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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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不是處女，她們在性行為方面是不循常規的，她們是手淫者。
每10個人中有一個自信力很低，屬于不志願參加者那類的人。
她猶猶豫豫，很拘謹，而且她通常是處女，很保守，不是手淫者。
我感到，查普曼博士調查的很自信的婦女太多，而其它的卻嫌不足。
再就是會見本身存在着記憶問題——” 因為保羅對馬斯羅的研究一直很感頭痛，他決定對它不予理睬，而去抓最後的這個問題。
“我想我可以說一些我個人對這個問題所了解的情況。
毫無疑問，許多婦女表現出想隐瞞真實情況、省略或修改或擴大。
不過，一旦她們意識到，我們是多麼客觀，多麼急于獲取事實，她們通常對我們開誠布公地講實話。
” “你怎麼能夠如此肯定？因為有你們的‘複計法’嗎？” 保羅難以掩飾他的驚訝。
這種“複計法”是個非正式的對外保密的名稱。
查普曼博士從已故馬薩諸塞的朱利安-格裡德博士那裡繼承下來一批無法估價的文獻，給它們起名叫“複計法”。
1909年9月當有争議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唯一的一次訪美露面時，格裡德才是個在克拉科大學讀書的19歲的學生。
弗洛伊德發表“論心理分析五講”的演說，年輕的格裡德被迷住了，特别是他的第四講有關性的演說，對格裡德的影響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即刻決定當一名分析家。
一旦他開始實踐，格裡德博士發現，丈夫和妻子對婚姻中的同一事件看法很不一緻，這一點把他完全吸引住了。
不久，格裡德在他的休息處，專門受理能夠分别與丈夫和妻子接談的例子。
他把這些夫妻調查的長篇記錄仔細地保存着——一共203對夫婦——并建立了夫妻差異的百分比，特别是在他們的性行為的自由交往方面。
當格裡德博士在一份精神病學雜志上發表他的發現小結時，他的熱切的讀者之一便是查普曼博士。
後來，在他開始進行單身漢調查時，查普曼博士立即主動地寫了封長信與格裡德聯系，很快得到了那位老分析家的統計資料和方法。
依靠這些，他在後來的會見中将失誤扣除了。
格裡德博士去世以後，他的文獻按其遺願給了查普曼博士，後者從這些論文中選取了更多的自己需要的東西。
“複計法”是他們私下給格裡德的論文起的名字，這個叫法也隻有查普曼博士和他的合夥人知道。
它從來沒有發表和對外公開過，作為一種秘密的衡量尺度不讓外人知道。
然而，保羅不無懷疑地告訴自己，這裡的喬納斯博士似乎知道一切。
保羅猜想它是如何成為可能的，最後，他得出結論，查普曼博士把他所有的程序告訴了佐爾曼基金會，從而也洩露給了喬納斯博士。
“不錯，除别的檢查辦法外，有複計法。
”保羅聽見自己說。
“我得承認，你們能夠對那些有意識的撒謊留有餘地，這一點，查普曼博士倒很精明，不過，你們如何查出無意識的撒謊并扣除所占的成分呢？” “哦——你能特指一種情況？” “一個已婚婦女明天來見你。
你提問你們定好的問題，她做了回答。
她想要忠實回答，她也忠實地回答了，或者說，她相信是這樣，而你也相信是忠實的。
不過，對孩提時代和青春期的記憶是模糊的，有失誤的，不精确的，所叙述的性行為并不總是真實的性行為。
弗洛伊德這點說得很清楚，你是與婦女的漫不經心的搏鬥。
她不可能把自己不清楚的話告訴你，也不能把隐私或壓在心裡的話告訴你。
她可能把異想天開當成事實來述說，而到現在仍然相信它們是真的。
分析學家稱之為遮蔽了的記憶說給你，舊記憶上疊起了新記憶，這樣舊的記憶便被歪曲了。
