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 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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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記憶所及，與檢視膺白在政整會任内，他與蔣先生及行政院汪院長往來電報，完全為國家，文字中尋不出一句不諒解之言與一件不諒解之事。
國難要比民十七（一九二八）濟南案件嚴重得多，但政府搭配得分工合作，比濟案時散漫情形不同。
濟案時，蔣先生是北伐總司令在前方，日軍所提無理要求都送到總司令部。
南京國民政府尚未經國際承認，國府主席譚延闿向日内瓦國際聯盟申訴不受理，外交部長黃郛對日本外交部的抗議亦無效。
日本軍人已開始不受其政府約束，而我們是前方後方責任都在蔣先生。
後來是蔣先生派張嶽軍先生到日本，日本派松井石根，同到濟南，勸制日軍師團長福田，福田亦見曠時并不能持久，搞不出更多的禍患，而下場的。
這次，是北平、南京、南昌一個三角架，不是民十七的一直線。
可以分責任，亦有伸縮。
這個形勢倘支持多幾年，能夠：一待蔣先生國内大業澈底成功，二待國際上其他國家的沖突在中日戰事之先，則中國元氣之傷不緻如此。
可借日本軍人不容等待；中國政治不能等待；連膺白的健康亦不及等待；廿四年（一九三五）起他病了，廿五年（一九三六）冬他去世了。
我必須回頭記幾位關心膺白的人，第一感謝胡宗南将軍，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膺白離滬北上的次日，吾家來了個陌生客人，持有胡将軍的介紹片，門房告以已經動身，乃留地址而去。
我忽然記起去年膺白從蔣先生處回來，告我在長江輪船遇一少年軍官，自我介紹為“胡宗南”，言濟案時在總司令部，親見膺白的決斷與勇敢，有甚深印象。
這正與一些歪曲宣傳相反，我不勝知己之感。
見片即請一朋友回訪來人，知系戴雨農（笠）先生，受托照顧膺白。
後來由膺白指定一秘書，随時與通消息，廿三年（一九三四）我們南歸，在杭州與戴先生同過一次席，同座系本省軍警界人，對膺白的工作均了解，膺白這日感動而喝醉了酒。
胡宗南将軍，那時似系第一師師長。
在華北有兩師中央軍，我知道蔣先生都寫過信。
一九六四年在台灣承黃達雲（傑）攝贈原函如下，黃是當時駐華北師長之一。
傑弟同志大鑒：駐平環境複雜，應時時謹慎，膺白先生為中患難之交，弟等應事之如事中，諸事須随時請教，得益必非淺鮮也。
順頌戎祉，中正手上。
廿三年八月廿二日 我必須記一對可敬愛的老朋友：張溥泉（繼）與崔晳雲（震華）伉俪。
溥泉先生是發表為政整會委員辭而不就者之一，不知何故他到北平未告膺白。
一次蔣夫人到平，無意中提及溥泉嫂去看她為故宮博物院事，我始知溥泉嫂亦在平，回頭即去看她，她是我天津女師同學。
溥泉嫂是一熱情心直口爽的人，甚為念舊。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天津大水災，我們兩家恰巧都住天津，溥泉先生正在廣東，膺白騎了馬去看她，她已回避高地，但傭人告訴她膺白涉水而往水到馬腹之事，以後她每見我或膺白總要提起此事。
這日我到她家，她說溥泉先生在何敬之先生席上遇見膺白，回家告訴她“黃膺白黑瘦黑瘦”，她說：“我回答他當這個差使還能白胖白胖？”“一個待朋友肝膽的人，會對國家不肝膽？如何聽幾個後進之言，而疏遠一個老同志？”這時溥泉先生進來同坐，這些話大半聽到。
我禁不住說了許多實情與苦楚，尤其對國事的焦急。
他二位靜靜聽我，我告别時，他二位同時問我次日下午是否在家，我答有空當再來，他們說不是答訪而是看看膺白。
次日我們四人相叙半日，便飯而别，溥泉嫂對我說過的話，又對膺白說一遍，說得很多，最使我感動的，飯後我去看茶之際，溥泉先生特意走過來告我：“今天雖然我内人說的比我更多，但她所說我完全同意。
”這樣早期革命同志的天真态度，令人永不能忘。
