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二妹性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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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可放心不管了。
籃裡、包裡，還帶着已經煮好的菜。
老媽媽是我母親留下來當心我父親飯菜的人，君怡性元均她帶大，是吾家一把重要的手，讓給我用，她的工作要性仁添勞。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我往來于尚賢堂、漁陽裡、淮河路之間，膺白設計，我作傳遞，外埠來人，我為前哨，未露消息，而所事幸遂。
父親的恩不能忘，性仁的安排亦不能忘。
性仁幼時喜數學，有願學醫，曾向母親要求。
母親問我意見，我答，學醫必學到底，擇偶須就同業，母親因而躊躇，一言影響其前途。
她曾在日本長崎活水女學讀書，因父病而歸。
她将考北京女高師時，我因她一向偏喜數理，加她注意勿疏忽史地。
她取我架上《漢書》，看一星期不放手，入京還帶走，但未與我言興趣何在。
在女高師，名常居前列，為方惟一（還）先生最得意弟子，從此嗜好文學。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她與天津陶孟和（履恭）君結婚，孟和時為北大教授，二人志趣相投，淡泊為懷。
家住北京東四牌樓月牙胡同，房東賣屋迫遷，覓得北新橋小三條胡同之屋，極合意，而屋主隻賣不租。
時甥女維正已生，維大方在孕，孟和上有老母與一不嫁之妹，于是舉債出重利購屋。
正在五四運動之際，北京政府已屢屢欠薪，教育部與所屬各大學尤苦，常久候得半月之薪。
性仁以多産而病，且欲譯書售稿，助家計而償屋債，生活尤克己，至營養不足，體愈弱，性趨悲觀。
一次，我告訴她，我手邊有點錢，存銀行息不過一分，為何不向我商，而負如此重利與限期償還之債，自苦如此！她說，借所親者款，亦有不便處，能免為佳。
這所房子實是她的緻命傷，為此而更礙其健康，但她卒如期還清債務，且翻蓋北屋，與孟和母妹同居。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後，我居浙西莫幹山，春季“映山紅”遍開，“映山紅”即杜鵑花。
性仁愛花亦喜昆曲，我用牡丹亭曲語請她到山看花曰：“此地遍青山啼紅了杜鵑。
”她回信曰：“八年未上先人丘壟，請在滬相候，将過南京邀性元，到滬與姊弟同回鄉掃墓，然後上山賞花。
”到清明節她果南來，一一如約。
掃墓畢，由君怡夫婦攜孩子們回滬上學，我姊妹三人上山作十日之遊。
塵念均消，童心複返，平生同遊之樂，以此為最。
回滬時，她與性元都添得不少行李，大筐小包，皆山中野蘭野杜鵑，一路在車上猶不廢灌溉之勞。
性仁平時寡言，這次在白雲山館門前，朝夕同散步，她講所喜書，所看小說，所感動的事和言，忽多唯心之論，共勉以“心安為理得”。
“九一八”沈陽變起，她一改溫文之态，同我一樣激烈，與我通信甚多且長，滔滔不盡。
匹夫有責，而我們匹婦無謀，借文字以發憤。
我們同以為召外侮之原因固多，但不能抵抗外侮之事實由于内争。
見報載章太炎先生言：如無閻馮之戰，則雙方幾十萬健兒足以應敵，何至如此倉皇！我們不勝同感。
更追溯一個一個政府與日本的關系，邊省與鄰邦的關系，一次一次勇于内争而引狼入室，恨國人忘懷之易。
我們約定了一項很幼稚消極的制裁行動，我們不與參加内争的人為友，友而參加内争，相見不與握手，使全社會添一道德标準。
日本人侵占了東北後，華北亦漸多事，性仁夫婦先把維正、維大、愉生三個孩子送在上海君怡家。
這時君怡自己的孩子尚幼，和吾家熙治都未進過學校。
為諸甥擇校，我始發見在上海覓一近于理想的學校之難，黨化的紛争竟連中小學都不免。
當時學校大概有三種狀況：黨化則師生忙于外務，一個上海最老的私立女校為人所奪，讀書其間的學生家長，有事欲晤校長而難以見到，校長常常開會去了。
反黨化的則往往支持乏力，不前進與不活動亦為青年所不喜。
教會學校則一向與中國教育精神有距離。
我為維正姊妹報名允中女學，校長是老務本女學出身；務本倡辦人吳懷久先生的夫人所鼓勵，受公共租界津貼獎的一個學校，介紹給我的人稱之曰準教會學校，且說這時候但求定下來讀書，說不上理想。
性仁來信要把兒子愉生送到莫幹小學，愉生是最小的孩子，性仁雖說節儉，然比鄉下生活究竟相差甚多。
我和膺白都躊躇，除非我自己亦在鄉下，而此時因時局故，膺白不能如前幾年的長期居山。
性仁一再函托，且說這是難得的機會讓孩子認識實際農村生活。
莫幹小學校長鄭性白其時尚未結婚，他為我解決了難題，愉生在莫幹小學和全體同學共飲食，但睡在他的房裡。
