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辛亥革命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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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陸軍總長，改為第二十三師，隸中央政府。
廿三師原來駐區在松江以北至上海北站，漸漸進駐南京，故後來留守府及江蘇都督府的衛隊都有廿三師的兵。
膺白往來滬甯，日不暇給，鐵路局為之添開夜車。
黃伯樵先生《懷黃膺白先生》文：“克強先生在南京組織元帥府，并籌備組織臨時政府，餘亦效奔走于其間。
政府成立，大總統孫公與陸軍兼參謀總長黃克強先生，均時時以重要國事咨詢先生。
其時上海為各方政治軍事總樞，英士先生倚先生如左右手。
先生奔走京滬，顧此失彼，因由滬軍都督府商于當日之滬甯鐵路當局，行駛夜車；京滬路之有夜車，實自先生始。
”伯樵先生是辛亥（一九一一）随克強先生在漢陽又在南京的人。
提起廿三師，後來南北議和，沒有戰事，故亦未見戰功。
惟有兩點非常之事，其一自請解散，其二出了國家不世之才。
朱铎民（鏡宙）先生《内政外交中之黃膺白先生》文：“諸藩歸政為日本明治維新之基點，日本之所以能成為近代式之國家者，實皆出自當日諸藩熱誠愛國，以軍政大權舉還國家之所賜。
膺白先生當辛亥&hellip&hellip統一告成，即以解散二十三師請，以為軍權歸還中央之首倡。
其眼光之遠大，愛國之熱誠，當世甯有其匹，惜乎繼起無人。
”若以後來癸醜（一九一三）成敗論，則這一舉是書生之見，功過不可知。
上海在辛亥（一九一一）第三件貢獻為本身秩序安定。
其他各省在短期内易長之事頻見，人事紛更，即浙江亦未免，獨上海有始終如一之健全組織。
上海貼近租界，國際觀瞻所系，自發難以至結束，無擾亂可與人以口實之事，此亦不能不歸功于上海當時有一支節制之師。
廿三師雖屬新練，然士兵系浙東純樸農民，官佐系留日士官或浙江武備出身，都受過專門教育，亦大半為同盟會同志。
張嶽軍（群）先生以四川人而在廿三師，蔣先生（時猶名志清）的一團則由甯波而來會合。
當時一般組織，不免才散而逾量，獨廿三師有精選集中之效。
其後編遣之易，亦因當事者均有國家觀念，不以一點武力為已足。
上海雖對辛亥（一九一一）有上述貢獻，然上海已竭其力，上海僅一商埠而不是一寶庫。
短期間，一家惟一的商辦銀行“信成銀行”，其協理沈缦雲先生為上海革命後财政司長，發行滬軍軍用票以緻信成銀行破産清理。
中山先生抵滬之日，甯滬同志望眼欲穿，急于知海外歸來，有何外交助力和華僑捐款。
二者為革命黨所急需，而後者尤為燃眉之急，均非一般同志所曾接洽。
實際，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前，南北已停戰，開始議和，捐款并無所得。
（三）再說握北洋新軍實力之袁世凱。
所謂北洋新軍系指袁世凱在天津小站所練的一系，亦即其後來為禍中國二十年的北洋軍閥。
袁初在天津練兵，後在天津任北洋大臣，故其軍隊長期在其個人勢力下，不與其他新軍同類。
又因近在辇毂，舉足輕重，亦較其他軍隊形勢重要。
戊戌政變之前，光緒擢升袁氏，譚嗣同深夜造訪，都因他有此力量，欲用其力以除頑固之西後；而袁終洩露機密，緻變法不成，六君子就戮，康梁遠遁，光緒幽閉終身。
迨宣統繼位，系光緒之侄，載沣攝政，系光緒之弟，不忘父兄之恨，貶袁歸田裡已三年矣。
武昌起義，清廷無法應變，而北洋新軍在肘腋間，遂不得不起用袁氏。
旬日之間，命為湖廣總督，為欽差大臣節制各軍，為内閣總理大臣。
湖廣者，革命起義之處，節制各軍者，期北洋新軍之用命，總理内閣則交付政治謀議和矣，可見時勢之急轉直下。
