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産階級儒生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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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蔓延到整個中國社會的驚人的粗鄙與醜陋，進而使得他們不得不站出來反對李鴻章和他的追随者，以及他們照搬照用西方近代發展模式的拙劣觀念與做法。
所有這些，便是真正的中國儒生身上所具備的那種排外精神的道德基礎。
在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中，處于原版“牛津運動”中紐曼博士的地位的人，是已故的李鴻藻大人，後來他成為翰林院掌院學士。
客觀地說，他不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他與紐曼博士一樣，僅是一個溫文爾雅、品德純正的人。
時至今日，中國目前的這一輩文人學士們即便在事隔多年後談起他來，還是滿懷敬仰之情，并且充滿發自内心的愛戴。
在他逝世後，皇太後陛下賜給他最為榮耀的“文正”谥号。
同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有關聯的兩個最著名的人物，一是已故的張佩倫大人，即當年福州海戰中的主要當事人；另一個則是已故的帝國重臣張之洞大人。
此外，曾參加這一運動的其他名人還有：已故的鄧承修，陳寶琛（最近被召回北京）、徐緻祥和陳啟泰（江蘇巡撫，前些時候剛去世）。
中國的這場“牛津運動”，在東京灣戰役爆發前夕達到高潮，勢不可擋。
在這次戰争的和談過程中，李鴻章将邊界協定問題弄得一團糟，這些年輕的翰林們意氣風發，為了國家利益而大聲疾呼，李鴻章被迫退隐了一段時間，面對熱情高漲的翰林們隻有徒呼奈何。
接着，大清帝國政府派陳寶琛為欽差，赴上海高昌廟去與巴諾德（當時的法國公使）談判；張佩倫則被遣往福建擔任會辦大臣，負責保衛福州；張之洞接任兩廣總督，前去駐守廣州。
客觀地說，這幫年輕氣盛、頭腦發熱的儒生，實際上是毫無作戰經驗的，可想而知，讓這些書生猛然間投筆從戎，戰果自然一塌糊塗。
在這一事件中，最終的結果是，面對僵持的局面，法國人按捺不住了，法軍艦隊司令孤拔下令，擊敗并摧毀了福建水師。
張佩倫大人則如同一個隻會吟詩作對的拉丁詩人一樣被打得丢盔棄甲，狼狽地逃到一座山上躲了起來；張之洞大人則幸運一些——法國人沒有攻打廣州。
中法戰争後，李鴻章東山再起，大權重握。
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就這樣流産了。
先前被派往上海高昌廟談判的陳寶琛，受到免職處分。
張佩倫，這位福州海戰中的主要當事人被流放到驿道上服苦役，流放期滿後，他遭遇到的居然是這麼一樁極富戲劇性的巧合事件：他竟成了李鴻章的乘龍快婿！鄧承修則先是被派往東京灣去劃定邊界，不久，幹脆就從中國政壇上永遠消失了。
徐緻祥在翰林院則被束之高閣，朝廷不再叙用他，他呢，則開始沉湎于酒色，這導緻了他的早逝。
在他死前，他曾上書猛烈參劾張之洞大人，我記得他的措辭極其嚴厲，他指責張大人背離了早期的原則，竟然向李鴻章靠攏了。
在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中，有兩人在清流黨解體後沒有失寵，即李鴻藻大人和張之洞大人。
皇太後陛下對李鴻藻大人還是持一如既往的尊崇态度，恩遇有加。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李大人死後，她賜給他最榮耀的“文正”谥号——正是這件小事，使我洞悉到皇太後陛下内心所持的立場，這一事件标志着皇太後陛下内心是站在“牛津運動”發起者一邊的。
同已故的維多利亞女王一樣，她不能容忍帕麥斯頓勳爵，我們的皇太後陛下也絕不會發自内心地喜歡李鴻章——盡管她不得不利用他那雙富有經驗的手來處理帝國的内外政務。
當張佩倫——那個福州海戰的主要當事人流放歸來，并成為李鴻章的乘龍快婿之後，李鴻章請求太後将其官複原職，對此，太後不客氣地加以拒絕了。
她無法想象，一個曾經屬于“牛津運動”陣營的人，竟然會跟李鴻章的女兒結婚！ 在這裡，李鴻章被我稱為“中國的帕麥斯頓勳爵”，那麼對于張之洞大人，我們則可以稱之為“中國的格萊斯頓勳爵”——他們分别是中英兩國“牛津運動”的派生物。
格萊斯頓勳爵先是英國聖公會高教會派保王黨人，後來則成為帝國的首相；張之洞大人呢，他起初是一個中國儒家“高教會”的保守代表，後來則成為立憲政治的鼓吹者。
不客氣地說，他們二人都算是學者，可惜的是他們的學養也都算不上深厚，在學識上甚至可以用“膚淺”二字評價。
因此，從他們兩人身上，我們事實上都可以看到中英兩國的“牛津運動”在精神文化方面都存在嚴重的缺陷。
