漁和壟斷窒塞的手段。
在外國資本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的雙重壓迫下，民族資本隻是在夾縫中勉強擠出一條生路，資金少，規模小，力量很弱。
正因為這樣，民族資産階級不可能擺脫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羁絆，而對它們保持着既有矛盾又有依附的雙重關系，使自身具有先天的軟弱性和兩面性。
近代産業工人的開始出現 洋務運動發生時期，資本一帝國主義正在中國加緊進行半殖民地原始積累。
農村自然經濟遭到愈來愈嚴重的破壞。
封建統治勢力和侵略勢力密切結合，地租、高利貸剝削和資本一帝國主義榨取合為一體，這是中國民族資本不可能充分發展的根本原因。
外來勢力對農村生産力的嚴重破壞隻是使農民極端貧困化以至饑餓死亡。
從農村遊離出來的農民和破産手工業者雖然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來源，但其中隻有少數人轉化為新式産業工人。
有
封建統治勢力和外國資産階級逐步勾結起來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
清政府急于消滅各地革命的武裝力量，并在封建政權一度被打倒的地區恢複剝削制度。
與此同時，人民武裝鬥争在許多地區還繼續進行了七八年之久，廣大農民則進行抗租抗稅的鬥争和恢複農業生産的鬥争。
撚軍在1864年以後的英勇鬥争 太平天國失敗後，北方最活躍的農民武裝力量是撚軍。
清政府攻陷南京之後，加緊消滅太平軍餘部，主要是消滅皖、浙的黃文金部和贛、閩的李世賢、汪海洋部，然後把湘系、淮系軍隊調到北方去對付撚軍。
撚軍在張宗禹（張樂行的族侄）、任化邦和太平軍舊将遵王賴文光的領導下，保持着頑強的戰鬥意志，并且改善戰術，加強騎步配合作戰，連續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1865年5月，賴文光指揮撚軍在山東曹州殲滅了僧格林沁統帶的清軍騎兵，擊斃僧格林沁。
1866年秋末，撚軍沖破曾國藩的沿河防堵，分為東西兩路活動。
東路由賴文光、任化邦率領，回旋于黃河南岸和長江北岸之間的廣大地區中。
西路由張宗禹率領攻入陝西，聯合回民起義軍，準備再和東路會師。
但在強大的敵人壓迫之下，這個計劃無法實現。
東路撚軍苦撐戰局，對付李鴻章所率擁有優勢配備的淮軍，并在1867年初突破包圍，在湖北獲得大勝，活捉郭松林，大破劉銘傳，但遭湘軍鮑超襲擊，敗走山東。
淮軍在英法侵略武裝的支持下，扼守運河，把東撚軍圍困在山東登萊地區。
1867年底，任化邦被叛徒殺害。
1868年初，賴文光率殘部突圍南下，在揚州附近被困覆沒。
張宗禹統率的西路撚軍不斷打垮左宗棠統率的緊緊尾随他們的“老湘軍”，并和一部分回民起義軍取得了聯系，但沒有在西北建立一個根據地。
當賴文光被圍的消息傳來，西撚軍取道山西徑趨直隸，攻至北京以南的易州，接着就以暴風驟雨之勢橫掃直隸、河南、山東三省，使人數占絕對優勢的清朝軍隊疲于奔命，但這已不能挽救東撚軍的敗亡。
1868年，清軍将西撚軍圍困于黃河、運河和徒駭河之間。
北方這一支農民軍最後被消滅了。
在清政府鎮壓西撚軍的戰争中，英、法駐天津領事都曾派遣炮艦和馬隊直接參加戰鬥。
半殖民地統治秩序就是這樣由中外反動勢力血腥屠殺中國人民而建立起來的。
撚軍在1864年至1868年這四年中艱苦作戰，縱橫直、魯、晉、陝、豫、鄂、皖、蘇八省，嚴重威脅清朝反動統治的心髒，取得許多輝煌戰果。
但是撚軍沒有建立根據地，缺乏明确的革命綱領，組織有很大的靈活性而缺乏穩定性。
貴州苗民起義 五六十年代，西北和雲貴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起義，也是全國性農民革命的一部分。
太平天國和撚軍相繼失敗之後，清政府集中力量對他們進行瘋狂的鎮壓。
貴州苗族人民所遭受的是奴隸式的殘酷統治。
苗族地區是土司、通事、苗漢地主和高利貸商人榨取、敲詐的場所，因而也是時常發生反抗暴動的地方。
秘密宗教在這地區也積極活動。
白蓮教系統的燈花教和齋教在聯系苗族和漢族勞動人民起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苗族雇農張秀眉是起義軍的傑出領袖，他領導群衆，自1855年春天起義以後，不斷擊敗清朝軍隊。