袁未必忠于清室，亦無情于革命，然為大義不能篡清室，為人心不能打革命。
于是挾革命之勢以迫清帝，恃北洋新軍之力，使革命勝負不可知，而雙方均不得不就其範。
觀吳祿貞之被刺，與灤州起義不成，顯然革命勢力不許延至近畿之意。
最後由北洋新軍将領聯名請清帝退位，還有舊交故吏種種策劃，終成就其一人之欲望，此均有線索可尋。
除以上三個勢力皆不能戰而隻能和，尚有兩個勢力促成辛亥和議：其一為南北士紳，其二為外交團。
士紳如張季直先生草清帝退位诏，列名南京臨時政府，曾以個人資格借款充政費，然系袁之故交，後為進步黨重要閣員。
外交團在中國能左右政治，辛亥革命，知中國民氣不可遏，革命軍且首先表示承認條約義務，故滬漢各國領事嚴守中立，然亦勸南北息戰言和。
中山先生最後協議五條，其中要點皆欲以外交團作證為保。
一條曰：“清帝退位，袁世凱即須知照駐京各國公使。
”又一條曰：“文接到外交團通知清帝退位後，即行辭職，然後推薦袁世凱為總統。
”其不信任與不得已，可以見也。
袁在報告清帝退位诏同時，電南京托故不能南來就職，蓋南來即失去其北洋武力的根據。
其電曰：“現在統一組織至重且繁，世凱極願南行，暢聆大教，共謀進行之法。
隻因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如林，須加部署；而東北人心，未盡一緻；若有動搖，牽涉全國。
諸君惟須審察時局，必能諒此苦衷。
”而南京仍派蔡元培、汪兆銘、宋教仁等北上迎其南來就職，緻有北京兵變之事。
欲為借口，禍及民衆，其存心決不離老巢可知。
我今離開政治層，述辛亥革命時一般民氣。
上章說過我母親帶我二妹性仁下鄉講說革命不是造反，光複是拿回祖宗之物，請大家幫助革命軍，獲得鄉下人同情之事。
吾家女仆周老媽媽曾以工資購買浙江鐵路公債，至此又以工資捐助革命軍饷。
滬杭甯沿線各地朋友談及家鄉之事，多相類似，有力者踴躍出财助饷，講演者有鄉人煎湯以慰勞乏之事。
在上海，商店夥計每日争閱報紙，其不得者，數人聚看一張，或一人讀給餘人聽，顧客與店員隔櫃讨論光複與共和，延遲買賣。
九畝地的新舞台，向以演新戲開風氣稱，這時任何團體借用劇場開會，或請演義務戲助捐，有求必應。
社會輕視伶人心理，自革命時起開始改變，初次聽見年輕的世家子呼演員為某先生某伯伯，與革命有關的演員棄掉藝名而用本名。
武昌起義系每人用白布纏臂為号，凡準備響應者均預購白布，商店白布利市數倍。
杭州光複之前，布店白布一夕而空。
由上海暗運手槍炸彈，裝在鋪蓋内亦無人查察。
逃難的人甚少，大家不以革命為可怕的事。
社會上很少人談未來政權，亦很少聽見人受指導而革命。
報上偶有局中人自相攻擊的文章，一般人不深加注意。
中國人普遍的朝氣和熱情，再無過于辛亥革命最初之刹那者。
人情之可感者，如天津女師地理教師南通白雅雨（玉昆）先生在灤州革命未成，被捕斬首。
白先生生前有得意女弟子嘉定黃君守瑾，曾欲聘為兒媳，黃家因事未允，至此黃君自願許婚，料理白先生後事，奉養孀姑。
我從白先生學時不長，聞黃君事常挂于懷，後知黃君之夫白君在馮玉祥軍中任事，當亦為灤州關系。
北方同學因在官立學校，一向不問時事，四年前對徐錫麟、秋瑾之案，未動于衷，此次傾向革命甚于南方之青年，或即日南歸，或往來南北，攜帶禁品，不辭艱險。
同學陳翠琬、于士嘉等由滬帶炸藥赴津，裝置如送禮之糕點，我見到她們工作，還有李鐘和亦在内。
前述直隸方伯旗人增韫，在保定以育嬰堂轉變成一女學校，增韫自己的女兒與育嬰堂女孩，同以“鐘”字排名，而均無姓，鐘和與她的妹妹是另一客居在保定的家而惟一有姓的學生，她後來轉到天津女師的。
天津同學大都受白雅雨先生的影響。
我雖望國家之改革久矣，然從未參加過任何組織，亦不知“同盟會”之名，想不到我父母不但不反對，而且贊成我參加革命行列。