熙治随我到過學校，她是住在女生宿舍的。
至長城戰起，性仁孟和都南來，愉生在校生病，性仁非常悲觀。
其時膺白受命北行，計局勢系暫時綏靖，孟和
籃裡、包裡，還帶着已經煮好的菜。
老媽媽是我母親留下來當心我父親飯菜的人，君怡性元均她帶大，是吾家一把重要的手，讓給我用，她的工作要性仁添勞。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我往來于尚賢堂、漁陽裡、淮河路之間，膺白設計，我作傳遞，外埠來人，我為前哨，未露消息，而所事幸遂。
父親的恩不能忘，性仁的安排亦不能忘。
性仁幼時喜數學，有願學醫，曾向母親要求。
母親問我意見，我答，學醫必學到底，擇偶須就同業，母親因而躊躇，一言影響其前途。
她曾在日本長崎活水女學讀書，因父病而歸。
她将考北京女高師時，我因她一向偏喜數理，加她注意勿疏忽史地。
她取我架上《漢書》，看一星期不放手，入京還帶走，但未與我言興趣何在。
在女高師，名常居前列，為方惟一（還）先生最得意弟子，從此嗜好文學。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她與天津陶孟和（履恭）君結婚，孟和時為北大教授，二人志趣相投，淡泊為懷。
家住北京東四牌樓月牙胡同，房東賣屋迫遷，覓得北新橋小三條胡同之屋，極合意，而屋主隻賣不租。
時甥女維正已生，維大方在孕，孟和上有老母與一不嫁之妹，于是舉債出重利購屋。
正在五四運動之際，北京政府已屢屢欠薪，教育部與所屬各大學尤苦，常久候得半月之薪。
性仁以多産而病，且欲譯書售稿，助家計而償屋債，生活尤克己，至營養不足，體愈弱，性趨悲觀。
一次，我告訴她，我手邊有點錢，存銀行息不過一分，為何不向我商，而負如此重利與限期償還之債，自苦如此！她說，借所親者款，亦有不便處，能免為佳。
這所房子實是她的緻命傷，為此而更礙其健康，但她卒如期還清債務，且翻蓋北屋，與孟和母妹同居。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後，我居浙西莫幹山，春季“映山紅”遍開，“映山紅”即杜鵑花。
性仁愛花亦喜昆曲，我用牡丹亭曲語請她到山看花曰：“此地遍青山啼紅了杜鵑。
”她回信曰：“八年未上先人丘壟，請在滬相候，将過南京邀性元，到滬與姊弟同回鄉掃墓，然後上山賞花。
”到清明節她果南來，一一如約。
掃墓畢，由君怡夫婦攜孩子們回滬上學，我姊妹三人上山作十日之遊。
塵念均消，童心複返，平生同遊之樂，以此為最。
回滬時，她與性元都添得不少行李，大筐小包，皆山中野蘭野杜鵑，一路在車上猶不廢灌溉之勞。
性仁平時寡言，這次在白雲山館門前，朝夕同散步，她講所喜書，所看小說，所感動的事和言，忽多唯心之論，共勉以“心安為理得”。
“九一八”沈陽變起，她一改溫文之态，同我一樣激烈，與我通信甚多且長，滔滔不盡。
匹夫有責，而我們匹婦無謀，借文字以發憤。
我們同以為召外侮之原因固多，但不能抵抗外侮之事實由于内争。
見報載章太炎先生言：如無閻馮之戰，則雙方幾十萬健兒足以應敵，何至如此倉皇！我們不勝同感。
更追溯一個一個政府與日本的關系，邊省與鄰邦的關系，一次一次勇于内争而引狼入室，恨國人忘懷之易。
我們約定了一項很幼稚消極的制裁行動，我們不與參加内争的人為友，友而參加内争，相見不與握手，使全社會添一道德标準。
日本人侵占了東北後，華北亦漸多事，性仁夫婦先把維正、維大、愉生三個孩子送在上海君怡家。
這時君怡自己的孩子尚幼，和吾家熙治都未進過學校。
為諸甥擇校，我始發見在上海覓一近于理想的學校之難，黨化的紛争竟連中小學都不免。
當時學校大概有三種狀況：黨化則師生忙于外務，一個上海最老的私立女校為人所奪，讀書其間的學生家長，有事欲晤校長而難以見到，校長常常開會去了。
反黨化的則往往支持乏力，不前進與不活動亦為青年所不喜。
教會學校則一向與中國教育精神有距離。
我為維正姊妹報名允中女學，校長是老務本女學出身；務本倡辦人吳懷久先生的夫人所鼓勵，受公共租界津貼獎的一個學校，介紹給我的人稱之曰準教會學校，且說這時候但求定下來讀書，說不上理想。
性仁來信要把兒子愉生送到莫幹小學，愉生是最小的孩子，性仁雖說節儉，然比鄉下生活究竟相差甚多。
我和膺白都躊躇，除非我自己亦在鄉下，而此時因時局故，膺白不能如前幾年的長期居山。
性仁一再函托，且說這是難得的機會讓孩子認識實際農村生活。
莫幹小學校長鄭性白其時尚未結婚，他為我解決了難題，愉生在莫幹小學和全體同學共飲食，但睡在他的房裡。
熙治随我到過學校，她是住在女生宿舍的。
至長城戰起，性仁孟和都南來，愉生在校生病，性仁非常悲觀。
其時膺白受命北行，計局勢系暫時綏靖，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