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佩·格·沃德豪斯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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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沃德豪斯喜歡寫的那種生活，俱樂部會員或者場面上的人的生活，腋下夾着手杖、襟上插着康乃馨花、整個上午在皮卡迪利[8]閑逛的時髦年輕人，很少能延續到二十年代。
有意思的是，沃德豪斯在一九三六年還能夠出一本叫《腳穿鞋罩的年輕人》。
因為在那時候還有誰仍穿鞋罩呢？鞋罩在十年前早已不流行了。
但是傳統的&ldquo公子哥兒&rdquo，皮卡迪利哥們，應該穿鞋罩，正如啞劇中的中國人應該拖辮子一樣。
幽默作家是不需要跟上時代的，沃德豪斯碰巧找到了一兩條好礦脈，就繼續經常利用它們，對他來說，這麼做隻有更加方便些，因為他在被拘禁前十六年中沒有登上過英國土地。
他的英國社會的圖像是在一九一四年形成的，這是一種天真的、傳統的，但是實質上是令人留戀的圖像。
他也從來沒有真正美國化。
我在上文已經指出，在中期的作品中确有來得自然的美語出現，但是沃德豪斯仍有足夠的英國人氣質，覺得美國俚語是一種很好玩但有些叫人吃驚的新鮮玩意兒。
他喜歡在瓦爾杜街英語[9]中插進一句美國俚語或者一件粗野生硬的事兒。
但是這種手法在他與美國有任何接觸之前就形成了，他斷章取義引用别人的話是英國作家常用的伎倆，可以追溯到菲爾丁。
約翰·海華德先生指出，沃德豪斯熟讀英國文學，獲益匪淺，特别是莎士比亞的作品。
顯然，他的作品的對象不是高雅讀者，而是受一般教育的讀者。
例如，當他描寫某人歎了一口&ldquo普羅米修斯在兀鹫撲下來飽餐一頓時可能歎出的氣&rdquo時，他假定他的讀者知道一些希臘神話。
他早期欽佩的作家大概是巴裡·潘恩、傑羅姆·克·傑羅姆[10]、威·懷·傑可布斯、吉蔔林和F·安斯推，而且他一直比較接近他們，勝過像林·拉德納[11]或達蒙·魯尼恩[12]這樣節奏快的美國喜劇作家。
沃德豪斯在接見弗萊納裡的廣播談話中表示，他不知道&ldquo我寫的那種人和那種英國是否能活到戰後&rdquo，其實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當時已經是鬼魂了。
弗萊納裡說，&ldquo他仍生活在他所寫的那個時代裡&rdquo，這話的意思也許是指二十年代。
但他的時代實際上是愛德華國王時代，而且伯蒂·伍斯特如果真有其人的話在一九一五年左右就已經被打死了。
如果我對沃德豪斯心态的分析可以接受，那麼他在一九四一年是有意識幫助納粹宣傳機器的看法就不能成立了，而且甚至是滑稽可笑的。
可能他是因為答應早日釋放他（他是在幾個月後快到六十歲生日時獲釋的）的誘惑而作廣播的，但是他當初不可能認識到他這麼做會有損英國利益。
我在上面曾經設法說明，他的道德觀仍是一個公學學生的道德觀，而依照公學行為準則，戰時叛國行為是所有罪行中最不可寬恕的。
但是他怎麼可能不了解他幹的事會在宣傳上使德國人大大得利，而且會為自己招來一陣猛烈譴責呢？要回答這一問題，有兩點你必須考慮到。
一是沃德豪斯完全缺乏&mdash&mdash從他出版的作品來看&mdash&mdash政治意識。
說什麼他的書中有&ldquo法西斯主義傾向&rdquo完全是胡說八道。
書裡一點也沒有一九一八年後的各種傾向。
在他的作品中，對于階級區别問題始終有一種不安的意識，在不同時期裡都零星分散地提到過社會主義，雖然他對社會主義是無知的，但不是完全不友好的。
在《傻瓜的心》（一九二六）中，有一個關于一個俄國作家的很可笑的故事，似乎是受到當時蘇聯國内的激烈宗派鬥争的啟發。
但是書中提到蘇維埃制度的話都隻涉及不足道的小事，而且考慮到時間，并不十分有敵意。
沃德豪斯的政治意識就大概到此為止，這是就他的作品中能發現的而言。
就我所知，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使用&ldquo法西斯主義&rdquo或&ldquo納粹主義&rdquo這種詞彙。