但到1867年，湘軍大舉進攻，1870年和1871年，起義軍先後失去台拱和凱裡這兩個根據地。
張秀眉率領群衆扼守雷公山一年之久，于1872年4月兵敗就義。
雲南回民、彜民起義 清政府對西北和西南的漢回兩族人民，一面采取制造糾紛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一面标榜“護漢抑回”，利用漢族地主階級對回族人民進行封建剝削壓迫。
1854年，雲南漢、回地主争奪銀礦，引發漢回互殺的許多慘案。
1856年，清總督恒春、巡撫舒興阿密令州縣官吏殘殺回民。
清政府推行的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姚州、蒙化、新興、建水、澄江各地回族人民的武裝反抗。
其中在蒙化起義的杜文秀部，于1856年9月攻下大理，大理在十幾年中成為起義中心。
杜文秀減輕賦稅，改善迤西（雲南西部）各地人民生活。
從1862年起，清政府招降原在迤東進行反抗的馬如龍，然後向迤西進攻。
1872年李文學領導的彜族起義軍支援大理，也遭失敗。
1872年底，大理城被清軍楊玉科部攻陷，杜文秀服毒後自赴清營，要求保全百姓生命。
但大理仍被清軍洗屠。
雲南回民起義是回族人民為了反抗清王朝殘暴統治而求自身生存的鬥争，又是回、漢、彜族農民聯合進行的反封建鬥争。
陝甘回民起義 陝西、甘肅回民的先後起義，都是反抗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剝削的鬥争。
這些起義本身不斷受到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和撚軍也有互相支援的形勢。
撚軍被消滅後，左宗棠率清軍大舉進攻陝、甘，殘酷鎮壓了陝甘回民起義。
革命失敗後農民恢複生産的鬥争和抗租鬥争 太平天國農民戰争失敗以後，受到農民起義沉重打擊的地主階級勢力在清朝軍事力量的支持下卷土重來，恢複殘酷的地租剝削。
在“田歸原主”的口号下，許多地主重新占取土地。
接着，新興湘、淮軍閥和地方官僚進行了土地大兼并。
農民戰争雖然失敗，但畢竟迫使封建政權采取一些讓步措施，清政府應地主階級的要求，在江、浙減免漕額約1/3，并且規定了“業七佃三”的減免比例。
但即使這樣厚于地主而薄于佃農的不合理比例，在一些地區，如蘇州附近，仍不免變成一切蠲免全歸“業主”。
因而在所謂“減漕德政”之中，偏枯的仍是農民。
相反地，不斷加重的厘金、鹽課的最後負擔卻都落在農民身上。
除了租稅的重擔外，農民還遭受外國資本主義和買辦資本對農産品的壓榨。
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對社會經濟的破壞，大大阻礙了農業生産力的恢複和發展。
但是農民反抗地租剝削的鬥争正在逐漸展開，對于生産的恢複，起着重要的作用。
農民反抗地租鬥争的形式是多樣的。
在南京、鎮江附近，由于勞動力極端缺乏，地主階級不得不從江北招徕一批農民替他們墾耕荒廢的土地。
這些客籍農民，和家鄉隻有一江之隔，就經常采用“棄田而歸”也就是把收獲谷物和耕牛田具一起帶走的鬥争方式來反抗地租剝削，并迫使清政府從1869年起允許他們在“無主荒地”墾耕，因而取得一部分土地。
在蘇州附近，如吳江，農民就用普遍欠租，集體赴官的辦法，抵制地主、差役的威迫勒奪。
更大規模的，如1862年安徽六合農民暴動和1872年浒墅關拔稻大鬥争，都轟動一時。
是農民在極艱苦的情況下為了維持生存和繼續進行生産所不可缺少的行動。
嚴重的天災，再加上清政府沒有注意水利的保持和修複工作，1876年到1879年，主要農業地區發生了接連4年的災荒，死亡至少在1000萬人以上。
1877年，僅山西一省就有500萬人死亡。
許多農民隻得離鄉逃荒，生活更加困苦。
第二節 中國社會加速半殖民地化和洋務運動 政治上的加速半殖民地化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英國為首的侵略勢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中國封建政權。
英、美、法、俄等國的公使聯合幹涉中國的内政和外交。
英國人赫德（RobertHart）長期占據海關總稅務司的職位，不但把持海關行政，而且包攬其他許多事務。