我認為，中英兩國的“牛津運動”的共同缺陷在于：他們都簡單地從各自既定的理論原則出發來看待問題。
在英國，是基于基督教的原則；在中國，則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原則。
這兩場“牛津運動”的陣營裡的學者們都想當然地認定，既成的基督教原則或儒教原則是千真萬确的，而不敢或不願以對事物本質的探索來檢驗一下這些原則究竟是否真的正确。
簡而言之，無論是中國的還是英國的“牛津運動”，其思想都從未慮及事物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他們探讨的問題從未觸及到事物的道德根本。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兩國的“牛津運動”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智識啟蒙運動，他們的理論所體現出的膚淺和虛僞，是他們的緻命弱點。
總之，分别投身于本國的“牛津運動”的兩國學者都同樣地缺乏富有活力的思想，并且也沒有真正的思想家所具備的那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其原因在于，他們的思想從未觸及事物的道德根本。
這就是投身“牛津運動”的學者們思想極易發生轉變的根本原因所在——紐曼博士後來改變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格萊斯頓勳爵和張之洞大人則一而再、再而三地改變自己的政見。
簡而言之，張之洞和格萊斯頓一樣，他們不是思想家，而是傑出的雄辯家；他們不是真正的學者，而是所謂的“文人”或曰“士大夫”。
但是，作為中國“牛津運動”的成員，張之洞大人卻有一種李鴻章從不曾有的思想能力。
說實在的，李鴻章是個庸人，不過，像帕麥斯頓勳爵那樣，他是一個帶貴族氣質的庸人：他具備一個中國翰林所應具備的優秀的外在涵養和良好的儀表氣度，因為他出身于翰林院——中國的“牛津大學”。
但是，他除了早年為參加科舉考試而受到的一般儒家教育外，就沒有接受更廣泛、更深刻的文化教育了。
值得一提的是，他勤奮而有條不紊的辦事作風補償了他的不足。
長期處理實際政治事務的豐富經曆使他獲得了切實可靠的實踐知識，因而，在處理實際問題方面，他比張之洞大人這種見識不廣、缺乏主見的學者型人物要顯得更為果斷、老練。
中法戰争之後，張之洞大人繼續留在廣州。
正是在那裡，他的所見所聞使他離棄了中國牛津運動的原則，變成一個維新人士。
其實，那場廣為西方人所知的中國改革（即清末新政），真正的發起人是他，而不是袁世凱。
這場新政，經曆了三個比較明顯的階段：第一階
所有這些，便是真正的中國儒生身上所具備的那種排外精神的道德基礎。
在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中，處于原版“牛津運動”中紐曼博士的地位的人，是已故的李鴻藻大人，後來他成為翰林院掌院學士。
客觀地說，他不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他與紐曼博士一樣，僅是一個溫文爾雅、品德純正的人。
時至今日，中國目前的這一輩文人學士們即便在事隔多年後談起他來，還是滿懷敬仰之情，并且充滿發自内心的愛戴。
在他逝世後，皇太後陛下賜給他最為榮耀的“文正”谥号。
同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有關聯的兩個最著名的人物，一是已故的張佩倫大人，即當年福州海戰中的主要當事人；另一個則是已故的帝國重臣張之洞大人。
此外，曾參加這一運動的其他名人還有：已故的鄧承修，陳寶琛（最近被召回北京）、徐緻祥和陳啟泰（江蘇巡撫，前些時候剛去世）。
中國的這場“牛津運動”，在東京灣戰役爆發前夕達到高潮，勢不可擋。
在這次戰争的和談過程中，李鴻章将邊界協定問題弄得一團糟，這些年輕的翰林們意氣風發，為了國家利益而大聲疾呼，李鴻章被迫退隐了一段時間，面對熱情高漲的翰林們隻有徒呼奈何。
接着，大清帝國政府派陳寶琛為欽差，赴上海高昌廟去與巴諾德（當時的法國公使）談判；張佩倫則被遣往福建擔任會辦大臣，負責保衛福州；張之洞接任兩廣總督，前去駐守廣州。
客觀地說，這幫年輕氣盛、頭腦發熱的儒生，實際上是毫無作戰經驗的，可想而知，讓這些書生猛然間投筆從戎，戰果自然一塌糊塗。
在這一事件中，最終的結果是，面對僵持的局面，法國人按捺不住了，法軍艦隊司令孤拔下令，擊敗并摧毀了福建水師。
張佩倫大人則如同一個隻會吟詩作對的拉丁詩人一樣被打得丢盔棄甲，狼狽地逃到一座山上躲了起來；張之洞大人則幸運一些——法國人沒有攻打廣州。
中法戰争後，李鴻章東山再起，大權重握。
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就這樣流産了。