膺白當華北之任，他本人有兩個弱點：一是“真”，他真而日本少壯軍人毫無誠意；二是“想解決問題”，而日本人正時時處處制造問題，永無止境。
但他亦有其強點，其強點在“守正”，無論日本人中國人不能向他說私話小話。
他對日本的認識，使走江湖式的人騙不了他。
他對本國的忠誠，使“人”或“派”的恩怨利害動不了他。
他對朋友盡直接建議之責，而從不在他方面作責備之語。
我檢視他對部屬的電報，都甚客氣，處事有錯，常自認過。
對蔣先生電反最率直。
他不贊成一黨制，屢建議改良，然從不在外唱高調，以博社會之同情。
他從來沒有借過日本人之款，與日本人從不談“錢”字，亦從沒有插嘴或經手買任何外國武器。
用外國人廢炮廢槍殺本國人是他最反對之事。
日本人從不敢請他聘用日本顧問，他始終獨立而不倚。
我嘗想，膺白對日本軍政兩界用的精神，如果用到經濟界企業界，是否還要實際？膺白自己在日本留學時，所得其上下一心之“建國熱”印象太深，以為任何一界的日本國民無不與政治有關。
個人且守中國舊說“官不營利”之訓。
日本人與中國人一不同之點，與日本人談到國事須處處存以戒心，然個人則人情味極濃，商人尤守法重德。
《塘沽協定》後，膺白标“安定人心，整頓生産”之旨，有日本實業家願供資本，謂如不願借款，可在中國銀行存款供透支，以二千萬至三千萬元為數。
膺白答以：華北首在裁兵，然後興利，略計項目須五萬萬，不敢零星浪費。
這是他臨時以大計劃來推托，阻其好意。
事曾面報中央。
停戰後，膺白第一次南歸在廿二年（一九三三）八月初，他往牯嶺，我回莫幹。
臨别曾勸他辭職，他态度甚堅決，以為接收尚隻初步，禍根尚多，責任未完，不可贻難事于後人。
第二次南歸在廿三年（一九三四）四月，則有“力薄難回劫後天”之句，求去甚力。
這年的六月，在杭州與蔣先生相晤；蔣先生住澄廬，我們住錢王祠葛宅，嶽軍先生住西冷飯店，均在西湖邊。
一日，膺白從澄廬深夜歸來，欣然告我蔣先生諒解他不再回北平，态度如釋重負，我們決定次日一早上莫幹山。
就寝不久，電話鈴響，主人聽後轉告，系嶽軍先生的電話，請膺白明晨稍遲動身，尚有要事面談。
杭州的夏天甚熱，我們所住客房在三樓，熱氣緊逼，入夜未散，經往返傳話，我懷疑膺白辭職事又有變，心事提起，一夜未能入睡。
次晨不到七時，嶽軍先生已至，謂昨夜别後，蔣先生重又電西冷飯店請他去，問膺白究為何事堅決不肯回任。
嶽軍先生答以種種内外困難之外，恐我之勸阻亦一原因。
蔣先生囑其先留住膺白，當再來面談。
是日一早，蔣先生出席航空學校典禮，禮畢即來錢王祠，入門呼我，坐定問我為何阻膺白北行。
我當時有點火氣，答言：辱國差使，宜派人輪流充當。
蔣先生說我學佛，當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旨。
我謂華北有一片亡國景象，蔣先生說：惟其如此，吾們更不可放手。
終叫我勿阻膺白北行。
上一晚，蔣先生當比我們更遲休息，這日晨當比我們都早起。
其時他穿軍裝，主人欲開電扇，他止不用。
我穿着藍夏布衫，還搖扇不已，膺白見這情形，示意我勿再多言，他無言再上征途，雖始終無補于國，其不得已之情可見也。
膺白曾幾次向汪先生口頭或書面請解職，汪先生總言“三人共挑一擔，一人息肩，餘人亦隻能放下”，與蔣先生聯名來電亦如此說。
一次曾言，如膺白定不北返，則請擔任其所兼之外交部，膺白隻得啞然而行。
廿三年（一九三四）九月廿日陳博生先生之北平《晨報》有《黃郛氏返平與華北》一文言： 氏之出而主持華北外交也，嘗以跳身火坑自喻。
年餘迄今，備嘗艱苦，對外則看盡強敵之猙獰面目，對内則聽盡國人之冷笑熱嘲，而國論紛呶，幼稚病深入膚理；政府決策，負責心每虞動搖。
氏處内外夾攻之中&hellip&hellip焦慮腐心，不言自喻。
戰區接收問題，保安隊開入戰區問題，察變與後此之察東問題，方（振武）、吉（鴻昌）之進擾平郊問題，層出不窮，橫生枝節，人之所以破壞我玩弄我者，無不各盡其極，而國人不競，又複甘為利用&hellip&hellip執迷不返。
年來華北種種不幸事件之接幕連演，皆所以加重黃氏對外因應之困難。