通商口岸的外國領事對地方官吏發号施令，随時派遣兵艦肆行恫吓，督促他們維持侵略者所需要的秩序，這就是所謂“炮艦政策”。
更多的西方大小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普魯士、丹麥、荷蘭、西班牙、意大利和奧匈帝國（其中許多是經過英國的所謂“介紹”）也來和中國建立外交或商務關系，享受不平等條約的一切侵略權利，參加對中國的掠奪。
南北戰争後的美國資産階級正忙于開發西部的利益争奪。
他們标榜反對英國炮艦政策來取得清政府的好感，同時利用基督教宣傳來灌輸美國式的“文明”。
美國經常利用1858年《天津條約》的規定，在中外糾紛中把自己打扮為居間調停人，借以加強自己對中國國際事務的幹涉，并從中取利。
1868年清政府決定遣使出洋，卻又為使臣人選和中外禮節感到為難。
總理衙門竟任命剛卸任的前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ne)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率領由兩位中國官員、一位英國人、一位法國人組成的中國近代第一個外交使團，出訪歐美，“籠絡各國”。
蒲安臣還在美國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即《蒲安臣條約》）。
中國外交使團卻要由美國人率領，反映了晚清中國政治、外交的半殖民地色彩。
社會經濟的進一步半殖民地化 從19世紀60年代中葉到80年代之初，中國社會經濟顯著地進一步半殖民化。
沿海和長江中遊以下的航運，被英國太古、怡和和美國旗昌（1876年前）等洋行控制。
道光年間，中國原有沙船3000餘号，成豐年間減至2000多号，到70年代之初，隻剩了400号。
外國銀行（如1867年在上海設立的英國彙豐銀行分行，和更早設立的英國麥加利銀行）開始操縱中國的金融市場。
彙豐銀行迅速成為英國資本一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經濟侵略的中心機構。
外國銀行和洋行在中國吸收存款，發行紙币，經營國内外彙兌，并且對清政府進行短期高利的貸款。
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放通航，西方工業品在中國的進口數量顯著增加。
中國迅速地變成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
外國紡織品的進口數量逐漸增加，由洋行通過買辦網送到内地各處。
這直接打擊農村家庭手工業，使已經處在饑餓線上的農民陷于更加貧困的境遇。
原料生産者也開始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直接榨取的對象。
在60年代，如東北的皮革，山東的帽缏，都已經被外國商人的收購組織向小生産者壓價掠奪。
70年代以後，壓價收買的情形，逐漸嚴重，以茶葉為例，福建6種茶葉的每擔平均價格從1870年的36兩跌至1885年的25兩。
兩湖茶價則受俄國磚茶商人的控制。
在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和外國資本主義對生産者的直接掠奪下，中國的對外貿易逐漸喪失過去的優勢，而且呈現着性質上的變化。
在七八十年代，中國舊式商業資本逐漸喪失和外國資本争奪控制市場的能力。
1883年帶有買辦性的封建商人胡光墉為了和外商競争控制絲價而破産。
茶絲這兩項長期以來最主要的出口貿易品幾乎全被外商控制了。
棉花也從80年代開始大量出口（主要向日本）。
少數民族地區的牧業經濟開始陷入同樣的悲慘命運。
1860年英國資本家已經派代理人到蒙古收買駝絨。
1882年英商代理人到歸化城（呼和浩特）收購該地區的羊毛，從天津大量出口。
中國在經濟上的半殖民地化的結果之一，就是中國農、牧、手工業的日益破産和農民與手工業者的日益貧困化。
洋務派的産生 和這種情形相适應的是封建政權的顯著地買辦化。
就機構上說，1861年設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權力不斷擴充，成為清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機構。