先前被派往上海高昌廟談判的陳寶琛，受到免職處分。
張佩倫，這位福州海戰中的主要當事人被流放到驿道上服苦役，流放期滿後，他遭遇到的居然是這麼一樁極富戲劇性的巧合事件：他竟成了李鴻章的乘龍快婿！鄧承修則先是被派往東京灣去劃定邊界，不久，幹脆就從中國政壇上永遠消失了。
徐緻祥在翰林院則被束之高閣，朝廷不再叙用他，他呢，則開始沉湎于酒色，這導緻了他的早逝。
在他死前，他曾上書猛烈參劾張之洞大人，我記得他的措辭極其嚴厲，他指責張大人背離了早期的原則，竟然向李鴻章靠攏了。
在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中，有兩人在清流黨解體後沒有失寵，即李鴻藻大人和張之洞大人。
皇太後陛下對李鴻藻大人還是持一如既往的尊崇态度，恩遇有加。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李大人死後，她賜給他最榮耀的“文正”谥号——正是這件小事，使我洞悉到皇太後陛下内心所持的立場，這一事件标志着皇太後陛下内心是站在“牛津運動”發起者一邊的。
同已故的維多利亞女王一樣，她不能容忍帕麥斯頓勳爵，我們的皇太後陛下也絕不會發自内心地喜歡李鴻章——盡管她不得不利用他那雙富有經驗的手來處理帝國的内外政務。
當張佩倫——那個福州海戰的主要當事人流放歸來，并成為李鴻章的乘龍快婿之後，李鴻章請求太後将其官複原職，對此，太後不客氣地加以拒絕了。
她無法想象，一個曾經屬于“牛津運動”陣營的人，竟然會跟李鴻章的女兒結婚！ 在這裡，李鴻章被我稱為“中國的帕麥斯頓勳爵”，那麼對于張之洞大人，我們則可以稱之為“中國的格萊斯頓勳爵”——他們分别是中英兩國“牛津運動”的派生物。
格萊斯頓勳爵先是英國聖公會高教會派保王黨人，後來則成為帝國的首相；張之洞大人呢，他起初是一個中國儒家“高教會”的保守代表，後來則成為立憲政治的鼓吹者。
不客氣地說，他們二人都算是學者，可惜的是他們的學養也都算不上深厚，在學識上甚至可以用“膚淺”二字評價。
因此，從他們兩人身上，我們事實上都可以看到中英兩國的“牛津運動”在精神文化方面都存在嚴重的缺陷。
我認為，中英兩國的“牛津運動”的共同缺陷在于：他們都簡單地從各自既定的理論原則出發來看待問題。
在英國，是基于基督教的原則；在中國，則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原則。
這兩場“牛津運動”的陣營裡的學者們都想當然地認定，既成的基督教原則或儒教原則是千真萬确的，而不敢或不願以對事物本質的探索來檢驗一下這些原則究竟是否真的正确。
簡而言之，無論是中國的還是英國的“牛津運動”，其思想都從未慮及事物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他們探讨的問題從未觸及到事物的道德根本。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兩國的“牛津運動”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智識啟蒙運動，他們的理論所體現出的膚淺和虛僞，是他們的緻命弱點。
總之，分别投身于本國的“牛津運動”的兩國學者都同樣地缺乏富有活力的思想，并且也沒有真正的思想家所具備的那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其原因在于，他們的思想從未觸及事物的道德根本。
這就是投身“牛津運動”的學者們思想極易發生轉變的根本原因所在——紐曼博士後來改變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格萊斯頓勳爵和張之洞大人則一而再、再而三地改變自己的政見。
簡而言之，張之洞和格萊斯頓一樣，他們不是思想家，而是傑出的雄辯家；他們不是真正的學者，而是所謂的“文人”或曰“士大夫”。
但是，作為中國“牛津運動”的成員，張之洞大人卻有一種李鴻章從不曾有的思想能力。
說實在的，李鴻章是個庸人，不過，像帕麥斯頓勳爵那樣，他是一個帶貴族氣質的庸人：他具備一個中國翰林所應具備的優秀的外在涵養和良好的儀表氣度，因為他出身于翰林院——中國的“牛津大學”。
但是，他除了早年為參加科舉考試而受到的一般儒家教育外，就沒有接受更廣泛、更深刻的文化教育了。
值得一提的是，他勤奮而有條不紊的辦事作風補償了他的不足。
長期處理實際政治事務的豐富經曆使他獲得了切實可靠的實踐知識，因而，在處理實際問題方面，他比張之洞大人這種見識不廣、缺乏主見的學者型人物要顯得更為果斷、老練。
中法戰争之後，張之洞大人繼續留在廣州。
正是在那裡，他的所見所聞使他離棄了中國牛津運動的原則，變成一個維新人士。
其實，那場廣為西方人所知的中國改革（即清末新政），真正的發起人是他，而不是袁世凱。
這場新政，經曆了三個比較明顯的階段：第一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