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南屏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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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了麼？”我猜到其人為誰，但未問他。
他忽然又問我何不教書？他說為下一代努力，是最切要之事。
我從來沒有談過庾村的事、南屏的事，不知他何所據而勸我如此？這日他走後，我彷徨躊躇甚久，終于自動打電話給季肅：“願教書，請指派。
”我教書之願雖早有，然愈看書，愈見同人，愈自慚不學，是以不敢為人師。
季肅的慫恿，福開森無意中之激勵，我遂不顧一切，自此之後十年，我竭盡其心力。
倘略有貢獻于後一代，此益者二友焉。
夏尊先生和季肅的園地裡，分了一席給我，我們三人是南屏三老，随着許多少年，自忘其老。
夏先生曾在一次學生作品展覽中，自己參加一篇短文說，每天走進課堂聽見一群少年：“先生早，先生好。
”把一切憂患都忘了；這是真話，我有同感。
夏先生是一位飽經憂患之人，有時告訴學生：“曾先生、沈先生要我如此，你們讀也罷，不讀也罷。
”肯讀書的學生并不因此而欺侮他。
夏先生是熱極而冷，放任；季肅溫文，主張自由；我憑一片熱誠。
同學對此三個個性不同的先生，都有不尋常的情感，家長亦常使孩子們有事就商我們。
廿八年（一九三九）十月廿八日，我上南屏高二第一堂課，教《孟子》。
季肅初以我對曆史有興趣，要我教曆史，我不敢應。
不敢的理由有二：近年學校教師要憑資格，隻國文視學力或作品，我須守法。
民國以後曆史，我曾身曆其境，與教科書所記不全同，我如何說法？我不願生事。
我對學校曆史課卻有一點意見：中國曆史太長，上古的記載文字深奧，故一開始易感艱難乏味。
讀到近代都是國恥紀錄，令人氣餒，令人怨憤。
又初高中各隻有兩年本國史，讀到近代，實是最要緊處，時間已無幾。
編書者或顧忌，或投機，取舍無遠大标準，毀譽過分。
一個民族的神聖生存紀錄，變成君相之起居注，或好漢鬥争錄，青年不感興趣，無怪其然。
看學生周記，很易發現讨厭史地的話：以為死人死地，不與吾人今日有關。
我曾提議：初高中曆史連接而非重複，不用雙圓制。
初中先給一個首尾銜接的時間觀念，高中以紀事體的重點單題提出。
我是在教職員聚餐桌上臨時想到，當時随便提出一個異民族入中國題目為例。
後來看見呂思勉先生的“大學通史”教本，與我的程序相反，他先講單題，以氏族、婚姻居首，二十個文化單題為第一冊。
第二冊為從頭到底的通史。
大學與中學不同，學生富有閱讀能力，且都有過根底，故可先從單題着手。
我們的先民傳給我們如此悠久的曆史，用種種方法生活在這塊可愛的國土上，我們應有義務把他編成最容易了解的方式，使後代的人發生興趣，加以愛護。
我有此心，而無此力。
曾對季肅說，倘由我試，要讓我第一年教到末一年；學生亦如此，不插班，不轉學。
我瑣瑣述此，期諸有心人。
青年們亦需要更多的課外讀物，不僅史地科。
講《孟子》是我自己的選擇，經季肅同意。
南屏學生沒有看過整本線裝書，聞線裝書而厭怕。
我第一堂功課上完，将“民本”“厭戰”“性善”幾點中心思想，和“王”“霸”的界說，分清楚。
“王道”從人民“不饑不寒，養生喪死無憾，謹庠序之教”開始，而仍以“若夫成功則天也”，功不必由己出。
孟子不屑道齊桓、晉文之事，為其喜功，是針對梁惠王之好戰不顧民生。
青年們初聞王道、霸道疑為迂闊，我将二者分列為表，結論“王道”即為人道，以民為主，霸道為成功主義。
治本治标，按時勢都屬需要，而“人道”是天經地義。
抗戰初期，尤其經過逃難生活的青年，更為可愛，她們用不着我多說。
我雖然很魯莽的如此介紹《孟子》，她們再讀原文，對于本國的先哲從了解而起敬心，知道前人亦有對其時代的見解，和對其時代的努力了。
從這經驗，我覺得近代青年，到高中沒有對本國學術思想有成段的認識，學校裡隻讀短篇選文，是不夠的。
南屏初期幾班同學，眼見學校從筚路藍縷中生長，休戚相關，連她們個人升學成家問題都肯向先生商量。
季肅事事促成“學生自己做”，故學生主持一件事或一個會，如何布置，如何發言，都很自然，不必指點。
