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滞京一年
關燈
小
中
大
。
他總覺得以中山先生這麼一個愛國者，如果給他順手一點，有個機會如意稍展其抱負，在他自己負責時，有疏忽處可能提防得早，改正得快些順些，并且拉回一批黨内意志遊移的分子和愛國的青年來。
這個責任後來交給蔣先生就難得多了。
在這一線希望之際，中山先生突然去世，不僅是中山先生的大不幸，真是國家的大不幸。
我這話似乎事後言之容易，稍為盱衡當時大勢的人應有同感的。
民十四（一九二五）上海五卅慘案後，章太炎先生來信以中山先生之反對他國之以不平等遇我者，為人心之所同，原函如下： 膺白我兄同志：改革以來倏逾半歲，時局猶昔而外患又起。
昨者彭淩霄來，快睹手書，并及厚贶，因知北方近狀。
中山擴大民族主義，聯及赤俄，引為同族&hellip&hellip，惟反對他國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
滬漢變起，全國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
斯時固當專言外交，暫停内哄。
大抵專對英人，勿牽他國，專論滬漢，推開廣州（兩政府本不相涉），則交涉可以勝利。
但恐當局借交涉為延壽之術，國民軍恃交涉為緩兵之策，惟以延長時日為務，此則但有消極主張而不有積極為國家計，則犧牲數十命，耗棄千萬錢，皆付之虛牝矣。
聞兄不肯就外交委員，為人格計，固應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責，督促政府，仍宜盡力，騎虎之勢，無法苟全也。
屬書兩紙，此種高麗箋想是中國仿造，不甚吃墨，為書一紙，并以舊書宣紙屏幅相饷，其語亦正與君合也。
章炳麟頓首（十四年七月三日）。
膺白曾在民十三年（一九二四）的夏應《申報》六十周紀念征文，自己選個題目曰：“中俄劃界問題刍議”，文中表列中國曆次失給俄國的土地，面積大得驚人，都是巧取豪奪，中國人應與理論交還的東西。
這篇文章在《申報》登出，當時反應甚少。
五卅慘案專對英國，膺白的主張與太炎先生相同。
其複太炎信曰“不圖鄙懷，竟符高見”；但他為國民軍辯護曰“緩兵之策，或不至斯，語非左袒”；對外交他是始終努力謀舉國一緻的。
當時向馮進說者，均主電慰學生，派代表往商辦法，膺白亦以為然，但雲勿招東北之忌，必請其聯名電滬，方較妥善；這是一個例子。
在這一段期間膺白發見了與章氏的戚誼。
他與太炎先生相識已久，從未談及家世。
我家與章夫人母家略帶些親，但章家一向以為膺白是杭州人。
一次，膺白忽然想起有個祖姑母嫁餘杭章氏，在信尾加了幾句：“弟原籍松江，曾祖竹西公長女适餘杭章鑑，不知系君家何人？”很快接到回信，鑑字避諱作〇，言系其祖父，并舉出好幾個表叔行名字皆膺白的父伯輩，問膺白是何人之後。
且言：“原委既明，從今以表兄弟相稱。
”是一件家事插曲。
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他力疾趕到當時民國的首都，似系歸正首丘，算是國民軍希微的成功。
舉喪之日，段氏臨時托故不至。
頑固者愈拒人于千裡之外，激進者愈相率而追求幻想，浸至釀成“三·一八”執政府前軍警槍殺學生慘案。
據在場的人事後傳說，當開會拟往執政府請願時，已經聞有戒備，學生實頗猶豫，其時外面來一人，交一信給台上主席中之一，宣稱系國民軍李鳴鐘之信，聲言保護，衆遂大膽出發，成此慘案。
李函後無人得見，疑是借以激勵，則“以百姓為刍狗”了。
随中山先生北來的同志，其時左派右派，各不相容。
北京城裡，從來未有如此多的同志，亦從來未有如此多的龃龉。
其時蔣先生的北伐事業尚未開始，同志們遂格外寄希望于國民軍，各以鄉誼友誼聯絡一軍二軍或三軍，北方的事更加複雜起來。
國民軍實際系有願未遂，乃失敗而非成功，但三軍部屬被人捧以向所未有之光榮，争權利亦無已時。
國民軍以外的北方各系遂互相結合，以擊破國民軍為先務。
他們的說法，國民軍與南方是一路，南方是聯俄容共，是洪水猛獸。
這時廣幫、滬幫的資産階級已一批一批避禍而到天津購地蔔居。
軍閥若不是腐化而積惡有素，這号召原可動人，但國民已不能相信他們了。
膺白所知南方的情形，多半得之汪精衛先生，大概都關于蔣先生的事。
