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的豐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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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根本意義而言的。
例如《牡丹亭》從根本上看來是對明代社會現實的一種合理的真實的反映，但在實際的藝術措置上，無論是杜麗娘這個人物，還是她所憑借的情節，卻并不刻意追求嚴格意義上的合理性和真實性。
如何纔能把感情的生命力發揮得最透徹，她就如何行動，情節就如何開展。
這正是浪漫主義戲劇創作的通例，至少在雨果那裡，經常可以看到這種情景。
恰如以純現實主義文藝的藝術要求衡量雨果就會發現他的諸多弊病一樣，對《牡丹亭》的評價也應該運用一種非同尋常的标尺。
不管是積極浪漫主義還是消極浪漫主義，都會或多或少地表現出與現實世界的分裂和對峙。
《牡丹亭》中所奔瀉出來的感情激流，對于明代的現實，對于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文化體制，都帶有明顯的反叛性。
但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在歐洲這種時代性的反叛基本上取得了勝利，而在中國，這種反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
歐洲的浪漫主義者與一大批資産階級革命家、廣大覺醒了的人民群衆一起驅趕了封建的政治思想文化體制，而在中國的湯顯祖的身後，依然是濃重的封建社會的黑夜。
這是什麼道理呢? 也許，當代年輕學者們以控制論原理對中國封建社會作出的新探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答這個問題。
同樣是封建社會，中國的封建社會與歐洲乃至日本的封建社會有着很大的不同。
從社會結構來論，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态結構之間長時期來組合了一種極為穩定的宗法一體化結構，大一統的龐大帝國有效地阻止了地主向莊園貴族發展的趨勢，而由儒生組成的官僚統治隊伍又把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态統一了起來，這樣，整個社會結構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很難獨立地進行帶有較根本意義的革新，一切革新的嘗試都會被整體社會結構中互相牽制的線絡拉平，都會被這個極其穩定的社會結構的自身調節功能吞沒掉。
對于新思想和新事物，要麼将它們吞沒、排除，要麼讓它們來沖垮整個社會結構，因為對于一個高度穩定、高度一體化的社會結構來說，容納一種異己的事物将會給各個部分帶來災難，帶來崩潰的信息。
但要讓一個組合周密、調節健全的宗法一體化的社會結構真正全面崩潰又談何容易，因此中國封建社會曆來走着吞沒和排除新思想、新事物的路途。
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能延續那麼漫長的時間，基本原因也在這裡。
到湯顯祖的時代，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一體化結構全面崩潰還遠，它的調節功能還在發揮作用，因而還有足夠的力量把湯顯祖的新鮮思想吞沒掉。
湯顯祖隻成了中國戲劇文化史上的大匠，而未能成為中國社會思想變革中的猛将，也是這個原因。
這不是一種完全不切實際的比較。
《牡丹亭》中所展現的觀念，完全可能樹立一個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标志，改變廣大人民的社會倫理觀念，開啟一代新鮮思潮；湯顯祖與他同時代的思想文化友人們的共同思想歸向，也完全可能開拓一個壯美的思想文化運動，蔚成風氣，使中華民族從封建主義的窒息中奮起。
但是，這一切都未能做到。
不必皇帝親自下令，不必最高意識形态領導部門直接下手，明代的社會結構本身就本能而又輕易地把這種異端清除了。
湯顯祖的摯友、敢于非議程朱理學的達觀和尚，終于被捕，死于獄中； 與湯顯祖有過交往、對湯顯祖産生過重大影響的勇敢思想家李贽，也終于被捕，死于獄中； 湯顯祖的那些東林黨友人的遭遇，更是人所共知。
湯顯祖本人可以在任職期間讓在押囚徒除夕回家過年，元宵節外出觀燈，但這種頗有一點人道主義氣息的措施并未在他的職權（浙江遂昌知縣）範圍内産生什麼有實際意義的影響。
鄰縣也難于波及，更不待說全國了；自己的官職也難于保全，更不要說長期堅持這類措施了。
他的《牡丹亭》的思想影響當然大得多，但在當時，也無法對社會面貌産生實質性的改易。
這是湯顯祖明顯地有别于歐洲人文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的地方。
更加令人深思的問題還在于：這種足以吞沒新思想的社會結構在湯顯祖自己的頭腦裡也有反映，連他自己的思想文化結構，也會部分地吞沒《牡丹亭》中的瑰麗情思。
作為一個在封建主義的文化天地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湯顯祖無從獲得宗法一體化結構之外的新生力量的有力支持，因此，他的自發的、也反映了現實生活中時生時滅的新鮮觀念的藝術意圖，并不能貫徹到底。