在我的功課裡，每兩周我請她們發問，筆問筆答，往往有很有趣的見解如：“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做間諜的人何以從容不迫？”“臯陶為士，瞽叟殺人，執之甚是，舜竊負而逃，未為合理”等類。
我回答：間諜工作如純為國家，胸中沒有歉然。
臯陶一段，正是中國倫理與法律的矛盾。
日本維新時代，極力灌輸法律重于倫理，戲劇中常表現。
時局一日一日黯淡，她們常常要問時勢，我給她們兩個比喻：“抗戰如比球，建國如考試”。
“比球”有陣線，同隊者互相照顧，我們可以靠人；“考試”隻靠自己用功，父子兄弟不能相顧。
開羅會議後，我知道戰後台灣将還給中國，忍不住一天向學生說：可能明年我要求曾先生讓我教地理，大家對我呆看；我說：我生而國家失掉的一塊土地，拿回來的時候，給我機會在地圖上将這塊地區畫成本國一樣顔色；我告訴她們我是甲午年生的。
苦中得樂，一年過去。
新升的高二仍要我講《孟子》，而高三要我繼續任課。
為考大學有“國學常識”一門，學生和季肅都想我擔任這件事。
這題目如大海撈針，而高三的時間有限，我請夏尊先生擔任，而願為助。
夏先生要改兩班文卷，已經想讓出一班來，不肯再添鐘點。
于是我固請其答允，由我先教，無論何時，感覺不濟，請他接下去。
如此我擔任高三“國學入門”，而且不得不兼一課《論語》。
加《論語》的理由為“國學”如一百貨公司，時間有限，每個部門隻能見點零貨樣品。
而“儒家哲學”直接間接影響中國文化最大，則最少這一部門能認識個主流。
我選了坊間現有的幾種國學概論、常識、入門之類，與季肅商定一本講授。
一星期過去，空氣甚為沉悶。
我試試離書自講，寫幾頁講義，甚受歡迎。
于是如入了陣，隻能向前，不能退後，一直寫下去。
這一年，不是我教學生，而是學生引導我。
為減少出門次數，我的功課是兩小時連續，初恐學生厭倦，後來常在休息期間學生問長問短，我出不了講堂。
我混在這些可愛的少年中，不能自拔，心思時間差不多都為了她們用。
不但我的講義采取前賢時賢的意見，其他我看的書報、聽的消息、聯想的故事，凡于功課有助，都透一點給她們，我成了無事忙的販子。
季肅說我的講義是中國哲學思想史縮寫。
許多補助教材都承夏先生在國文課中講的。
我同夏先生都不喜出題目考人，季肅堅持以考試鼓勵讀書。
後來南屏高年級不用監考，
他忽然又問我何不教書？他說為下一代努力，是最切要之事。
我從來沒有談過庾村的事、南屏的事，不知他何所據而勸我如此？這日他走後，我彷徨躊躇甚久，終于自動打電話給季肅：“願教書，請指派。
”我教書之願雖早有，然愈看書，愈見同人，愈自慚不學，是以不敢為人師。
季肅的慫恿，福開森無意中之激勵，我遂不顧一切，自此之後十年，我竭盡其心力。
倘略有貢獻于後一代，此益者二友焉。
夏尊先生和季肅的園地裡，分了一席給我，我們三人是南屏三老，随着許多少年，自忘其老。
夏先生曾在一次學生作品展覽中，自己參加一篇短文說，每天走進課堂聽見一群少年：“先生早，先生好。
”把一切憂患都忘了；這是真話，我有同感。
夏先生是一位飽經憂患之人，有時告訴學生：“曾先生、沈先生要我如此，你們讀也罷，不讀也罷。
”肯讀書的學生并不因此而欺侮他。
夏先生是熱極而冷，放任；季肅溫文，主張自由；我憑一片熱誠。
同學對此三個個性不同的先生，都有不尋常的情感，家長亦常使孩子們有事就商我們。
廿八年（一九三九）十月廿八日，我上南屏高二第一堂課，教《孟子》。
季肅初以我對曆史有興趣，要我教曆史，我不敢應。
不敢的理由有二：近年學校教師要憑資格，隻國文視學力或作品，我須守法。
民國以後曆史，我曾身曆其境，與教科書所記不全同，我如何說法？我不願生事。
我對學校曆史課卻有一點意見：中國曆史太長，上古的記載文字深奧，故一開始易感艱難乏味。
讀到近代都是國恥紀錄，令人氣餒，令人怨憤。
又初高中各隻有兩年本國史，讀到近代，實是最要緊處，時間已無幾。
編書者或顧忌，或投機，取舍無遠大标準，毀譽過分。
一個民族的神聖生存紀錄，變成君相之起居注，或好漢鬥争錄，青年不感興趣，無怪其然。
看學生周記，很易發現讨厭史地的話：以為死人死地，不與吾人今日有關。
我曾提議：初高中曆史連接而非重複，不用雙圓制。
初中先給一個首尾銜接的時間觀念，高中以紀事體的重點單題提出。