氏之一再南下，一再言辭&hellip&hellip每次&hellip&hellip于千呼萬喚中返平複職，此中消息&hellip&hellip氏縱不言，固應為識者所共諒也&hellip&hellip羽毛之愛，賢者所同，乃竟出此，以身許國，設非對國家有真摯之熱情，誰為之&hellip&hellip黃氏過去，職在以外交求安定。
自今以後，則應以建設求繁榮。
去歲黃氏&hellip&hellip曾以力求振作為言&hellip&hellip今茲北返，度外交内政乃至個人所處地位之種種困難，當已獲得中央當局之充分諒解，而賦以負責處理之權&hellip&hellip黃氏其挾曙光以俱來乎？懔華北關系國家民族之重，翹企望之！ 同日《京報》《華北對黃郛之期望》文曰： 前年榆關失守&hellip&hellip平津岌岌&hellip&hellip黃郛奉命北上&hellip&hellip國中雖尚有不能諒解之人，而華北則無不感其出死入生之德&hellip&hellip竊以為黃氏最初北上，雖為應付華北外交，而其官職實為整理華北政務，政務外交&hellip&hellip兩者皆其分内事。
顧人屬望于黃氏者多為外交，吾侪則屬望其整理政務尤切。
黃氏嘗言今日華北最大危機，為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将華北放棄，認為已無可救藥，我們應先除去此種心理&hellip&hellip昨對北平記者談話，欣幸華北豐收，可以積極努力，無負天惠，并舉江西行政制度與工作人員&hellip&hellip實例相勖。
華北今為國防第一線，冀察兩省尤為情形複雜，外有浪人橫行，内有漢奸搗亂，加以貪污土劣之敲詐，潰兵土匪之騷擾，民不聊生，已達極點。
為政者首當選任廉正剛果之長官&hellip&hellip于各縣縣長及公安局長尤宜特别注意&hellip&hellip至于潰兵土匪，半由生活窘迫而來，半由官府放任所緻。
倘軍政長官嚴約部曲，努力清鄉，保衛民業，增加生産&hellip&hellip外國浪人上無貪污土劣為向導，下缺潰兵土匪為爪牙&hellip&hellip則其勢孤理缺，雖欲橫行，豈可得哉&hellip&hellip今日華北最大危機，确如黃氏所言，在于人心陷溺，官吏多存五日京兆之心，靡有極力振作之想。
寇未至則搜括私财，敷衍公
國難要比民十七（一九二八）濟南案件嚴重得多，但政府搭配得分工合作，比濟案時散漫情形不同。
濟案時，蔣先生是北伐總司令在前方，日軍所提無理要求都送到總司令部。
南京國民政府尚未經國際承認，國府主席譚延闿向日内瓦國際聯盟申訴不受理，外交部長黃郛對日本外交部的抗議亦無效。
日本軍人已開始不受其政府約束，而我們是前方後方責任都在蔣先生。
後來是蔣先生派張嶽軍先生到日本，日本派松井石根，同到濟南，勸制日軍師團長福田，福田亦見曠時并不能持久，搞不出更多的禍患，而下場的。
這次，是北平、南京、南昌一個三角架，不是民十七的一直線。
可以分責任，亦有伸縮。
這個形勢倘支持多幾年，能夠：一待蔣先生國内大業澈底成功，二待國際上其他國家的沖突在中日戰事之先，則中國元氣之傷不緻如此。
可借日本軍人不容等待；中國政治不能等待；連膺白的健康亦不及等待；廿四年（一九三五）起他病了，廿五年（一九三六）冬他去世了。
我必須回頭記幾位關心膺白的人，第一感謝胡宗南将軍，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膺白離滬北上的次日，吾家來了個陌生客人，持有胡将軍的介紹片，門房告以已經動身，乃留地址而去。
我忽然記起去年膺白從蔣先生處回來，告我在長江輪船遇一少年軍官，自我介紹為“胡宗南”，言濟案時在總司令部，親見膺白的決斷與勇敢，有甚深印象。
這正與一些歪曲宣傳相反，我不勝知己之感。
見片即請一朋友回訪來人，知系戴雨農（笠）先生，受托照顧膺白。
後來由膺白指定一秘書，随時與通消息，廿三年（一九三四）我們南歸，在杭州與戴先生同過一次席，同座系本省軍警界人，對膺白的工作均了解，膺白這日感動而喝醉了酒。
胡宗南将軍，那時似系第一師師長。