兼署北洋通商大臣的直隸總督和兼署南洋通商大臣的兩江總督成為最有權勢的官吏，因為他們是“洋務”的管理者，并與外國侵略勢力發生密切的關系。
從清朝封建統治集團本身的變化上說，一批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并與外國侵略勢力關系更密切的買辦化官僚産生了，這就是所謂洋務派。
洋務派在外以湘、淮軍閥頭子，特别是從1870年起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為代表，在朝廷内以恭親王奕訴為代表。
他們為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擴大本集團的勢力，開展各種洋務活動。
洋務派舉辦新式軍事工業 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官僚軍閥，在六七十年代先後建立了一批新式的軍事工業。
他們把這些措施标榜為“自強新政”。
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高昌廟設立江南制造總局，并在南京設立由英國人馬格裡督辦的金陵制造局。
這都是以前此為了鎮壓太平軍而設立的小型軍火廠（“炮局”）擴充而成的，而且被他看作淮軍的私産。
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後來改稱“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設立天津機器局，供清政府直接控制的軍隊各營之用。
1870年李鴻章接管後加以擴充，分設東西兩局。
此後，地方性的軍火廠在内地各省也逐漸出現。
這些工廠在生産上依靠外國技師，在管理上采用腐朽的官僚制度。
原料如煤、鐵等主要來自外國。
産品數量不大、質量不高。
這些工業對國防所起的作用不大，對社會經濟沒有多少影響。
其中較有成績的是由左宗棠、沈葆桢先後主持建立的福建“馬尾船政局”。
這個船舶修造廠初期也依靠法國技師，并用法國人管理。
在60年代，法國資産階級企圖把它變成法國侵略勢力的禁脔。
這個廠前後造出小型兵船三十餘艘。
這些船質量較差，不能出海作戰，隻能供沿海巡邏緝私之用。
該局附設的船政學堂卻培養了一批海軍和科技人才。
反對外國教會侵略行為的鬥争 随着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深入内地，各地人民群衆掀起了反對外國教會侵略行為的鬥争。
一些外國傳教士以傳教和辦學堂、醫病、育嬰等“文化”“慈善”事業作為招牌，深入中國内地邊區活動。
有的外國傳教士出入官府，包攬詞訟，制造“教民”與群衆的糾紛，強奪田産，甚至指使教會武裝殺害反對教會的民衆（如1869年四川酉陽“教案”），并向清政府提出撤換地方官吏的要求。
這種征服者的姿态和不法行為，激起當地人民的憤慨，自發地起來搗毀教堂、驅逐外國傳教士。
早在1862年，湖南、江西已經發生這種鬥争。
到60年代後期，在河北、山東、江西、安徽、江蘇、福建、台灣、湖北、湖南、四川、貴州以及許多有外國教會的地方，不約而同地都發生了群衆性反教會侵略鬥争，當時稱為“教案”。
1870年，發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
這個事件是由法國領事豐大業以手槍威吓并且射擊包圍法國天主教堂的群衆而引起的。
群衆給這個兇徒以應有的懲罰，并焚毀教堂。
憤怒的群衆接着也打死了一批平素以征服者自居的法國教士。
這個暴動使得中外反動勢力驚慌失措。
清政府把曾國藩從南京調到天津來執行殘暴鎮壓的任務。
他以“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顧情罪之當否”這種媚外方針，處死天津人民16人，企圖這樣抑制住人民反侵略的浪頭。
但是人民反侵略鬥争的潮流仍在繼續往前發展，在長江流域各省活動的會黨（主要是哥老會）不久就成為反教會鬥争的組織者。
鬥争愈來愈具有農民反侵略運動的鮮明色彩，在70年代，如1876年四川江北廳和涪陵兩地人民先後焚毀教堂多處的鬥争，就是以農民群衆為主體的。
