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機在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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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明清文人傳奇的黃金時代過去之後，人們驚喜地發現，在廣闊的原野上，民間戲劇的生機不僅始終在躍動，而且已經出現一批不可忽視的戲劇作品，足以構成中國戲劇文化史的新篇章。
我們這裡指的是品類繁多的地方戲。
我們在描述傳奇時代的時候，主要是把目光集中在城市大邑，集中在那些為城市大邑的舞台提供劇本的著名藝術家的宅院。
這是難免的。
即使是完全坐落在農業經濟之上的封建時代，城市也是曆史的門面。
我們說過，城市中的市民口味曾對戲劇藝術的成熟作了關鍵性的催發，那麼，戲劇以後發展的主體航道，也還是在城市中。
最重要的戲劇現象，最傑出的戲劇作品，都無法離開熱鬧街市中各色人等的聚合；即便是在鄉間阡陌間孕育的曲調和故事，即便是在遠村貧舍中寫出的劇本和唱詞，也需要在人頭濟濟的城市顯身，纔有可能成為一種有影響的社會存在，留之于曆史。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應正視散布在廣闊原野間的戲劇品類的存在，它們在某種意義上一直在與城市演出競争。
流浪戲班并不拒絕向風靡都市的一代名劇學習，又以自己獨特的辦法維系着廣大的農村觀衆，到一定的時候，它們的作品，就向城市進發了。
原先占據着都市舞台的戲劇品類，未必永遠具有抵擋它們的力量。
在為時不短的傳奇時代，城市演劇和鄉村演劇都是比較興盛的。
城市演出大多出現在上層社會的宴會上，更多地服從于戲劇品類的權威和時尚，鄉村演出大多出現在節日性的廟台上，更多地服從于地方性的審美傳統和習慣。
在魏良輔、梁辰魚等人所進行的昆腔改革成功之後，城市中的文人、士大夫對昆腔莫不“靡然從好”，我們前面所舉的大量傳奇劇目，幾乎都是昆腔作品；但在鄉村民間，弋陽腔的勢力一直很大，盡管這個聲腔曾為某些傑出的傳奇藝術家所厭，但它還是為繁華的傳奇時代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弋陽腔作為南戲餘脈，流播各地，雖無巍巍大家助其威，皇皇大作揚其名，卻也以自己自由、随和、世俗的藝術方式占據了漫長的時間和遼闊的空間。
它的音調，樸直易學，不執着于固定的曲譜，不受套曲形式的束縛，一任方言鄉語、土腔俗調自由組合，對于不同風格的劇本，有很大的适應性。
對于不同地域的觀衆，也有很大的适應性。
它體現在演出上，還保留着某些有生命力的原始形态，後台幫唱的方式，鑼鼓打擊樂的運用，一直為鄉村觀衆所喜聞樂見。
正由于弋陽腔具有多地域的熔接能力和伸發能力，因此盡管未免簡陋，卻孕育和催發了許多地方戲曲。
十七世紀初葉，王骥德有忿于弋陽腔竟跑到昆山腔的老家裡來争地盤，歎息“世道江河，不知變之所極矣”；不料，變化确實很快，一個多世紀之後，北京戲劇界竟出現了這種情況： 長安之梨園，所好惟秦聲、羅、弋，厭聽吳騷，聞歌昆曲，辄哄然散去。
一聽到唱昆曲，觀衆就“哄然散去”，指責和歎息都是沒有用處的了。
張堅（漱石）所說的“秦”、“羅”，也是與弋陽腔一樣流傳于民間的戲曲聲腔，在當時統稱“花部”、“亂彈”，與昆腔的“雅部”、“正音”相對峙。
《揚州畫舫錄》載： 兩淮鹽務例蓄花雅兩部以備大戲。
雅部即昆山腔。
花部為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
前一條材料記述的是十八世紀前期的北京，後一條材料記述的是十八世紀後期的揚州。
北京和揚州，在當時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南北兩大中心，你看，孕育于民間的戲曲，在大城市裡呈示它們的風姿和力量了。
它們以艱苦的競争，在城市中築起了固定的營業性劇場，于是，也就堂而皇之地邁進了中國藝術文化史。