我父親一次有病，曾對母親言，可惜最大的孩子不是男兒，不由我不自勵，誦“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之歌辭而奮發，這時仿佛我是一家中可出的一名壯丁。
我再到上海，住在七浦路周寄母家，寄母是我母親信托的人，家裡宅大人多，我去添熱鬧而不怕擁擠，我在上海必住其家。
我說明革命宗旨，寄父周肇甫（承基）先生寄母沈毋隐夫人，諸妹婉青、淑青、蕙青熱烈贊成之情形，與我父母和我弟妹相同，周氏弟妹從此呼我姐姐而不冠名字，我慚愧而亦感動，受此敬意。
上述為發滬軍軍用票而緻破産之信成銀行即為周家産業，信成協理沈缦雲先生系寄母之兄，上海商家為革命直接損失之巨，以周氏為最。
我到滬之時，上海尚未光複，寄母見我奔走，照顧甚于平日，我的遠方朋友來，她留宿留食。
到冬天，她見我所攜寒衣不多，而我往來的朋友多穿甚樸素玄色衣服，一日她拿一件黑緞羊皮襖要我穿着，事後知全家隻此一件合我尺寸而玄色全新之冬裝，她用更好之物品換來。
又拟做絲綿背心，謂槍彈不能入，一若我真将出入槍林彈雨中，亦未計在槍林彈雨中還穿綢緞皮襖？如此未上前線而作英雄，言之猶愧，然不厭言之者，于以見素不問外事之前輩和同輩，在光複之際，如何盡其熱誠贊助參加的人。
我們不期而遇的有幾個學校的朋友，或素識，或相聞知。
天津女師的鄭仲完（璧）、陳允儀（淑）與我姨母葛敬誠、敬和等，上海愛國女學的曾季肅、範慕英，北京女師黃紹蘭等，後來又加入蘇州振華女學倡辦人王謝長達等，又加入勝家縫紉女學吳振球等。
我們組織了一個“女子軍事團”，借西門方闆橋一家停課的女校校舍為集合處，分四項工作：戰鬥、看護、募饷、縫紉，各以能力志願參加。
範慕英是我在家鄉從學數學的範拱微先生之妹，本為體操教員，主持戰鬥之部。
王謝長達年最長，為許多同人的母執，主持募饷之部。
還有愛國女學的楊兆良，她們認識上海很多殷實商家，她們挨戶去募捐，平常都難得上店的。
吳振球本教縫紉，她借得機器，主持縫紉之部。
主持看護者誰，已不能記憶。
章程文告均出曾季肅手，衆推為團長，她是曾孟樸先生之妹。
團成立後，呈報滬軍都督府，請指導。
後來南
廿三師原來駐區在松江以北至上海北站，漸漸進駐南京，故後來留守府及江蘇都督府的衛隊都有廿三師的兵。
膺白往來滬甯，日不暇給，鐵路局為之添開夜車。
黃伯樵先生《懷黃膺白先生》文：“克強先生在南京組織元帥府，并籌備組織臨時政府，餘亦效奔走于其間。
政府成立，大總統孫公與陸軍兼參謀總長黃克強先生，均時時以重要國事咨詢先生。
其時上海為各方政治軍事總樞，英士先生倚先生如左右手。
先生奔走京滬，顧此失彼，因由滬軍都督府商于當日之滬甯鐵路當局，行駛夜車；京滬路之有夜車，實自先生始。
”伯樵先生是辛亥（一九一一）随克強先生在漢陽又在南京的人。
提起廿三師，後來南北議和，沒有戰事，故亦未見戰功。
惟有兩點非常之事，其一自請解散，其二出了國家不世之才。
朱铎民（鏡宙）先生《内政外交中之黃膺白先生》文：“諸藩歸政為日本明治維新之基點，日本之所以能成為近代式之國家者，實皆出自當日諸藩熱誠愛國，以軍政大權舉還國家之所賜。
膺白先生當辛亥&hellip&hellip統一告成，即以解散二十三師請，以為軍權歸還中央之首倡。
其眼光之遠大，愛國之熱誠，當世甯有其匹，惜乎繼起無人。
”若以後來癸醜（一九一三）成敗論，則這一舉是書生之見，功過不可知。
上海在辛亥（一九一一）第三件貢獻為本身秩序安定。
其他各省在短期内易長之事頻見，人事紛更，即浙江亦未免，獨上海有始終如一之健全組織。
上海貼近租界，國際觀瞻所系，自發難以至結束，無擾亂可與人以口實之事，此亦不能不歸功于上海當時有一支節制之師。
廿三師雖屬新練，然士兵系浙東純樸農民，官佐系留日士官或浙江武備出身，都受過專門教育，亦大半為同盟會同志。
張嶽軍（群）先生以四川人而在廿三師，蔣先生（時猶名志清）的一團則由甯波而來會合。
