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産階級儒生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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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說來，中國的太平天國叛亂有點類似于歐洲的法國大革命：二者都是旨在摧毀不公正、腐敗的社會秩序。
如同法國大革命之後該國的統治局面一樣，在中國的“後太平天國革命”時代，國家統治權的重心也從滿洲貴族轉移到中産階級的身上。
此外，因社會的舊有秩序被搗毀而産生的震動，也總會給社會和人們的心理帶來一股慣性力量——如人們心目中的常規和舊俗的崩潰。
在這場革命之後，人們往往能以一種相對比較自由、獨立的方式來看待事物，這種方式就是所謂的“自由主義”。
我們可以說，一個民族作為一個整體，人們的心智一旦擺脫舊有陋規和習俗的桎梏，就立即會變得生機勃勃。
因此，我們看到，在中國的太平天國叛亂時期，正如法國大革命時一樣，人們才智煥發，那種朝氣蓬勃的精神力量感染了整個國家。
對于這種人民智識的持續增長，起初，那些再造社稷的偉大的中國儒生們尚能引導、控制這股力量，并将其納入一定的秩序而不至于失控。
但是，不久之後，這種智識增長漸漸停滞，甚至開始失控。
這樣發展下去，這種失控的勢力（我們仍可稱之為“自由主義”）不僅會迷失方向，而且可能誤入歧途，損害普通國民的心智。
為了把這種快要陷于失控、進而會導緻普通國民在智識上誤入歧途的力量嚴格按照儒家原則納入思想的正軌，我所謂的“中國牛津運動”興起了。
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主要是旨在反對李鴻章——即時下中國的中産階級領袖、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或曰“中國的帕麥斯頓勳爵”。
李鴻章繼曾國藩侯爵之後成為中國儒生的領袖。
當這位偉大的中國儒生率領儒生和農民鎮壓了太平天國叛亂之後，仍有兩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擺在他們面前，亟需解決。
首先，就是重建工作——戰争之後，在戰争發生地重建社會秩序和各級行政管理機構，這是極為現實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則是，作為“天朝上國”，我們應該采取什麼辦法來對付歐風美雨的侵襲？對于西方人掌握的現代工業文明及功利主義的強大的破壞力量，我們到底怎麼應付？ 對于第一個問題，即重建戰亂地社會秩序和行政管理機構的實際工作，那個偉大的漢族儒生所做得一切非常值得我們稱贊。
對于他的努力成果，即使算不上是完美，至少也說得上是立竿見影。
在太平天國叛亂被鎮壓後的極短的時間内，半個中國的行政機器和社會秩序迅速得以恢複，并開始正常運轉，老大帝國呈現出一派太平景象，是為“同治中興”。
然而，關于如何處理另一個問題，即如何對付現代歐洲工業文明的破壞力量，曾國藩侯爵——那個偉大的漢族儒生則完全失敗了。
一時間，中國的儒生們在歐洲現代工業文明及功利主義的破壞力量面前一籌莫展。
這一現象，讓人想起當年在英國，新興的中産階級面對法國大革命中的革命派所提出的思想和理論，也是同樣的啞口無言。
總而言之，要有效地對付現代歐洲工業文明及功利主義的破壞力量，中國的儒生們需要有一種“開放”的心态。
但是，舊式的儒生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開放”觀念，因為他們自幼在狹隘的宋代儒家清教主義（理學）教導下成長，他們不可能對另一種文明真正抱學習、交流的态度。
鑒于現代歐洲工業文明的東來，他們所想到的“開放”，至多就是中國人必須擁有現代的槍炮和戰艦，僅此而已。
不過，當時在中國的政界，有一個大人物對于真正的“開放”的含義是有所領悟的，他是一個滿洲官員。
正當漢族儒生們忙于修建軍械工廠和試制現代化的槍炮時，文祥，即後來的領班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首席大臣，設立了同文館，他極富前瞻性地設立了這樣一個學院，旨在使中國青年接受充分的西式教育。
的确，曾國藩侯爵後來也曾派出120名中國幼童赴美留學，不過，同文祥相比，曾國藩侯爵的歐式教育理念極其模糊、狹隘，他以及他領導下的漢族儒生們僅僅是要派學生出國學習制造槍炮、掌握駕駛戰艦技術；而文祥這位偉大的滿洲政治家對于西式教育的看法，卻與他們截然不同。
如果有人想了解文祥大人創設同文館的構想是多麼開放和富有前瞻性，隻要閱讀一下他與美國駐華公使的一段談話就夠了，這段談話刊登在美國政府出版的《外交通訊》裡。