他也認為《牡丹亭》是他一生中最滿意的作品，但他已無法再達到這個水平，後來創作的劇本，雖也堪稱佳作，卻已遠不能與《牡丹亭》的精神力量同日而語。
這就是一種在自相矛盾之中的自我吞沒。
湯顯祖比較熱心科舉，對道教佛教都不無迷醉，但他又嘲弄這一切。
寫《牡丹亭》時，正值他的進步思想高揚，而後來，消極情緒也曾統治着他的餘生。
美籍華裔曆史學家黃仁宇博士在評論李贽時曾經指出： 幾個世紀以後，對李贽的缺點，很少有人指斥為過激，而是被認為缺乏前後一緻的完整性。
他的學說破壞性強而建設性弱。
他沒有能創造一種思想體系去代替正統的教條，原因不在于他決心和能力，而在于當時的社會不具備接受改造的條件。
和别的思想家一樣，當他發現自己的學說沒有付諸實施的可能，他就隻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秘化。
我們在湯顯祖身上也看到了這種由于不具備社會條件所造成的前後矛盾性。
誰也不再抱怨他的過激，誰也不再懷疑他的決心，人們隻是惋惜他那強大的思想文化力量的迸發過于短暫，而這一切又是中國封建社會結構造成的，不能責怪他。
在湯顯祖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代戲劇文化無法像歐洲的戲劇文化一樣，在重大社會改革的過程中起到巨大的精神鼓蕩作用。
湯顯祖沒有能做到的，他的後輩也沒有能做到。
在整個中國戲劇文化發展史上，有可能鼓蕩起社會改革的思想洪流的時代，是萬曆時代，有可能發揮社會改革的作用的作品，是《牡丹亭》。
但是就像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習見的現象一樣，這種可能都未能成為事實。
到李玉的《清忠譜》，雖然金剛怒目、力敵萬鈞，卻已是封建社會結構自我調節的問題了。
在那裡，已很難找到超越于封建社會政治、思想結構之外的新鮮思想。
以李玉為代表的蘇州戲劇家們是值得尊敬的，但他們的艱苦勞作畢竟無情地表明了人文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思想萌芽在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藝術家隊伍中的萎謝。
（二）《清忠譜》 《清忠譜》一般署為李玉所作，實際上畢魏、葉時章和朱素臣也參加了創作。
蘇州劇作家們多有合作之舉，《清忠譜》即是一例。
《清忠譜》所寫的事情，發生在湯顯祖死後十年。
湯顯祖曾長期引為友好的東林黨人，掀起了一場頒轟烈烈的鬥争，他們公開漫罵、請願、以至沖擊衙門，矛頭直指罪大惡極的宦官魏忠賢，他們希望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引起皇帝對魏的警覺。
奸佞之徒，代不乏人，但像明代的嚴嵩和魏忠賢那樣在和平的日子裡統治的時間那麼久，執掌的權力那麼大，網羅的羽翼那麼多
例如《牡丹亭》從根本上看來是對明代社會現實的一種合理的真實的反映，但在實際的藝術措置上，無論是杜麗娘這個人物，還是她所憑借的情節，卻并不刻意追求嚴格意義上的合理性和真實性。
如何纔能把感情的生命力發揮得最透徹，她就如何行動，情節就如何開展。
這正是浪漫主義戲劇創作的通例，至少在雨果那裡，經常可以看到這種情景。
恰如以純現實主義文藝的藝術要求衡量雨果就會發現他的諸多弊病一樣，對《牡丹亭》的評價也應該運用一種非同尋常的标尺。
不管是積極浪漫主義還是消極浪漫主義，都會或多或少地表現出與現實世界的分裂和對峙。
《牡丹亭》中所奔瀉出來的感情激流，對于明代的現實，對于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文化體制，都帶有明顯的反叛性。
但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在歐洲這種時代性的反叛基本上取得了勝利，而在中國，這種反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
歐洲的浪漫主義者與一大批資産階級革命家、廣大覺醒了的人民群衆一起驅趕了封建的政治思想文化體制，而在中國的湯顯祖的身後，依然是濃重的封建社會的黑夜。
這是什麼道理呢? 也許，當代年輕學者們以控制論原理對中國封建社會作出的新探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答這個問題。
同樣是封建社會，中國的封建社會與歐洲乃至日本的封建社會有着很大的不同。
從社會結構來論，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态結構之間長時期來組合了一種極為穩定的宗法一體化結構，大一統的龐大帝國有效地阻止了地主向莊園貴族發展的趨勢，而由儒生組成的官僚統治隊伍又把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态統一了起來，這樣，整個社會結構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很難獨立地進行帶有較根本意義的革新，一切革新的嘗試都會被整體社會結構中互相牽制的線絡拉平，都會被這個極其穩定的社會結構的自身調節功能吞沒掉。
對于新思想和新事物，要麼将它們吞沒、排除，要麼讓它們來沖垮整個社會結構，因為對于一個高度穩定、高度一體化的社會結構來說，容納一種異己的事物将會給各個部分帶來災難，帶來崩潰的信息。