當時一般組織，不免才散而逾量，獨廿三師有精選集中之效。
其後編遣之易，亦因當事者均有國家觀念，不以一點武力為已足。
上海雖對辛亥（一九一一）有上述貢獻，然上海已竭其力，上海僅一商埠而不是一寶庫。
短期間，一家惟一的商辦銀行“信成銀行”，其協理沈缦雲先生為上海革命後财政司長，發行滬軍軍用票以緻信成銀行破産清理。
中山先生抵滬之日，甯滬同志望眼欲穿，急于知海外歸來，有何外交助力和華僑捐款。
二者為革命黨所急需，而後者尤為燃眉之急，均非一般同志所曾接洽。
實際，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前，南北已停戰，開始議和，捐款并無所得。
（三）再說握北洋新軍實力之袁世凱。
所謂北洋新軍系指袁世凱在天津小站所練的一系，亦即其後來為禍中國二十年的北洋軍閥。
袁初在天津練兵，後在天津任北洋大臣，故其軍隊長期在其個人勢力下，不與其他新軍同類。
又因近在辇毂，舉足輕重，亦較其他軍隊形勢重要。
戊戌政變之前，光緒擢升袁氏，譚嗣同深夜造訪，都因他有此力量，欲用其力以除頑固之西後；而袁終洩露機密，緻變法不成，六君子就戮，康梁遠遁，光緒幽閉終身。
迨宣統繼位，系光緒之侄，載沣攝政，系光緒之弟，不忘父兄之恨，貶袁歸田裡已三年矣。
武昌起義，清廷無法應變，而北洋新軍在肘腋間，遂不得不起用袁氏。
旬日之間，命為湖廣總督，為欽差大臣節制各軍，為内閣總理大臣。
湖廣者，革命起義之處，節制各軍者，期北洋新軍之用命，總理内閣則交付政治謀議和矣，可見時勢之急轉直下。
袁未必忠于清室，亦無情于革命，然為大義不能篡清室，為人心不能打革命。
于是挾革命之勢以迫清帝，恃北洋新軍之力，使革命勝負不可知，而雙方均不得不就其範。
觀吳祿貞之被刺，與灤州起義不成，顯然革命勢力不許延至近畿之意。
最後由北洋新軍将領聯名請清帝退位，還有舊交故吏種種策劃，終成就其一人之欲望，此均有線索可尋。
除以上三個勢力皆不能戰而隻能和，尚有兩個勢力促成辛亥和議：其一為南北士紳，其二為外交團。
士紳如張季直先生草清帝退位诏，列名南京臨時政府，曾以個人資格借款充政費，然系袁之故交，後為進步黨重要閣員。
外交團在中國能左右政治，辛亥革命，知中國民氣不可遏，革命軍且首先表示承認條約義務，故滬漢各國領事嚴守中立，然亦勸南北息戰言和。
中山先生最後協議五條，其中要點皆欲以外交團作證為保。
一條曰：“清帝退位，袁世凱即須知照駐京各國公使。
”又一條曰：“文接到外交團通知清帝退位後，即行辭職，然後推薦袁世凱為總統。
”其不信任與不得已，可以見也。
袁在報告清帝退位诏同時，電南京托故不能南來就職，蓋南來即失去其北洋武力的根據。
其電曰：“現在統一組織至重且繁，世凱極願南行，暢聆大教，共謀進行之法。
隻因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如林，須加部署；而東北人心，未盡一緻；若有動搖，牽涉全國。
諸君惟須審察時局，必能諒此苦衷。
”而南京仍派蔡元培、汪兆銘、宋教仁等北上迎其南來就職，緻有北京兵變之事。
欲為借口，禍及民衆，其存心決不離老巢可知。
我今離開政治層，述辛亥革命時一般民氣。
上章說過我母親帶我二妹性仁下鄉講說革命不是造反，光複是拿回祖宗之物，請大家幫助革命軍，獲得鄉下人同情之事。
吾家女仆周老媽媽曾以工資購買浙江鐵路公債，至此又以工資捐助革命軍饷。
滬杭甯沿線各地朋友談及家鄉之事，多相類似，有力者踴躍出财助饷，講演者有鄉人煎湯以慰勞乏之事。
在上海，商店夥計每日争閱報紙，其不得者，數人聚看一張，或一人讀給餘人聽，顧客與店員隔櫃讨論光複與共和，延遲買賣。
九畝地的新舞台，向以演新戲開風氣稱，這時任何團體借用劇場開會，或請演義務戲助捐，有求必應。
