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家鄉的幾位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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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這個題目,為在報上讀了一篇文章名曰“民清之際在長沙”,是左舜生先生的回憶,述及當時湖南教育界和幾位前輩,不由我不記起同一時代在嘉興的幾位前輩。

    他們都改變了他們的前一代閉關自守之風,而出來喚醒世人,緻力教育後輩。

    不過我是女子,活動和處境與男子不同,家長和社會所期待其成就亦不同,所接觸不廣,所感受有限,不足以概一代的前輩。

    惟其如此,我所遇到的幾位前輩,為幾個女孩子而用心不怠,是不尋常的。

     我所從第一位男教師是汪京伯(鎬基)先生,在同街吳姓,董政孚先生的姊姊家。

    董先生受姊氏之托,教育她的嗣子壽康,壽康我們後來稱他銀哥,系獨子兼祧,家境甚好而性文弱,在近鄰訪求同學之人不得。

    政孚先生首開風氣,将自己的小女兒六弟送去同堂讀書。

    六弟名志中,與我同歲,于是董、吳兩家家長想着來邀我,我父親母親答應讓我去,這是嘉興親友間第一家男女同學。

    汪先生在吳家大廳的一邊,一天到晚帶着我們三個學生,六弟還隻啟蒙,銀哥已開講《孟子》。

    我在他們之間,常“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助六弟造句,聽解釋《孟子》,以前女先生教我書是不解釋的。

    不久,汪先生考取赴日本學陸軍,我們初次懂得留學和陸軍的意義,先生要放下我們而走,定是一件前程遠大的事。

     這時敖夢姜表兄出私資辦一學校,這學校後來化為“蒙養學堂”,最初沒有名稱,租屋在蘆席彙。

    招生招到我家裡,夢姜對我父親說:“德叔(父親小名德),大弟(指我)應同男孩子一樣讀書,求新知識。

    ”我父親的伯母娶自敖氏,是五伯父的嗣母,五伯母住在吾家,敖家在我緊鄰,故雖屬旁親,往來甚密。

    蘆席彙的同學,我們事先一點不知道,父親聽夢姜的話答應我去。

    我們這條街上,當時隻有我一個不滿十歲的女孩子,每天走半裡多路去上學,有時母親給我坐渡船的錢,則少走一座橋。

    蘆席彙本不是住宅區,學校在一處很舊的房子,我們隻有一間講堂。

    何故設校于此?是否要打破讀書隻是士大夫家的風氣?都不得而知。

    房子雖破,但課桌黑闆,先生與學生面對上課,先生立而學生坐,則與我以前讀書的規矩和形式都不同了。

    我是十來個學生中最小而惟一的女生,本亦男裝,長袍馬褂。

    我要改稱夢姜為先生,他叫我依舊稱他大哥哥。

    大哥哥和一位韓先生輪流上課,他們二人用的精神甚多,而辦法很少次序,大半學生未有史地常識基礎,他們卻津津述美國獨立、自由鐘、波蘭瓜分和清人入關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

    大哥哥善于講這些故事,家長查問,我們讀書很少,而我們聽故事懂得很多。

    他有時坐着畫畫給我們看,叫我們學,但沒有講過基本入手方法。

    沒有琴和其他樂器,但吟或唱的機會甚多。

    “四萬萬人,都是黃帝的子孫,要同心,要同德,恢複故土”,是他帶我們唱的一首歌,那是顯然革命口氣,亦沒有人注意我們。

    一日,他很高興地告訴我們,他得了個兒子,在黑闆上寫“弘德、毅生”四個字,是他給長子的名和号;還說倘有第二個兒子,将取名“弘權”,随解釋“德”“權”“弘”“毅”等字的意義。

    這段不按軌道的教育,我曾向同鄉的人談過。

    民國十三四年,北京交通部電政司一個嘉興朋友說起有敖弘德為母老請求他調,公事從湖北某縣來,我托其打聽敖君家世。

    其後政局變,我離開北京時無有消息,不知其是否夢姜後人。

     韓先生我不知其名,他與夢姜一樣熱心,但神氣是沉靜的,教我們不久,回家病逝。

    他不是本地人,有人說他是憂時之士。

    他留給我們兩首歌,無譜,但亦抑揚而唱,我尋聲追憶出來如下: 山河公共器,前廢子傳賢,陶唐妙理。

    禹湯錯算計,把國民公産,兒孫私據。

    千世萬紀,淘多少枭雄閑氣,到如今,故址紛紛,何限秦頭漢尾。

     兩山夾帶路逼窄,如往而回轉折百,忽見老牛駕車來,運輸米粟載充積,進步難兮進步遲,終不退兮終不息,不問千裡更萬裡,能自極南達極北。

     韓先生唱前一首歌,常坐着如念詞曲,有時同我們一起玩時亦哼着。

    唱後一首時,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