在華北有兩師中央軍，我知道蔣先生都寫過信。
一九六四年在台灣承黃達雲（傑）攝贈原函如下，黃是當時駐華北師長之一。
傑弟同志大鑒：駐平環境複雜，應時時謹慎，膺白先生為中患難之交，弟等應事之如事中，諸事須随時請教，得益必非淺鮮也。
順頌戎祉，中正手上。
廿三年八月廿二日 我必須記一對可敬愛的老朋友：張溥泉（繼）與崔晳雲（震華）伉俪。
溥泉先生是發表為政整會委員辭而不就者之一，不知何故他到北平未告膺白。
一次蔣夫人到平，無意中提及溥泉嫂去看她為故宮博物院事，我始知溥泉嫂亦在平，回頭即去看她，她是我天津女師同學。
溥泉嫂是一熱情心直口爽的人，甚為念舊。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天津大水災，我們兩家恰巧都住天津，溥泉先生正在廣東，膺白騎了馬去看她，她已回避高地，但傭人告訴她膺白涉水而往水到馬腹之事，以後她每見我或膺白總要提起此事。
這日我到她家，她說溥泉先生在何敬之先生席上遇見膺白，回家告訴她“黃膺白黑瘦黑瘦”，她說：“我回答他當這個差使還能白胖白胖？”“一個待朋友肝膽的人，會對國家不肝膽？如何聽幾個後進之言，而疏遠一個老同志？”這時溥泉先生進來同坐，這些話大半聽到。
我禁不住說了許多實情與苦楚，尤其對國事的焦急。
他二位靜靜聽我，我告别時，他二位同時問我次日下午是否在家，我答有空當再來，他們說不是答訪而是看看膺白。
次日我們四人相叙半日，便飯而别，溥泉嫂對我說過的話，又對膺白說一遍，說得很多，最使我感動的，飯後我去看茶之際，溥泉先生特意走過來告我：“今天雖然我内人說的比我更多，但她所說我完全同意。
”這樣早期革命同志的天真态度，令人永不能忘。
膺白當華北之任，他本人有兩個弱點：一是“真”，他真而日本少壯軍人毫無誠意；二是“想解決問題”，而日本人正時時處處制造問題，永無止境。
但他亦有其強點，其強點在“守正”，無論日本人中國人不能向他說私話小話。
他對日本的認識，使走江湖式的人騙不了他。
他對本國的忠誠，使“人”或“派”的恩怨利害動不了他。
他對朋友盡直接建議之責，而從不在他方面作責備之語。
我檢視他對部屬的電報，都甚客氣，處事有錯，常自認過。
對蔣先生電反最率直。
他不贊成一黨制，屢建議改良，然從不在外唱高調，以博社會之同情。
他從來沒有借過日本人之款，與日本人從不談“錢”字，亦從沒有插嘴或經手買任何外國武器。
用外國人廢炮廢槍殺本國人是他最反對之事。
日本人從不敢請他聘用日本顧問，他始終獨立而不倚。
我嘗想，膺白對日本軍政兩界用的精神，如果用到經濟界企業界，是否還要實際？膺白自己在日本留學時，所得其上下一心之“建國熱”印象太深，以為任何一界的日本國民無不與政治有關。
個人且守中國舊說“官不營利”之訓。
日本人與中國人一不同之點，與日本人談到國事須處處存以戒心，然個人則人情味極濃，商人尤守法重德。
《塘沽協定》後，膺白标“安定人心，整頓生産”之旨，有日本實業家願供資本，謂如不願借款，可在中國銀行存款供透支，以二千萬至三千萬元為數。
膺白答以：華北首在裁兵，然後興利，略計項目須五萬萬，不敢零星浪費。
這是他臨時以大計劃來推托，阻其好意。
事曾面報中央。
停戰後，膺白第一次南歸在廿二年（一九三三）八月初，他往牯嶺，我回莫幹。
臨别曾勸他辭職，他态度甚堅決，以為接收尚隻初步，禍根尚多，責任未完，不可贻難事于後人。
第二次南歸在廿三年（一九三四）四月，則有“力薄難回劫後天”之句，求去甚力。
這年的六月，在杭州與蔣先生相晤；蔣先生住澄廬，我們住錢王祠葛宅，嶽軍先生住西冷飯店，均在西湖邊。
一日，膺白從澄廬深夜歸來，欣然告我蔣先生諒解他不再回北平，态度如釋重負，我們決定次日一早上莫幹山。
就寝不久，電話鈴響，主人聽後轉告，系嶽軍先生的電話，請膺白明晨稍遲動身，尚有要事面談。
杭州的夏天甚熱，我們所住客房在三樓，熱氣緊逼，入夜未散，經往返傳話，我懷疑膺白辭職事又有變，心事提起，一夜未能入睡。
次晨不到七時，嶽軍先生已至，謂昨夜别後，蔣先生重又電西冷飯店請他去，問膺白究為何事堅決不肯回任。
嶽軍先生答以種種内外困難之外，恐我之勸阻亦一原因。