社會輕視伶人心理，自革命時起開始改變，初次聽見年輕的世家子呼演員為某先生某伯伯，與革命有關的演員棄掉藝名而用本名。
武昌起義系每人用白布纏臂為号，凡準備響應者均預購白布，商店白布利市數倍。
杭州光複之前，布店白布一夕而空。
由上海暗運手槍炸彈，裝在鋪蓋内亦無人查察。
逃難的人甚少，大家不以革命為可怕的事。
社會上很少人談未來政權，亦很少聽見人受指導而革命。
報上偶有局中人自相攻擊的文章，一般人不深加注意。
中國人普遍的朝氣和熱情，再無過于辛亥革命最初之刹那者。
人情之可感者，如天津女師地理教師南通白雅雨（玉昆）先生在灤州革命未成，被捕斬首。
白先生生前有得意女弟子嘉定黃君守瑾，曾欲聘為兒媳，黃家因事未允，至此黃君自願許婚，料理白先生後事，奉養孀姑。
我從白先生學時不長，聞黃君事常挂于懷，後知黃君之夫白君在馮玉祥軍中任事，當亦為灤州關系。
北方同學因在官立學校，一向不問時事，四年前對徐錫麟、秋瑾之案，未動于衷，此次傾向革命甚于南方之青年，或即日南歸，或往來南北，攜帶禁品，不辭艱險。
同學陳翠琬、于士嘉等由滬帶炸藥赴津，裝置如送禮之糕點，我見到她們工作，還有李鐘和亦在内。
前述直隸方伯旗人增韫，在保定以育嬰堂轉變成一女學校，增韫自己的女兒與育嬰堂女孩，同以“鐘”字排名，而均無姓，鐘和與她的妹妹是另一客居在保定的家而惟一有姓的學生，她後來轉到天津女師的。
天津同學大都受白雅雨先生的影響。
我雖望國家之改革久矣，然從未參加過任何組織，亦不知“同盟會”之名，想不到我父母不但不反對，而且贊成我參加革命行列。
我父親一次有病，曾對母親言，可惜最大的孩子不是男兒，不由我不自勵，誦“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之歌辭而奮發，這時仿佛我是一家中可出的一名壯丁。
我再到上海，住在七浦路周寄母家，寄母是我母親信托的人，家裡宅大人多，我去添熱鬧而不怕擁擠，我在上海必住其家。
我說明革命宗旨，寄父周肇甫（承基）先生寄母沈毋隐夫人，諸妹婉青、淑青、蕙青熱烈贊成之情形，與我父母和我弟妹相同，周氏弟妹從此呼我姐姐而不冠名字，我慚愧而亦感動，受此敬意。
上述為發滬軍軍用票而緻破産之信成銀行即為周家産業，信成協理沈缦雲先生系寄母之兄，上海商家為革命直接損失之巨，以周氏為最。
我到滬之時，上海尚未光複，寄母見我奔走，照顧甚于平日，我的遠方朋友來，她留宿留食。
到冬天，她見我所攜寒衣不多，而我往來的朋友多穿甚樸素玄色衣服，一日她拿一件黑緞羊皮襖要我穿着，事後知全家隻此一件合我尺寸而玄色全新之冬裝，她用更好之物品換來。
又拟做絲綿背心，謂槍彈不能入，一若我真将出入槍林彈雨中，亦未計在槍林彈雨中還穿綢緞皮襖？如此未上前線而作英雄，言之猶愧，然不厭言之者，于以見素不問外事之前輩和同輩，在光複之際，如何盡其熱誠贊助參加的人。
我們不期而遇的有幾個學校的朋友，或素識，或相聞知。
天津女師的鄭仲完（璧）、陳允儀（淑）與我姨母葛敬誠、敬和等，上海愛國女學的曾季肅、範慕英，北京女師黃紹蘭等，後來又加入蘇州振華女學倡辦人王謝長達等，又加入勝家縫紉女學吳振球等。
我們組織了一個“女子軍事團”，借西門方闆橋一家停課的女校校舍為集合處，分四項工作：戰鬥、看護、募饷、縫紉，各以能力志願參加。
範慕英是我在家鄉從學數學的範拱微先生之妹，本為體操教員，主持戰鬥之部。
王謝長達年最長，為許多同人的母執，主持募饷之部。
還有愛國女學的楊兆良，她們認識上海很多殷實商家，她們挨戶去募捐，平常都難得上店的。
吳振球本教縫紉，她借得機器，主持縫紉之部。
主持看護者誰，已不能記憶。
章程文告均出曾季肅手，衆推為團長，她是曾孟樸先生之妹。
團成立後，呈報滬軍都督府，請指導。
後來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