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辛亥革命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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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初，一般人稱為“光複”，“光複”二字，婦孺可曉，不煩解釋。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元旦，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首祭明陵，即含“昭告光複”之義。
我當時亦在少年群中，随衆鞠躬，隐約聽讀祭文之一人。
當時的興奮與滿足，是生平難得有天真無憂的一次。
後來清帝退位，南北議和，民國系合漢、滿、蒙、回、藏五族而成，且用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以象征五族共和，遂稱“革命”而不言“光複”。
這面五色國旗，含有五族合作平等之義，亦有其甚遠用意，系折衷革命後衆議而定，非革命前中山先生所定之青天白日旗，故後來重新易幟，而成現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五色旗在國際上代表中華民國十七年，在後來從不斷發生蒙古問題西藏問題上看，則缺少了這點精神上維系，亦有點可惜，而且當時如何不想出一個另外有聯系性的象征來。
武昌起義，各地初用黃帝紀元。
改用陽曆出于滬軍都督府一個參謀沈虬齋（雲翔）的臨時動議。
滬軍是籌備南京成立政府的後台，沈君見其時上海外僑準備過年，觸機想到改用陽曆，大總統在元旦就職，更加“作始維新”的氣象。
以其意告之參謀長黃膺白（郛），膺白即為陳都督英士（其美）起草電南京，這件改元大事就此匆匆而定。
沈君浙江吳興人，二次革命後在滬，被袁政府人誘出租界槍殺。
我個人直接承前輩志士之教，傾心革命久矣。
武昌起義，不旬日，即與同輩少年思有以效力，曾有一小段搖旗呐喊不成熟舉動，所見地方在滬甯、滬杭二鐵路沿線，将約略述于後。
我們初見革命領袖們，以為書上讀過的志士豪傑均在是，國家前途有無窮希望。
我曾讀書于袁項城所倡辦的北洋女師，他來學校參觀，或學生歲時往谒，我屢為同學代表緻辭。
監督傅沅叔先生曾有一次帶我到他書房，問話藹然可親，我尚隻十三四歲，因同情戊戌政變之故，不能釋然于心，非校命，務避接近。
辛亥革命結果，我所夢想之志士，讓政于我所疑懼之枭雄，頗不安于懷。
然終覺豪傑哉民國之人，共和不當謙讓為治耶？民國前途自無量！ 辛亥革命斬斷幾千載姓姓相斫家天下君主專制政體，在中國曆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
乃以民國始終擾攘之故，這件空前曆史，未能如其他世界上先進國家的永留建國光彩。
其經過，亦因民國第一個政權&mdash&mdash北洋軍閥系&mdash&mdash之有意抹殺而暧昧，第二個政權之過分歸功于一點而壟斷。
緻使烈士們活潑的碧血，全國可勃興的民氣，皆成刹那彗星，堕地無光。
我讀過谷鐘秀《中華民國開國史》，馮自由《中國革命史料》，湖北通志館印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紀》和一些零星紀錄。
亦曾有願寫一篇辛亥革命鳥瞰，為參考得失之由。
願大才小，歲月蹉跎，迄未成功。
在我所讀書文中，似有關軍人之事和名較少。
此系事先軍人須特别秘密，少有紀錄；且辛亥甚少戰事。
然當時比較有秩序的地方，都有陸軍學生出入其間。
我所認識膺白的陸軍同學，多與辛亥革命有關。
大半能文，而紀錄極少。
民國十四五年李曉垣（書城）先生在天津吾家做客甚久，一日，見其接吳绶卿（祿貞）夫人函，為女公子婚事與商可否。
