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家鄉的幾位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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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日本吳服來見,不願其穿清人服裝,可見漢人痛恨改裝的心理。

    二百餘年,我們拖着辮子,竟習以為常了。

     陳先生批我們文卷與别的老師不同,他舍得給圈,起碼是圈,常常雙圈密圈,發見我們許多好處,使我們忽然提高自信心。

    他一面加圈,口裡自言自語念康有為的詩:“南國菁華發達先,本來天女最雄妍。

    花神自有回天力,莫任東風再弄權。

    ”若幹年後,我與康先生的次女文佩(同璧)相識,還背得出這幾句。

    陳先生沒有教我們做詩,但他常以淺近易懂的詩句代話,或作話題。

     此時梁任公先生的書在嘉興已甚風行,《飲冰室自由書》成了我們課本論題,《中國積弱溯源論》和《戊戌六君子傳》讀得唏噓慷慨。

    讀過任公文章後,我很覺心境不同,眼界亦不同。

    我後來與膺白同認,我和他,還有不少朋友,都受任公書影響而趨向革命。

    我們的前輩給我們的教育,原是鼓勵志氣多于研究學問,讀任公書,他的筆下帶着熱情,而志氣原亦需要學問。

    我自陳蓮史先生教書時起,讀任公書,卅年後在其身後,還讀他那篇帶病而寫由他兄弟續成的《辛稼軒年譜》。

    宋代詞人中,我是最喜放翁詩和稼軒詞的。

    任公所舉中國曆史上六大政治家,我甚敬佩王荊公和張江陵,本人的集,别人所作他們的年譜,亦曾一再讀。

     當年嘉興城裡常舉行一種會課,等于會考。

    地點大半在精嚴寺,有時亦借私家住宅。

    程度分初級、二級、三級,自由報考,列前茅者有獎品。

    我第一次報名初級,得獎地球儀一架,未曾得過見過,視如至寶。

    母親最怕我看事太易,以後即令我跳出二級而考三級,曾敷衍過好幾次。

    一次,在塔弄張子蓮先生家會課,作文題為“《原法篇》書後”,我不谙題目出處,同考的人亦都茫然,監考屠保三先生不願給大家失望,做主臨時改換題目,我十分怏怏而歸。

    父親不在家,急待次日告知陳蓮史先生,他立刻取出《明夷待訪錄》來。

    明儒我本隻知崇拜陽明,漸漸地認識清初黃、顧諸賢,恍然以為“知行合一”原亦在是。

    我尤慕梨洲弟子萬斯同,修明史而終為布衣。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春,我忽然接到一份從甯波寄來的請帖,請參加重修萬季野先生墓落成典禮。

    這類事情在我甚少有,而帖上明明寫着我的名字。

    後經打聽,知有人發起重修萬墓,膺白曾以我名贊助。

    因他不久卧病去世,此事竟無機會向我說明。

     約在光緒丙午年(一九〇六)之春,一日,我姑丈陸和卿陪一女客來到吾家。

    除續弦姑母,姑丈從未有陪女客來吾家之事,這位女客即是别号“鑒湖女俠”,作“秋雨秋風愁煞人”詩句的秋瑾。

    她貌不美而甚清秀,态度文雅,不施脂粉,穿黑色長袍,說話是紹興口音。

    我母親準備茶果,與姑丈寒暄時,秋君同我談讀書,問我年紀。

    臨行執我手,要我同唱“黑奴紅種相繼盡,惟我黃人酣未醒&hellip&hellip少年努力須自愛,時乎時乎不再來”之歌。

    想不到不過年餘,她為徐錫麟案餘波,被紹興知府滿人貴福,拘捕斬首。

    其時我已在天津讀書,官立學校不敢讨論時事,我看報見她供詞和照相;她的照相一是留學日本時穿着和服,一是臨刑跪綁之狀,她最後的請求是免其裸體。

    我與她隻有一面之緣,說不上私交,但眼見這樣一個女子受極刑,對這張被綁跪着待死的相片,憤怒與同情不能遏制,私自蒙被大哭。

    徐錫麟和秋瑾二案,乃辛亥以前報上載得最詳最多,且引起婦孺同感的事。

    我始終沒有機會向姑丈打聽,他那次陪秋瑾來吾家,是有意無意? 五六十年前,在我極小的範圍内,所可記憶的幾位前輩,境況好與不好,都不自閑逸。

    曆史帶給他們内憂外侮,他們自己都沒有受過新教育,然而被時代所警醒。

    他們拿自己摸索所得,無條件給他們的後輩,他們盡了對時代的責任了。

    現在,人人以生活為第一,而生活亦愈複雜愈艱難,沒有止境。

    然時代正還十分需要這種無名的啟後工作,社會更需要有這類無心插柳之事。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