中法戰争期間，長江沿岸和華南人民進行更大規模的反教會鬥争。
這一直發展到70年代而形成為鬥争的高潮。
反教會鬥争成為這時期人民群衆反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一種重要形式。
第三節 官辦民用企業的出現民族資本主義的産生 洋務運動轉向民用企業方面發展 自70年代初期開始，洋務派從軍事工業轉而舉辦一系列民用企業。
當時江南制造局和福建造船局糜費過多，難以維持。
1871年，頑固派官吏提出攻擊，要求撤銷這些局廠，但李鴻章、左宗棠等不肯停辦。
李鴻章當時緻淮系官僚閩撫王凱泰函中說：“閩船創自左公，滬船創自曾相，鄙人早知其不足禦侮，徒添糜費，今已成事而欲善其後，不亦難乎”[1]，意思就是說，善後無策，欲罷不能。
為了“求富”，并為軍用工業提供原料、經費和運輸、通訊等設備，洋務運動顯然不得不轉向民用企業方面發展。
輪船招商局 70年代初，清政府決定興辦輪船公司，其目的一是解決漕運問題，二是為中國船廠所造輪船尋找出路。
1872年初，曾國藩死于兩江總督任。
于是輪船招商局由北洋主辦。
李鴻章調浙江省承辦海漕十餘年、由沙戶（經營舊式沙船運輸的商人）出身的候補知府朱其昂到上海設局招商，特許輪船承運一部分海漕作為補貼，并奏請戶部準借20萬串（約十三萬兩）作為“商本”，“盈虧與官無涉”。
但所謂招商局是以官督商辦形式興辦的。
洋務派雖然允許由商股中選出“商董”并聽任他們“自立條議”[2]，但實際上企業全由官僚操縱，商股沒有發言權。
朱其昂向蘇浙幫商人招股，所得不多[3]。
洋務派本想吸收“詭寄洋行”的買辦資金，也沒有成功。
1873年夏間，李鴻章以招商局“資金太少，恐緻決裂”，就招緻由盛宣懷介紹的多年充任英國怡和洋行買辦的廣東人唐廷樞為“坐局商董”（即業務經理），目的在于招徕買辦資金。
洋務派聲稱“兩月間招股近百萬”，實際上幾度募股，到1876年才實收二十幾萬兩[4]。
從此招商局由朱其昂、盛宣懷二人代表官方，唐廷樞和另一買辦徐潤在名義上代表商方，負責經營。
唐、徐兩個買辦捐得官僚的身份，實際也不代表商人利益。
招商局這些“總、會、幫辦，俱由北洋劄委”[5]，他們把持用人“理财”之權，把招商局當作北洋外府，予取予求。
盛宣懷除1882&mdash1884幾年因被參劾離局外，前後代表李鴻章把持招商局數十年之久。
民間商人股東實際沒有發言權。
開平礦務局 70年代中葉，湘、淮洋務派都在開辦采礦事業，其中最重要的是1878年李鴻章開辦的灤州開平煤礦。
最初由天津海關道黎兆棠和唐廷樞等拟定的《開平礦務局章程》規定了官督商辦和每年結賬按股分紅的辦法。
原定招股80萬兩，直到1880年才招得30萬兩，但開銷早已超過此數，結果隻好由天津機器局、海防局等機構出官款支持。
官款商股混雜，礦務局實際成為官局。
最初的商股大半出自北洋官吏。
1882年，股本才招足120萬兩。
電報局 1879年，李鴻章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與天津之間試設電報，“号令各營，頃刻響應”。
這是中國最早創辦的電報。
第二年，他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并在天津、上海之間設分局七處，由丹麥大北公司代為購料、雇人、勘路。
到1881年敷設津滬間電線，全線用銀約18萬兩。
上海至南京和南京至漢口的電線于1882年和1884年相繼敷設完成。
電報局也是官督商辦的機構。
機器織布局 1876年李鴻章接受黎兆棠興辦“機器織布局”的建議，派魏綸先在上海會集商人議訂節略，并函南洋提議由南北洋各籌公款，定購機器，存局生息。
所議未就而魏綸先于次年到湖南勘礦。
1878年冬，一個可能是買辦出身的候補道彭汝琮從上海拟出招商章程寄李鴻章，并親來谒李自稱能籌資50萬兩。
李劄委他為機器織布局總辦。
他回滬後招不到股本。
第二年他和原與他共同拟議的太古洋行買辦鄭觀應龃龉決裂。
李鴻章将彭革職，另委鎮江官紳戴恒的侄子浙江候補道戴景馮“就近兼理”局務。
1880年原局撤銷，就由戴恒另行籌辦，定出章程，認股的有官紳龔壽圖，鹽商候補道李培松[6]，商人捐郎中蔡鴻儀和戴恒自己四人各五萬兩。
不久，李鴻章派鄭觀應總辦局務，龔壽圖“專管官務”。
1881年鄭觀應疊以“招商局同人”（即“商人”）名義禀請出品免厘和十年專利，1882年春（光緒八年三月）李鴻章據以上奏獲準。