節錄其後來在《感憶錄》所記的文章如下： 我第一次見膺白先生是在辛亥十一月，那時候我由北平、天津回到上海，陳英士先生和膺白先生都詳細告訴我光複上海與光複南京之經過。
第二次見膺白先生在十三年十二月。
那時候，膺白先生正協助馮煥章先生等掃除曹吳勢力，歡迎總理北上。
總理于十二月四日到天津，卧病行館，至十四年元旦始入北平。
我在這一個月中，數數奉命，往來平津。
那時候，段芝泉先生為臨時執政，膺白先生已退閑在寓了。
我和他相見，并詳細告訴他廣州一切情形，尤其将蔣介石先生在黃埔辦理軍官學校的情形詳細告訴，因為我知道這是他最關心的。
他聽完之後很感動，并很感慨的說道：“許多年來，各位同志都在南方幫着總理，努力奮鬥，北方事情不免丢下。
因此我便潛在此間，盡其心力，稍稍布置，隻是零丁孤苦的情味，真是說也不盡。
”于是他把許多年在北方的工作，曆曆告訴了我，我聽了十分感動，覺得這時候的膺白先生，比起辛亥年間勇敢負責的精神，還是一樣，而操心之危，慮患之深，卻與日俱增了。
第三次見膺白先生是在國難發生以後，自此常常見面，以至二十二年五月膺白先生就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
這兩三年是我與膺白先生密切共事的時候，其中曲折繁重，決非片言能盡。
當二十二年四、五月間，長城各口軍事失利，北平危在旦夕，那時候中國所取的方策，隻有兩種，其一是繼續抗戰，其一是設法暫時停戰。
這兩個方案各有利害。
我們本于“兩害相權取其輕”之義，所以決定設法暫時停戰，而不顧一己之死生毀譽挺然擔此責任的，膺白先生實是第一個人。
有一次，汪自己送蔣先生給膺白的電報來，系用汪的密碼拍發，他說有兩個字再三譯不成文，疑有誤。
電言：“北方有國民軍出，知必系膺白在内。
回念前情，不禁淚下，請毋忘打鐵約言，并以事大哥者事中山先生。
”所言有誤的兩字是“打鐵”，膺白答言無誤。
膺白與陳蔣兩先生換譜在上海打鐵浜地方，約言是：“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
”語系英士先生所拟，蔣先生贈英士、膺白二人寶劍各一，此二語即镌在其上。
所謂“打鐵約言”指此，大哥者英士
他總覺得以中山先生這麼一個愛國者，如果給他順手一點，有個機會如意稍展其抱負，在他自己負責時，有疏忽處可能提防得早，改正得快些順些，并且拉回一批黨内意志遊移的分子和愛國的青年來。
這個責任後來交給蔣先生就難得多了。
在這一線希望之際，中山先生突然去世，不僅是中山先生的大不幸，真是國家的大不幸。
我這話似乎事後言之容易，稍為盱衡當時大勢的人應有同感的。
民十四（一九二五）上海五卅慘案後，章太炎先生來信以中山先生之反對他國之以不平等遇我者，為人心之所同，原函如下： 膺白我兄同志：改革以來倏逾半歲，時局猶昔而外患又起。
昨者彭淩霄來，快睹手書，并及厚贶，因知北方近狀。
中山擴大民族主義，聯及赤俄，引為同族&hellip&hellip，惟反對他國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
滬漢變起，全國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
斯時固當專言外交，暫停内哄。
大抵專對英人，勿牽他國，專論滬漢，推開廣州（兩政府本不相涉），則交涉可以勝利。
但恐當局借交涉為延壽之術，國民軍恃交涉為緩兵之策，惟以延長時日為務，此則但有消極主張而不有積極為國家計，則犧牲數十命，耗棄千萬錢，皆付之虛牝矣。
聞兄不肯就外交委員，為人格計，固應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責，督促政府，仍宜盡力，騎虎之勢，無法苟全也。
屬書兩紙，此種高麗箋想是中國仿造，不甚吃墨，為書一紙，并以舊書宣紙屏幅相饷，其語亦正與君合也。
章炳麟頓首（十四年七月三日）。
膺白曾在民十三年（一九二四）的夏應《申報》六十周紀念征文，自己選個題目曰：“中俄劃界問題刍議”，文中表列中國曆次失給俄國的土地，面積大得驚人，都是巧取豪奪，中國人應與理論交還的東西。
這篇文章在《申報》登出，當時反應甚少。
五卅慘案專對英國，膺白的主張與太炎先生相同。
其複太炎信曰“不圖鄙懷，竟符高見”；但他為國民軍辯護曰“緩兵之策，或不至斯，語非左袒”；對外交他是始終努力謀舉國一緻的。