昆腔傳奇自十八世紀後期開始，明顯衰落。
當然，演出不僅還在進行，而且也還十分盛熾，但有分量的劇本創作已日見稀少，這對戲劇活動來說，恰似釜底抽薪，已無法稱之為繁榮了。
昆腔傳奇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作為一種規整的戲劇樣式，它已充分地流瀉了自己的生命。
世界上沒有一種藝術的繁榮期可以無限制地延續下去，人們看到，就連那些光照百世的某種藝術的黃金時代，往往也隻是轟轟烈烈地行進了幾十年。
昆腔傳奇通過一大批傑出戲劇家的發揮，已把自由的優勢盡情展示。
作為一種沈積的文化遺産，它具有永久的價值；但作為一種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戲劇現象，它已進入疲憊的歲月。
當觀衆已經習慣了它的優勢，當文化心理結構已經積貯了它的優勢，那麼，它的優勢也就不再成為優勢了，相反，它的局限性卻會越來越引起人們的不耐煩。
它太長，太完滿，太緩慢，太文雅，太刻闆；但是，戲劇家和戲劇理論家們還在以苛嚴的标尺刻意追求它的完整性和規範化，刻意追求它的韻律和聲調，緻使它的局限性越來越嚴重。
它被素養高超的藝術家們雕琢得太精巧，使它難于随俗，不易變通。
其次，它的作者隊伍後繼乏人。
昆腔傳奇的作者隊伍主要是文人，而且是高水平的文人，這個圈子本來不大，文人求名，在湯顯祖、洪升、孔尚任之後要以嶄新的傳奇創作成名，幾乎是一件不可實現的難事了。
康、雍、幹時代，文字獄大興，知識分子處境窘迫，演出《長生殿》時所遭遇的禍事，時時都在設計着、籌謀着。
“幹嘉學派”之所以産生，就是由于一大批纔識高遠的知識分子在清廷的文化專制主義之下不得不向考證學沈湎。
在這樣的曆史環境中，還會有多少文人能夠投身于戲劇這一特别顯得自由、特别需要自由的場所中來呢？本來仰仗着文人的“文人傳奇”，一下子失去了文人，怎能不衰落呢？第三個原因，是花部的興起。
戲劇的觀衆曆來處于被争奪之中。
花部，戲劇領域中的紛雜之部，紮根在廣闊而豐腴的土地上，一時還沒有衰老之虞，它既不成熟又不精巧，因而不怕變形、摔打、颠簸，它放得下架子，敢于就地謀生，敢于伸手求援，也願意與沒有什麼文化修養的戲劇家和觀衆為伍。
這樣，它顯得粗糙而強健，散亂而靈動，卑下而有實力，可以與昆腔
我們這裡指的是品類繁多的地方戲。
我們在描述傳奇時代的時候，主要是把目光集中在城市大邑，集中在那些為城市大邑的舞台提供劇本的著名藝術家的宅院。
這是難免的。
即使是完全坐落在農業經濟之上的封建時代，城市也是曆史的門面。
我們說過，城市中的市民口味曾對戲劇藝術的成熟作了關鍵性的催發，那麼，戲劇以後發展的主體航道，也還是在城市中。
最重要的戲劇現象，最傑出的戲劇作品，都無法離開熱鬧街市中各色人等的聚合；即便是在鄉間阡陌間孕育的曲調和故事，即便是在遠村貧舍中寫出的劇本和唱詞，也需要在人頭濟濟的城市顯身，纔有可能成為一種有影響的社會存在，留之于曆史。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應正視散布在廣闊原野間的戲劇品類的存在，它們在某種意義上一直在與城市演出競争。
流浪戲班并不拒絕向風靡都市的一代名劇學習，又以自己獨特的辦法維系着廣大的農村觀衆，到一定的時候，它們的作品，就向城市進發了。
原先占據着都市舞台的戲劇品類，未必永遠具有抵擋它們的力量。
在為時不短的傳奇時代，城市演劇和鄉村演劇都是比較興盛的。
城市演出大多出現在上層社會的宴會上，更多地服從于戲劇品類的權威和時尚，鄉村演出大多出現在節日性的廟台上，更多地服從于地方性的審美傳統和習慣。
在魏良輔、梁辰魚等人所進行的昆腔改革成功之後，城市中的文人、士大夫對昆腔莫不“靡然從好”，我們前面所舉的大量傳奇劇目，幾乎都是昆腔作品；但在鄉村民間，弋陽腔的勢力一直很大，盡管這個聲腔曾為某些傑出的傳奇藝術家所厭，但它還是為繁華的傳奇時代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弋陽腔作為南戲餘脈，流播各地，雖無巍巍大家助其威，皇皇大作揚其名，卻也以自己自由、随和、世俗的藝術方式占據了漫長的時間和遼闊的空間。