我是在教職員聚餐桌上臨時想到，當時随便提出一個異民族入中國題目為例。
後來看見呂思勉先生的“大學通史”教本，與我的程序相反，他先講單題，以氏族、婚姻居首，二十個文化單題為第一冊。
第二冊為從頭到底的通史。
大學與中學不同，學生富有閱讀能力，且都有過根底，故可先從單題着手。
我們的先民傳給我們如此悠久的曆史，用種種方法生活在這塊可愛的國土上，我們應有義務把他編成最容易了解的方式，使後代的人發生興趣，加以愛護。
我有此心，而無此力。
曾對季肅說，倘由我試，要讓我第一年教到末一年；學生亦如此，不插班，不轉學。
我瑣瑣述此，期諸有心人。
青年們亦需要更多的課外讀物，不僅史地科。
講《孟子》是我自己的選擇，經季肅同意。
南屏學生沒有看過整本線裝書，聞線裝書而厭怕。
我第一堂功課上完，将“民本”“厭戰”“性善”幾點中心思想，和“王”“霸”的界說，分清楚。
“王道”從人民“不饑不寒，養生喪死無憾，謹庠序之教”開始，而仍以“若夫成功則天也”，功不必由己出。
孟子不屑道齊桓、晉文之事，為其喜功，是針對梁惠王之好戰不顧民生。
青年們初聞王道、霸道疑為迂闊，我将二者分列為表，結論“王道”即為人道，以民為主，霸道為成功主義。
治本治标，按時勢都屬需要，而“人道”是天經地義。
抗戰初期，尤其經過逃難生活的青年，更為可愛，她們用不着我多說。
我雖然很魯莽的如此介紹《孟子》，她們再讀原文，對于本國的先哲從了解而起敬心，知道前人亦有對其時代的見解，和對其時代的努力了。
從這經驗，我覺得近代青年，到高中沒有對本國學術思想有成段的認識，學校裡隻讀短篇選文，是不夠的。
南屏初期幾班同學，眼見學校從筚路藍縷中生長，休戚相關，連她們個人升學成家問題都肯向先生商量。
季肅事事促成“學生自己做”，故學生主持一件事或一個會，如何布置，如何發言，都很自然，不必指點。
在我的功課裡，每兩周我請她們發問，筆問筆答，往往有很有趣的見解如：“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做間諜的人何以從容不迫？”“臯陶為士，瞽叟殺人，執之甚是，舜竊負而逃，未為合理”等類。
我回答：間諜工作如純為國家，胸中沒有歉然。
臯陶一段，正是中國倫理與法律的矛盾。
日本維新時代，極力灌輸法律重于倫理，戲劇中常表現。
時局一日一日黯淡，她們常常要問時勢，我給她們兩個比喻：“抗戰如比球，建國如考試”。
“比球”有陣線，同隊者互相照顧，我們可以靠人；“考試”隻靠自己用功，父子兄弟不能相顧。
開羅會議後，我知道戰後台灣将還給中國，忍不住一天向學生說：可能明年我要求曾先生讓我教地理，大家對我呆看；我說：我生而國家失掉的一塊土地，拿回來的時候，給我機會在地圖上将這塊地區畫成本國一樣顔色；我告訴她們我是甲午年生的。
苦中得樂，一年過去。
新升的高二仍要我講《孟子》，而高三要我繼續任課。
為考大學有“國學常識”一門，學生和季肅都想我擔任這件事。
這題目如大海撈針，而高三的時間有限，我請夏尊先生擔任，而願為助。
夏先生要改兩班文卷，已經想讓出一班來，不肯再添鐘點。
于是我固請其答允，由我先教，無論何時，感覺不濟，請他接下去。
如此我擔任高三“國學入門”，而且不得不兼一課《論語》。
加《論語》的理由為“國學”如一百貨公司，時間有限，每個部門隻能見點零貨樣品。
而“儒家哲學”直接間接影響中國文化最大，則最少這一部門能認識個主流。
我選了坊間現有的幾種國學概論、常識、入門之類，與季肅商定一本講授。
一星期過去，空氣甚為沉悶。
我試試離書自講，寫幾頁講義，甚受歡迎。
于是如入了陣，隻能向前，不能退後，一直寫下去。
這一年，不是我教學生，而是學生引導我。
為減少出門次數，我的功課是兩小時連續，初恐學生厭倦，後來常在休息期間學生問長問短，我出不了講堂。
我混在這些可愛的少年中，不能自拔，心思時間差不多都為了她們用。
不但我的講義采取前賢時賢的意見，其他我看的書報、聽的消息、聯想的故事，凡于功課有助，都透一點給她們，我成了無事忙的販子。
季肅說我的講義是中國哲學思想史縮寫。
許多補助教材都承夏先生在國文課中講的。
我同夏先生都不喜出題目考人，季肅堅持以考試鼓勵讀書。
後來南屏高年級不用監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