” “我們的提問，都冠以不同的詞語，一般說跟得上。
”保羅說。
“我懷疑它。
對成打的提問，她可以把部分不真實的回答重複十幾次，因為她相信那是真實的。
同樣，她可能躲開了某些事件而真正堅信它們從來沒有發生。
我僅僅是說，隻靠那公開的、明顯的、有意識的回答是不夠的。
它沒有說透，而且常常不精确。
” “它的精确度是足夠了，”保羅固執地說，“你建議怎麼幹？你不能把每一個志願者進行全面分析呀。
” “如果她處在安密妥麻醉狀态下，我倒更相信單個人。
” 保羅搖搖頭。
“我的上帝，維克托，讓3000名已婚婦女談及她們的性行為而沒有要求化驗血清也夠艱難的了。
你倒要對一小撮下功夫。
” “如果你依賴她們所說的話，”喬納斯博士溫和地說，“也許一小撮倒比3000個好。
”他站起來，漫步走到窗前，将它關閉。
“你知道，我在一生中扣過幾百個已婚婦女的訴狀。
我曾經是洛杉矶調解法庭的五個婚姻律師中的一個。
這是法律的事。
如果離婚案中有一方想申訴，如果需要，另一方接到傳票必須出庭，并且向他的律師談出意見。
一年時間，我們受理了1000個案子——使一半維持住婚姻。
我現在仍是私人婚姻律師。
” “你用安密妥麻醉嗎？” “非用不可的時候才使，不過很少。
這不是關鍵所在。
我的同事和我都不像查普曼博士那樣熱衷于統計數字。
我們在記錄一位婦女的性史時，我們關心的不僅是她的性交和性亢奮次數，我們比肉體的外在感覺數字更加關心的是内在的感情狀況和情緒變化。
這就是症結所在，這就是我們與查普曼博士大相徑庭的地方。
” 保羅喝完了他的荨麻酒，注視着正在繞房踱步的喬納斯博士，隻見他到達書桌前，半坐在上面，向下瞅着保羅。
“我正在考慮如何把談話進行下去而不使你煩惱。
” “你一點也沒有使我煩惱，我是受托這樣做的。
我想查普曼博士是人，但确是一個重要的人，我深感榮幸能與他共事。
這話可能聽起來有點淺薄，然而不是，我已經35歲了，坎坷半生也算成熟了。
如果我不相信這一點，我不出兩分鐘就卷鋪蓋走了。
我會回去教文學或者寫書——或者幹某種比婚姻咨詢更有用的事情——假若我認為這種行業更有價值
每10個人中有一個自信力很低，屬于不志願參加者那類的人。
她猶猶豫豫，很拘謹，而且她通常是處女，很保守，不是手淫者。
我感到，查普曼博士調查的很自信的婦女太多，而其它的卻嫌不足。
再就是會見本身存在着記憶問題——” 因為保羅對馬斯羅的研究一直很感頭痛，他決定對它不予理睬，而去抓最後的這個問題。
“我想我可以說一些我個人對這個問題所了解的情況。
毫無疑問，許多婦女表現出想隐瞞真實情況、省略或修改或擴大。
不過，一旦她們意識到，我們是多麼客觀，多麼急于獲取事實，她們通常對我們開誠布公地講實話。
” “你怎麼能夠如此肯定？因為有你們的‘複計法’嗎？” 保羅難以掩飾他的驚訝。
這種“複計法”是個非正式的對外保密的名稱。
查普曼博士從已故馬薩諸塞的朱利安-格裡德博士那裡繼承下來一批無法估價的文獻，給它們起名叫“複計法”。
1909年9月當有争議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唯一的一次訪美露面時，格裡德才是個在克拉科大學讀書的19歲的學生。
弗洛伊德發表“論心理分析五講”的演說，年輕的格裡德被迷住了，特别是他的第四講有關性的演說，對格裡德的影響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即刻決定當一名分析家。
一旦他開始實踐，格裡德博士發現，丈夫和妻子對婚姻中的同一事件看法很不一緻，這一點把他完全吸引住了。
不久，格裡德在他的休息處，專門受理能夠分别與丈夫和妻子接談的例子。
他把這些夫妻調查的長篇記錄仔細地保存着——一共203對夫婦——并建立了夫妻差異的百分比，特别是在他們的性行為的自由交往方面。