它的音調，樸直易學，不執着于固定的曲譜，不受套曲形式的束縛，一任方言鄉語、土腔俗調自由組合，對于不同風格的劇本，有很大的适應性。
對于不同地域的觀衆，也有很大的适應性。
它體現在演出上，還保留着某些有生命力的原始形态，後台幫唱的方式，鑼鼓打擊樂的運用，一直為鄉村觀衆所喜聞樂見。
正由于弋陽腔具有多地域的熔接能力和伸發能力，因此盡管未免簡陋，卻孕育和催發了許多地方戲曲。
十七世紀初葉，王骥德有忿于弋陽腔竟跑到昆山腔的老家裡來争地盤，歎息“世道江河，不知變之所極矣”；不料，變化确實很快，一個多世紀之後，北京戲劇界竟出現了這種情況： 長安之梨園，所好惟秦聲、羅、弋，厭聽吳騷，聞歌昆曲，辄哄然散去。
一聽到唱昆曲，觀衆就“哄然散去”，指責和歎息都是沒有用處的了。
張堅（漱石）所說的“秦”、“羅”，也是與弋陽腔一樣流傳于民間的戲曲聲腔，在當時統稱“花部”、“亂彈”，與昆腔的“雅部”、“正音”相對峙。
《揚州畫舫錄》載： 兩淮鹽務例蓄花雅兩部以備大戲。
雅部即昆山腔。
花部為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
前一條材料記述的是十八世紀前期的北京，後一條材料記述的是十八世紀後期的揚州。
北京和揚州，在當時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南北兩大中心，你看，孕育于民間的戲曲，在大城市裡呈示它們的風姿和力量了。
它們以艱苦的競争，在城市中築起了固定的營業性劇場，于是，也就堂而皇之地邁進了中國藝術文化史。
昆腔傳奇自十八世紀後期開始，明顯衰落。
當然，演出不僅還在進行，而且也還十分盛熾，但有分量的劇本創作已日見稀少，這對戲劇活動來說，恰似釜底抽薪，已無法稱之為繁榮了。
昆腔傳奇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作為一種規整的戲劇樣式，它已充分地流瀉了自己的生命。
世界上沒有一種藝術的繁榮期可以無限制地延續下去，人們看到，就連那些光照百世的某種藝術的黃金時代，往往也隻是轟轟烈烈地行進了幾十年。
昆腔傳奇通過一大批傑出戲劇家的發揮，已把自由的優勢盡情展示。
作為一種沈積的文化遺産，它具有永久的價值；但作為一種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戲劇現象，它已進入疲憊的歲月。
當觀衆已經習慣了它的優勢，當文化心理結構已經積貯了它的優勢，那麼，它的優勢也就不再成為優勢了，相反，它的局限性卻會越來越引起人們的不耐煩。
它太長，太完滿，太緩慢，太文雅，太刻闆；但是，戲劇家和戲劇理論家們還在以苛嚴的标尺刻意追求它的完整性和規範化，刻意追求它的韻律和聲調，緻使它的局限性越來越嚴重。
它被素養高超的藝術家們雕琢得太精巧，使它難于随俗，不易變通。
其次，它的作者隊伍後繼乏人。
昆腔傳奇的作者隊伍主要是文人，而且是高水平的文人，這個圈子本來不大，文人求名，在湯顯祖、洪升、孔尚任之後要以嶄新的傳奇創作成名，幾乎是一件不可實現的難事了。
康、雍、幹時代，文字獄大興，知識分子處境窘迫，演出《長生殿》時所遭遇的禍事，時時都在設計着、籌謀着。
“幹嘉學派”之所以産生，就是由于一大批纔識高遠的知識分子在清廷的文化專制主義之下不得不向考證學沈湎。
在這樣的曆史環境中，還會有多少文人能夠投身于戲劇這一特别顯得自由、特别需要自由的場所中來呢？本來仰仗着文人的“文人傳奇”，一下子失去了文人，怎能不衰落呢？第三個原因，是花部的興起。
戲劇的觀衆曆來處于被争奪之中。
花部，戲劇領域中的紛雜之部，紮根在廣闊而豐腴的土地上，一時還沒有衰老之虞，它既不成熟又不精巧，因而不怕變形、摔打、颠簸，它放得下架子，敢于就地謀生，敢于伸手求援，也願意與沒有什麼文化修養的戲劇家和觀衆為伍。
這樣，它顯得粗糙而強健，散亂而靈動，卑下而有實力，可以與昆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