我素知李先生參黃克強（興）先生戎幕，辛亥與克強先生同事漢陽，同事南京，癸醜（一九一三）失敗後同在東京，同在美國，至民五（一九一六）克強先生逝世未離左右。
克強先生自黃花崗之役，辛亥（一九一一）在漢陽，癸醜在南京，每役皆躬臨前線，每役皆敗，未嘗诿過于人。
我最後一次見他在東京郊外，他留膺白和我便飯，所居是一日本朋友的别莊，一向同情中國革命的宮崎滔天之妹為照料家務。
飯畢，他遞竹籃裡一方小手巾給我，我見他右手僅有的三個指頭，而他寫的字還永遠那麼好。
我幾次慫恿李先生寫克強先生傳記，至謂義不容辭。
至此，我又知李先生與吳家關系，朋友為遺族決兒女大事，其交誼可知。
辛亥吳祿貞以新軍第六鎮駐石家莊，其實力與形勢，足以左右北京政局而沖淡北洋系勢力。
吳之猝然被刺，南北均勢相差更遠，于辛亥成敗關系甚大。
我又慫恿李先生寫吳的事，以助辛亥史料。
李先生言，當世人寫當世事太難，且多顧忌。
寫當世事誠難：從紙面尋材料，尚隻須判斷取舍安排；從胸中尋材料，則立場視線好惡寬窄均足以為梗。
寫史修練與做人修練同，永無完滿之時，做到幾分是幾分而已。
我今寫《回憶》，隻是個人片面知見。
辛亥（一九一一）之事，是我直接留心國事的第一次，然所知甚為有限。
當時文告及南北議和條件，世多知之，惟清室優待條件，至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膺白攝閣時修改；其修改要點與辛亥不同處有二：其一，清帝撤除尊号為民國公民，其二，優待歲費自四百萬元減為五十萬元。
辛亥時，原條件在上海有人以為四百萬元歲費太高者，汪精衛（兆銘）言若相持下去，人與物的犧牲要多少倍于此數，卒定稿。
實際辛亥革命，自民國前一年十月十日（陰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至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二月十二日（陰曆十二月廿五日）清帝退位，南北相持時期先後僅四個月又二日。
其中商讨之日，多于交鋒。
革命戰事隻兩處：一在漢陽，一在南京。
其在漢陽者，先由革命軍占領，其後清軍由北京南下，革命軍失利而又退出。
其在南京者，清第九鎮統制徐紹桢謀舉事不成，緻清将張勳得負嵎固守。
革命軍集各省聯軍之力，擊退張勳，占領南京，建立民國臨時政府。
攻南京時，惟浙軍一支隊最稱勁旅，是清末有訓練之新軍。
漢陽與南京兩處戰事都不過匝月，兩處一得而一失，使雙方形勢保持平衡，各知相持無把握而傾向和議。
當時南北都是畸形之局，各有優勢，各有弱點，而第三者成舉足輕重，其勢如下： （一）為革命對象之清廷。
清代最腐化而又精悍之西太後去世已兩三年，此時的隆裕太後系光緒之後，與幼帝宣統均在位不久：以個人言，二人均是極可憐人物。
其他皇室親貴大都暗弱。
革命是大題目，為國家而不是對個人。
朝廷主戰之人或死或去，烈士彭家珍炸死主戰最力之良弼，尤足喪清廷之膽。
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或“獨立”觀望，清廷再欲鎮壓革命，已不可能。
清軍雖一戰而奪回漢陽，據知當時海軍薩鎮冰（鼎銘）态度，軍人以失去戰鬥力為止不能不戰。
他是講原則，等待發完其最後一顆炮彈，故軍艦盡其最後之彈即不拟再戰，欲用漢人打漢人之事已不可能。
（二）為革命黨本身。
攻下南京為革命軍第一勝利，獲有組織政府之重心，然軍力财力均已竭蹶萬分。
“響應”與“獨立”各省足壯聲勢，而自顧不暇，亦不盡屬同心。
武漢有首義之功，黎元洪被推為副元帥副總統，一般人心目中視為民族英雄，報上言論亦以武漢為多，然發言甚于負責。
上述提議用陽曆的沈虬齋先生，一日在辦公室看見報上許多文章，對衆說他亦要發個通電，他背了一大串各省各地名人至全國父老兄弟姊妹銜名後，其電文曰：“我是好人，你們莫反對。
”這不過是一滑稽諷刺，然可想到當時“做事的人”和“說話的人”責任不平均。