當格裡德博士在一份精神病學雜志上發表他的發現小結時，他的熱切的讀者之一便是查普曼博士。
後來，在他開始進行單身漢調查時，查普曼博士立即主動地寫了封長信與格裡德聯系，很快得到了那位老分析家的統計資料和方法。
依靠這些，他在後來的會見中将失誤扣除了。
格裡德博士去世以後，他的文獻按其遺願給了查普曼博士，後者從這些論文中選取了更多的自己需要的東西。
“複計法”是他們私下給格裡德的論文起的名字，這個叫法也隻有查普曼博士和他的合夥人知道。
它從來沒有發表和對外公開過，作為一種秘密的衡量尺度不讓外人知道。
然而，保羅不無懷疑地告訴自己，這裡的喬納斯博士似乎知道一切。
保羅猜想它是如何成為可能的，最後，他得出結論，查普曼博士把他所有的程序告訴了佐爾曼基金會，從而也洩露給了喬納斯博士。
“不錯，除别的檢查辦法外，有複計法。
”保羅聽見自己說。
“我得承認，你們能夠對那些有意識的撒謊留有餘地，這一點，查普曼博士倒很精明，不過，你們如何查出無意識的撒謊并扣除所占的成分呢？” “哦——你能特指一種情況？” “一個已婚婦女明天來見你。
你提問你們定好的問題，她做了回答。
她想要忠實回答，她也忠實地回答了，或者說，她相信是這樣，而你也相信是忠實的。
不過，對孩提時代和青春期的記憶是模糊的，有失誤的，不精确的，所叙述的性行為并不總是真實的性行為。
弗洛伊德這點說得很清楚，你是與婦女的漫不經心的搏鬥。
她不可能把自己不清楚的話告訴你，也不能把隐私或壓在心裡的話告訴你。
她可能把異想天開當成事實來述說，而到現在仍然相信它們是真的。
分析學家稱之為遮蔽了的記憶說給你，舊記憶上疊起了新記憶，這樣舊的記憶便被歪曲了。
” “我們的提問，都冠以不同的詞語，一般說跟得上。
”保羅說。
“我懷疑它。
對成打的提問，她可以把部分不真實的回答重複十幾次，因為她相信那是真實的。
同樣，她可能躲開了某些事件而真正堅信它們從來沒有發生。
我僅僅是說，隻靠那公開的、明顯的、有意識的回答是不夠的。
它沒有說透，而且常常不精确。
” “它的精确度是足夠了，”保羅固執地說，“你建議怎麼幹？你不能把每一個志願者進行全面分析呀。
” “如果她處在安密妥麻醉狀态下，我倒更相信單個人。
” 保羅搖搖頭。
“我的上帝，維克托，讓3000名已婚婦女談及她們的性行為而沒有要求化驗血清也夠艱難的了。
你倒要對一小撮下功夫。
” “如果你依賴她們所說的話，”喬納斯博士溫和地說，“也許一小撮倒比3000個好。
”他站起來，漫步走到窗前，将它關閉。
“你知道，我在一生中扣過幾百個已婚婦女的訴狀。
我曾經是洛杉矶調解法庭的五個婚姻律師中的一個。
這是法律的事。
如果離婚案中有一方想申訴，如果需要，另一方接到傳票必須出庭，并且向他的律師談出意見。
一年時間，我們受理了1000個案子——使一半維持住婚姻。
我現在仍是私人婚姻律師。
” “你用安密妥麻醉嗎？” “非用不可的時候才使，不過很少。
這不是關鍵所在。
我的同事和我都不像查普曼博士那樣熱衷于統計數字。
我們在記錄一位婦女的性史時，我們關心的不僅是她的性交和性亢奮次數，我們比肉體的外在感覺數字更加關心的是内在的感情狀況和情緒變化。
這就是症結所在，這就是我們與查普曼博士大相徑庭的地方。
” 保羅喝完了他的荨麻酒，注視着正在繞房踱步的喬納斯博士，隻見他到達書桌前，半坐在上面，向下瞅着保羅。
“我正在考慮如何把談話進行下去而不使你煩惱。
” “你一點也沒有使我煩惱，我是受托這樣做的。
我想查普曼博士是人，但确是一個重要的人，我深感榮幸能與他共事。
這話可能聽起來有點淺薄，然而不是，我已經35歲了，坎坷半生也算成熟了。
如果我不相信這一點，我不出兩分鐘就卷鋪蓋走了。
我會回去教文學或者寫書——或者幹某種比婚姻咨詢更有用的事情——假若我認為這種行業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