當時向馮進說者，均主電慰學生，派代表往商辦法，膺白亦以為然，但雲勿招東北之忌，必請其聯名電滬，方較妥善；這是一個例子。
在這一段期間膺白發見了與章氏的戚誼。
他與太炎先生相識已久，從未談及家世。
我家與章夫人母家略帶些親，但章家一向以為膺白是杭州人。
一次，膺白忽然想起有個祖姑母嫁餘杭章氏，在信尾加了幾句：“弟原籍松江，曾祖竹西公長女适餘杭章鑑，不知系君家何人？”很快接到回信，鑑字避諱作〇，言系其祖父，并舉出好幾個表叔行名字皆膺白的父伯輩，問膺白是何人之後。
且言：“原委既明，從今以表兄弟相稱。
”是一件家事插曲。
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他力疾趕到當時民國的首都，似系歸正首丘，算是國民軍希微的成功。
舉喪之日，段氏臨時托故不至。
頑固者愈拒人于千裡之外，激進者愈相率而追求幻想，浸至釀成“三·一八”執政府前軍警槍殺學生慘案。
據在場的人事後傳說，當開會拟往執政府請願時，已經聞有戒備，學生實頗猶豫，其時外面來一人，交一信給台上主席中之一，宣稱系國民軍李鳴鐘之信，聲言保護，衆遂大膽出發，成此慘案。
李函後無人得見，疑是借以激勵，則“以百姓為刍狗”了。
随中山先生北來的同志，其時左派右派，各不相容。
北京城裡，從來未有如此多的同志，亦從來未有如此多的龃龉。
其時蔣先生的北伐事業尚未開始，同志們遂格外寄希望于國民軍，各以鄉誼友誼聯絡一軍二軍或三軍，北方的事更加複雜起來。
國民軍實際系有願未遂，乃失敗而非成功，但三軍部屬被人捧以向所未有之光榮，争權利亦無已時。
國民軍以外的北方各系遂互相結合，以擊破國民軍為先務。
他們的說法，國民軍與南方是一路，南方是聯俄容共，是洪水猛獸。
這時廣幫、滬幫的資産階級已一批一批避禍而到天津購地蔔居。
軍閥若不是腐化而積惡有素，這号召原可動人，但國民已不能相信他們了。
膺白所知南方的情形，多半得之汪精衛先生，大概都關于蔣先生的事。
節錄其後來在《感憶錄》所記的文章如下： 我第一次見膺白先生是在辛亥十一月，那時候我由北平、天津回到上海，陳英士先生和膺白先生都詳細告訴我光複上海與光複南京之經過。
第二次見膺白先生在十三年十二月。
那時候，膺白先生正協助馮煥章先生等掃除曹吳勢力，歡迎總理北上。
總理于十二月四日到天津，卧病行館，至十四年元旦始入北平。
我在這一個月中，數數奉命，往來平津。
那時候，段芝泉先生為臨時執政，膺白先生已退閑在寓了。
我和他相見，并詳細告訴他廣州一切情形，尤其将蔣介石先生在黃埔辦理軍官學校的情形詳細告訴，因為我知道這是他最關心的。
他聽完之後很感動，并很感慨的說道：“許多年來，各位同志都在南方幫着總理，努力奮鬥，北方事情不免丢下。
因此我便潛在此間，盡其心力，稍稍布置，隻是零丁孤苦的情味，真是說也不盡。
”于是他把許多年在北方的工作，曆曆告訴了我，我聽了十分感動，覺得這時候的膺白先生，比起辛亥年間勇敢負責的精神，還是一樣，而操心之危，慮患之深，卻與日俱增了。
第三次見膺白先生是在國難發生以後，自此常常見面，以至二十二年五月膺白先生就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
這兩三年是我與膺白先生密切共事的時候，其中曲折繁重，決非片言能盡。
當二十二年四、五月間，長城各口軍事失利，北平危在旦夕，那時候中國所取的方策，隻有兩種，其一是繼續抗戰，其一是設法暫時停戰。
這兩個方案各有利害。
我們本于“兩害相權取其輕”之義，所以決定設法暫時停戰，而不顧一己之死生毀譽挺然擔此責任的，膺白先生實是第一個人。
有一次，汪自己送蔣先生給膺白的電報來，系用汪的密碼拍發，他說有兩個字再三譯不成文，疑有誤。
電言：“北方有國民軍出，知必系膺白在内。
回念前情，不禁淚下，請毋忘打鐵約言，并以事大哥者事中山先生。
”所言有誤的兩字是“打鐵”，膺白答言無誤。
膺白與陳蔣兩先生換譜在上海打鐵浜地方，約言是：“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
”語系英士先生所拟，蔣先生贈英士、膺白二人寶劍各一，此二語即镌在其上。
所謂“打鐵約言”指此，大哥者英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