在左翼圈子裡，甚至在任何一種&ldquo開明的&rdquo圈子裡，在納粹電台上發表廣播講話，同納粹打任何交道，在戰時就像在戰前一樣令人震驚。
但是這是一種在幾乎十年期間裡同法西斯主義進行意識形态鬥争中養成的思想習慣。
你應該記住，大部分英國人民近到一九四〇年的時候，對那場鬥争還一直是麻木無知的。
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mdash&mdash一長串的罪行和侵略都在他們的意識旁邊滑過，或者隻是隐約地被注意到，因為外國人之間的争吵&ldquo不關咱們的事兒&rdquo。
這種普遍的無知狀态，你可以從下面這一事實中衡量出來：普通英國人把&ldquo法西斯主義&rdquo視為完全是意大利的事，當這一詞用在德國時，他們竟感到迷惑不解。
沃德豪斯的作品中沒有任何東西表示他了解得比他的一般讀者更多一些，或者對政治更有興趣一些。
還有一點不能忘記：沃德豪斯正好是在戰争達到絕望階段時被俘的。
我們如今都已忘記這些事情了，但是在這以前，關于戰争的情緒一直特别淡漠。
說不上有什麼仗在打，張伯倫政府不得人心，著名的政論家暗示我們應該盡快作出妥協媾和，全國各地的工會和工黨分部都在通過反戰決議。
當然，後來情況有了變化。
軍隊曆經艱辛從敦刻爾克撤離，法國垮台，英國孤立無援，倫敦彈如雨下，戈培爾宣布要把英國&ldquo夷為平地&rdquo，使之成為&ldquo一片廢墟，陷于貧困饑餓&rdquo。
到一九四一年年中，英國人民明白了他們面對的是什麼，抗敵情緒要比以前強烈得多。
但是沃德豪斯在這一年裡是在拘留營中度過的，他的俘獲者待他似乎不錯。
他錯過了戰争的轉折關頭，在一九四一年，他的反應仍是一九三九年的。
在這方面，不止他一個是如此。
在這個時期裡有好幾次德國人把被俘英國兵帶到話筒前面，他們之中有一些人講了至少同沃德豪斯一樣失策的話。
但是，他們沒有引起注意。
甚至像約翰·艾默裡那樣的不折不扣的英奸後來引起的義憤也比沃德豪斯少。
為什麼？為什麼一個上了年紀的小說家說了一些無害的蠢話會引起這樣的喧嚷？你必須在宣傳戰的肮髒需要中去尋找可能的答案。
在沃德豪斯的廣播方面有一點幾乎肯定是有意義的&mdash&mdash那就是日期。
沃德豪斯是在發動對蘇聯的進攻前兩三天獲釋的，在那時候，納粹黨的高級領導一定
沃德豪斯喜歡寫的那種生活，俱樂部會員或者場面上的人的生活，腋下夾着手杖、襟上插着康乃馨花、整個上午在皮卡迪利[8]閑逛的時髦年輕人，很少能延續到二十年代。
有意思的是，沃德豪斯在一九三六年還能夠出一本叫《腳穿鞋罩的年輕人》。
因為在那時候還有誰仍穿鞋罩呢？鞋罩在十年前早已不流行了。
但是傳統的&ldquo公子哥兒&rdquo，皮卡迪利哥們，應該穿鞋罩，正如啞劇中的中國人應該拖辮子一樣。
幽默作家是不需要跟上時代的，沃德豪斯碰巧找到了一兩條好礦脈，就繼續經常利用它們，對他來說，這麼做隻有更加方便些，因為他在被拘禁前十六年中沒有登上過英國土地。
他的英國社會的圖像是在一九一四年形成的，這是一種天真的、傳統的，但是實質上是令人留戀的圖像。
他也從來沒有真正美國化。
我在上文已經指出，在中期的作品中确有來得自然的美語出現，但是沃德豪斯仍有足夠的英國人氣質，覺得美國俚語是一種很好玩但有些叫人吃驚的新鮮玩意兒。
他喜歡在瓦爾杜街英語[9]中插進一句美國俚語或者一件粗野生硬的事兒。
但是這種手法在他與美國有任何接觸之前就形成了，他斷章取義引用别人的話是英國作家常用的伎倆，可以追溯到菲爾丁。
約翰·海華德先生指出，沃德豪斯熟讀英國文學，獲益匪淺，特别是莎士比亞的作品。
顯然，他的作品的對象不是高雅讀者，而是受一般教育的讀者。
例如，當他描寫某人歎了一口&ldquo普羅米修斯在兀鹫撲下來飽餐一頓時可能歎出的氣&rdquo時，他假定他的讀者知道一些希臘神話。
他早期欽佩的作家大概是巴裡·潘恩、傑羅姆·克·傑羅姆[10]、威·懷·傑可布斯、吉蔔林和F·安斯推，而且他一直比較接近他們，勝過像林·拉德納[11]或達蒙·魯尼恩[12]這樣節奏快的美國喜劇作家。
沃德豪斯在接見弗萊納裡的廣播談話中表示，他不知道&ldquo我寫的那種人和那種英國是否能活到戰後&rdquo，其實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當時已經是鬼魂了。