蔣先生囑其先留住膺白，當再來面談。
是日一早，蔣先生出席航空學校典禮，禮畢即來錢王祠，入門呼我，坐定問我為何阻膺白北行。
我當時有點火氣，答言：辱國差使，宜派人輪流充當。
蔣先生說我學佛，當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旨。
我謂華北有一片亡國景象，蔣先生說：惟其如此，吾們更不可放手。
終叫我勿阻膺白北行。
上一晚，蔣先生當比我們更遲休息，這日晨當比我們都早起。
其時他穿軍裝，主人欲開電扇，他止不用。
我穿着藍夏布衫，還搖扇不已，膺白見這情形，示意我勿再多言，他無言再上征途，雖始終無補于國，其不得已之情可見也。
膺白曾幾次向汪先生口頭或書面請解職，汪先生總言“三人共挑一擔，一人息肩，餘人亦隻能放下”，與蔣先生聯名來電亦如此說。
一次曾言，如膺白定不北返，則請擔任其所兼之外交部，膺白隻得啞然而行。
廿三年（一九三四）九月廿日陳博生先生之北平《晨報》有《黃郛氏返平與華北》一文言： 氏之出而主持華北外交也，嘗以跳身火坑自喻。
年餘迄今，備嘗艱苦，對外則看盡強敵之猙獰面目，對内則聽盡國人之冷笑熱嘲，而國論紛呶，幼稚病深入膚理；政府決策，負責心每虞動搖。
氏處内外夾攻之中&hellip&hellip焦慮腐心，不言自喻。
戰區接收問題，保安隊開入戰區問題，察變與後此之察東問題，方（振武）、吉（鴻昌）之進擾平郊問題，層出不窮，橫生枝節，人之所以破壞我玩弄我者，無不各盡其極，而國人不競，又複甘為利用&hellip&hellip執迷不返。
年來華北種種不幸事件之接幕連演，皆所以加重黃氏對外因應之困難。
氏之一再南下，一再言辭&hellip&hellip每次&hellip&hellip于千呼萬喚中返平複職，此中消息&hellip&hellip氏縱不言，固應為識者所共諒也&hellip&hellip羽毛之愛，賢者所同，乃竟出此，以身許國，設非對國家有真摯之熱情，誰為之&hellip&hellip黃氏過去，職在以外交求安定。
自今以後，則應以建設求繁榮。
去歲黃氏&hellip&hellip曾以力求振作為言&hellip&hellip今茲北返，度外交内政乃至個人所處地位之種種困難，當已獲得中央當局之充分諒解，而賦以負責處理之權&hellip&hellip黃氏其挾曙光以俱來乎？懔華北關系國家民族之重，翹企望之！ 同日《京報》《華北對黃郛之期望》文曰： 前年榆關失守&hellip&hellip平津岌岌&hellip&hellip黃郛奉命北上&hellip&hellip國中雖尚有不能諒解之人，而華北則無不感其出死入生之德&hellip&hellip竊以為黃氏最初北上，雖為應付華北外交，而其官職實為整理華北政務，政務外交&hellip&hellip兩者皆其分内事。
顧人屬望于黃氏者多為外交，吾侪則屬望其整理政務尤切。
黃氏嘗言今日華北最大危機，為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将華北放棄，認為已無可救藥，我們應先除去此種心理&hellip&hellip昨對北平記者談話，欣幸華北豐收，可以積極努力，無負天惠，并舉江西行政制度與工作人員&hellip&hellip實例相勖。
華北今為國防第一線，冀察兩省尤為情形複雜，外有浪人橫行，内有漢奸搗亂，加以貪污土劣之敲詐，潰兵土匪之騷擾，民不聊生，已達極點。
為政者首當選任廉正剛果之長官&hellip&hellip于各縣縣長及公安局長尤宜特别注意&hellip&hellip至于潰兵土匪，半由生活窘迫而來，半由官府放任所緻。
倘軍政長官嚴約部曲，努力清鄉，保衛民業，增加生産&hellip&hellip外國浪人上無貪污土劣為向導，下缺潰兵土匪為爪牙&hellip&hellip則其勢孤理缺，雖欲橫行，豈可得哉&hellip&hellip今日華北最大危機，确如黃氏所言，在于人心陷溺，官吏多存五日京兆之心，靡有極力振作之想。
寇未至則搜括私财，敷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