鄭觀應成為織布局的主要籌備者。
他和龔壽圖發生摩擦，因挪用款項于1884年經龔壽圖揭發，在廣東規避不回。
直至1887年經淮系官僚江海關道龔照瑗清查，鄭觀應才禀稱原來号稱招到股本50萬兩，其中14萬兩是股票押款，另有現金14萬餘兩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局中已無現銀。
織布局遲至1890年才部分開工。
洋務派所辦新式企業的性質 輪、礦、電報、紡織四個局都是洋務派為“求富”而興辦的官督商辦企業，也是北洋系買辦官僚所憑借的經濟體系。
洋務派辦這些企業的目的是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來維護封建統治，并增強本集團的實力和财富。
這些企業有私人投資，有新式工人和勞資關系，但又受封建官僚制度的束縛，因而本身就包含着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嚴重矛盾。
這些資本主義企業實際上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式。
各種企業也不可能有計劃地發展，因為它們隻是中國半殖民地化不斷加深過程中的産物。
輪船招商局的興辦是由于外國輪船公司已經壟斷了中國沿海和長江下遊航運，也是由于洋務派已經不能禁止民間“雇搭洋輪”而希望建立自己的航運企業與外商分享利潤。
照赫德所拟經曾國藩略加修改的章程，中國輪船要向各海關交納和外國輪船一樣的船鈔貨稅。
輪船招商局以分享利權辦法和太古、怡和訂立齊價合同，勾結妥協，共同壟斷[7]。
電報的興辦也是由于丹麥大北公司已經于1871年從香港架設海底電線到上海，而且在1874年已經把它私行連接到陸地上來。
煤礦的開采，則符合當時侵略者在中國以至遠東航運的需要。
織布局的創辦是外國布匹大量進口引起的。
80年代以後洋紗進口量大增，于是洋務派就想積極發展紗廠。
民族資本主義的開始産生 這個時期，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包括一些買辦商人）投資于洋務派所辦的新式企業，他們的資金成為這些企業中的“商股”。
除了洋務派官僚集團的成員以及和他們有密切關系的一些人外，一般的投資者都是被侵漁的對象。
在這些企業中出現了官僚買辦資産階級（即大資産階級）的前身和民族資産階級的前身。
另一部分民族資産階級的前身是小型新式企業的投資者，他們資本一般不過數千元，最多也不過數萬元。
另有一部分舊式手工工場或大作坊采用機器，成為新式小企業如機器缫絲業、小型面粉廠之類，但數量很有限。
民族資産階級在七八十年代都還沒有形成為一種獨立的階級力量。
帝國主義對中國社會經濟各部門的破壞，是為了把中國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但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自己的對立物。
洋務派對民族資本采取壓迫侵漁和壟斷窒塞的手段。
在外國資本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的雙重壓迫下，民族資本隻是在夾縫中勉強擠出一條生路，資金少，規模小，力量很弱。
正因為這樣，民族資産階級不可能擺脫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羁絆，而對它們保持着既有矛盾又有依附的雙重關系，使自身具有先天的軟弱性和兩面性。
近代産業工人的開始出現 洋務運動發生時期，資本一帝國主義正在中國加緊進行半殖民地原始積累。
農村自然經濟遭到愈來愈嚴重的破壞。
封建統治勢力和侵略勢力密切結合，地租、高利貸剝削和資本一帝國主義榨取合為一體，這是中國民族資本不可能充分發展的根本原因。
外來勢力對農村生産力的嚴重破壞隻是使農民極端貧困化以至饑餓死亡。
從農村遊離出來的農民和破産手工業者雖然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來源，但其中隻有少數人轉化為新式産業工人。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