不幸的是，這個偉大的政治家那旨在拯救中國的正确的開放思想，居然被委托給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即赫德爵士來負責具體操作和執行了！對于這個極其重要的教育機構——其創辦之成敗攸關中國的未來——赫德爵士并沒有選派歐美列國第一流的學者和絕對可以勝任此職的西方人來主持，而是指派他的一個私人朋友，即一個美國傳教士去擔任總教習。
這樣，同文館，這個本該成為中華民族實現近代化之曙光、對古老的中國進行西學啟蒙、進而成為中國“開放”之源的教育機構，就變成了一個收容貧苦、饑餓、目不識丁的青年的二流食宿學校。
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曾有兩個人（即赫德爵士和李鴻章）真心想着手拯救中華民族，但不幸的是，這兩個人都是馬修·阿諾德所說的那種“庸人”。
國運如此，怎能不讓人黯然神傷？盡管赫德爵士和李鴻章無疑都對中國做出過貢獻，但前者對于同文館和所有有關中國教育的問題要麼是漠不關心，要麼便疏忽大意了；而後者對于120個歸國留學生的處理态度則非常消極，這樣的錯誤給他們二人帶來了深刻的恥辱，并永遠難以洗刷。
在李鴻章大人看來，隻有堅船利炮才能拯救中國；而赫德爵士則認為，就拯救中國而言，最為重要的乃是征收高額國家稅收以開國家之财源。
對于這兩種關于何為國家強盛之本的施政理念，恕我直言，赫德爵士的理念比李鴻章大人的顯得更狹隘、卑鄙和無恥。
我們已經得知，笃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儒生們關于中國“開放”的思想和觀念，乃是要擁有現代化的新式槍炮和戰艦。
為了推行這一“開放”計劃，李鴻章将那些暴發的富人、中小商人和城市買辦階層，即那些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獲益頗豐的生意人吸引到自己周圍——不用懷疑，這些人都贊成李鴻章采用外國的方法去推行其所謂的“進步事業”。
然而，這些人照搬照用西方近代發展模式的拙劣觀念與做法，其中包含了驚人的粗鄙和醜陋——對此馬修·阿諾德在談起英國新興中産階級及其主張的自由主義時曾加以嚴厲斥責。
可想而知，這種粗鄙和醜陋肯定也會讓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後捍衛者——翰林院，即中國的“牛津大學”那些知識精英們為之震驚。
這樣，由于各種原因，中國的“牛津運動”就變成了一場情緒強烈的排外運動。
之所以說它“排外”，并不是說那些知識精英們對于外國人及外國事物一概持憎惡的态度，而是因為他們一眼看穿了那種
如同法國大革命之後該國的統治局面一樣，在中國的“後太平天國革命”時代，國家統治權的重心也從滿洲貴族轉移到中産階級的身上。
此外，因社會的舊有秩序被搗毀而産生的震動，也總會給社會和人們的心理帶來一股慣性力量——如人們心目中的常規和舊俗的崩潰。
在這場革命之後，人們往往能以一種相對比較自由、獨立的方式來看待事物，這種方式就是所謂的“自由主義”。
我們可以說，一個民族作為一個整體，人們的心智一旦擺脫舊有陋規和習俗的桎梏，就立即會變得生機勃勃。
因此，我們看到，在中國的太平天國叛亂時期，正如法國大革命時一樣，人們才智煥發，那種朝氣蓬勃的精神力量感染了整個國家。
對于這種人民智識的持續增長，起初，那些再造社稷的偉大的中國儒生們尚能引導、控制這股力量，并将其納入一定的秩序而不至于失控。
但是，不久之後，這種智識增長漸漸停滞，甚至開始失控。
這樣發展下去，這種失控的勢力（我們仍可稱之為“自由主義”）不僅會迷失方向，而且可能誤入歧途，損害普通國民的心智。
為了把這種快要陷于失控、進而會導緻普通國民在智識上誤入歧途的力量嚴格按照儒家原則納入思想的正軌，我所謂的“中國牛津運動”興起了。
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主要是旨在反對李鴻章——即時下中國的中産階級領袖、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或曰“中國的帕麥斯頓勳爵”。
李鴻章繼曾國藩侯爵之後成為中國儒生的領袖。
當這位偉大的中國儒生率領儒生和農民鎮壓了太平天國叛亂之後，仍有兩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擺在他們面前，亟需解決。
首先，就是重建工作——戰争之後，在戰争發生地重建社會秩序和各級行政管理機構，這是極為現實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則是，作為“天朝上國”，我們應該采取什麼辦法來對付歐風美雨的侵襲？對于西方人掌握的現代工業文明及功利主義的強大的破壞力量，我們到底怎麼應付？ 對于第一個問題，即重建戰亂地社會秩序和行政管理機構的實際工作，那個偉大的漢族儒生所做得一切非常值得我們稱贊。