克強先生在漢陽督戰，當時衆募之衆，沒有訓練，被北洋節制之師一擊而敗，幸有南京之克，始得轉以津浦路為北伐路線，這些都是臨時的推演，并無預定之總戰略。
南京之後台為上海，上海對辛亥革命有莫大之功：一為容納各界，使革命以外的人亦為效力，士商之直接參加革命者，如李平書（鐘珏）先生、沈缦雲（懋昭）先生、王一亭（震）先生等；贊助者如張季直（謇）先生、趙竹君（鳳昌）先生等；而猶太富商哈同之别墅愛俪園，時為各方聚會之所。
這點成就，由于曆年輿論的鼓吹，于右任、宋教仁諸先生的《民立報》，尤富有少年氣概。
這支發揚鼓勵的筆，一般人已為之感動有素。
又由于當時滬軍都督陳英士先生的胸襟寬大，善于周旋士紳。
英士先生在社會與王一亭同輩，以先識其公子故，稱為老伯，其重人情可知。
尚有其他革命同志，分途并進，不一而足。
上海第二件作用為支持四方。
革命較安定的各省，多以上海馬首是瞻，仿效上海軍政府組織法。
革命近于人自為戰，但亦一盤散沙。
浙江革命後組織，即是到上海向膺白索取的藍本。
葛湛侯先生《悼膺白學兄》文中記辛亥（一九一一）一節曰：“膺兄既畢業于日本&hellip&hellip其關心最切，聯系最密者，則故鄉之革命策動也&hellip&hellip清廷起用袁世凱，驅其北洋久練之衆&hellip&hellip直壓武漢，革命勢力岌岌其危&hellip&hellip陳公英士已在上海準備響應，浙江内部亦已籌畫成熟。
不意南京第九鎮舉事不密，為張勳鐵良等所敗，于是武漢之勢益孤，各地響應之呼聲雖盛，而實力莫舉。
膺兄與英士先生遂決舉平時苦心準備之滬浙兩地，相繼起義，時為辛亥九月十三日，杭州省垣則為翌日十四日也。
是役予忝列參謀，接洽頗審。
使非有此迅雷手段，以奠定中外視聽所系全國金融總彙之上海，則武漢新挫之衆，何以支持，南京初退之師，何以收容，而袁世凱等之贊成共和，更豈若是其易易耶？”湛侯先生是我堂舅，與膺白在浙江武備同學，其入同盟會系膺白所介紹。
辛亥浙江起義，由上海密運武器到杭，均預置其寓所，攻南京時為浙軍參謀，作戰計劃是他所拟。
上海對南京臨時政府，上自各省代表之接洽，下至總統府庶務之微，均為第一準備站。
戰事若再延續，最急切的責任亦在上海。
中山先生命膺白為兵站總監，籌備北伐後方之事，而膺白乃滬軍都督之參謀長也。
膺白所領的一師兵，本隸滬軍，為第一師，克強先生為臨時政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元旦，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首祭明陵，即含“昭告光複”之義。
我當時亦在少年群中，随衆鞠躬，隐約聽讀祭文之一人。
當時的興奮與滿足，是生平難得有天真無憂的一次。
後來清帝退位，南北議和，民國系合漢、滿、蒙、回、藏五族而成，且用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以象征五族共和，遂稱“革命”而不言“光複”。
這面五色國旗，含有五族合作平等之義，亦有其甚遠用意，系折衷革命後衆議而定，非革命前中山先生所定之青天白日旗，故後來重新易幟，而成現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五色旗在國際上代表中華民國十七年，在後來從不斷發生蒙古問題西藏問題上看，則缺少了這點精神上維系，亦有點可惜，而且當時如何不想出一個另外有聯系性的象征來。
武昌起義，各地初用黃帝紀元。
改用陽曆出于滬軍都督府一個參謀沈虬齋（雲翔）的臨時動議。
滬軍是籌備南京成立政府的後台，沈君見其時上海外僑準備過年，觸機想到改用陽曆，大總統在元旦就職，更加“作始維新”的氣象。
以其意告之參謀長黃膺白（郛），膺白即為陳都督英士（其美）起草電南京，這件改元大事就此匆匆而定。
沈君浙江吳興人，二次革命後在滬，被袁政府人誘出租界槍殺。
我個人直接承前輩志士之教，傾心革命久矣。
武昌起義，不旬日，即與同輩少年思有以效力，曾有一小段搖旗呐喊不成熟舉動，所見地方在滬甯、滬杭二鐵路沿線，将約略述于後。