但要讓一個組合周密、調節健全的宗法一體化的社會結構真正全面崩潰又談何容易，因此中國封建社會曆來走着吞沒和排除新思想、新事物的路途。
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能延續那麼漫長的時間，基本原因也在這裡。
到湯顯祖的時代，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一體化結構全面崩潰還遠，它的調節功能還在發揮作用，因而還有足夠的力量把湯顯祖的新鮮思想吞沒掉。
湯顯祖隻成了中國戲劇文化史上的大匠，而未能成為中國社會思想變革中的猛将，也是這個原因。
這不是一種完全不切實際的比較。
《牡丹亭》中所展現的觀念，完全可能樹立一個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标志，改變廣大人民的社會倫理觀念，開啟一代新鮮思潮；湯顯祖與他同時代的思想文化友人們的共同思想歸向，也完全可能開拓一個壯美的思想文化運動，蔚成風氣，使中華民族從封建主義的窒息中奮起。
但是，這一切都未能做到。
不必皇帝親自下令，不必最高意識形态領導部門直接下手，明代的社會結構本身就本能而又輕易地把這種異端清除了。
湯顯祖的摯友、敢于非議程朱理學的達觀和尚，終于被捕，死于獄中； 與湯顯祖有過交往、對湯顯祖産生過重大影響的勇敢思想家李贽，也終于被捕，死于獄中； 湯顯祖的那些東林黨友人的遭遇，更是人所共知。
湯顯祖本人可以在任職期間讓在押囚徒除夕回家過年，元宵節外出觀燈，但這種頗有一點人道主義氣息的措施并未在他的職權（浙江遂昌知縣）範圍内産生什麼有實際意義的影響。
鄰縣也難于波及，更不待說全國了；自己的官職也難于保全，更不要說長期堅持這類措施了。
他的《牡丹亭》的思想影響當然大得多，但在當時，也無法對社會面貌産生實質性的改易。
這是湯顯祖明顯地有别于歐洲人文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的地方。
更加令人深思的問題還在于：這種足以吞沒新思想的社會結構在湯顯祖自己的頭腦裡也有反映，連他自己的思想文化結構，也會部分地吞沒《牡丹亭》中的瑰麗情思。
作為一個在封建主義的文化天地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湯顯祖無從獲得宗法一體化結構之外的新生力量的有力支持，因此，他的自發的、也反映了現實生活中時生時滅的新鮮觀念的藝術意圖，并不能貫徹到底。
他也認為《牡丹亭》是他一生中最滿意的作品，但他已無法再達到這個水平，後來創作的劇本，雖也堪稱佳作，卻已遠不能與《牡丹亭》的精神力量同日而語。
這就是一種在自相矛盾之中的自我吞沒。
湯顯祖比較熱心科舉，對道教佛教都不無迷醉，但他又嘲弄這一切。
寫《牡丹亭》時，正值他的進步思想高揚，而後來，消極情緒也曾統治着他的餘生。
美籍華裔曆史學家黃仁宇博士在評論李贽時曾經指出： 幾個世紀以後，對李贽的缺點，很少有人指斥為過激，而是被認為缺乏前後一緻的完整性。
他的學說破壞性強而建設性弱。
他沒有能創造一種思想體系去代替正統的教條，原因不在于他決心和能力，而在于當時的社會不具備接受改造的條件。
和别的思想家一樣，當他發現自己的學說沒有付諸實施的可能，他就隻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秘化。
我們在湯顯祖身上也看到了這種由于不具備社會條件所造成的前後矛盾性。
誰也不再抱怨他的過激，誰也不再懷疑他的決心，人們隻是惋惜他那強大的思想文化力量的迸發過于短暫，而這一切又是中國封建社會結構造成的，不能責怪他。
在湯顯祖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代戲劇文化無法像歐洲的戲劇文化一樣，在重大社會改革的過程中起到巨大的精神鼓蕩作用。
湯顯祖沒有能做到的，他的後輩也沒有能做到。
在整個中國戲劇文化發展史上，有可能鼓蕩起社會改革的思想洪流的時代，是萬曆時代，有可能發揮社會改革的作用的作品，是《牡丹亭》。
但是就像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習見的現象一樣，這種可能都未能成為事實。
到李玉的《清忠譜》，雖然金剛怒目、力敵萬鈞，卻已是封建社會結構自我調節的問題了。
在那裡，已很難找到超越于封建社會政治、思想結構之外的新鮮思想。
以李玉為代表的蘇州戲劇家們是值得尊敬的，但他們的艱苦勞作畢竟無情地表明了人文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思想萌芽在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藝術家隊伍中的萎謝。
（二）《清忠譜》 《清忠譜》一般署為李玉所作，實際上畢魏、葉時章和朱素臣也參加了創作。
蘇州劇作家們多有合作之舉，《清忠譜》即是一例。
《清忠譜》所寫的事情，發生在湯顯祖死後十年。
湯顯祖曾長期引為友好的東林黨人，掀起了一場頒轟烈烈的鬥争，他們公開漫罵、請願、以至沖擊衙門，矛頭直指罪大惡極的宦官魏忠賢，他們希望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引起皇帝對魏的警覺。
奸佞之徒，代不乏人，但像明代的嚴嵩和魏忠賢那樣在和平的日子裡統治的時間那麼久，執掌的權力那麼大，網羅的羽翼那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