弗萊納裡說，&ldquo他仍生活在他所寫的那個時代裡&rdquo，這話的意思也許是指二十年代。
但他的時代實際上是愛德華國王時代，而且伯蒂·伍斯特如果真有其人的話在一九一五年左右就已經被打死了。
如果我對沃德豪斯心态的分析可以接受，那麼他在一九四一年是有意識幫助納粹宣傳機器的看法就不能成立了，而且甚至是滑稽可笑的。
可能他是因為答應早日釋放他（他是在幾個月後快到六十歲生日時獲釋的）的誘惑而作廣播的，但是他當初不可能認識到他這麼做會有損英國利益。
我在上面曾經設法說明，他的道德觀仍是一個公學學生的道德觀，而依照公學行為準則，戰時叛國行為是所有罪行中最不可寬恕的。
但是他怎麼可能不了解他幹的事會在宣傳上使德國人大大得利，而且會為自己招來一陣猛烈譴責呢？要回答這一問題，有兩點你必須考慮到。
一是沃德豪斯完全缺乏&mdash&mdash從他出版的作品來看&mdash&mdash政治意識。
說什麼他的書中有&ldquo法西斯主義傾向&rdquo完全是胡說八道。
書裡一點也沒有一九一八年後的各種傾向。
在他的作品中，對于階級區别問題始終有一種不安的意識，在不同時期裡都零星分散地提到過社會主義，雖然他對社會主義是無知的，但不是完全不友好的。
在《傻瓜的心》（一九二六）中，有一個關于一個俄國作家的很可笑的故事，似乎是受到當時蘇聯國内的激烈宗派鬥争的啟發。
但是書中提到蘇維埃制度的話都隻涉及不足道的小事，而且考慮到時間，并不十分有敵意。
沃德豪斯的政治意識就大概到此為止，這是就他的作品中能發現的而言。
就我所知，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使用&ldquo法西斯主義&rdquo或&ldquo納粹主義&rdquo這種詞彙。
在左翼圈子裡，甚至在任何一種&ldquo開明的&rdquo圈子裡，在納粹電台上發表廣播講話，同納粹打任何交道，在戰時就像在戰前一樣令人震驚。
但是這是一種在幾乎十年期間裡同法西斯主義進行意識形态鬥争中養成的思想習慣。
你應該記住，大部分英國人民近到一九四〇年的時候，對那場鬥争還一直是麻木無知的。
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mdash&mdash一長串的罪行和侵略都在他們的意識旁邊滑過，或者隻是隐約地被注意到，因為外國人之間的争吵&ldquo不關咱們的事兒&rdquo。
這種普遍的無知狀态，你可以從下面這一事實中衡量出來：普通英國人把&ldquo法西斯主義&rdquo視為完全是意大利的事，當這一詞用在德國時，他們竟感到迷惑不解。
沃德豪斯的作品中沒有任何東西表示他了解得比他的一般讀者更多一些，或者對政治更有興趣一些。
還有一點不能忘記：沃德豪斯正好是在戰争達到絕望階段時被俘的。
我們如今都已忘記這些事情了，但是在這以前，關于戰争的情緒一直特别淡漠。
說不上有什麼仗在打，張伯倫政府不得人心，著名的政論家暗示我們應該盡快作出妥協媾和，全國各地的工會和工黨分部都在通過反戰決議。
當然，後來情況有了變化。
軍隊曆經艱辛從敦刻爾克撤離，法國垮台，英國孤立無援，倫敦彈如雨下，戈培爾宣布要把英國&ldquo夷為平地&rdquo，使之成為&ldquo一片廢墟，陷于貧困饑餓&rdquo。
到一九四一年年中，英國人民明白了他們面對的是什麼，抗敵情緒要比以前強烈得多。
但是沃德豪斯在這一年裡是在拘留營中度過的，他的俘獲者待他似乎不錯。
他錯過了戰争的轉折關頭，在一九四一年，他的反應仍是一九三九年的。
在這方面，不止他一個是如此。
在這個時期裡有好幾次德國人把被俘英國兵帶到話筒前面，他們之中有一些人講了至少同沃德豪斯一樣失策的話。
但是，他們沒有引起注意。
甚至像約翰·艾默裡那樣的不折不扣的英奸後來引起的義憤也比沃德豪斯少。
為什麼？為什麼一個上了年紀的小說家說了一些無害的蠢話會引起這樣的喧嚷？你必須在宣傳戰的肮髒需要中去尋找可能的答案。
在沃德豪斯的廣播方面有一點幾乎肯定是有意義的&mdash&mdash那就是日期。
沃德豪斯是在發動對蘇聯的進攻前兩三天獲釋的，在那時候，納粹黨的高級領導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