我們初見革命領袖們，以為書上讀過的志士豪傑均在是，國家前途有無窮希望。
我曾讀書于袁項城所倡辦的北洋女師，他來學校參觀，或學生歲時往谒，我屢為同學代表緻辭。
監督傅沅叔先生曾有一次帶我到他書房，問話藹然可親，我尚隻十三四歲，因同情戊戌政變之故，不能釋然于心，非校命，務避接近。
辛亥革命結果，我所夢想之志士，讓政于我所疑懼之枭雄，頗不安于懷。
然終覺豪傑哉民國之人，共和不當謙讓為治耶？民國前途自無量！ 辛亥革命斬斷幾千載姓姓相斫家天下君主專制政體，在中國曆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
乃以民國始終擾攘之故，這件空前曆史，未能如其他世界上先進國家的永留建國光彩。
其經過，亦因民國第一個政權&mdash&mdash北洋軍閥系&mdash&mdash之有意抹殺而暧昧，第二個政權之過分歸功于一點而壟斷。
緻使烈士們活潑的碧血，全國可勃興的民氣，皆成刹那彗星，堕地無光。
我讀過谷鐘秀《中華民國開國史》，馮自由《中國革命史料》，湖北通志館印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紀》和一些零星紀錄。
亦曾有願寫一篇辛亥革命鳥瞰，為參考得失之由。
願大才小，歲月蹉跎，迄未成功。
在我所讀書文中，似有關軍人之事和名較少。
此系事先軍人須特别秘密，少有紀錄；且辛亥甚少戰事。
然當時比較有秩序的地方，都有陸軍學生出入其間。
我所認識膺白的陸軍同學，多與辛亥革命有關。
大半能文，而紀錄極少。
民國十四五年李曉垣（書城）先生在天津吾家做客甚久，一日，見其接吳绶卿（祿貞）夫人函，為女公子婚事與商可否。
我素知李先生參黃克強（興）先生戎幕，辛亥與克強先生同事漢陽，同事南京，癸醜（一九一三）失敗後同在東京，同在美國，至民五（一九一六）克強先生逝世未離左右。
克強先生自黃花崗之役，辛亥（一九一一）在漢陽，癸醜在南京，每役皆躬臨前線，每役皆敗，未嘗诿過于人。
我最後一次見他在東京郊外，他留膺白和我便飯，所居是一日本朋友的别莊，一向同情中國革命的宮崎滔天之妹為照料家務。
飯畢，他遞竹籃裡一方小手巾給我，我見他右手僅有的三個指頭，而他寫的字還永遠那麼好。
我幾次慫恿李先生寫克強先生傳記，至謂義不容辭。
至此，我又知李先生與吳家關系，朋友為遺族決兒女大事，其交誼可知。
辛亥吳祿貞以新軍第六鎮駐石家莊，其實力與形勢，足以左右北京政局而沖淡北洋系勢力。
吳之猝然被刺，南北均勢相差更遠，于辛亥成敗關系甚大。
我又慫恿李先生寫吳的事，以助辛亥史料。
李先生言，當世人寫當世事太難，且多顧忌。
寫當世事誠難：從紙面尋材料，尚隻須判斷取舍安排；從胸中尋材料，則立場視線好惡寬窄均足以為梗。
寫史修練與做人修練同，永無完滿之時，做到幾分是幾分而已。
我今寫《回憶》，隻是個人片面知見。
辛亥（一九一一）之事，是我直接留心國事的第一次，然所知甚為有限。
當時文告及南北議和條件，世多知之，惟清室優待條件，至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膺白攝閣時修改；其修改要點與辛亥不同處有二：其一，清帝撤除尊号為民國公民，其二，優待歲費自四百萬元減為五十萬元。
辛亥時，原條件在上海有人以為四百萬元歲費太高者，汪精衛（兆銘）言若相持下去，人與物的犧牲要多少倍于此數，卒定稿。
實際辛亥革命，自民國前一年十月十日（陰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至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二月十二日（陰曆十二月廿五日）清帝退位，南北相持時期先後僅四個月又二日。
其中商讨之日，多于交鋒。
革命戰事隻兩處：一在漢陽，一在南京。
其在漢陽者，先由革命軍占領，其後清軍由北京南下，革命軍失利而又退出。
其在南京者，清第九鎮統制徐紹桢謀舉事不成，緻清将張勳得負嵎固守。
革命軍集各省聯軍之力，擊退張勳，占領南京，建立民國臨時政府。