對于他的努力成果，即使算不上是完美，至少也說得上是立竿見影。
在太平天國叛亂被鎮壓後的極短的時間内，半個中國的行政機器和社會秩序迅速得以恢複，并開始正常運轉，老大帝國呈現出一派太平景象，是為“同治中興”。
然而，關于如何處理另一個問題，即如何對付現代歐洲工業文明的破壞力量，曾國藩侯爵——那個偉大的漢族儒生則完全失敗了。
一時間，中國的儒生們在歐洲現代工業文明及功利主義的破壞力量面前一籌莫展。
這一現象，讓人想起當年在英國，新興的中産階級面對法國大革命中的革命派所提出的思想和理論，也是同樣的啞口無言。
總而言之，要有效地對付現代歐洲工業文明及功利主義的破壞力量，中國的儒生們需要有一種“開放”的心态。
但是，舊式的儒生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開放”觀念，因為他們自幼在狹隘的宋代儒家清教主義（理學）教導下成長，他們不可能對另一種文明真正抱學習、交流的态度。
鑒于現代歐洲工業文明的東來，他們所想到的“開放”，至多就是中國人必須擁有現代的槍炮和戰艦，僅此而已。
不過，當時在中國的政界，有一個大人物對于真正的“開放”的含義是有所領悟的，他是一個滿洲官員。
正當漢族儒生們忙于修建軍械工廠和試制現代化的槍炮時，文祥，即後來的領班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首席大臣，設立了同文館，他極富前瞻性地設立了這樣一個學院，旨在使中國青年接受充分的西式教育。
的确，曾國藩侯爵後來也曾派出120名中國幼童赴美留學，不過，同文祥相比，曾國藩侯爵的歐式教育理念極其模糊、狹隘，他以及他領導下的漢族儒生們僅僅是要派學生出國學習制造槍炮、掌握駕駛戰艦技術；而文祥這位偉大的滿洲政治家對于西式教育的看法，卻與他們截然不同。
如果有人想了解文祥大人創設同文館的構想是多麼開放和富有前瞻性，隻要閱讀一下他與美國駐華公使的一段談話就夠了，這段談話刊登在美國政府出版的《外交通訊》裡。
不幸的是，這個偉大的政治家那旨在拯救中國的正确的開放思想，居然被委托給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即赫德爵士來負責具體操作和執行了！對于這個極其重要的教育機構——其創辦之成敗攸關中國的未來——赫德爵士并沒有選派歐美列國第一流的學者和絕對可以勝任此職的西方人來主持，而是指派他的一個私人朋友，即一個美國傳教士去擔任總教習。
這樣，同文館，這個本該成為中華民族實現近代化之曙光、對古老的中國進行西學啟蒙、進而成為中國“開放”之源的教育機構，就變成了一個收容貧苦、饑餓、目不識丁的青年的二流食宿學校。
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曾有兩個人（即赫德爵士和李鴻章）真心想着手拯救中華民族，但不幸的是，這兩個人都是馬修·阿諾德所說的那種“庸人”。
國運如此，怎能不讓人黯然神傷？盡管赫德爵士和李鴻章無疑都對中國做出過貢獻，但前者對于同文館和所有有關中國教育的問題要麼是漠不關心，要麼便疏忽大意了；而後者對于120個歸國留學生的處理态度則非常消極，這樣的錯誤給他們二人帶來了深刻的恥辱，并永遠難以洗刷。
在李鴻章大人看來，隻有堅船利炮才能拯救中國；而赫德爵士則認為，就拯救中國而言，最為重要的乃是征收高額國家稅收以開國家之财源。
對于這兩種關于何為國家強盛之本的施政理念，恕我直言，赫德爵士的理念比李鴻章大人的顯得更狹隘、卑鄙和無恥。
我們已經得知，笃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儒生們關于中國“開放”的思想和觀念，乃是要擁有現代化的新式槍炮和戰艦。
為了推行這一“開放”計劃，李鴻章将那些暴發的富人、中小商人和城市買辦階層，即那些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獲益頗豐的生意人吸引到自己周圍——不用懷疑，這些人都贊成李鴻章采用外國的方法去推行其所謂的“進步事業”。
然而，這些人照搬照用西方近代發展模式的拙劣觀念與做法，其中包含了驚人的粗鄙和醜陋——對此馬修·阿諾德在談起英國新興中産階級及其主張的自由主義時曾加以嚴厲斥責。
可想而知，這種粗鄙和醜陋肯定也會讓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後捍衛者——翰林院，即中國的“牛津大學”那些知識精英們為之震驚。
這樣，由于各種原因，中國的“牛津運動”就變成了一場情緒強烈的排外運動。
之所以說它“排外”，并不是說那些知識精英們對于外國人及外國事物一概持憎惡的态度，而是因為他們一眼看穿了那種