攻南京時，惟浙軍一支隊最稱勁旅，是清末有訓練之新軍。
漢陽與南京兩處戰事都不過匝月，兩處一得而一失，使雙方形勢保持平衡，各知相持無把握而傾向和議。
當時南北都是畸形之局，各有優勢，各有弱點，而第三者成舉足輕重，其勢如下： （一）為革命對象之清廷。
清代最腐化而又精悍之西太後去世已兩三年，此時的隆裕太後系光緒之後，與幼帝宣統均在位不久：以個人言，二人均是極可憐人物。
其他皇室親貴大都暗弱。
革命是大題目，為國家而不是對個人。
朝廷主戰之人或死或去，烈士彭家珍炸死主戰最力之良弼，尤足喪清廷之膽。
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或“獨立”觀望，清廷再欲鎮壓革命，已不可能。
清軍雖一戰而奪回漢陽，據知當時海軍薩鎮冰（鼎銘）态度，軍人以失去戰鬥力為止不能不戰。
他是講原則，等待發完其最後一顆炮彈，故軍艦盡其最後之彈即不拟再戰，欲用漢人打漢人之事已不可能。
（二）為革命黨本身。
攻下南京為革命軍第一勝利，獲有組織政府之重心，然軍力财力均已竭蹶萬分。
“響應”與“獨立”各省足壯聲勢，而自顧不暇，亦不盡屬同心。
武漢有首義之功，黎元洪被推為副元帥副總統，一般人心目中視為民族英雄，報上言論亦以武漢為多，然發言甚于負責。
上述提議用陽曆的沈虬齋先生，一日在辦公室看見報上許多文章，對衆說他亦要發個通電，他背了一大串各省各地名人至全國父老兄弟姊妹銜名後，其電文曰：“我是好人，你們莫反對。
”這不過是一滑稽諷刺，然可想到當時“做事的人”和“說話的人”責任不平均。
克強先生在漢陽督戰，當時衆募之衆，沒有訓練，被北洋節制之師一擊而敗，幸有南京之克，始得轉以津浦路為北伐路線，這些都是臨時的推演，并無預定之總戰略。
南京之後台為上海，上海對辛亥革命有莫大之功：一為容納各界，使革命以外的人亦為效力，士商之直接參加革命者，如李平書（鐘珏）先生、沈缦雲（懋昭）先生、王一亭（震）先生等；贊助者如張季直（謇）先生、趙竹君（鳳昌）先生等；而猶太富商哈同之别墅愛俪園，時為各方聚會之所。
這點成就，由于曆年輿論的鼓吹，于右任、宋教仁諸先生的《民立報》，尤富有少年氣概。
這支發揚鼓勵的筆，一般人已為之感動有素。
又由于當時滬軍都督陳英士先生的胸襟寬大，善于周旋士紳。
英士先生在社會與王一亭同輩，以先識其公子故，稱為老伯，其重人情可知。
尚有其他革命同志，分途并進，不一而足。
上海第二件作用為支持四方。
革命較安定的各省，多以上海馬首是瞻，仿效上海軍政府組織法。
革命近于人自為戰，但亦一盤散沙。
浙江革命後組織，即是到上海向膺白索取的藍本。
葛湛侯先生《悼膺白學兄》文中記辛亥（一九一一）一節曰：“膺兄既畢業于日本&hellip&hellip其關心最切，聯系最密者，則故鄉之革命策動也&hellip&hellip清廷起用袁世凱，驅其北洋久練之衆&hellip&hellip直壓武漢，革命勢力岌岌其危&hellip&hellip陳公英士已在上海準備響應，浙江内部亦已籌畫成熟。
不意南京第九鎮舉事不密，為張勳鐵良等所敗，于是武漢之勢益孤，各地響應之呼聲雖盛，而實力莫舉。
膺兄與英士先生遂決舉平時苦心準備之滬浙兩地，相繼起義，時為辛亥九月十三日，杭州省垣則為翌日十四日也。
是役予忝列參謀，接洽頗審。
使非有此迅雷手段，以奠定中外視聽所系全國金融總彙之上海，則武漢新挫之衆，何以支持，南京初退之師，何以收容，而袁世凱等之贊成共和，更豈若是其易易耶？”湛侯先生是我堂舅，與膺白在浙江武備同學，其入同盟會系膺白所介紹。
辛亥浙江起義，由上海密運武器到杭，均預置其寓所，攻南京時為浙軍參謀，作戰計劃是他所拟。
上海對南京臨時政府，上自各省代表之接洽，下至總統府庶務之微，均為第一準備站。
戰事若再延續，最急切的責任亦在上海。
中山先生命膺白為兵站總監，籌備北伐後方之事，而膺白乃滬軍都督之參謀長也。
膺白所領的一師兵，本隸滬軍，為第一師，克強先生為臨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